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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要
逝者
苏叔阳
1938-2019
笔名舒扬,1938出生,河北保定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开始文艺创作,1978年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1979年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等。
苏叔阳代表作有:剧本《丹心谱》、《大院》、《夕照街》、《春雨潇潇》等,剧本集《苏叔阳剧本选》,中短篇小说集《婚礼集》,长篇小说《故土》等。其中,话剧《丹心谱》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一等奖,《左邻右舍》获全国话剧、戏曲、歌剧优秀剧本奖。《中国读本》以15种文字出版,在世界发行1500万册。
南都记者获悉,知名作家、剧作家苏叔阳于7月16日晚间在京逝世,享年81岁。
苏叔阳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其中,话剧《丹心谱》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一等奖。
1994年,苏叔阳确诊罹患肾癌,从此开启了长达25年的抗癌旅程。他经历多次手术和放疗,三次闯过癌症关隘,凭借过人的毅力,治病之余写出了300万字左右的著述。
他曾说:“我的左胸背两道刀疤,一条是黄河、一条是长江,我们两条母亲河的倩影留在我身上。所以我的生命很充实。这大概是我的孩子气吧。”
最后的日子里眼神非常清澈
接到南都记者电话时,苏叔阳晚年的小弟子、青年编剧张巍刚从苏先生家中出来。他告诉南都记者,自己最后一次见苏先生是两个月前到医院去探望。“他躺在病床上,很瘦,但眼神真的非常清澈。不是平时受生活所累的人那种眼神,是那种很让人爱看的老人眼神。”
张巍介绍,因为25年罹患癌症,而且不止一种,苏先生的身体机能已经不太好。25年里老伴左先生照顾得很周到,虽然有几次急救情况,但苏先生还一直在做学问,生活上也自得其乐,晚年颇多建树。
“今年过了年之后,就感觉(他身体)忽然有点向下走。”张巍说。
两个月前在病床上的苏先生,见到张巍依然热情而健谈。张巍回忆,住院期间每天打很多点滴,老人精神说不上好,“但他就是那样的一个心气儿”。后来还有一件趣闻。三周前,因为周一不用打点滴,苏叔阳先生跟看护的大姐密谋偷偷回了一趟家,要看看家,想家了。张巍当时听说这个事儿,觉得老爷子大热天还有心力折腾回家,状态还不错。没想到突然传来老人走了的消息。
“记得十三四年前有一次住院,我们去看他,坐下来没到三四分钟就开始聊创作,聊得还很激动。每次聊剧本都会眼含热泪,所以他夫人总会劝他说,你冷静点,冷静点。”
在张巍的印象里,苏叔阳先生思路敏捷、博闻强记,晚年有记忆退化的倾向,但不影响他表达他的情怀。他有一种独到的言谈方式,言语间流淌着浓厚的诗意。“艺术家身上所有可贵的品质他都有,真实、坦诚、像个孩子。”
苏叔阳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张巍和身边的编剧、演员以及看过苏叔阳先生戏剧的观众纷纷在朋友圈发文悼念。张巍惋惜地说:“虽然对这件事情有准备,但总是希望这么可爱的老人,能够继续一直陪伴着咱们。”
因为《丹青谱》“一剧成名”
提到苏叔阳,文艺界的老辈儿们都会想到话剧《丹青谱》。1978年3月作为北京人艺恢复后的第一个原创剧目上演,在京城引起轰动。成千上万的观众涌入北京人艺的剧场,各大报纸争相报道演出盛况,苏叔阳的名字频现报端,全国的剧团都慕名进京学习。
写作《丹青谱》的当时,苏叔阳正在北京中医学院教书。《丹青谱》也以医学为背景,讲述老中医方凌轩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努力以青蒿素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的故事。
《丹青谱》获得业内外的广泛好评。就连来中国的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也评价说,苏叔阳是个热情的作者,他的这部戏里“充满了人性”。
苏叔阳出生于河北,在北京上大学,从开始写作起,就对京味小说语言情有独钟。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是苏叔阳的老相识、好朋友。他告诉南都记者,因为《丹青谱》这部剧,苏叔阳“一剧成名”。
“那个年代作家也不多,苏叔阳几乎是跟王蒙、刘心武是同时起来的。但是他和刘心武、王蒙不同,他那个时候追求的是京味儿,被算作京味儿作家。但是他从小没有在北京生活过,上了大学又一直在知识分子中间,他的京味儿不是特别地道。他写过许多短篇、中篇和剧本,都没有《丹青谱》那么有影响。”刘一达说。
从文学转向文化写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苏叔阳文学创作的巅峰期。
“先生有很多话剧作品自己很喜欢,但是没有好的时机去上演。”张巍说。2018年11月,后生晚辈们为苏叔阳先生举办了“向剧作家致敬”暨苏叔阳作品展演活动,由先生亲自挑选三部戏《飞蛾》、《月光》、《萨尔茨堡的雨伞》,在北京西区剧场和菊隐剧场进行剧本朗读。
“天气比较冷,我们都担心他可能坐不完全场,打算什么时候坐不住了,就中途扶他退场。但实际上从开幕仪式到读剧,四个半小时他都坚持下来,而且看得津津有味。演出结束后,他起身向所有演员九十度鞠躬,感谢大家。”
1994年,苏叔阳先生罹患肾癌。在顽强抗癌的同时,他也由纯文学创作转向致力于文化上的工作。
“他主要是和电视台合作,做一些中华文化的系列节目。那时候还没有百家讲坛,于丹还没出来呢,他是最早在中央电视台做中华文化讲座的。那个节目当时在海内外影响很大。”刘一达回忆说。
最大的成就是历史文化散文《中国读本》,出版于2007年,被译成英、德、俄等15种文字,在全球畅销1500万册。这是一部面向青少年、仅用十几万字浓缩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普及读物。当年接到中宣部交给的撰写《中国读本》的任务,苏叔阳也曾思虑再三。他甚至召开全家会议,讨论这本书是否值得写和需要写。
撰写通俗历史读物,表面上行文清浅,背后却有繁杂的资料整理和文献积累,既需要史家的渊博和冷静,又需要文学家的畅达和敏锐。苏叔阳为写作《中国读本》投入了全部精力,为了感受历史的温度,他坚持不用助手,亲自爬梳史料和学术素材。
在这期间,苏叔阳癌症复发,《中国读本》的初稿在一叠厚厚的病历背面写就。写作这本书,他的文风和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转变。他甚至创造了一种“读本体”,为后来的读本类书籍所效仿。
京城文艺界的抗癌明星
在京城文艺界,苏叔阳还有一个身份是抗癌明星。1994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他在参加一个中央举办的晚会时感到头晕不适,赶到医院做CT检查,确诊为肾癌。苏叔阳后来在《生病后你有两条路》一文里写道:“我当时一下就蒙了,那年我56岁。有10天的时间我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治疗过程非常痛苦,手术过后是漫长的放疗。因为放疗期间进食很痛苦,有个病友一吃饭就靠着墙哭。苏叔阳的态度是吃不下也得吃,给病友说笑话,架着他去吃饭。
好不容易熬过去,2000年,又出现肺转移,苏叔阳再次开刀。这时候他的心态已经调整得较为恬淡,医患之间坦诚相见,主刀医生可以当着他的面研究手术方案。又过了8年,癌细胞转移到左肺,苏叔阳再次切除了左肺叶。
“人的命运至少有一半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如果得了病以后你能够正确对待它,那么在遇到坎儿的时候,别人拉你一把,你自己加把油就过去了。”患癌之后,苏叔阳把癌症当成生活中来了一个朋友,把每天吃一把药当成日课,他说,“一起玩呗!”
阅读、写作、治学,他一样没耽误,治病之余写出了300万字左右的著述。到了近两年,他还在筹划着再写《 *** 读本》。还准备将自己的阅读笔记编成一本书,书名都起好了,叫《我的精神国》。
他依然时常出现在京城文艺界的聚会上。“他吃不了多少东西。别人喝酒聊天,他也不喝,他就看着大伙儿。他说,我看着大家吃着也高兴。晚年时癌症已经扩散了,他在人面前展现的还是若无其事、云淡风轻的。他不是把生活里的烦恼、懊悔、倒霉的样子呈现给人,而是呈现给人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一种情态。”刘一达说。
而张巍告诉南都记者:“最后的这几年时光,我觉得最大的功臣是苏叔阳的夫人左先生。两位先生都是知识分子。左先生是那种比较典型的中国女知识分子,自己治学的同时,又扶持、帮助着苏先生做很多事。不能说在苏先生的光环里藏着自己,而是说,因为有左先生,苏先生才在艺术上的成绩光芒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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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