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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6、霍布斯：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
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毫无力量去保障一个人的安全。——霍布斯
霍布斯（1588～1679），1588年4月5日生于威尔特郡一个牧师家庭。1608年牛津大学毕业。生活于政治、宗教激烈斗争的革命年代，他提倡绝对王权论，遭到国会反对，于1640年出亡法国。保王党人很赏识霍布斯的观点。王政复辟后，受宠并得年金。但在恢复天主教和排挤国教的宗教纷争中，他的《利维坦》被视为“无神论”异端而遭迫害。1666年国会查禁《利维坦》，并禁止他的 *** 著作在英国出版。
霍布斯受当时机械论的影响，试图将机械论引入社会分析，提出了社会—国家学说。他说，设想一下，没有国家和社会的人的“自然状态”会是什么样？
第一，像一出生就被弃在荒野的孤儿，我们形单影只，只能自己管自己，处于“自保”状态。与之伴随的是我们的无助、凄凉和存在的野兽带给我们的不安全恐惧；第二，为了自求生存，我们餐风宿露，四处漂泊，靠有限的野果饱腹，而此时恰巧碰到许多和我们同样要靠这野果活命的人，因为自然资源稀缺，我们不得不像几条丧家的狗，为块骨头加入战斗，咬得你死我活。因为没有人是刀枪不入的，在不断冲突的激烈竞争中，每个人都在随时会被伤害的不安全中朝不保夕。
人人为了自保而反对他人，带来了命运的不确定和心理的恐惧。有一天，一个钟表匠路过，对厮打的人群说道：“你们为什么不订个协议，将你们交给我，我会像钟摆一样让你们感到确定和安全，从此不用战争，不要为生命担心，而把你们有限的精力放在寻找食物和水源上。”大家对这个提议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便订了契约。有的把权力交到一个（钟表匠）君主手上，有的交到几个钟表匠（议会）那里。而且，为了保证钟表匠有实力防止人们随意毁约，并且赋予他/他们强大的武力。于是，社会的钟摆——国家就这样产生了。
为了解霍布斯，不能不先回顾一下英国内战史。17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与斯图亚特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矛盾尖锐。从1842年开始，克伦威尔领导的国会军队与国王的军队先后两次发生内战，并于1649年处决查理一世，正式宣布英国为“没有国王和上院”的共和国和自由邦（英格兰联邦）。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查理二世在保王党的支持下，重新回到伦敦登位，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英国内战结束。
正如法国大革命一样，英国内战带来的血腥动荡和无 *** 状态浇灭了革命开始前人们的热情。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使人们厌倦战争与死亡，政治上的保守主义适时而起，并且需要理论代言人的系统传达。霍布斯正当其人。他的政治保守主义引导英国走向了良性而有序的政治改革，为英国争取了一百年的安定和繁荣。
奇怪的是，霍布斯的绝对国家主义理论不仅为极权专制所用，更多地却是被自由主义者发扬光大，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先驱。回想一下他的理论：他把个人比做钟表的部件，通过发挥个人的作用达到社会和谐的功能；把个人作为社会契约的主体，并且保留个人追逐财富和名利的权力； *** 者只是为保护个人的安全而存在，不能限制他们的其他自由，这些都预设了自由、自利、快乐和理性的人的成分。
而自由、自利、快乐、理性，正是亚当?斯密和边沁等自由资本主义理论家坚持的人的特点。沿着个人自保，到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再到追求快乐和利润，霍布斯的理论超越了专制集权，清晰地指向了未来的自由资本主义。尽管至今人们对霍布斯是否是自由主义者争论不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思想演进出了自由主义的结论。
7、柏拉图：群众永远生活在无知的洞穴中
柏拉图在他的重要著作《理想国》里曾经有个非常重要的比喻——洞穴比喻。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一条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有微弱的阳光从通道里照进来。有一些囚徒从小就住在洞穴中，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朝前看着洞穴后壁。
在他们背后的上方，远远燃烧着一个火炬。在火炬和人的中间有一条隆起的道路，同时有一堵低墙。在这堵墙的后面，向着火光的地方，又有些别的人。他们手中拿着各色各样的假人或假兽，把它们高举过墙，让它们做出动作，这些人时而交谈，时而又不做声。
于是，这些囚徒只能看见投射在他们面前的墙壁上的影像。他们将会把这些影像当做真实的东西，他们也会将回声当成影像所说的话。后来，有一个囚徒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起来，可以转头环视，他现在就可以看见事物本身了：但他们却以为他现在看到的是非本质的梦幻，最初看见的影像才是真实的。
后来又有人把他从洞穴中带出来，走到阳光下面，他将会因为光线的 *** 而觉得眼前金星乱迸，以致什么也看不见。他就会恨那个把他带到阳光之下的人，认为这人使他看不见真实事物，而且给他带来了痛苦。
对这个被解救出来的囚徒而言，看到外面的阳光真不知道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他在一个黑暗（象征虚幻、不真实）的环境里呆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错误地认为那些虚幻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而对外面的阳光（象征着真理）不适应，感到刺眼。在这里，柏拉图用洞穴里的囚徒来比喻群众，对他们来说，真理是刺眼的，只能永远生活在无知的洞穴里！而只有仰望天空中不变的理念的哲学家们才能够接近真理。
通过洞穴比喻，柏拉图想传达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信息：我们所面对的只是现象，本质则是现象之外。如果要认识本质，必须“转向”——不是身体的转向，而是“灵魂的转向”。柏拉图的意思：我们不可能从现象中认识本质，要想认识本质（理念），必需灵魂的转向：从现象转向理念。因为在柏拉图看来，现象就是现象，现象不可能是本质的“载体”，纯洁的理念无论如何不可能存在于现象之中。
因此，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试图告诉我们的是：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只是现象，事实的真相在另一个世界；②要想认识事实的真相，必需灵魂的转向——从现象转向理念；③现象是感觉经验的对象，理念则是思想的对象。这些就构成了西方哲学很长时间的基本观念。
怀特海不无夸张地说，2000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给柏拉图做注脚。当然，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在20世纪西方哲学那里受到激烈的挑战，因为它代表的是传统哲学理性主义、本质主义的思路。其中海德格尔对柏拉图洞穴的分析很有意思。
海德格尔在《柏拉图的真理学说》一文中全篇都在分析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柏拉图认为：现象＝假象；本质＝真相，在现象的背后！海德格尔则要把柏拉图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不过不是简单地颠倒。他认为：我们原本就生活在黑暗之中，为了寻找家园，我们点亮了蜡烛，追逐光明，但越来越执著于光明，忘了我们的家在黑暗之中。
结果，我们在光明中迷失了自己，最终导致的是“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科技文明。而海德格尔试图再来一次“转向”，他曾经引用老子的话：“知其白，守其黑”，而他的解释是：“有死的人应该将自身淹没在黑暗的源泉之中，以便在白天能够看星星。”白天看星星。那是我们的家。
8、波普尔：如果我们过于爽快地承认失败，就可能使自己发觉不了我们非常接近于正确。
波普尔，20世纪著名的科技哲学家。他最著名的理论在于对经典的观测——归纳法的批判，提出从实验中证伪的评判标准：区别“科学的”与“非科学的”。在政治上，他拥护民主和自由主义，并提出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为“开放社会”奠定理论根基。
和休谟一样，波普尔对归纳法发出了质疑。休谟曾提出，我们见到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但并不能确定太阳明天也会照样升起。假想并不能通过先例而在理性上得到证明。而波普尔的看法，则与他的“可错性”原则相结合。
他说，既然无法证明太阳明天会升起来，那么我们只能假设一条理论，认为太阳会升起。如果太阳第二天没有升起，那么这条理论就是错误的。然而，直到太阳不升起的那一天之前，这条理论仍不能被证伪（证明是假的）。波普尔由此推出科学理论的划分标准：若某理论可被证伪，这理论即是科学的。
因此，只需要一只黑天鹅就足以推翻“凡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结论。新的科学结论取代了旧结论之后，能够解释更多的现象。于是，波普尔从归纳法的不可靠性，得出了科学的可贵性：科学知识不等于真理，科学知识只是猜想。
科学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被证伪，科学正是因为能够被不断证伪而不断发展。反之，那些不着边际的形而上学空话和伪科学，尽管可能永远也无法驳倒，却也永远没有任何用处。惟有科学能够通过不断证伪而步步逼近真理，而科学家真正的使命也就在于努力去证伪自己的理论，而不是设法最终证实它，因为真理只能不断逼近，而不能最终达到。
“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更可贵”，这是德国启蒙思想家、文艺理论家莱辛的一句哲学名言。爱因斯坦非常喜欢这句话，并奉为座右铭。
仔细揣摩，这句话何尝不是在说人生如旅，人在旅途中，有盼有喜有惧有悲、有恨有爱有厌有思方为充实之行，而目标的本身却只是一个观念终极而已？正如普朗克所说：“科学研究往往符合这样一个真理，目标高远一些，甚至往往难以达到。但研究过程中却能成功衍生出众多意想不到的真理。”不错，目的地虽然重要，但寻找的过程更加迷人。倾心于过程，倾心于不被未来的命运所烦恼的寻找过程，人生的意义才会更加完满。
记住，不被占有欲所主宰，寻找才是自由的。世界的末日属于惴惴地等待着末日的心灵。请你不要等待，永远像昨天一样，只管坦然地寻找着，我相信世界总在进步，人类总是一天比一天离兽类更远。你决不能让命运拖着走，更不能当命运的奴仆。
9、孔德：知识是为了预见，预见是为了权力
奥古斯特·孔德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的创始人，实证主义哲学家。他批判神学和形而上学，强调知识产生于感官体验，来源于对周围世界的观察。他认为，人所知的只是经验现象，或事实之间的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科学就是要寻求这些关系，用最简化的方式把它们表示出来，从而产生各种规律。
孔德认为，人类的精神发展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虚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追求事物存在和运动的终极原因，并把这些原因归结为超自然的主体；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抽象阶段，在这一阶段，神学世界观被形而上学世界观取代，人们以抽象的“实体”概念来解释各种具体现象；第三阶段是科学——实证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认识到人类精神的局限性和有限性，不再追求玄学的思维方式，立足于发现现象的实际关系和规律。
人类历史经历了从迷信或玄学到科学的过程，到了第三阶段社会由科学家管理时，人们进入了现实的阶段。科学本身是关于描述、推论和控制的：科学家从观察到的一些事件着手，通过描述，精确地推断出自然规律的规则，一旦那些规则被掌握，便可以反过来推测这些事件。
最后，当目标为描述和推断所操纵时，科学规则便对自然的可能性做出了控制。所以，真正的科学家应该把可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参考实体，而对那些无法观察到的事件避免做出为什么发生的解释。
孔德的话应该这样来表述：掌握知识是为了预测，预测是为了控制，控制的能力继而就会转化为一种权力——一种控制规律、预测未来的权力。
知识的主要功能是掌握规律。如果不能掌握规律，也就谈不上预测和控制。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体育活动。一个不懂得比赛规则的人，注定是必败无疑的。除非他熟悉和适应了这些规则，才有获胜的可能性。在生活中也是这样，一个不懂得生活规则的人，注定是要碰钉子的。正是在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再到孔德“知识就是权力”的影响下，西方对知识的迷恋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可是，正当科学技术大行其道的时候，它也越来越背离了我们的初衷，走向我们目的的反面。西方箴言说：“越接近真理，我们越自由。”但我们现在却越来越处于知识的压迫之下了。以至于尼采发出了这样的疑惑：“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
现代的我们，看起来活得非常自由，其实越来越不自由。举个简单的例子，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我们每天不知道要记住多少密码，银行卡的密码，信用卡的密码，电子邮箱的密码，各类账号的密码……如果有一天，我们忘记了其中的一个，我们的生活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你再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天出去，忘了带手机、手提电脑，结果又会意味着什么？知识为我们提供了便利，但反过来又成了控制我们的桎梏。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回到没有知识的时代了。知识现在越来越不受我们控制了，它反而因其权威性开始控制我们，终于成为了一种权力。
10.毕达哥拉斯：和谐就是一切
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非常重视数学，认为数是世界的本源，企图用数解释一切。据说“数学”一词就是他发明的，也是他把数的概念提到突出地位。他从五个苹果、五个手指等事物中抽象出了五这个数。在今天看来这是件平常的事，但在当时的哲学和实用数学界，这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实用数学方面，它使得算术成为可能。在哲学方面，这个发现促使人们相信数是构成实物世界的基础。
毕达哥拉斯用演绎法证明了直角三角形斜边平方等于两直角边平方之和，即毕达哥拉斯定理。他对数论作了许多研究，将自然数区分为奇数、偶数、素数、完全数、平方数、三角数和五角数等。在毕达哥拉斯派看来，数为宇宙提供了一个概念模型，数量和形状决定一切自然物体的形式。
数不但有量的多寡，而且也具有几何形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把数理解为自然物体的形式和形象，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因为，有了数，才有几何学上的点，有了点才有线面和立体，有了立体才有火、气、水、土这四种元素，从而构成万物，所以数在物之先。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
毕达哥拉斯是哲学家和数学家，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哲学家，而不是数学家，更不是科学家，尽管他的学说对后来的数学和科学技术的产生及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因为对他来说，研究数的和谐并非为了发现数学方面的定理或者公理，而是探究世界数的和谐构造，用数的和谐来证明宇宙的和谐，从而为其“数学的本源就是万物的本源”这一论断提供更多的证据和支持。再者，数学研究在他那里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解决衣、食、住、行的手段，而是探索“宇宙的本源”这一超感官对象的有效途径。
据说，为了庆祝勾股定理的发现，毕达哥拉斯教派曾举行过一次“百牛大祭”。然而我们却很难设想，在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的古代社会里，这一定理的发现能够在一代人的手中创造出一百头牛的价值。
可见，对现实生活最有功利价值的科学，起初并不产生于功利欲求本身；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之所以要进行“百牛大祭”，只是由于他们坚信，通过勾股定理的发现，自己已经与神明更接近了一步。没有毕达哥拉斯的公式，就没有数学，可想而知它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