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李婷、靳永爱、董浩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备受瞩目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在5月11日发布。如果回头来看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发布的日期（2011年的4月28日），与今年其实差别不是很大，但大家对本次普查结果的热切期盼，反映了社会近几年来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目前，我国人口仍处于正增长的阶段，但是人口增速不断放缓。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分别为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和1200万左右，出生人口规模持续下降。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变动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初期，效果明显，二孩生育比例一度超过了50%，随着时间推移，二孩生育比例趋于平稳。
目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育龄妇女规模明显减少，尤其是生育高峰期的女性规模下降较快。据推算，2020年我国15-49岁的育龄妇女规模为3.2亿，20-34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规模为1.4亿；而201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3.6亿、1.6亿。
二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长等，结婚生育年龄不断推迟。201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3.8岁，根据CFPS2018年调查已经推迟至26.5岁。
根据公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在1.8左右，而2020年实际总和生育率据估计在1.3左右。如何理解之间的这个差距？首先要认识到，总和生育率反映的是时期生育水平，而平均生育意愿数更接近终身生育水平的概念，两个指标不能完全对应起来相比。当然，毫无疑问，我国的实际生育水平是远低于意愿生育水平的。从意愿到行为中间还有很多阻碍的因素，比如家庭的经济压力、照料压力、不孕不育等，这些都会导致最后实际生育数量低于意愿数量。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此次家庭户规模引起了较大的关注，根据公报显示，相比于2010年的户均3.10人，2020年的户均人数降到了2.62人，打破传统“三口之家”的认知。应该说户均人数下降本身并不出乎意料，事实上，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户均人口数就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主要的几个原因是，家庭子女数减少，大家庭解体，小家庭增加，人口流动也会加剧大家庭的解体过程。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多代同住的家庭已经大大减少，但是三代直系家庭（祖父母与子女以及孙子女同住的家庭形式）比例并没有显著减少，倒是标准核心家庭（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同住的家庭）比例下降，相应增加的是夫妻核心（没有子女或者子女不同住的夫妇）以及单人户。后两种家庭类型的增多，跟老年人越来越多单独居住以及年轻人大大推迟初婚初育有关。
如何应对？一是制定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在尊重人口发展的基础上，以更长远的视角来完善人口政策，并对各相关政策进行统筹协调，对人口低速增长态势可能引发的社会经济后果进行超前预案。
二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一方面，要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看待老年问题，将老龄化视为终身过程，开展全民健康教育，加强疾病预防，在生命早期就对老年阶段可能遇到的健康问题进行预防。另一方面，在制度上，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三大社会保障制度支柱，加快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除此以外，还需要构建老年友好宜居环境，不仅要从建筑、社区等居住环境方面改造，更要拓展到老年宜居社会环境的改造。
三是完善家庭支持政策，促进生育动能释放。低生育水平是人口增速放缓的最直接原因，低生育水平的国家应当提供全方位的、系统完善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全面激发和释放人们的生育意愿。
四是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人口低速增长必然带来劳动力规模的减小，在经济增长方式完全转型升级之前，可以通过延迟退休或弹性退休制度增加老年人就业渠道，同时提高女性就业保障政策，减少女性就业歧视，促进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促进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同时，强调创新驱动技术研发进步，逐步实现人工智能代替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劳动力，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素质水平与经济发展劳动力需求的匹配程度，充分挖掘“教育红利”、“性别红利”和“老龄红利”。
最后借用全球最大的调研公司之一益普索公共事务CEO达雷尔布里克的一句话：“人口下降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但它是一件大事。”相比于其他国家，在应对人口问题方面，我国有更大的人口规模回旋空间。如何变害为利，也在一定程度上考验国家的制度设计能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国家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的治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