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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庆革命烈士纪念碑,德庆纪念碑

王佩玲(2013年)

王佩玲坐在她的路边小屋门前

水井刚弄好,王佩玲打水

三个老革命(李云英、陈大良、王佩玲)

陈大良和徐儒华简介

王佩玲2015年6月9日入住肇庆桂城颐老院

陈大良对王佩玲革命经历的证明

温伯埙对王佩玲革命经历的证明

王佩玲捐献遗体的记念物

有王佩玲名字的人体器官捐献者记念碑

王佩玲2016年9月6日去世,享年九十岁。她是德庆县第一位捐献了遗体的人。她开了德庆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之先河的伟大事迹应载入德庆历史,流芳千古。

她人生晚年要捐献自己身体器官的心愿是乐意且迫切的。她希望自己的眼角膜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自己的遗体能用于医学研究。

在她去世那天,她这个伟大心愿实现了。之后每年清明期间,她的英灵都会在广州市增城区正果万安园,由广东省民政厅举行的《生命的乐章 唱响爱延续》——广东省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缅怀纪念活动上得到隆重致敬。

今年4月9日,王佩玲女儿李惠芬一家又出席此记念活动。李惠芬的女儿阿燕发了多张这次记念活动的图片笔者。看着这些图片,笔者又缅怀起王佩玲生前种种往事。

笔者认识王佩玲是在县 *** 办,那天她拿着德庆解放后第一任县委书记陈大良对她当年革命经历的证明来诉求,要求 *** 承认她当年的革命经历。她坐着,身体笔直,静等接访。她视名誉重于生命的精神,让笔者对她产生极大尊敬。

笔者得知她独居新圩中秀村路边小屋,就不时去看望。发现她小屋门侧自己的水井打不出水,她老人家要去别处极困难地提水回来,笔者就找来打井师傅,为她打井。就因为在为她打井时的相处,笔者听到她不幸的家事和光荣的革命经历。

王佩玲1926年6月17日出生,原名郭带金,祖祖辈辈在顺德北滘。她6岁时,她父亲患了严重背疮,来到广州协和医院就医,当时的德庆进步女青年(后来成为德庆著名医生的)王慕贞正在那医院工作。在王医生照顾下,她父亲得以康复。为报答王医生,有两儿三女生活困难的他,就把他认为最聪明美丽的小女儿郭带金送给为医学事业放弃婚姻的王医生做养女。自此,郭带金改名王佩玲(又名王佩灵),来到德庆,与她信仰耶稣的养外婆覃秀卿一起在德城惠积街基督教礼拜堂正对面的房屋生活。

她成长的岁月正是社会风云激荡的年代。当地有不少基督徒成为 *** 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为推翻 *** 没落的 *** 政权作着艰苦而又危险的地下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乡下人出城时就在王佩玲家落脚。

就这样,王佩玲走上了推翻旧社会的革命道路。

她说:“解放前……徐儒华、徐镜泉从乡下出来参加会议,他们这些领导在陈家祠住,‘散仔’(指一般人员)就分散落来住,这里几个,那里几个,徐宇琼、徐宇碧是我阿婆的教友,就来我家,我招呼她们……徐宇琼、徐宇碧经常来我阿婆家,让我带字条去陈家祠……好远的呀,从惠积街行到三帽塘尾。字条收在里面衫袋,不能让人知,被人知道会杀头的,带去给人就返来。带给徐儒华、徐镜泉、陈大良他们的,他们这些高级领导住那里。那时带字条好危险的,被人发现就死啦,被人知道参加 *** 工作就没命啦!”

她说:“解放后陈大良成为德庆首任县委书记,把我当作培养对象。在陈大良直接安排下,我做过德庆第一区区长莫芸的助手,做过第三区区长吴京的助手。土地那阵子,我有过三枝枪,一支左轮,一支驳壳,一枝七九长枪。那时,人称我‘王副’。”

与她自觉“走革命”不同的是,她的婚烟是不由自主的。

1944年9月德庆沦陷。在沦陷期间,德城人一听到日本仔来啦,就慌不择路地逃。那时候因思念自广州沦陷后就无了音信的女儿王慕贞把眼睛差点哭瞎的覃秀卿,一听到“日本仔来啦”就和王佩玲拉着手乱逃,在一次乱逃中,她们逃到新圩中秀村,跟着村民逃上山。就在那山上,王佩玲和一位年龄相当的中秀村李姓村女认识了。当晚,确认日本仔走后,王佩玲婆孙跟那村女一起到中秀村过夜。在村里,覃秀卿得知当天那村女的二哥李泮元和他的堂哥等人被日本仔抓去当挑夫而且村里来不及逃的妇女被日本仔 *** ……覃秀卿深感在这危险年月自己无法保护年轻漂亮的王佩玲,就和李泮元的父母商量,把王佩玲许配给了李泮元。德庆光复后不久,王慕贞回到德庆,在香港落了藉的李泮元也回乡探亲。在王慕贞主持下,王佩玲嫁到中秀村与李泮元成了家;1946年女儿李惠芬出生,1953年儿子李志冲出生。

婚后不久,李泮元回香港,但已走上革命道路的王佩玲回到惠积街与养外婆一起生活,继续接待 *** 地下工作者并为他们传递字条。夫妻分居多年。

一解放王佩玲就回到中秀村生活,热血沸腾地投入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在她的不断动员下,李泮元回来了。为了让丈夫和自己一起投身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她把丈夫的回港证撕了。但她万万想不到,随着她一身“红色娘子军”装束、肩挂长 *** 持短枪到处去主持那时代特有的群众大会,为建立理想中的新中国而奋斗时,家庭灾难和政治迫害却接踵而来……

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李泮元动不动就被“人民专政”,被迫挂黑牌提响具游街示众……李泮元惶惶不安,有天他抄起把铁铲把爬黄皮树玩的幼小儿子李志冲打得昏死过去,留下终生残疾……

那年代王佩玲也危难。

李惠芬这样讲述王佩玲在“文革”的一幕:

王佩玲胸前挂着大黑牌,上写里通外国、反革命、特务等,敲着自备响具游街。与她一起游的有新圩公社领导陈美伯、李福容、李裕光和萧国凌等人,游了要游的街后,他们被押到当时的可怕之地——大码头,跪在那里。当时年轻的拖拉机手李惠芬正开着拖拉机拉一车桂皮到森公站附近卸货,还未卸,有人告诉她王佩玲在大码头可能会被丢下西江河。她听了,脱开那车厢只开着个车头就直驱大码头救母。到那里趁人不觉,把母亲拉上车头,还把另几位也拉上,然后全速离开大码头,把人送回新圩公社。

当年的革命也导致她晚年失依。

儿子李志冲一直以为他的残疾是母亲“走革命”的后果;儿媳妇由于她土改时主持过斗争其长辈的群众大会,一直抗拒她……她失去自理能力独居路边小屋的那些年份外孤独凄凉。

她85岁那年,隅然得知像她这样生活困难的老革命能得到 *** 的“五老”(农村中的老堡垒户、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党员、老苏区干部) 待遇,就去申请。申请中,她非常吃惊地得知 *** 对她当年的革命经历仍保着“文革”时那样曲解的印象。所以她诉求。她多么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那些泼在自己当年革命经历上的污水洗刷干净!

她一直没放下那捐献心愿。

2015年五月她最后一次入院治疗。 病危之际,她又提那捐献之事。她说这次如能活着出来,就去老人院。她担心回家死了会无人知,浪费她的眼角膜。

2015年6月9日晚上,王佩玲来到了我为她联系的肇庆桂城颐老院。

她与该院的负责人(兼护理员)阿潘一见如故;阿潘亲切叫她王老太,把她当亲人。

阿潘说她在这院工作了十多年,但从没见过入住老人如此安然如此满足。每当阿潘来帮她洗澡,给她送饭,她的室内就会传出笑声。她会像孩子那样和阿潘玩勾手指拍掌游戏,和阿潘讲笑话,笑得很开心。

令阿潘惊异的是,王佩玲要求她帮助实现她死后捐献遗体的愿望。这是该院,也可能是整个肇庆地区养老机构从没有过的事。王佩玲笑着对她说:我这么老了,没什么帮得人的,最后能帮帮人,帮帮国家,就好。

2016年端午节,晚餐后,她老人家着了点凉,讲话不利索了。她因此更着急那捐献的事。她多么希望自己的眼角膜能够帮助到失明者啊!母亲中风后,李惠芬经常来陪,当知道母亲可能会随时离世时,她电话笔者,要求笔者联系红十字会,以实现母亲此心愿。

7月5日,在王佩玲办理遗体捐献手续这天,她在多家媒体摄影机下,安然说出自己这个心愿。她没有讲一句自己的不幸,没有讲一句 *** 的不好,没有讲一句家人的不是,有的只是感恩。

为了确认这是否是她自己的心愿,记者反复问她,她因此讲出那句让在场人员难以忘怀的回答:

“那仲使讲咩(那还用说吗)!”

听的人都笑了。

如此的采访却有欢快的笑声,可能举世无双吧!

这些记者中有位是德庆电视台的,他惊讶对我说:“这不就是中秀村的老革命王佩玲吗?我是中秀村邻村人,回家时总是看到她坐在那小屋门口,上了年纪的人提到她,都能讲出她好些革命故事,我小孩子时就听大人讲过她搞土改的故事。”

历史是人民写的!

办了遗体捐献手续后,她安静度日,一天比一天衰弱……

9月6日上午,阿潘来帮她洗澡,然后喂粥,然后阿潘又像往日那样和她玩了下勾手指,拍拍她,对她说,“我看别人去,等会儿再来看你。”但等阿潘在院里看过一些老人后再回来看她时,她已处在深度睡眠中,再也叫不醒。阿潘流泪了。

她在熟睡中走了,很安详。

接受王佩玲遗体的广州南方医科大学来了,珠江电视上次来过的记者来了。王佩玲的子女和她的孙子、外孙们来了,送她这一程。

约半年后,阿潘告诉我,院里有老人向她提出:死后要像王佩玲那样捐献遗体。

在这里,让我们用王佩玲当年战友林江写给她的一首歌向她致敬:

大红花真好看,献给英雄王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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