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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建议,理性是启蒙运动的核心

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有关“人民”的部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政治家在进行立法时,首先得像建筑师那样对地基进行勘察和测试,看看土壤是否能够承受一栋大厦的重量。当时,他看中了刚刚取得独立地位的科西嘉共和国,认为那里拥有着建立“理性王国”的良好土壤。他大胆地预言说:

“我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那个小岛会震惊全欧洲的。”

然而“理性王国”没有在科西嘉建立,因为在1768年,封建的法兰西帝国便侵入这片土地,破坏了新社会的建设。不过卢梭的预言却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因为就在科西嘉并入法国的第二年,诞生了一位震撼全欧洲的人物,他的名字叫作拿破仑!

卢梭对科西嘉充满期待

先得有良民,才能制定出良法

在《社会契约论》出版后不久,卢梭因《爱弥儿》一书而遭到迫害,过上了四处流亡的生活。他在莫蒂埃居住时,乌合之众们往他的房子里丢石块,威胁他的安全。最终卢梭只得迁居到圣皮埃尔岛上隐居起来,这时科西嘉人读到了《社会契约论》,便给卢梭写信,请求他为新的共和国制定宪法。这给孤独的卢梭带来一丝温暖,他在《忏悔录》的末尾记载了这件事,并且说自己已经着手写作了。然而不幸的思想家再次遭到驱逐,只得逃亡英国,手稿并未写完。

在卢梭逝世七十多年后,人们在一个女修士家中的发现了几包文稿,这是当年卢梭存放在她那的。文稿后来以《科西嘉制宪意见书》的名字出版,卢梭在里面继续了《社会契约论》的问题,说:

“有些国家的人民,无论用什么方法治理,都是治理不好的,因为法律对他们不起作用,而一个没有法律可资遵循的 *** ,是不可能成为好 *** 的。”

接着,他在《序言》中总结出这样一个观点:

“那些按常规行事的贤者主张首先为人民建立 *** ,可是我认为,最好是首先为 *** 培养人民。”

卢梭一度失传的遗作

在卢梭看来,人民犹如土壤, *** 则是建造在上面的建筑。如果地质松软得像一盘散沙,那么在上面只能搭建简陋的帐篷。古代的思想家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孔子告诫弟子们“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柏拉图则拒绝为阿加狄人立法,因为他知道这个民族的人骄奢淫逸,不能接受平等的观念,再公平的法律到了他们手里都难免会被糟蹋掉。

其次,如果土壤干裂,难以松动,即使真理之水流过去也无法让它滋润,那么这样的地方也只配与破烂的茅屋相伴。因为这里的人民食古不化、固步自封,一有人想挖深地基,他们马上就群起攻之,任何改革都难以奏效。不到茅屋被风刮倒之时,他们是不肯变革的。因此,卢梭说:

“一旦各种习俗建立、各种偏见根深蒂固之时,再要试图变革是危险而无用的。人民就像看到医生便会梦呓不止的愚蠢且怯弱的病人,再也不能够忍受为了医治他们的疾病而指摘其错误的做法。”

卢梭认为人民就是国家制度的土壤,没有品行良好的人民作为支撑,任何先进的制度传进来都会像掉入染缸一样,立即失了本色。鲁迅在《两地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其次的改革是国民改革自己的怀根性,于是就不肯了。”

如果说制定良法要以良民为条件,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启蒙来教育人民,使其不断进步、不断觉醒。卢梭认为国家就像人一样,也有着自己的青春期与成熟期,在青春期时去变革人民的观念会相对容易,这样待到它成熟后,人民就会服从于法律,变得温顺而富有教养。但是有些国家就像从小便受到粗暴教育的少年一样,成熟后也将像他们的父辈那样野蛮,并且代代相传。因此,启蒙的工作非常必要。

我们要知道,先有良民,才能有良法。只有以良好的人民作为支撑,才能督促 *** 齐头并进。

科西嘉于1768年并入法国版图

科西嘉共和国制宪的原则

《社会契约论》讲述普遍原则,《科西嘉制宪意见书》则规划具体操作,在这本书里,卢梭思想的许多缺点暴露无遗。例如他因热爱农村而贬抑城市,强行把人口分配到全国各地,鼓励进行无货币交易等等,都有着空想的成分。但书里也有许多可供借鉴的观点,如平等的价值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和人民 *** 的政治原则等都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且卢梭像后来的西斯蒙第一样,站在小生产者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进行严厉的批判,这是其他启蒙思想家所不及的。他在表述自己的制宪原则时说:

“让每个人都能安稳地生活,谁也不暴富,这是使国家昌盛的基本法则;我所提出的办法,是可以尽可能直接达到这个目的的。”

卢梭十分反感城市对乡村的剥削,厌恶宫廷贵族、商业富豪对劳动者的压榨,他说:

“个别人富起来了,大众却愈来愈贫困:这两种情况加在一起,必然会导致万恶丛生,使国家遭到毁灭。”

因此,科西嘉共和国要建立起良好的法律,首先得把重点放在经济领域。科西嘉才刚从热那亚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它最迫切的是实现独立与自强。如果没有这两者,捍卫自由就是一句空话。科西嘉人首先要增加人口,因此必须重视农业的发展,让更多人参与农耕劳作,保障粮食安全,避免因热那亚封锁粮食进口而带来的危机。农民人口安土重迁,对土地和国家的情感最深,如果再采用寓兵于农的手段,那么他们将成为难以摧毁的武装力量。只有农业发展成熟,粮食足够自给自足,才可以着手发展工商业,增进财富的总量。卢梭把这条原则称为“商业创造财富,而农业能保证自由。”

在这么一个新型农业国家中,广大的人民都是农民,他们的权利地位应是平等的。因此,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政治的变革,人们“可消灭贵族,剥夺他们的特权和头衔,没收大封建领主的采地。”因为,国家尚无财力来支撑一个庞大 *** 的运转,所以科西嘉共和国建立的初期,实现希腊城邦式的全民民主,这种的 *** 是最廉价的,它不需要庞大的经费去维持开支。

在这样一个青春期的共和国里,它的经济原则是重农主义,政治原则便是人人平等。

卢梭的经济学中有着重农主义成分

科西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随着农业发展成熟,工商业也逐渐发达起来,国家的人口与财富日渐增多,成熟期越来越近,这时科西嘉的政治制度也将进行适度调整。

首先,希腊式的共和制逐渐向现代的代议制转变, *** 也从全民型变成混合型。这样人民就可以将行政权委托给少数精英掌控,让他们来进行社会治理。但是平等的原则并未被打破,因为人民可以一部分一部分的聚集起来,随时罢免掉这些代表。人民始终是最高的 *** 者,平等也始终是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对此,卢梭就强调说:

“ *** 的建立就是为了保卫平等,因为人生来是平等的。”

随后,全国的辖区也要进行重新的划分,尽量保持各地间的平衡发展。首都最好建立在全国中心,并且选择一块土壤不肥沃的地方,这样可以避免有一部分人盘据在周围,把持朝政。卢梭选择的首都是科尔特,它位于全岛最高的地区,资源匮乏,生产困难。只适合公职人员在任职期间短暂居住,而无法像世袭王公那样,代代生活在权力中心的周围。

各个司法辖区都有很大的自 *** ,人们不需要非得到科尔特才能办事,因此科西嘉实行的是联邦制。

国家的人民分为三级,最低级是后备生,凡是出生在科西嘉岛的人,在成年之前都编入后备生行列;第二级是国民,凡是已经结婚但未成年的后备生,只要名下有产业,即可成为国民;第一级是公民,凡是年满二十岁的科西嘉人经过宣誓后都可加入其中,国民只要生有两个孩子也可成为公民。共和国每五十年才破例接纳一次外国移民,并赋予他们应有的权利。

就如莫尔的《乌托邦》一样,卢梭也有自己的理想国家

科西嘉共和国权力的分配

由于《意见书》只是一堆未完成的书稿,所以卢梭没能像孟德斯鸠那样将一套完整政体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我们只能根据《书后散记》中一些零星的段落来推测他的想法:

科西嘉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每个省都按地契上记载的土地数字核定每公民应缴纳的税额,纳税人可以用实物也可以用现金交。然后再由全国第一流的人才组成一个审计署,由他们负责管理财政收入。

卢梭声明“我的意思不是主张绝对消除个人财产,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他强调法律需要对个人的财产进行限制。法律不能强制剥夺个人的任何一份合法土地,只能限制他拥有更多的土地,这样才能抑制土地兼并。

*** 的权力要根据法律来运用,法律没有授权的事就不能做。谁也不能靠自己的出身而成为官员,在岛上,每个成年人都只能有“公民”这一身份,单单这个身份就包括了其他身份。

最高法院的法官享有很大的独立性,他们在司法辖区内掌握着司法权,甚至能够在认为必要时召开三级会议。而且他们的人身是不可侵犯的,在岛上,谁也无权逮捕他们。只有通过全民大会才能解除法官的职务,而且只要法官没有因违背法律而被罢免,他们就将终身任职。这样设置的目的是为了让法官不必迎合于官员、选民、舆论或金钱而工作,他们唯一的上级只有法律,只对法律负责。

最后卢梭不忘提醒科西嘉人,良法只能建立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而不是一时 *** 的产物。群众豪迈的 *** 会转瞬即逝,而生活方式却恒久不变。他告诫科西嘉人,不要忘了被热那亚奴役的苦难,并且说: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只有珍爱自由才能长久地享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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