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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是不是骂人的(为什么猪是骂人的)

有这么一批人,在网络媒体上,特别是在微信、微博上,逢中必黑,逢党必骂,逢美必赞,逢西方必舔,这些人,就是“中国公知”。

“中国公知”还有两个别名,带路党或恨国党,他们不仅恨国,还恨党,恨民族。

有时候真是难以理解,公知们对党、对国家、对民族,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仇恨,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动力,对党和国家长年累月地进行攻击。仔细一想,还是主席说得深刻,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从美国、西方过往在香港地区,以及在其他国家培养带路党搞 *** 的伎俩看,大部分“中国公知”是被美国、被西方收买,要么直接拿钱,要么得到留学或移民机会,等等,要么兼而收之。

七八年前,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曾经有一小段时间,笔者与广州公知界的一些头面人物接触过,包括去年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间谍罪逮捕的杨恒均。这些人以媒体人士居多,也有企业界、学术界的,他们结成了比较紧密的小圈子,时常小范围聚餐,有时也一起出国。因为每次激烈反驳他们离谱的恨党恨国谬论,参加几次聚餐后,就被踢了。

这些公知有没有拿钱,笔者没有看到。但可以看到的是,他们确实与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甚至已经移民。现在在微信朋友圈上,还时常看到已经是外国人的公知,或发文,或转发,不遗余力地对党和国家进行攻击。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宣传舆论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所谓“欲动天下,当动天下之心”。“中国公知”的政治任务,就是配合西方,特别是美国,在中国煽动 *** ,妄图推翻中国 *** 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变社会主义的中国为全盘西化、全面私有化的中国,变统一的中国为四分五裂的中国,变独立自主的中国为美国的附庸国,变民族产业为主导的全产业链中国为买办主导的产业升级失败的中国。

“中国公知”每时每刻都在与我们党争夺舆论阵地。这种争夺战,在千千万万个微信群内,每天都在上演,其激烈程度可以让人深刻地体会到:“舆论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令人忧心的是,在很多群内,为党、为国家实事求是说好话,反而像做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对党、对国家冷嘲热讽,攻击诋毁的人反而神气活现,好像站在所谓“普世价值”的道德制高点一样。这次疫情期间的舆情,以及围绕疫情的中美舆论攻防战,都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现象,比如方方极端主观性、片面性的情绪渲染引发的大论战,比如我外交官对美国、巴西等国政要诬蔑我国的反击,竟然遭到一大批公知及支持者的大肆攻击,认为不应该反击或者反击姿势不对,等等。

这就有必要简要考察一下当前中国舆论阵地与舆论斗争的状况。

一、极左舆论

核心诉求希望回到改革开放前,虽自称什么红,但实际上是高级黑,不过这个部分目前影响力比较小,拥护的人不多;

二、以主流媒体为主的舆论主力军

这部分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吃皇粮的媒体工作人员,也拥有最多的人才、最好的工作条件。但在社交媒体越来越无远弗届的今天,主旋律的声音越来越有边缘化之忧。每天发稿的量很大,但舆论效果怎么样,值得思考。当然,主流媒体中,也有表现特别优秀的,比如《环球时报》及其总编辑胡锡进。当前及未来的舆论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形势,迫切呼唤我们主流媒体涌现更多的胡锡进们。

每个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应该都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其核心是,在新闻工作中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如何实现这个统一?不外是继承和发扬我党的传家宝: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摒弃新闻舆论工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坚决摒弃新闻工作中只问动机,不管效果;只管数量,不管质量的各种 *** ,坚决摒弃被动防守多,主动进攻少,主动作为少、舆论监督少的懒政惰政现象。我党依靠“枪杆子”和“笔杆子”,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进入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更呼唤有战斗力的新时代“笔杆子”,真正起到主力军的中流砥柱作用!

三、网络爱国舆论生力军

以金灿荣、张维为、金一南、张文木、乔良、王小东等知名学者为代表,以自干五(注:自带干粮的五毛,五毛或小粉红是公知们对网上爱国网民的蔑称,爱国网民则拿来自嘲,称自干五)、工业党(注:一群思想特色鲜明的网民自称,信奉国家至上和工业化至上的理念,以明确的民族主义立场对抗中国公知对党和国家的攻击),以及饭圈和帝吧网友,为广大的群众基础。

2008年奥运火炬事件以来,伴随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等各个领域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伴随着上述学者声音的广泛传播,这支庞大的网络舆论生力军,自发地、快速地发展壮大。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与公知们,与港独 *** 分子、与西方国家的不良媒体,在各种网络平台上进行着激烈的舆论战,并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生动活泼的、幽默风趣的战术,比如挖坟、打脸钓鱼以及表情包等等,不断给公知、港独 *** 分子以及西方无良媒体予以沉重打击。这支生力军,经常被公知及公知同情者诬蔑为爱国贼、小粉红或极左。

四、恨国恨党恨民族,舔美崇美崇西方的公知舆论。

十八大以来,这个舆论力量遭到沉重打击,一些曾经呼风唤雨的大V们销声匿迹了。但其基本力量还在,而且正不断处心积虑地积蓄力量,比如利用微信群发展新生力量,并在群内不断发表各种黑共反中,崇美舔美的言论和文章。笔者屡次被朋友有意无意地拉进了这类群,其中有一个群的群主竟然是香港的大学老师,从其言论看,他是带着任务在内地做 *** 反华舆论工作;还有一个群,群主是知名学者,里面一群文人,几乎每天都在那里攻击诋毁党和国家,只要一反驳,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极左的大帽子马上扣上,照例,又被踢出群。

对“中国公知”的危害,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低估了他们的力量,低估了他们对党群关系破坏性,低估了他们对国内各阶层,特别是精英阶层团结的破坏性,低估了其战斗力、蛊惑性和顽固性,有一天我们可能要吃大亏,就像这些年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一样。

美国及西方国家敌对势力是“中国公知”的最大外部支持力量,港独 *** 分子是他们的同盟军。在国内,从每天微信群的激烈争论,可以看出,中国公知们在精英阶层中,尤其在党政官员、媒体界、学术界以及民营老板中,有为数不少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这里面除极少数,如贪官、如移民机构留学机构,是利益问题外,绝大部分是思想认识问题,被“中国公知”忽悠而对党、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信心,盲目信奉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 *** ”那套东西。

这些公知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实际上,就是《别了,司徒雷登》以及《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两篇雄文所一再指出的、艾奇逊所寄以很大希望颠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些精英人士,与公知的最大不同,是他们还有爱国心,但思想糊涂,容易被公知和西方的宣传欺骗,对美国、对西方的制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是”人民中的右派”。这些人患有严重的“右派幼稚病”,不了解大国竞争的残酷性和激烈性。对美国、对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有着完全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幻想,做了西方观念的奴隶而不自知,还以为自己掌握“真理”,拥有“良知”。对党内和国内形势,这些人只看到问题,不看成就;只看支流,不看主流;自己头顶有一片乌云,就以为到处都是乌云。

如果说,我们与公知之间是敌我矛盾,那么,与“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则是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公知造谣诋毁的言论,需要像以前扫黄打非一样予以扫除;对于“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怎么样逐步转变这些人的糊涂认识,让他们丢掉幻想,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这一方面需要更好地做好思想舆论工作,一方面也需要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成就、依法治国的成就、选贤任能的成就,等等,以事实去转变他们的思想。像这次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在战疫中的优异表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糟糕作为,形成了鲜明对比,相信可以教育一大批人,原来西方的月亮并不比中国圆,西方的制度并没有吹得那么好,西方人的素质并不比中国人高,尤其那1.5万去英国的小留学生家长们,估计更加会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最后,我们看一下中国公知们蛊惑性宣传的主要套路,以利善良的国人进行识别,以免被人带了节奏,等而下之,甚至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钱。

一、抓住一切机会,进行煽动。

公知最拿手的就是煽动,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娴熟的煽动套路。一有重大事件发生,第一时间就会发文,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利用人民群众一时的悲伤和愤怒情绪,把个例无限放大,大搞双标,通过别有用心的对比、煽情口号、悲情故事、造谣等等,极尽抹黑攻击之能事,极力将矛头指向党和国家,煽动人们与党和 *** 对立,煽动人们怀疑、厌 *** 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在中国抗疫最为紧张的2月,英国《金融时报》、《卫报》等西方媒体诬蔑疫情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就像1986年的那场核灾难,加速了苏联解体,妄说这次疫情会导致中国政治经济的崩溃。这个时候,中国公知们与西方媒体真是心有灵犀,关于切尔诺贝利的文章,一时刷屏社交媒体,其中包藏的祸心不可谓不毒。

一个国家和社会,任何时候都会有问题和矛盾,对这些问题和矛盾本应本着就事论事,该批评就批评,该反思就反思,该问责就问责,该除弊就除弊。但公知不是这样,他们煽动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要无限放大矛盾,激化矛盾,从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二、歪曲、抹黑党史国史和革命领袖。

前些年,这股歪风刮得比较猛,主要鼓吹民国范和所谓民国“黄金十年”,否定延安整风、否定土地改革、否定抗美援朝、否定三大改造,等等,进而否定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对于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重大失误,公知们像祥林嫂一样,整天在嘴上念叨个不停,就像金灿荣教授形容的一样,一个人6岁时穿过开裆裤,人家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人才了,公知还整天说,这个人以前穿过开裆裤。所有这些,其最终目的,还是妄图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三、搞逆向种族主义,肆意贬低国人,跪舔西方及西方人。

公知们经常说广大中国人民是活在墙内的“猪”,据说是因为中国人看不了他们引以为傲的Twitter、Facebook。前些天,“上海四重奏”第二小提琴、美籍华人蒋逸文,因为这次新冠疫情,在朋友圈留言称,中国人是“猪”。高等华人与中国公知,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高度共识。

公知还经常将极少数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或者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弱点,夸大为“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是全世界素质最差的”、“中国没有信仰”,等等,让中国人自己去厌恶自己,厌恶中华文化。

对美国人、西方人,公知们则反其道而行之,变着法子唱赞歌,变着法子涂脂抹粉。总是吹什么素质高,有教养呀,有信仰呀,鼓吹对西方人、对西方文化,甚至对西方宗教的崇拜。

对美国、西方的各种东西,无底线赞美、辩护,最近的疫情像照妖镜一样,让公知们这种劣行全部现了原形。比如,对英国的“群体免疫”,公知们说什么是讲科学的做法;对美国,像什么神药瑞德西韦,吹得神乎其神;还有美国有吹哨制度,有十艘医疗船,等等,最后全部被打脸。

这次疫情防控,将公知们的各种谣言碾得粉碎。14亿中国人的高度自律性、高度责任感与奉献精神,与西方人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私自利,形成了极为讽刺的对比。

在这个问题上,公知们表现了十足的奴才相,活脱脱像极了京剧《法门寺》中的贾桂。明朝宦官刘瑾专权,他让侍从小太监贾桂坐下与他说话,贾桂不肯坐,还奴颜婢膝地说:"奴才站惯了,不想坐。"后用贾桂这一形象代表那种缺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奴性十足的人。

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主席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总而言之,“中国公知”是一批由霸权主义者豢养,有港独 *** 同盟军,有国内一大批患有|“右派幼稚病”的精英同情和支持的“精神美国人”,有的甚至已经移民。长期以来,他们担当“第五纵队”的角色,有组织地对我发动大规模的、持续的攻心战、舆论战,目的是颜色中国、分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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