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冻国栋
20 世纪初叶以来，唐代商业贸易诸问题的研究历经几代学人的不懈探求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有关商品交换与流通、城市与市镇、邸店、行会、货币与物价、借贷与高利贷、对外贸易、雇佣劳动等论题逐步推进，或逐渐取得明晰的结论。又由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陆续刊布及相关遗址、文物的发现，为上述各该课题的探究提供了不少弥足珍贵的新资料，研究范围或领域不断扩大，也使得各相关论题的考察不断走向深入(具见本文各专论)。
作为唐代商业贸易的概观性或概观与专论兼具的成果为数甚多。择其要者，分经济史著作、通史或断代史著作、专著与论文等简略列述如下。
鞠清远《唐代经济史》(上海商务1936)较早亦较全面地述及唐代商业贸易诸问题。对此期国际贸易都市、各地的市与草市、庙会、商业的特点、柜坊飞钱与便换、高利贷、行会、雇佣等并有涉猎或考察。虽所述简略，但有关唐代商业的各主要方面已大体关注，并力图概括出唐代商业经济的特点。同一时期的商业史著作主要有王孝通的《中国商业史》(商务1936)等，对唐代之商业、城市、关禁、币制、高利贷、盐茶等也有涉及，但失之疏略，史料上也存在许多问题。
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国立蓝田师院历史系油印本，1943；三联1959)专章讨论“唐代统一后商品货币关系之发展”，于货币、商业交通、商业都会及市场形制、商业资本等多所论列，资料丰富，且综合分析，以阐明此期商业经济发展之概貌。所获得的结论或认识至今仍有较高参考价值。
50 年代初，日本东洋文库印行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上卷(东洋文库论丛第34种，1952；中译本[吴杰译]，商务1959)，收录著者二、三十年代所发表的有关唐宋商品货币问题的通论和专论多篇，如关于市、草市、商业组织、仓库、柜坊、车坊等，多属拓荒之作，且为今研习各相关论题之必读文献。
在通史、断代史方面，对唐代商业贸易着力甚多并具相当参考价值的主要有吕思勉、岑仲勉、韩国磐、王仲荤等所撰之断代史著作。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 1957；上海古籍1959)第17章《隋唐五代人民生计》、第18章《隋唐五代时实业》，于唐代之物价、工资、资产、官私赈贷、商业、货币等并有详细论述，如“商业”一节，述唐代市制、物价管理、和市、商业政策、商人地位、商业流通、缘边互市、商胡、市舶贸易；“钱币”上下两节述唐代货币政策、铸造流通情状、私铸问题与官府之对策、钱重物轻、禁钱出境之令、飞钱便换、货币贮藏、钱币兼用、除陌之弊、铜禁、金银问题等并有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所勾稽之正史资料甚为丰赡。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1957，中华1980)，分设钱币及矿冶、市虚及商务等节，论述唐代城市、虚市、陆路商务、商胡、南海商务、东北水陆商务、贸易港及市舶司、钱币铸造与流通等问题。其中对唐海外贸易特别是南海贸易的历史过程、特点，海外贸易输入物品之种类、名目等考订精详，关注考古材料、域外史料是其特色之一。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三联1961；修订本，人民1979)亦设一定篇幅专述唐代前后期之商业、商人、高利贷问题，尤其对中晚唐时期商业经济各主要方面的基本特点给予了明晰的阐述。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1988)第3章第3节述唐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与高利贷；第6章第6节述唐代长安与对外贸易诸问题，其中对唐代城市商业、海外贸易、草市与市集、货币流通、商人、官私高利贷等问题的论述甚为扼要，在史料勾稽包括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运用上体现出明显的特色。在此方面应关注的断代史或通史著作还有宫崎市定《世界历史7·大唐帝国》(河出书房新社 1968)、布目潮讽、栗原益男《中国历史4·隋唐帝国》(讲谈社1974)、冈崎文夫著、川合安补订《隋唐帝国五代史》(平凡社1995)、松丸道雄、池田温、斯波义信等编《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2·三国——唐》(山川出版社1996，本卷实际主编为池田温)等，其中特别是后者，充分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对唐代后期“市”的变化与城市的发展、绢马交易与南海交易、唐的长安与洛阳(该部分执笔者为金子修一)均有详明解说。
有关唐代商业经济诸问题的专著主要有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的研究》(著者自版，1968)、《唐代邸店的研究续编》(著者自版，1970)、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武大l990)、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科1995)等。日野氏的著作以唐代的邸店为中心，较系统地探讨了唐代商业贸易的诸领域，对肆铺与邸店、邸店的基本业务和与邸店相关的各种业务、州县城邑的邸店、草市的发展与店、邸店与权力(国有邸店及管理运营；贵族、寺院、百官与邸店；藩镇的邸店经营等)各层面展开通盘性讨论。由于作者将邸店的基本职能理解为远途客商提供宿泊、饮食、仓库等三大业务，因此在研究中广泛涉及旅店、饮食、仓库、交通运输、金融、质押借贷、坊市制、城市内部结构(市署官吏、市店、行肆、街肆与街市、城市人口、雇佣、土客户等)、市肆之商业活动、里肆的普及、肆店的扩展、夜市、坊市制的崩溃、乡村定期市、各类草市的发展与镇市、唐国内的商品流通、国外贸易、岭南的金银流通、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草市的关系等课题，故可视为一部最为全面的唐代商业史著作。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唐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局限性，包括商品市场的扩展、商品结构或商品种类的变化所反映的商品生产的面貌、商品流向与商人资本、商品经济发展的限度及其原因等问题；下篇论述唐商品经济的经营管理形式，分农业领域、私人手工业、商业部门及官营工商业、官府对国内工商业、物价、货币的管理、边地民族贸易、中外国际贸易的管理等问题。并从理论上探讨了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限度和商品经济经营管理方式的历史特征。参据诸种史料包括史籍、石刻题记、出土文书研究唐商品经济问题是其特色之一。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一书亦分上、下两编，上编《手工业》，全面论述唐代手工业各门类的基本状况和手工业工匠及其身份等问题，凡探讨之手工业部门多达十四类；下编《商业》，论述了国内商业、边境互市贸易、对外贸易等三大方面，国内商业分别考察了城市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商贸基本状况、商业组织、货币与物价、和市官市与和籴常平、专卖和商税、资本积累和借贷资本；边境互市贸易分民族政策、重要交通路线、唐与周边诸族国互市概况、互市贸易法规等问题进行讨论；对外贸易部分则围绕对外开放政策、重要海陆交通路线、贡使与外贸等论题予以分析。其特色在于搜集史料甚为详赡，就每一论题均能够上溯其源于汉魏，下探其流于赵宋，揭示其演变之轨迹，对每一问题的探究均甚为详备。可视为迄今为止唐代工商业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论著。
概观性地论述唐代商业贸易的论文几不胜枚举。从学术史的观点来判断，较为重要、较有影响且概观性与专论性兼具的代表性论文主要有全汉舁《中古自然经济》(《史语所集刊》10，1941；同著《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池田温《敦煌的流通经济》(《讲座·敦煌》3，《敦煌的社会》，大东出版社1980)、郑学檬《关于唐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的若干问题》(《厦大学报》1980-4)等。全汉异的论文由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自然经济与商品货币经济诸问题。就唐代部分而言，较为深入地论述了此期的实物货币、实物工资及敦煌写本中所见的实物货币与实物工资，对唐安史乱后自然经济的衰落与货币经济的兴起、货币租税的征收与雇佣劳动的萌芽问题进行了考察。作者论题所言虽为“自然经济”，但实际包含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基本问题，并揭示了两者兴衰的大致的时段与演变趋向。这一论文与作者《唐代物价的变动》(《史语所集刊》11，1944)、《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史语所集刊》11，1944)等篇章代表了40年代中国学界研究唐商业货币经济所达到的水平，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池田温上揭文论述了三方面的问题：(1) 货币的变迁，包括汉代的货币经济、西域金银钱的流通、唐代的货币流通、吐蕃占领(敦煌)以降货币的衰退；(2)商业流通的承担者；(3)外来商人等。围绕汉唐间以及吐蕃占领期间敦煌商业流通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该文对汉简和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敦煌流通经济诸问题的分析细致入微，而又以其对汉唐间流通问题的总体把握，对敦煌货币的变迁、商业流通的承担者包括敦煌居民、行客、敦煌的外来商人(商胡)等逐一进行精当的解说，在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其意义不仅在于探明了敦煌流通经济的实态，同时对于了解整个唐代的商业流通经济也颇具启发性。此可与作者所撰《中国古代物价初探》(《史学杂志》771、2，1968)等文一并参读。郑学檬上揭文围绕唐代商品生产的发展、唐代商人和商帮、商人资本进行了较系统的考察。论文分析了唐代商品交换发展的诸般现象和发展的限度，结合商人、商帮问题阐述了唐代贩运贸易的特征，对商人资本的积聚和流向详加阐释和概括。指出唐五代商业的繁荣是以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基础的，但商业发展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作者在《五代十国商品经济的初步考察》(《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1983)和所著《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一书之相关篇章也对唐五代商品经济包括商业流通诸问题提出总括性或具体性的意见，并可参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