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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刺马案真相,清朝四大悬案刺马案

晚清时期,出现了一起震惊朝野的惊天刺杀案。其中的扑朔迷离,迄今仍众说纷纭。这就是曾被平江不肖生用浓墨重笔所书写、被众多影视剧作品所渲染的“刺马案”。

“这日,他(马新贻)下校场看操的时候,原是乘坐大轿,两旁有八个壮健戈什围护着去的。若下午回衙的时候,还是这般围护着,张文祥的本领虽高,匕首虽利,也不见得便能将马新贻刺死。偏巧马新贻看操看的得意,因回衙门没有几步路,一时高兴起来,要步行回衙。

他是做制台的人,他既要步行不肯坐轿,谁敢勉强要他坐轿?在他以下的大官,当然都逢迎他的意思,陪着他一同行走。一般小官,都齐齐整整的分立两旁,排成一条甬道,从校场直排到总督衙门的大门口。

马新贻在四川做知府的时候,身体本来肥大,此时居移气,养移体,益发胖得掩着肚子如五石之瓢了。那时做官的人,最讲究穿着袍褂踱方步,以为威严。平日闲行几步,尚且要摆出一个样范来。此时满城僚属,都排班在两旁伺候,自然更用得着起双摆了。一面挺起肚皮大摇大摆的走着,一面微微地向两旁的官员点头。哪知道已走近自己衙门了,猛然从身旁跳出一个袍褂整齐的官儿来,迎面打了一个跪,口称给大人请安。安字还不曾说出口,一把雪亮的匕首,已刺进马新贻的大肚皮里面去了,马新贻当下惊得哎呀一声,来不及倒地,张文祥已把匕首在肚皮里只一绞,将肚皮绞成一个大窟窿,肠子登时从窟窿里迸了出来。

马新贻认明了张文祥,还喊了一声:“拿刺客!”才往后倒。可怜那些陪马新贻同走和站班的官儿,突然遇了这种大变故,没一个不吓得屁滚尿流,有谁真个敢上前拿刺客。只几个武弁的胆量略大,然也慌了手脚,只知道大家口里一片声跟着大喊:拿刺客!究竟也没人敢冒死上前。张文祥从容拔出匕首来,扬着臂膊,在人丛中喊道:“刺客在这里,决不逃跑,用不着你们动手捉拿。众人见张文祥没有反抗拒捕之意,方敢围过来动手,将张文祥捉住,马新贻左右的人,已将马新贻抬进了衙门。马新贻双手抓住自己肚皮上的窟窿,向左右心腹人道:“赶快进上房去,将七姨太八姨太用绳索勒死,装在两口箱里,趁今夜沉到江心里去。施星标夫妇,也得即时处死,不可给外人知道。”吩咐了这番话才咽气。”

向恺然(笔名平江不肖生)笔下的这段“刺马”场景描写的是惊心动魄,虽然其中的文学渲染味道颇为浓郁,但也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了当时那种惊险的场面。

那一天是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遇刺的马新贻乃两江总督,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消息自南京传到北京后,慈禧太后大为震惊。连忙颁下懿旨,令江宁将军魁玉对刺客张文祥进行严加拷问。同时,又命正在天津处理教案的直隶总督曾国藩火速赶往南京,接任两江总督一职。

然而曾国藩闻听调令,当场向慈禧太后称病,说自己有恙在身,无法前往,希望老佛爷能收回成命,另遣高明。

南京那边,魁玉的审讯也没起到作用,除了得知刺客名为张文祥、祖籍河南外,别的一点也没从其口中套出来。

南京北京的事情都处理得差强人意,50 多天的时间便在拖延中过去了。

曾国藩推病拒绝就任,让慈禧太后分外不满,眼见已近十月,案件仍毫无进展,慈禧太后再召曾国藩入京,催促他尽快去接任两江总督之职。

九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与曾国藩会晤。一番询问,曾国藩仍以病未痊愈、右眼失明为由推辞。慈禧太后一眼便看出曾国藩其实是在找一个不去上任的借口,便不再客气,直截了当地问他对刺马案的看法。

曾国藩支支吾吾,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慈禧太后说了一句:“新贻办事很好。”就为处理此案定下了基调。

见慈禧太后态度坚决,曾国藩也不好再推脱,只得声称马上回寓所整理行装,择日出发。

然而离开养心殿的曾国藩一去十几日仍没有出发的意思,慈禧太后的最后一点耐心也被这个老臣给磨没了。十月九日,再召曾国藩进宫,当面质问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去赴任。

曾国藩此时就想能拖一天是一天,拖到老佛爷忍无可忍另派他人时,也就皆大欢喜了。但慈禧就认准了此事非他不可:“江南的事要紧,望你早些去。”语气明显加重了许多。

无奈的曾国藩见没法再拖延下去,只得于十五日启程南下。

曾国藩为何再三推辞慈禧太后的委任?是因为天津教案之事吗?的确,天津教案涉及内政外交以及法律原则,而曾国藩又没有妥善地将此事处理得当,不仅弄得他焦头烂额,而且又遭到了朝野的非议。此际,朝廷让他去南京处理“刺马案”,恰等于给了他一个脱身的机会,奉命行事,一举两得,又何乐不为?而曾国藩的举动却明显有悖常理。是他害怕自己处理不好这件惊天大案吗?曾国藩到底在害怕什么?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先让我们看看南京方面历经两个多月时间提交的一个官方解释版本。

刺客张文祥原是太平天国军中一员。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张又跟海盗来往甚密。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大举平定海上盗匪,众多海盗死在他的手中。其中不乏为张文祥的死党。对此,张文祥怀恨在心。

恰在此时,张文祥的妻子又与人 *** 私奔,张文祥跑到浙江巡抚衙门击鼓鸣冤,希望巡抚大人给他一个公正。然而马新贻对张文祥却不理不睬,压根不想去管这件案子。

已经被马新贻弄得一无所有的张文祥为了糊口,私自开设当铺。而仿佛上天生下马新贻就是来与张文祥作对的:当铺开设不久,马新贻一纸关闭全省所有私当的禁令让张文祥血本无归。新仇旧恨叠加,家破人亡的张文祥动起杀机。张文祥屡次企图行刺,均未得手,但最后还是抓住机会,结果了马新贻的性命。

乍看之下,南京方面对案情的梳理,对张文祥杀人动机的阐述倒也合理:张文祥在友情、爱情、事业等多方面都受到马新贻的打击,是故动起杀心。

然而慈禧太后却不这么认为。

对海盗进行捕杀是朝廷的行为,马新贻再有势力,也不敢擅自决定杀与不杀;张妻与奸夫私奔,与地方长官何干?就算马新贻把张妻找了回来,张文祥也不见得能再续前缘;私设当铺,早就是朝廷明令禁止的,错本就在张文祥身上,虽说马新贻的禁令断了他的财路,让他心有怨恨,倒也情有可原,但谋杀之心历三年之久而不改其志,其决心未免也太大了一些。

疑点重重,慈禧太后不甘心让此案就此稀里糊涂地了结,因为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此案的背后,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当即批示:“不足以成信谳。”并下懿旨,让曾国藩再审再报,同时,刑部尚书郑敦谨也须火速赶往南京,与曾国藩一同会审。

然而到了南京之后的曾国藩迟迟未曾对“刺马案”进行重新审理。整整两个月间,从未提审过案犯。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还要再来回头看看“刺马案”的缘起。

道光末年,捻军在江苏、安徽一带作乱,搅得当地鸡犬不宁。为了守护一方平安,更为了保住自己头上的这顶乌纱,大多数地方官都会聘请一位“司捻事”的幕僚专门在此方面为自己出谋划策。此时的马新贻正就任合肥县令,也随波逐流,请了位“司捻事”。他,便是张文祥。

最初,张马二人一见如故,宾主相谈甚欢,两家的女眷也交往密切。然而马新贻却在暗地里与张妻苟且。尽心于公事的张文祥并未察觉。

几年之后,马新贻在剿捻战斗中溃败,被朝廷革职,返回原籍。无路可走的张文祥被迫投身捻军。二人就此分道扬镳。

可谁知道到了咸丰末年,马新贻咸鱼翻身,在安徽巡抚翁同龢书的引荐之下,东山再起,并在同治三年开始担任浙江巡抚。此时已从捻军脱身的张文祥听说“老东家”再次为官,便巴巴地赶到杭州投靠。由于张有过一段在捻军的不光彩经历,马新贻为了自己的官路,不愿理睬这位曾经相谈甚欢的幕友,但却对张妻不能忘怀。

经过一番私下里的游说,贪慕富贵的张妻跑到了马府当了马新贻的小妾。

这一切,唯有张文祥被蒙在鼓中。

妻子失踪,张文祥遍寻不到,只得报官。但县令早就得到了巡抚的指示,对张的心急火燎视若无物,压根不予受理。直到数月之后,张文祥才听到风声。

夺妻之仇,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张文祥岂能咽下这口气?依照大清律例,杀死奸夫 *** 并不以罪论处,但前提条件是要捉奸在床,其余的则要看奸夫是否承认再行定罪。然而张文祥又怎可能跑到巡抚的卧室里去“捉奸”?他只能静待机会。

数日之后,机会来了。

这天张妻出门,正被整日巡游在巡抚衙门周边的张文祥遇到,二话不说,当场杀死。

“ *** ”好杀,但除掉身为巡抚、每次出门都前呼后拥的“奸夫”却没那么容易了。直到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方才得手。

但仅仅是这个“真相”,就能够让曾国藩万分为难吗?未必。虽然死者的行为不太光彩,虽然年仅50 岁就当上两江总督、封疆大吏的马新贻很明显是朝廷大力培养的一颗政治明星,虽然慈禧太后也说过“马新贻办事很好”的话,但也不至于让曾国藩为难。毕竟,曾国藩是奉召行事,是要奉朝廷之命将此案调查个水落石出,至于朝廷怎么去对外声明,那是朝廷的事,与他曾国藩无关。然而,在最后提交的调查报告中,曾国仍然沿用了魁玉最初的调查结果,并“请将该犯仍照原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

无论是从最初的拒绝就任,还是从最后的调查结果来看,曾国藩在处理此案上完全丧失了一位“中兴名臣”的风范。这也就说,此案,并非是一场简单的报复杀人,而是有着更深的根源。

其实这个根源说起来很简单,最起码要比上面的那些流传版本简单得多,但就是这个根源,却在触动着清 *** 的命脉。

根据清代史料中的记载,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十年中,洪秀全敛取了无数的金银珠宝,聚藏于南京。南京被曾国藩的湘军攻破之后,收缴了全部金银,但曾国藩向朝廷上缴的数额却非常之少。这也便牵扯出了太平天国宝藏何在的一个历史谜团。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远远小于预计数量的金银,当下便对其余财宝的去处起了疑心。于是便将曾国藩调往江宁,升马新贻为两江总督。在马新贻就任之前,慈禧曾秘密召见他,要他去调查太平天国财物的去向,同时对要他秘密地对湘军的财政状况展开调查。

就当马新贻已经发现了财宝去向的蛛丝马迹之后,“刺马案”突然发生……

无论历史的真相如何,马新贻的死,造成了一个深远的影响。此案让湘系军阀与清 *** 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慈禧太后加大了对湘系军阀的打击力度,并加快了裁减湘军的脚步,这一举动,让依赖于湘军兵力、财力而建立、维持的东南海防日益废弛。用后半生全力打造海防的李鸿章在晚年之时曾经对心腹之人叹道:“若非马案,则裁(湘)兵日紧,终致海防日废,列强日盛,战祸不断,则国运日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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