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来源：《群众·决策资讯》
作者：刘建明
最早的舆论称为“舆諤”，还出现了“民瘼”、“民心”、“舆诵”、“公议”、“民意”、“清议”等说法，后来才称为舆论。中华民族自古重视舆论，典籍中记载了许多尊重舆论、遵从民意的言论，时日旷久，积淀为许多“铁律”。千百年来，这些规律一直左右着中国社会的律动。政息人亡，江山成败，千古苍茫，无不受这些规律的影响。
一、问政于舆论，还政于民心
问政于舆论，还政于民心，是我国最古老的舆论规律。尧帝曾在宫外设鼓，让百姓击鼓进言，舜帝在要道上立木桩，让百姓在上面写出批评意见。此类问政于舆论、求谏纳谤的传说，散见于诸子各书。明君求言主政，以示济世爱民，中国古代就有这个优良传统。
到夏朝末期，有“采诗问政”制度，帝王设置史官到民间巡访，搜集民谣，以观执政。周朝继承了这一制度。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记述说：周朝“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让天子“足不出户而知天下”。《诗经》就是一部“采诗问政”的大成，《诗经》中的民谣让天子知道人民的疾苦和意见，了解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心愿。
政为民心之声。问政于舆论，才有为民的政治和政策。用今天的话说，民众不愿干的事，硬要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民众要求做的事情，不组织、带领他们去做，就是落后于他们的认识，违背他们的意志，其结果也要失败。政治历来应体现民众呼声，体现人民的意愿，还政于民心是千古不变的政治定律。
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老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老百姓所听到的。这是说民为贵，民众的意见重于一切，民众的意志不可抗拒，最早出自《尚书》。
《皋陶谟》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上天的意见都是民众的意见，上天恩赐好人、惩罚坏人，都来自老百姓惩恶扬善的意愿。上天和民众是相通的，只有尊天敬民，才能保卫国土。
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历史定律。唐太宗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皇明经世文编》记载：“盖民心之向背，系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结民心，而欲久安长治者难矣。夏、商、周、汉、唐、宋，俱有天下数百年，而历世之绵远者，固结民心之所致也。”中华五千年政治文明的核心就是“民为贵”，尊民、畏民则长治久安。
三、炮烙压民怨，百姓无言国家亡
古代许多典籍记载了残暴统治者镇压舆论的骇人事件，商纣王炮刑压民怨，导致国家灭亡，就是最古老、最严酷的舆论遗训。
商朝西北部是周朝的天下，许多躲避商纣王残害的官民纷纷逃到周，请周武王派兵攻打商纣王。周武王派人打听商纣王的情况，一天探子回来报告说：“现在朝歌混乱不堪，政治黑暗，人民个个怨恨、痛骂。”大家听了都说：“这样 *** ，还了得！我们赶快出兵去替人民除害吧！”武王从容地说：“它还没有到灭亡的时候呢，等一等！”过了多日，又一个探子回来报告说：“商现在比以前更糟了，被杀的人更多了，都不敢在大街上骂纣王。赶快派兵去解救商人吧！”武王镇定地说：“且慢，还没有到时候，再等一等。”又过了月余，一个探子回来，大家急切地问现在朝歌怎样？探子回答说：“现在嘛，倒安静了一些。自从比干那些人死了以后，当权的全是坏人，老百姓都不说话了，也没有人骂了。”武王听了，连忙说：“是时候了，老百姓到了不说话的程度，就是这个国家灭亡的时候。”武王立刻起兵点将，集结许多小国，一起出发征商。此后周取代商，开启了八百年的西周王朝。
人民批评，是希望商纣王能改正错误，继续管理这个国家。而人民已对国家陷入绝望，不再关心国家的好坏，也就不说话了，一心只希望别的国家打进来帮助他们推翻统治者。这就是武王所说的“百姓无言国家亡”。
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个规律有多种表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士气不可辱，民意不可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等。其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典籍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格言，它告诉人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君王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才能顺利执政；同人民作对，就要被老百姓打翻在地。这里讲的是民意对政权的两种作用。
孟子曾把得民心得天下、失民心失天下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一代君王拿稳权杖的唯一办法就是得到民心。历代不乏君臣深知人民的力量不能违逆，把尊重民情民意作为稳坐江山的保障。《荀子·哀公》篇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唐初魏征和唐太宗多次引用“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些话。魏征对太宗说：“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怎样才算得到民心？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富以养民是为政者的首要任务，“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西汉的贾谊认为，“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史，盛世的形成，都是致力于发展的结果。对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讲，发展都是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动因。社会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政权才能巩固。
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管子·君臣上》曰：“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古代明君主政，善于采纳人民的意见。但是，对人民意见只个别地听取，就会片面，变得愚蠢；全面综合地听取多人的意见，才是正确、圣明的。即使有商汤、武王的德行，也还要多方搜集众人的言论，顺从人心，适应人的性情，行事都从众人共同关心的地方出发。
这里提出这样一个舆论定理：为政者要善于把少数人意见和人民整体意见区别开来，听取个别人的意见制定政令，会误国伤民，采纳人民的整体意见才是顺从民心。对这一舆论定理，孟子也有精彩的阐述。一天他对齐宣王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可见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这就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
六、子产不毁乡校，索寻执政之师
欢迎人民公开议政，为其提供议政场所，是执政者闻善防怨、寻求执政之师的最好仁政。这一舆论规律是由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提出来的。
子产任郑国国卿后，实行一系列政治改革，竭力保留乡校（当时乡民集中议政的公共场所），受到然明的质疑。《左传·子产不毁乡校》记载，郑国大夫然明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毁掉？人们早晚干完活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施政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然明说：我从现在起才知道您确实可以成就大事。
子产执政20余年，既维护百姓的利益，又限制贵族的特权，实行“学而后入政，择能而用人”。他不毁乡校，愿闻庶人议政，广开言路，改革成就斐然，被历代所称颂。
七、刺寡人之过难得，赞寡人之声易来
当政者想听臣下的批评，在古代难上加难，因为臣民怕受到打击，不敢批评。如果有当政者对指出过错的人不仅不嫉恨或打击，还要给予奖赏，就能随时听到对自己的批评，就不会犯错误，至少不会犯大错误。从历史文献看，古人很重视这一舆论规律。
《晋书·王沈传》曾记载，王沈在做尚书的时候，出监豫州军事并任豫州刺史。到任后，他贴出一张告示，征求对执政的意见。告示上说：“自古贤圣，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刍荛有可录之事，负薪有廊庙之语故也。自至镇日，未闻逆耳之言，岂未明虚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属城及士庶，若能举遗逸于林薮，黜奸佞于州国，陈长吏之可否，说百姓之所患，兴利除害，损益昭然者，给谷五百斛。若达一至之言，说刺史得失，朝政宽猛，令刚柔得适者，给谷千斛。谓余不信，明如皎日。”这样悬赏“逆耳之言”，而且给这么多奖赏，让人十分振奋。
可是，给君王和官吏指正错误，有这样胆量的人却少之又少，而听到臣民的赞扬却易之又易，因为臣民有私心，惧怕或有求于上司。《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讲清楚了这三个原因：妻说我美，是偏爱我；妾说我美，是怕我；客人说我美，是有求于我。民间舆论不敢指出官吏的过错，正是执政者的大患。如果官吏们放下身段，丢掉面子，对“赐寡人之过者”重赏，对恭维美言者劝诫，不仅能得到真诚的赞誉，而且能避免多少错误啊！
八、三人成虎，闻言不可不察
民间也有谣言，造谣者时而出现；也有谰言诽谤，无事生非者随处可见。无论君王还是官吏听取庶民之言，要警惕“三人成虎”，防止淫言媟语、诡言浮说的欺骗。
《战国策·魏策二》写道：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为知。可惜的是，最后魏王还是相信了谗言。
民众的意见是否有道理，是否真实可信，不在于传说的人多，而在于它是否是事实。意见的正确性一要符合实际，二要发自人们的肺腑，为人们亲身体验或亲眼所见。众口可能混淆是非，产生“人言可畏，积非成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舆论现象。无论何人，相信舆论，必须判断真伪，明察秋毫，经过多方考察再作出结论。
九、天下有道，庶人不议
孔子的“天下有道，庶人不议”意思是说天下治理符合大道，平民百姓就不会议论朝政。
治理天下符合大道，各级官员的行为受到监督约束， *** 和恣意妄为就会变少，地方官员也不敢各行其是，庶人就不会愤愤不平，议论不休。这个“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公平、公正、保护人民利益、官员廉洁、勤政守法。如果“庶人有议”，那一定是因为“天下无道”，官员 *** ，官威横行。
十、执政自信，宽容异己
不能容忍舆论的权力，是易被舆论摧毁的权力，自然不会宽容异见。反之，对异见宽容，是因为对权力自信，理在必得，可用“宽容自信能服人”来概括这条舆论定理。
清朝雍正皇帝做了一件怪事。当时曾静、张熙宣扬反清思想，策动地方大员岳钟琪举兵反清，失败后，曾、张二人被押到北京。雍正对二人耐心开导、软化，进行了一场对话式的审问。经过一番明理教化，曾静从反清转而吹捧清廷，写出《归仁说》一文。雍正将此文连同审问笔录一起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陈述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呼吁民众“归仁”于清。雍正没有惩罚他们，而是让曾静到 *** 间巡讲，以现身说法，对大清的正义大大宣传了一番。之后，雍正还安排他到湖南任“观风整俗使”一职。
雍正此举，清廷后帝及臣僚与今天的史学界各有不同的解释。但不管一时兴起还是深有反省，他能容忍曾静的言行，或多或少体现了对自己执政的自信，对宽容自信能服人的舆论铁律初有领悟。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