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读西南联大通识课系列之《文学课》
“治文学史须注意二事：
1，注意某时代中文人必读之书本。
2，注意某时代流行之陋书。”①
——罗庸
从左至右：朱自清、游国恩、罗庸、萧涤非、闻一多、浦江清
之所以援引罗庸先生这句话作为篇首语，是因为这本书总的来说就是在做这件事。几位民国文学大师，从《诗经》开始，到《红楼梦》结束，沿着文学发展历史的脉络，将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作者，进行分析、解读和考据，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又因文字之发达，故而留下的文学作品可谓浩瀚如星海，绝无可能照单全收，故而知道何书为必读，尤为重要。
▋先秦两汉
其实不用翻开书就能想到，谈到文学史，《诗经》肯定是跳过不去的，而由擅长散文和诗歌的朱自清来开篇讲《诗经》，似乎也非常合适。果然朱先生大发一番感慨，其个人感情稍多，对经典的分析内容稍少一些，包括后面的《史记》和《汉书》，可能因为都是耳熟能详的经典，所以感觉讲的稍浅了一下。在《汉书》部分，先生讲到班固写《汉书》实际上是以班彪的《史记后传》为底本的，但班固一改《史记》通史之写作方法，以断代述史，影响极大，他的这个创见也开了后世史书的模范，故后世史书多称“某某书”，因中华文学之发展，离不开史书，故此影响亦极重要。
游国恩先生是楚辞专家，又是文史专家，故而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较深刻，先是推荐了《左传》和《国语》。《左传》一书也属于历史著作，但又有显著的文学特点，完全可以当故事书来看，主要体现在：
第一，叙事富于故事性、戏剧性，有紧张动人的情节。
第二，善于写战事，特别是几次大规模的先秦战事写得绘声绘色。
第三，行人辞令很美，表现在书面上就是语言很美。
除此之外，《左传》还体现出很多先进性（相对于当时社会而言），首先是民本思想，其次是爱国思想，并且反对用人祭祀和殉葬制度。但是因其时代局限性，当然也有很多为政治服务的言论，我们在看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全盘接收。
之后便是“楚辞”，书中原文：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之后的一种新诗体。这已经将《楚辞》提到了与《诗经》同等的文学地位。并且指出“汉赋”是直接受“楚辞”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文体，具体考证书中有详细论述。而“楚辞”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屈原和他的《离骚》。
《离骚》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可以说是叙事诗），全诗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诗人对以往历史的回溯：岂余心之可惩。后一部分是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但因其年代古远，非一般人可读懂其瑰丽壮魄，实为可惜。
接着便来到了汉朝，这里不得不提一个人——刘向。这个名字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但他干的事情影响后世深远，其所撰《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今存《新序》《说苑》开魏晋小说先声；《列女传》《战国策》《五经通义》流传至今，另外编订《楚辞》，联合儿子刘歆共同编订《山海经》，可以说随便拿出哪一部作品都堪称经典。在此之前，“赋”一直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学形式，直到“五言诗”的出现。
五言诗出现以前，无论是散文、 *** 、诗歌均以四言一句为主要格式，东汉以后，诗人已不满于四言的旧形式，开始试探五言新体诗的创作。游国恩先生给出影响最显著、艺术成就最出色的是辛延年的《羽林郡》和宋子侯的《董娇饶》，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五言诗，还未发展出律诗和绝句的固定形式，乃是叙事或抒情为主的文章，更接近乐府民歌。而游先生着重讲的是《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诗歌合辑，非一人所做，但其艺术成就突出，自魏晋以来一直受作家们的重视。刘勰说《古诗》是“五言之冠冕”，因汉以后皆言诗，故《古诗》在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
从魏晋开始，本书便开始了对五言诗的着墨，故并未提及《三国志》等史书，也没有提及《颜氏家训》这种既个人又有历史价值的杂文。均是对当时一些文学家的介绍，主要交代了五言诗的发展，似乎可以将其作为隋唐诗歌大发展的前奏或铺垫，可快速掠过，但其中亦有惊鸿一瞥，就是陶渊明。
陶渊明可谓魏晋文学的集大成者，其个人生平书中多有介绍，此处不赘述。陶渊明一向被归为田园诗人，但寄情于山水本就是东晋文人普遍的生活状态，陶并不算特殊，他的特殊在于，在田园诗中，反映的是现实生活的黑暗。如《归田园居》系列，要一起读，这是一整个心理活动的描写，要把它们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就能看到，诗文里描述的越恬淡美好，越能反衬出外面社会的腐坏堕落。他的《桃花源记》、《闲情赋》均是一样。陶渊明不管诗歌还是散文，均能保持统一的风格，读陶渊明的时候，最好是将他的作品放在一起读才好。
上面也说到，魏晋五言诗或可作为隋唐诗歌的前奏，这里需要尤其提一下钟嵘的《诗品》，这是一本诗论书，时代在南朝齐梁时代，主要品评了两汉至梁朝的诗人及其诗歌作品。在序言中，钟嵘提到了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之所以将这段话记录下来，是因为这或可成为我们读诗写诗的一种方法。更不必说《诗品》对后代诗歌批评有很大的影响。
▋隋唐及五代
“研究一代文学，凡以作家为主，以文体为范围时，有二路可循：（1）叙述作家之来源与成就。（2）不管作家，仅就诗之内容求其表现情绪之主潮。”这是罗庸在论唐诗时所用的方法，也是大多数文史专家所用之方法。
在开始隋唐文学之旅前，罗先生先追本溯源，抛了三个着眼点出来说明隋唐文学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第一，中国地理之变迁。中国史上地理有两天然之分界线，一以潼关为中心分为东西，一以长江为中心分为南北。东西对峙，皆在北方，故文化无多差别，而南北则迥然不同。
第二，文人出身不同，于文风亦极有关。（文、武、士族、寒门等）
第三，欣赏文学与应用文学为两不同道路，在隋唐为一大变。（主要指骈文的变化）
而究其根本，乃是因为隋唐科举制度的发展。自科举制兴起，六朝门阀气消，而寒门穷酸气毕露，士人生活亦发生大改变，士人欲进身不能不注重诗赋，故唐代文学主潮，一为唐诗，一为古文。因此，这一时期精品不断涌现，无法一一列举，罗先生便以人作家为中心研究这一代文学。
“凡诗中大家者必具备以下之特点：①笔调不限于一方面，能变化笔调而写各种形式与题材。②大家诗风格有矛盾时，原因有二可能，其一为自身未能融会统一成纯一风格，其二为自身经验丰富，境遇变迁极多，因而能臻于上乘。”本书选出的两个大家，是闻一多先生讲的孟浩然和杜甫。
孟浩然就是上面这段话所描述的大家本家，用闻一多先生的话说：我们不要忘记矛盾与诗的因果关系，许多诗是为给生活的矛盾求统一，求调和而产生的。孟浩然的诗是一直在变化的，变化到最后已经看不到诗了，“在最后的这首诗里，孟浩然几曾作过诗，他只是谈话而已。”闻一多先生认为这已然到达了一种境界，除了孟浩然，古今没有第二人到过这境界，苏东坡说孟没有才，而东坡自己的毛病，就是才太多。如果想一探孟浩然的境界变化，可以将其诗歌从头到尾读一遍，不知是否能品出闻先生所说的境界。
接着闻一多写道：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令笔者一度怀疑，这种说法可能只是闻一多先生夸人的固定模式。当然，被称作“诗圣”的杜甫，担得起这个说法。而书中闻先生也将笔墨用在了杜甫生平上，可能觉得谈他的诗已经没有必要了。
到中唐，出现了三种对后世文学影响颇深的新文体。
（1）传奇文。
其代表作为裴铏的《传奇》，此书类似于现代的小说集，但其小说含义与现代不同，其中包含笔记、诗话、考据等项，更多的是将很多只凭口传的材料加以记录的一种文体。后世受其影响最大的第一为戏剧，为宋元杂剧之蓝本。第二为韩柳等作家开始写作大量小篇纪传体文学。第三是宋以后话本的口语化，也就是白话文。第四使小说与戏剧形成不可分之局势。
（2）俗讲及其他俗文学。
这是敦煌发现后才出现的研究方向，故与佛教关系紧密。总结起来大概是因佛教逐渐从权贵阶层向民间发展时，佛经对大众来说，过于晦涩难懂，影响传教效率，故而佛学家们便将佛经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故称为俗讲。因佛家讲经时，必有一套仪式，这种仪式以不同的形式流传下来，如后世话本和小说里的引言和楔子，又如说书人手中的醒木等。
（3）曲子词。
对于宋词是否由此发展而来，还无定论。但笔者认为，一种文体的出现和发展，一定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而产生的，其中必定有一主要因素，除非是文史研究学者，需要深究其渊源。对于我们普通读者，在读的时候，只需欣赏其文学之美即可。
此时期另一重要变化即“古文运动”，其代表人物为韩愈、柳宗元。对于书中所谓“古文”，笔者并无太清晰之概念，根据笔者浅显之理解，大概是崇尚古代简洁之文风，力求行文精悍，能少用一字便少用一字，这种文风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欧阳修。韩愈推崇孔孟，故有《师说》一篇可观其一斑。
中唐以后，随着政治的分裂，文化亦跟着四溢于藩镇诸侯之中，文学风格也呈现出不同面目，直至晚唐，唐诗已无太多变化与创新，逐渐走向模式化，且因文化向民间的流入，晚唐多白话诗，同时曲词开始发展起来，其代表作为《花间集》，其间选词很杂，有些专为教坊所做，词格极低。
每到一个时代末期，便会出现总结类的书，唐朝也不例外，其代表作为释皎然的《杼山诗式》和司空图的《诗品》。《杼山诗式》乃唐诗发展三百年之总结，其用了十九个字来辩诗体，分别是：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此种以意境辩诗体的方式，直接影响了《诗品》的成书。
▋宋元
上文说到，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文人，开启了“古文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宋朝，而这时期扛起“古文运动”这面大旗的便是欧阳修，最终欧阳修以古文家兼诗家的身份完成了古文运动，从此古文与骈文的斗争，以骈文成为通行公文与应酬文字而结束。他继承韩愈“原道”思想，作《本论》，以《左传》之主旨，作《鸣蝉赋》，自欧阳修后，道学、功业、文章可分别修习，二程（程颢和程颐）、周（周敦颐）、张（？）得道学；王安石得政治；苏轼得文章。
笔者亦是欧阳修铁粉一枚，爱其文风之酷。欧公虽倡古文，但行文选用平易习用之词汇，明白易懂，简洁明了，无一句废话，无一字赘述，这也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另一开创，除了反对骈文的浮华，另外也反对艰涩险怪的文章。但浦江清先生在文中也说道，欧公之文风，在开创时是新鲜的，后人学之便成为“古文笔法”的滥调了。这件事怎么说呢，就好比书法，一个人写得好，大家便争相模仿，便成了“俗书”遭世人诟病，但并非它不好，而是因为太好了，反而流俗，这不得不是一种文化的悲哀。但也正因如此，新的文化才会萌芽。
通读之后本书之后，从文风角度，我们发现了两条唐宋文学脉络：第一条是从韩愈——欧阳修——王安石；第二条是从李白——苏轼——辛弃疾。此两条线均有上承下效的传承关系，说到宋朝就不得不说宋词，说到宋词，就不得不说苏轼。
苏轼可以代表宋词的最高水平，但宋词不能代表苏轼全部的文学造诣。书中用了三个篇幅分别讲了苏轼的散文、诗和词。用苏轼自己的话说：“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词最初只是小曲，柳永之词乃是词之本色。苏轼则推动了词的发展，扩大了词的范围。在《吹剑录》中有一段对话颇有趣，大概是讲：有一天苏轼听到一个幕士唱歌唱得挺好，就问他：“我写的词儿跟柳永比咋样？”歌者说道：“柳郎中的词，必须找十七八个美女，拿着红牙板，唱‘杨柳岸，晓月残风’才有那味儿。您的词必须找一个关西大汉，手握铜琵琶和铁绰板，吼着‘大江东去’才行。”苏轼直接笑趴了，确实形容得太贴切了，苏轼确是开创了一个词派，名豪放派，与婉约派相对。
在没有任何过渡的情况下，时间来到了元朝和元曲，元曲指的是戏剧，大部分元曲及剧作家都是从《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的记录中得到的。中国戏剧的发展源远流长，至于为何到元朝突然盛行，涌现出近百位剧作家，书中并未交代，有待于专家去探索。
但是书中对《窦娥冤》的分析似乎稍稍解释了，元曲也并非是孤立存在的，书中说到窦娥的故事其实来自于三个典籍：
（1）《汉书·于定国传》中一个东海孝妇的故事。孝妇被冤杀，东海郡大旱三年。
（2）《搜神记》东海孝妇被冤杀，临刑前对众发誓：妇若有罪，血当顺下，妇若无罪，血当逆流。
（3）《淮南子》邹衍对燕惠王尽忠，被小人陷害下狱，邹衍仰天大哭，夏五月，天下霜。
由此也说明，文学通常并不是从0到1，也可以是由1到2。而明清文学，便似乎都是由1到2的过程。
▋明清
“以赤壁之战这一段文章来论，民间文艺家的笔法，超过了《资治通鉴》，超过了《史记》，超过了《左传》。只有希腊史诗《伊利亚特》所写可以比拟。”——这是浦江清先生，对《三国演义》文学艺术造诣的评价。明清以来，最突出的文学成就即小说。除了四大名著，书中还分析了《 *** 》和《聊斋志异》的文学价值，另外明清时期，诗歌、散文、戏剧均到了集大成的阶段，各种文学形式大放异彩。本书以《红楼梦》做为结尾，似乎也是想表达这一点，书中言道：《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最成熟的作品，也是最后的殿军。是小说中的巨擘，是整个社会的最高艺术创造。至今，似乎仍未有超越者。
整本书编者仍是以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思路进行编纂，所以仍是以大众认知为基础进行文学讲述，实际上各朝各代除了其代表文学形式，其他文学也均有成就，唐亦有曲、有词；宋亦有诗、有戏剧；元亦有诗、有小说；明清亦有诗词歌赋，散文杂记等，只不过被主要文学形式的光辉遮盖了。故笔者认为，此书偏文学入门，适合大多数有阅读能力的读者，推荐。
另：所有推荐书目②，个人建议从后往前的顺序读，这也是遵循先浅后深的原则，否则很容易因为看不懂前面的书，而直接影响对后面书的兴趣。
①此处之陋书，从文中之义看指的是俗书，乃不同时代有不同文学固定格式或模板，文学大师也避免不了。
②本文中出现的推荐书目：《诗经》《史记》《汉书》《左传》《国语》《离骚》《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五经通义》《楚辞》《山海经》《古诗十九首》《三国志》《颜氏家训》《花间集》《杼山诗式》，另韩愈全部作品、欧阳修全部作品、李白全部作品、苏轼全部作品，均开卷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