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六七十年代，看电影是乡下小伙伴们最期盼的事情。当时的农村，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机，更没有现在的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除了一天三次，每次最多一小时定时播放的有线广播外，看露天电影，就是村民们了解外部世界和享受精神生活的最好机会了。

滑稽有趣“看反片”

在那时看露天电影就如赶集，村里的男女老少一般都不会缺席。对小伙伴们来说，只要是在十里八乡范围内播放的露天电影，是绝对不会轻易错过的。为了不错过任何一次看电影的机会，他们之间自发形成了一种有效的信息通报机制，就是不管谁得到某某大队某某生产队放露天电影的消息，一定要第一时间将情况通报给村里的被称为“小囝头子”的带头“大哥”，然后由“大哥”指派同村的一个伙伴去通报给邻村的“大哥”，邻村的这位“大哥”再如法炮制，接力相传，直至传遍周遭的村庄。

一到放电影的那天，村上的小伙伴就会早早地、老老实实地在家做好晚饭，等大人们收工后一回家，还没等大人们开始吃饭，就急急忙忙地扒拉两口带上小板凳急吼吼地往电影场跑，因为去晚了是绝对占不到好位子的。说是电影场，其实也就是一些能放电影的比较开阔的场所，像学校的操场、生产队的打谷场是最适合农村放露天电影的地方。早去的孩子要负责给晚去的同村小伙伴占位子，在地上放个小板凳，就算划地为王了。同时为了体现对通风报信者的奖励，还要给提供信息的一方多占一两个位子。

那时，每个新电影的上映，都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以至于正面站不下，就站到银幕的背面去“看反片”，这也是看露天电影的一大特色。看反片与看正片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所有的瞄准都用左眼，打枪都用左手，所有人都是左撇子，所有车都是靠左行驶，反正是全都反着来，甚是有趣滑稽。

看了再看“垫场片”

要一气呵成地看完一部露天电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时为了提高为数不多的拷贝的利用效率，一般都是采用“跑片”的方式放电影。所谓“跑片”，就是几个场子用同一个拷贝放同一部电影，等第一个场子放完一个拷贝后，得赶紧将这个拷贝由专人骑车送到第二个场子，第二个场子放完后再送往下一个场子，最多时一套拷贝可以同时在三个场子放映。如果你的场子不幸被排到第三号，那么前两个场子上出现的设备故障和人为延误都得由你那个场子来买单，所以经常会出现垫场的《新闻简报》和《科教影片》放完了，正片的拷贝还没送到，还得继续看那些看了又看的垫场片。

但说实话，那些科教片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而言，其拍摄和制作的质量还是称得上一流的，这些普及实用科学知识的影片，即使现在拿出来看仍趣味盎然。记得那时在看过一部叫《养鸭姑娘》的科教片后，才知道北京填鸭肚子里的食物是靠人工用机器强行灌进去的，而不是鸭子自己美美地吃进去的。还有一部叫《泥石流》的科教片，将倒下的泥土砂石瞬间吞没整个山谷的情景拍的相当的真实和震撼，其感觉不下于看今天的好莱坞大片。到千呼万唤的正片登场时，往往也是看了上半部，迟迟不见下半部，以至于常常会因为实在等得焦急，就把上半部片子倒回去再重新放一遍的情况。

每看完一部电影回家后，直到在看下一部电影之前，这部电影里人物的造型和说话的腔调，一直会成为小伙伴们争相模仿的对象和不离口的话题。对当时的每一个孩子来说，我相信他们内心都曾有过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长大后要当一个电影放映员，因为在他们看来，能够将看电影当工作，天底下还有比这更美的差事吗！

独霸天下“样板戏”

从1966年到1970年还处在文革期间，除了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简报》和科影厂拍摄的科教影片以外，没有拍摄出一部故事影片。从1970年开始，基于八个戏曲样板戏的样板戏电影开始问世。平心而论，样板戏电影在形式上的精致和在表演上的精准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它本身应该是极大地发展了京剧等戏曲及舞台剧艺术，问题只是出在，在将近七八年的时间里，全国人民就看这八部样板戏也确实是过于单调了点。《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我们不知看过多少遍，对其中的大多数情节和唱段更是了然于胸，许多唱段到现在还在歌厅大为流行，而且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几乎人人都会闭着眼睛来上两段。

文革期间在样板戏电影出现以前，放得最多的电影是“三战一记两列宁”，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其中后两部是从苏联进口的。这些国产战争片都是在文革前拍摄的。《南征北战》里面国军将领张军长的一句“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的无奈感慨，至今还在被大量创造性地引用，成为许多因为无能而推脱责任的人的说辞。还有一部经典影片是《英雄儿女》，这部激励了几代人的英雄主义影片，更是因片中的男主角王成的一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曾激发了多少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满腔热血！

正是因为国产电影的匮乏，倒是让我们在文革中看了不少进口片。记得在我十来岁时，放映过一部叫《卖花姑娘》的朝鲜宽银幕影片，那是我看的第一部宽银幕电影。这部影片当时在中国引起了史无前例的轰动，创下了放映和观影的奇迹，那个卖花姑娘“花妮”的凄惨命运拨动了几乎所有出身贫寒的乡亲们的脆弱神经，引落无数同情的泪水，有的更是嚎啕大哭，连哭连看，连看连哭。

看南斯拉夫战争片对孩子们来说总是最兴奋的，有一部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南斯拉夫战争片，这部影片在我们这些崇拜英雄的小男孩中风靡一时，让人热血沸腾。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也许还记得：“啊，一座美丽的城市，比绍夫。”“是啊，可是并不平静，该是让她平静的时候了。”这句著名的台词，但其中的另一句“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的台词，更是一到酷热的夏天就常常挂在我们这帮毛孩嘴边。

此片的主演是日沃伊诺维奇，他的另一部更早一些的影片《桥》在中国也脍炙人口，其中的电影插曲“啊朋友，再见！”更是人人会唱，成了当时最著名的流行歌曲，特别是歌曲后面那段潇洒任性的口哨，更是倍觉新奇，百听不厌，于是学吹口哨，成为了当时小年轻的风尚，因为在此之前，吹口哨常常被认为是那些“作风不正”的“不三不四”之徒的标签，所以没有几个家伙敢胆大妄为吹。

主角都是“高大全”

七十年代以后，我国的电影制作开始陆续恢复，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对人物进行英雄化、脸谱化、模式化的描写，集中体现在“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我看过的文革电影里，英雄化的代表是《金光大道》里的男主角，此人高大英俊，很有趣也非常“巧”，他的名字就叫“高大泉”，后来电影的正派主角被称作“高大全”，盖源于此。

人物脸谱化以《战洪图》里反面人物王茂的表现最为突出，此人长相猥琐，尤其是他在抗洪抢险最危急关头那句诅咒下雨的“下吧，下吧，下它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的咒语，让我恨不得立马爬上荧幕把那个阴险、猥琐、狠毒的坏蛋撕成粉碎！模式化就更甚了，一旦英雄人物嘴里说出伟大领袖的名字时，一定要给一个脸部大特写，而且一定要眼放光芒！模式化还表现为英雄人物不能有七情六欲，男的不能有妻子，女的不能有丈夫。比如在《沙家浜》里是只看见阿庆嫂而看不到她老公阿庆的，因为如果出现那个传说中的“阿庆”，那种卿卿我我是会动摇英雄人物阿庆嫂的革命意志的！

模式化就更登峰造极了，英雄人物即使被炸弹直接炸成两截，只要他们还没有交党费，只要还没有向组织说出叛徒的名字或报告重要秘密之前，是万万不能死的，一旦这些事情都做完后，就必定会立马咽气！此时，就连电影音乐也来推波助澜，先是弦乐由高到低的一段急奏，因为只有弦乐才会烘托出那种英雄陨落的既紧张又悲壮的气氛，如果此时突然蹦出一段激扬威武的小号旋律，那可是会犯政治错误的。然后是独奏小提琴（请记住，一定是独奏小提琴！）拉出一段缠绵悠长、悲痛欲绝的悲歌，直到把你的眼泪从你的眼眶里像豆子般勾落下来才罢休。还没完，此时听到的一定是战友们发出“我们一定要为你报仇！”之类的慷慨陈词，而且在电影的最后，这个仇准能报成！

文革中拍的片子大部分由于带有那个时代强烈的特征，以当下社会的价值观和年轻人的思维，会觉得滑稽可笑。但那个时期也留下过几部好片子，有的至今仍有放映，比如《闪闪的红星》、《海霞》等。尤其是《闪闪的红星》中那曲《红星照我去战斗》更是脍炙人口，那个“小小竹排”也载着它的演唱者李双江一路漂了四十多年。

历史，往往是一种轮回。五十年前的文革电影确实曾给我们带来过许多实实在在的欢乐，尽管现在看来是何等的幼稚、滑稽甚至可笑。问题在于人类是种很健忘的动物，人们往往在纠正一个错误的同时又不知不觉地在开始一个新的错误。我们现在的影视片中那些毫无节制的夸张和造作，也会触动我们那根敏感和脆弱的神经，但谁又敢保证，在五十年后的将来，这一切就一定不会让我们的后人嗤笑？！

来源：思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