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只想知道你替我说了什么(我不在乎你)

1.我不在乎别人说了什么,我只在乎你替我说了什么

大众日报记者 李梦馨 朱子钰她是获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的第一位80后作家,二十多岁即锋芒毕露,连续3年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4月10日,作家笛安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长文,标题是《这封信,写给十四年前去过龙城的你》。

2.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只在乎你有没有相信我

龙城,一个笛安虚构的城市,在面貌上接近她的出生地——山西太原,是笛安最为人熟知的三部作品《西决》《东霓》和《南音》(被统称为“龙城三部曲”)故事的发生地促使她提笔写长文的缘由,是由这三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龙城》开播在即。

3.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的说说

5月7日下午,在济南山东书城的二楼,有一场笛安新书《亲爱的蜂蜜》的读者见面会在笛安聊完新书之后,有一位十几年的“老粉”书迷便反应迅捷地举起手,她先是犀利地细数电视剧《龙城》的诸多争议,最后让笛安给电视剧打个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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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安松了一口气,“问完这个,我的压力就小了”不同于读者对“龙城三部曲”的钟情厚爱,对电视剧《龙城》,争议的声浪几乎淹没了其他声音,或许正是因为对这三部小说的执念,以至于他们用更严苛的视角去审视改编作品 即使距离《西决》第一版正式面世已经过去十四年,“龙城三部曲”的影响力仍然会因为各种缘由不断卷土重来,读者会以此为参照,不断审视笛安之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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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是年少成名的作家必然面临的:如何将过早显露的天分转化为持久的写作生产力,读者期待与作家自我期待的错位,等等 在不断回应外部声音的同时,笛安一直有写作上的自我挣扎,是困扰她已久的天分问题她曾对媒体公开承认,“可能有一点儿小天分,但很遗憾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多”,在试图驾驭或控制天分的一系列搏斗后,她终于不再纠结,可以坦诚地说,“我现在越来越不在乎大家认为我有没有才华这件事。

6.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只在乎你说说

” 写作是私生活的一部分 见面会之前,笛安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空气里掺着一点点微风,阳光洒进落地窗,这是济南最好的时节,气温刚刚好一落座,她便端起硕大的咖啡杯抿了一口,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问道“你们想了解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关于您和写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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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靠着什么写作的?”面对记者的发问,笛安显得从容,轻轻地将后背靠向沙发,以自己留学时期的经历缓缓开头—— 刚到法国留学时,笛安在距离巴黎200公里的图尔小城租了一个位置相当偏僻的住处房子在山上,交通十分不便,晚上8点之后就不再通公交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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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身在外,语言不通,让看电视这种基本消遣都变得十分困难,笛安想做点儿事打发这漫长的夜晚 这件事在笛安那里很本能地成了写作 父母都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孩子似乎天生就应该会写作,承父母意志从事写作也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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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笛安的家庭中,却不是如此 笛安小时候就发现自己跟其他小朋友不一样她常常自言自语,在脑海中编故事,构筑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也爱涂涂写写,数学课听不下去的时候,思维就自动切换到写作的状态,在本子上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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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的这些表现,在父亲李锐看来并不够得上写作天赋的门槛,甚至还拒绝了友人想帮女儿出一本诗集的想法,“自己写写开心就行了”,考大学才是紧要的事情,他想把笛安引向一条常规的路在母亲那里,这条常规的路,有更准确的描述——好好读书,将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

被“压制”已久的写作欲,在异国他乡陌生孤独的环境里彻底苏醒笛安将其归结于学一门新语言给大脑带来的 *** ,大脑中不断被植入另一套语言系统,这让她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察母语的视角,“使用中文的方式不太一样了”。

双重驱使下,她都没考虑写作技巧这回事,光凭借直觉,文字自然地流泻而出,在这样的状态下她写完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姐姐的丛林》,并以“笛安”的名字发表在《收获》杂志上一向认为笛安没有写作天分的父母,在看过小说后难得改口,惊讶于女儿的“脱胎换骨”。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起点,尽管笛安的认知是后知后觉的,她当时甚至不了解这份杂志在文学界的地位,但她依然记得收到杂志回信时,那种激动兴奋汹涌而至的感觉,那是“20年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原因在于她的写作收获了家人之外的认可,这在笛安看来是更加公允的、摒弃情感色彩的评价。

她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就被认可,是一件太难得的事情,或许这种认可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自信能写作的种子,就此埋下 后来签约出版社,一部部作品面世,笛安不仅蹚出了一条写作的路子,而且越走越远了临近毕业时,同学都在为未来的走向发愁,笛安也不例外,但写作已经为她带来了实在的收入,看着自己的银行账户余额,她感觉好像真的能靠写作养活自己,便决定专职写作。

冥冥中,笛安还是走上了与父母期许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年纪轻轻就光写作不上班,在父亲看来“不太像话”而父母口中的常规职业路径,笛安后来也不是没有尝试过,2010年,笛安开始担任《文艺风赏》的杂志主编,从作者到编者,她踏进了自己未曾涉足的领域。

“做杂志完全是一份工作,从头到尾会面临无数的问题,比如选题怎么选,选谁的稿子、不选谁的稿子,它要求你用成年人的人格来应付所有问题”笛安坦率地承认自己并不喜欢编辑这份工作,那段尝试也更加佐证了她对自己一直以来的判断,“我实在讨厌一切工作”。

写作,严格来讲,并不能完全算是她的工作在笛安的分类下,作品完成之后,出版、宣传的那部分属于工作,名为“笛安”的小说作者接受媒体采访也属于工作,但更多的时候,写作属于她的私生活,创作过程是一种非常私密的事情,这或许能解释她写作效率最高的时间永远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这也可能是我坚持这么久的原因,如果写作只是纯粹的一份工作,我也坚持不了这么久”“在写作的行当里,很多东西比才华更重要” 不论何时提到笛安,一定无法避开龙城三部曲,正是它们,将一个年轻女孩的命运彻底推向了职业写作的一头。

龙城三部曲中,开篇之作《西决》已问世十几年,却依旧是笛安卖得最好的一本书,接下来的《东霓》《南音》几乎一气呵成,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时光 “我相信,绝大部分读者知道我都是因为龙城三部曲,这个绕不过去我再不想谈论,也是一个事实。

”笛安无奈地笑了笑,“其实我一直就很不满意它们” 但从商业价值看,龙城三部曲无疑是成功的文学作品,不仅获得了市场与口碑的双赢,还奠定了笛安“畅销书作家”的地位二十多岁的她锋芒毕露,连续三年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坛偶像,闪闪发光。

它们太过于知名,以至于多年来媒体和读者仍在不断追问与怀念,“笛安什么时候能够再写一部那样的作品?” 《西决》《东霓》和《南音》,分别在2009年、2010年、2012年出版,故事的背景都发生在“龙城”——一个笛安虚构的北方工业城市,原型是她的家乡山西太原,有浓厚的钢铁印记,充斥着冰凉的气息,一到春天就刮沙尘暴。

郑家三兄妹,以各自视角讲完了两代人的亲情故事,爱与牵绊,成长与家族纠葛在那个青春文学肆意妄为的年代,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没有青涩懵懂的探索,没有华丽语言的外壳,在那些不带繁复修饰辞藻的平白句子之下,读者惊喜地找到了另外一种严肃且冷静的表达。

“龙城系列对我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个过渡期的作品”笛安坦言,《西决》成书之时,自己还在法国上学,整个写作过程并不顺,“我意识到写作变得异常艰难,并且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她说,当时陷入了一种很纠结焦虑的状态,一边特别喜欢西决这个人物,另一边却很不满意小说呈现出来的样子,“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当时的我确实做不到。

” 《西决》让笛安一夜成名,很多人迫不及待地告诉她书卖得很好,可这份欢喜并没有很自然地浸润作者的现实人生“内心的惶恐占据了大部分,我知道这不是我最好的作品但是当时周围所有人都非常满意,包括长辈和朋友”笛安不知道该和谁说,好像说了也没人会相信,甚至会被认为是凡尔赛式的倾诉。

“那段日子真的挺难熬”她只能一个字一个字苦熬,不再与人沟通这些奇特的情绪 在此之前,笛安的写作天赋显露无遗,很多句子,都不用想太多,自己就在电脑文档里打出来了,几乎靠着本能下笔一段时间后,写作竟变得吃力,痛苦比快乐多得多。

即便全职写作,也并未让这个过程变得舒畅有时候,为了衔接好两个场景,一两百字的体量,她都要花费好几个小时,删了又写,写了又改,如此反复“尤其是到了写《南音》的时候,我越发产生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心里想要的小说写不出来,痛苦的根源就在这。

”笛安回忆 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一个职业生涯的分水岭显现——笛安开始有意识地对写作进行技术上的训练,故意设置技术门槛,比如在五千字的篇幅中,规定必须要讲完哪几件事“技巧是重要的,因为只有将足够的技巧内化、变成肌肉记忆之后,才能拥有足够自由的表达。

”而之所以对写作畏惧,还是因为技巧不够 如果说笛安的写作曾是为了自我表达,在龙城三部曲之后,写作更多是探究技巧的营造,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就像莫言说的:“你首先是一个手艺人”,前面训练要足够刻苦,不然写作还是无意义的挥洒和堆砌。

“我现在越来越不在乎大家评价我的文字是不是有才华,在写作的行当里,很多东西比才华更重要写得多了,属于个人的表现欲会越来越淡”笛安认为自己与写作的关系变得更融洽了,当然这种变化令人满意赶上了80后作家最好的时代 凭借长篇小说《景恒街》,笛安问鼎2018年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她是获奖的第一位80后作家,头三届是麦家的《风声》、毕飞宇的《推拿》以及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人民文学奖在授奖词中写道:“世故里蕴含纯真,功利中有体恤,笔致轻盈而肌理结实,情感细腻而理性清明,既有贴切的城市生活气息与质感,又不乏恒久的悲悯情怀,是一篇文质俱佳的长篇小说” 拿到这个国内文学重量级奖项时,笛安已经入行16年,在一众80后作家中,她显得有点儿与众不同。

21世纪初,80后作家创作的青春文学曾经蔚为大观,在图书市场独占鳌头郭敬明、韩寒、张悦然、颜歌等作家迅速涌向时代潮头,他们既有代表性,也不乏争议性但在此之后,文坛再没有掀起过以出生年份命名的群体现象,置于这重背景之下解读,笛安的故事也有了更高的辨识度。

外界谈起笛安,总是用“介于青春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沟通两代文学的桥梁”等标签形容同样,《景恒街》被外界定义为笛安与青春文学告别的转型之作在这部作品里,笛安试图勾勒出一个更加立体的空间,情感、职场、创业、投资融合在一个当代北京爱情故事之中,“让表层的情节、深层的趋势、潜藏的背景等更多的节奏在其间流动。

” 事实上,笛安从来不纠结自己被焊在哪个领域中,因为她认为,作品的标准永远定格在作品质量上,这才是一个创作者该操心的事情 比如,“城市乡愁”是笛安为自己创作主题下的定义,也正是这种别具一格的主题表达显露出作品的质感与成色。

笛安笔下的人物几乎全是成长于城市空间,散发出对城市生活浓郁的“乡愁”,《景恒街》里的主角景恒、灵境在经历一系列曲折之后,深深体会到,北京是他们安身立命的精神之乡还有《告别天堂》中的宋天杨,周雷……他们对城市都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

“在写作方面,我算运气不错”笛安赶上了80后作家最好的时代读者的疯狂追捧造就了庞大的文学市场,甚至是可遇不可求的时代机遇,她的作品甫一问世,便能在市场中呼风唤雨,产生较大的影响力,销量遥遥领先 一批非常年轻的读者在市场上选择了彼时最年轻的作家群体,让80后作家浩浩荡荡闯入了文学史。

“我认为,读者的选择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笛安说,他们很多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我们恰巧写出了那一代人的青春共鸣 如今,同时代的80后作家,有的早已放弃了写作,消失在公众视野,有的则转行到了编剧、导演等影视行业。

笛安觉得这很正常,“即便有一时的热闹,但能坚持下来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少,在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把创作变成修行 “笛安变了”在新书《亲爱的蜂蜜》的评论区中,熟悉笛安风格的读者都有这样相似的感受,文字中的锐利感不见了,更多的是温暖、柔和。

《亲爱的蜂蜜》书如其名,像一杯不浓的蜂蜜水,入喉微甜微温,平淡中有滋味 笛安说这是她“这些年写过情节最简单、最没有什么起伏的一本小说”,故事简单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经历了情路坎坷的男主角大熊终于遇到了一个自认为是对的人,决定好好谈恋爱的时候发现对方还有一个三岁的小孩,在跟小孩蜂蜜不得已开始的相处中,两人逐渐走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变成家人。

如果以龙城三部曲为标尺来看《亲爱的蜂蜜》,这种变化显然是天翻地覆的——大开大合的情节不再,极具戏剧张力的人物已经找不到踪迹但如果放到她整个创作生涯中看,《亲爱的蜂蜜》的异质性依然客观存在,变化的幅度却是柔和的。

用笛安自己的话来说,“写龙城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时,我对于文学的看法,对于小说的审美就已经在缓慢发生变化了,或许是‘母亲’的角色加速了这个变化,又或者,只不过是参与其中而已” 《亲爱的蜂蜜》中女主角是一个带着小女孩的母亲,很多读者自然地对应到笛安本人,她也有一个快9岁的小女孩。

笛安不能否认,她的生活,随处都是母亲和孩子相处的碎片,生活经验可以让她信手拈来,不用花费很多心思去凭空虚构跟小孩子相处的情节 这是母亲身份给笛安写作上带来的有限便利,不过更多的还是生活的瓦解和重建与小孩子朝夕相处,让笛安对生活变数的容忍度更高。

“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永远是变数,永远不可能按照你的安排来走”笛安曾以为能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能把人生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了孩子之后,这种信念土崩瓦解同时,笛安也惊喜地发现,“一个人最真实的样子,在跟小孩子相处的时候,能看得特别清楚。

小孩子能迫使你去面对人内在中非常原始的部分,逼你剥去身上文明教化的层层伪装,直面最真实 *** 的自我” 当然,需要面对的,还有写作时间的被挤压和写作节奏的放缓——晚上十点,女儿睡着之后,才是她写作开始的时间;以前能保持一年出一本书的节奏,现在只能在书迷狂轰滥炸的催更下,三四年推一部新作。

对笛安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陪孩子成长,变成了优先级别最高的事情 长期以来,笛安与写作一直处于一种拧巴的关系写作中的艰难、痛苦,或许都是这种拧巴关系的写照现在的笛安,“对写作的接纳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亲爱的蜂蜜》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她已经很久没有一口气写完一本小说的经历了,时间大概有十年甚至更久十几万字的书,不到三个月一气呵成,是一种太过久违的感受在这本书中,笛安尝试着放弃曲折复杂的情节、华丽的语言,转而追求作品内在的张力,她想知道,剥离开这些表面的文章,小说最终还能剩下什么。

年岁愈长,笛安渐渐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曾经以为得那么特别,或许从基因上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精神上真正独一无二的人还是很少的强烈的“自我”退场之后,全新的属于“叙述者”的人格会静静浮现,她看到了“曾经无法看见的东西,曾经在你心里一闪而过你却没有注意的东西,曾经在意识深处有过细微震动但是你没想过付诸语言的东西”。

32岁的时候,笛安说自己写作上的野心是有一天能写一部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小说今天,这样的野心依然悬在那里,但她不执着于必须要实现在将创作变成一种修行、真正接纳了自己之后,她发现,眼前的天地反而更加开阔。

【责任编辑:李丹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