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题献故国齐鲁及全天下所有的山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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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浒传》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古典名著，其情节有“史诗般的广阔”，被誉为“中国生活伟大的社会文献”。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水浒传》也是唯一一部集中描写区域族群性格的作品，是中国性格文学文化的典范和巅峰之作，其人间烟火气最重。这也是我何以在四大名著中，尤喜《水浒传》的原因。
《水浒传》成书面世于明朝末年，传为施耐庵、罗贯中合著。该书也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长篇小说，实际参与创作者跨越了从宋元到明末的数百年，包括民间说书人、文人、书商等，书中所写的内容，当然不能完全与现实中的农民起义划等号。
施耐庵(1296年-1371年)，扬州府兴化人(今江苏兴化人)，原名施彦端，又名子安，字彦端，原名耳(一说名耳)，别号耐庵。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施耐庵父名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至顺二年(1331年)登进士，不久任钱塘县尹，因替穷人辩冤纠枉遭县官训斥，遂辞官回家。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白驹场盐民张士诚等十八名壮士率壮丁起义反元。张士诚敬施耐庵文韬武略，再三邀请他为军幕。施耐庵抱着建造“王道乐土”的宏大理想入伙，为张士诚献了许多攻城夺地的计策。后因张士诚居功自傲，独断专行，亲信佞臣，疏远忠良，施耐庵谏劝不纳，于是愤然离去。从此浪迹江湖，行医为生。
施耐庵后入江阴祝塘财主徐骐家中坐馆，除教书外，与罗贯中（罗贯中拜施耐庵为师）一起搞研究创作，搜集整理宋江水泊梁山起义故事史料，为撰写小说准备素材。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灭张士诚后到处侦查其部属。施耐庵为避祸在白驹造屋隐居，专心于《江湖豪客传》的创作。成书后定名《水浒传》。
《水浒传》描写的是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在山东梁山泊聚义的故事，艺术再现了宋江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
北宋年间，山东郓城、梁山一带曾流传“去时三十六，来时十八双。若是少一人，誓死不还乡”的儿歌。据史家考证，在宋徽宗宣和年间，确有宋江其人及其领导的梁山泊起义，但并非《水浒传》一百单八将，故事情节也远非小说所写。
梁山泊即位于山东省东平县西面的东平湖，总面积626平方公里，濒临黄河与大运河，古时称为“梁山泊”，清朝咸丰年间易名为东平湖。湖心有一岛，名为聚义岛，这里曾是水浒英雄最初聚义的地方，现在还有晁盖墓。
东平湖及其周围的二龙山、腊山、石碣村、蜘蛛寺等构成了水浒英雄的主要活动区域。鲁西民间，男女老幼普遍习武艺、善拳脚。清代后期，这一带成为大刀会、义和拳的故乡。
为解决财政困难，当时的北宋朝廷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归“公有”，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税，违规犯禁者以盗贼论处。贫苦农民与渔民交不起重税，长期累积的不满情绪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
在宋江等人的领导下，一些民众武装聚集造反，凭借梁山泊易守难攻的地形，阻杀前来镇压的官兵。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这支农民造反队伍正式宣告起义。不久离开梁山泊，转战于山东青、齐二州以及河南、河北一带。
史书记载:起义军“横行河朔、东京，官兵数万，无敢抗者。”约两年后，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义军从江苏沭阳乘船进攻海州(今连云港)，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所派伏兵包围，损失惨重，退路又被切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宋江不得不率众投降，接受朝廷招安，编入宋朝国家军队。
关于宋江部后来是否去江南征讨方腊起义军有争论，多数史学家认为可能性较大。
（2） “水浒”一词，出自《诗经·大雅·绵》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之句。但确切含义存有异议。一种说法是，鉴于施耐庵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罗贯中建议书名就叫《水浒传》。“水浒”即水边的意思，对应庙堂有“在野”的含义，且合《诗经》典故的原义。
《水浒传》是汉语言文学中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对中国、东亚的叙事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明清时代开始，就有许多作家为不同版本的《水浒传》创作续书。明代兰陵笑笑生的名著《 *** 》即是衍生自《水浒传》武松故事的一部小说。日本著名小说家吉川英治著有《新水浒》，其他日本作家如柴田炼三郎、北方谦三等都有重撰的水浒题材小说。朝鲜最早的小说之一《洪吉童传》、日本曲亭马琴的著名史诗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传》，也均是受《水浒传》影响产生的。
受《水浒传》影响，从明朝以来，梁山一百单八将就成为中国画家喜爱创作的题材。其中明代画家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和杜堇的《水浒人物全图》是现存最早的代表作品。二十世纪以来，传世的水浒人物画更多。
《水浒传》十九世纪开始传入欧美，最早的德文译名《强盗与士兵》，法文译名《中国的勇士们》。英文译本有多种，最早的70回译本定名为《Water Margin》(中文意思是“水边”)。据传还有某外国版本叫《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意大利把《水浒传》中花和尚鲁智深的故事取出译成《佛牙记》。英国翻译了《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译名为《一个英雄的故事》。
德国翻译了《水浒传》中杨雄和潘巧云的故事，译名为《圣洁的寺院》。《水浒传》中武大郎与潘金莲的故事则被德国人译成《卖炊饼武大的不忠实妇人的故事》。德国人还翻译了《水浒传》中晁盖、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译名分别为:《黄泥冈的袭击》、《强盗们设置的圈套》。
美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时，定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即《四海之内皆兄弟》)。赛珍珠在题为《中国小说》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以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作为主要内容，其中重点介绍了《水浒传》的创作、演变及流传过程。她认为，《水浒传》是“中国生活伟大的社会文献”。
法国作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认为，《水浒传》“记录了那个遥远年代人的基本生存状态”。
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曾专门撰文，对《水浒传》进行点评。他认为《水浒传》的情节，有“史诗般的广阔”，其与西班牙十七世纪的“流浪汉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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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西游记》写信仰（也可做人生、官场解，主题多义），《三国演义》写谋略，《红楼梦》写世家，《水浒传》写血性，四大名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发展进程演绎史。
中国是个文化中庸的国家，价值观历来重现实、轻务虚，故民间向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之说。老看《三国》谙熟权谋，会徒生懊悔枉自嗟叹；少看《西游》耽于幻想，则易不切实际想入非非；而《红楼梦》虽贵为国粹大雅，但囿于文化层次读者只能是小众，普罗大众读《红楼梦》颇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拿鸭子上架。唯《水浒传》最平民化、最接地气、最有人间烟火气、也最有情感温度、最有种族血性，因而最受读者尤其是民间的青睐。这也是它得以广为流传、恒久不堕的根本原因。
一般人或许以为，《水浒传》无非就是写打打杀杀，其大谬也！
诚然，《水浒传》就是写一帮好汉起义造反又被招安的故事，其间少不了打打杀杀，也确以古怪离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见长，但看《水浒传》绝不仅仅是看故事、看热闹、看荒诞，可以这么表述，《水浒传》截取了宋朝一段完整的社会现实剖面，里面包含着那个时代的一切。打开《水浒传》，犹如打开尘封已久的北宋时代，表面歌舞升平之下，内里波诡云谲、险象环生，而“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则是这幅历史图景的纵横经纬，把现实中的一切串联起来，由此构成了真实的微缩版的宋代全景图。
梁山泊一百单八将，出身五花八门，品质良莠不齐，虽然都号称英雄，但鱼龙混杂，其实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在作者笔下，各有千秋，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打开《水浒传》，犹如打开一本英雄族谱档案，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个个性格鲜明，人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如历如见。
《水浒传》作为一部有关描写山东人乃至中国人族群性格的作品，艺术成就高就高在它成功塑造了一大群性格鲜明、光彩夺目的传奇英雄形象。与《三国演义》、《红楼梦》一样，书中人物不以为假，反倒觉得就活生生存于现世一般。
一百单八将有一百单八种性格，他们代表了现实中的芸芸众生。现实生活中，宋江也好，李逵也罢，林冲、鲁达、武松、王伦、晁盖、石秀、卢俊义、吴用、燕青，乃至一丈青扈三娘、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的人物原型，现实中无不应有尽有，只不过没有那么典型而已。作为现实主义杰作，《水浒传》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以历史观照现实，观照人性、观照社会、观照众生。
（2）小说都是写故事的。故事凡文学作品就有，但外国的不说，至少中国小说没有几部能赶得上《水浒传》的。看《水浒传》，更多看的不是故事，而是性格、是人物。
《水浒传》写了一帮奇特的山东人，一帮奇异的草莽英雄，这群号称一百单八将的好汉，各有各的姓名绰号，各有各的非凡标记，他们共同构成了一组震古铄今的中国人性格雕像，兀然矗立于中国漫漫历史时空中，永远不会陨落沉沦。
读《水浒传》，读的也不是故事，而是故事后面的味道。它表面上看，是在叙述一段曾经发生的故事，实质上是在解说一段真实的朝代历史。故事只是表象，氤氲在故事之中的烟云才是更重要、更吸引人的东西。这烟云又是什么呢？这烟云其实就是一种味道，一种朝代的味道、岁月的味道、民间的味道、人性的味道。
既然是一种带有浓厚时代特征的味道，它固然一定混合着各种各样的气味，但其中最 *** 、最强烈，也是最复杂、最浑厚的，还是由痛苦、愤懑、不平、血性、酒精、辛辣、炽烈等等元素，混合酿造而成的奔腾的地火的那种呛人的味道……这种味道每个时代都有，但以《水浒传》表现的最为典型。
《水浒传》以性格组雕形式，为我们演绎了一个特定区域的地火从奔腾到湮灭的全过程。与历史上那些相类似的演绎方式截然不同的是，它以激烈冲突开始，却以温顺驯服落幕，这不是人们想要的。水浒好汉们也因此备受诟病，沦为笑柄。但我坚信，即使让宋江等人重新来过，结局还会是一样的。
人们想要的难道就是正确的选择吗？结局就不会悲摧了吗？试看历史上那些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有的甚至打下天下建起了新朝坐了江山，最终还不是它用血河飘杵的代价所致力推翻的那个朝代的翻版，并很快又覆灭了吗？
梁山的悲剧，并非一定就是悲剧，即使是也是逃脱不掉的历史宿命——对于时间而言，这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熊熊燃烧在梁山的那股肆意奔突的地火，因煅造出一大批不朽的性格形象而获得了永恒，其永不磨灭的英雄之气，今天仍然于天地之间驰骋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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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自古出“响马”。响马就是啸聚山林造反的绿林好汉或打家劫舍的强盗的别称，因行动惯于马上，来无踪去无影，且习惯以放响箭作为行动暗号，故民间谓之“响马”。
《隋唐演义》里的程咬金等、《水浒传》里的好汉不少就属于“响马”一类。“响马”与一般土匪或强盗并非等同，带有情感温度和色彩，更多是指江湖好汉，其褒义大于贬义，往往具有杀富济贫、行侠仗义的特征。
有一种说法，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响马”可能就产生在管仲任宰相时期的齐国。而鲁国第一代国君圣人周公旦的后人、柳下惠胞弟盗跖，就是个“响马”，从众达9000人之多，甚至还曾教训过孔子。司马迁《史记》乃至孔子等圣人著述中，均有对盗跖的描述。
《水浒传》故事里的英雄有“响马”的成分，但不完全是，或可称为以“响马”起家，最初梁山泊好汉晁盖等应该就属于“响马”一类。但随着宋江等人上山入伙，梁山内斗后整个集团性质发生转变，开始的“响马”演变成所谓的“反贼”，具有了造反起义的性质。
在中国历史上，巴蜀之地是民间造反次数最多的地方，从秦朝开国算起，这一带各种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达上百次之多。其次是安徽，刘邦和朱元璋都是造反起家最后做了皇帝。山东位列第三，黄巢、赤眉军、白莲教起义等影响较大的起义，都发生在这里。
这似乎与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齐鲁身份并不相称，但这是事实。山东之所以多响马，是与历史上山东多灾多难、官府盘剥、民不聊生有关，所谓“ *** ”。山东人刚直勇猛、鲁莽执拗、沾火就着的天性，冲动之下常常不惜铤而走险。
黄巢起义是唐末民变中历时最久、遍及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农民起义，波及唐朝半壁江山，一度攻陷京都长安，建立大齐政权。黄巢是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粗通笔墨，少有诗才，成年后却屡试不第。适逢关东大旱，官吏强迫缴租税、服差役，逼得百姓走投无路。乾符二年(875年)六月，黄巢与兄侄八人响应王仙芝揭竿而起。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十三日，黄巢兵进长安，于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
黄巢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却成为中国军事战略史上宝贵的遗产。《唐诗》录黄巢三首七言诗，皆广为流传。如，《题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东汉赤眉军起义，主要是农民，大多不识字，首领为琅琊人樊崇，于天凤5年(公元18年)在莒(今山东莒县)起事，以泰山山区一带为根据地，与 *** 军对抗。地皇3年(22年)王莽派其子王匡、廉丹率约十万军队试图剿灭赤眉军，结果惨败。后赤眉军发展到十万人以上，势力遍及青州、徐州、兖州、豫州等地。23年，更始皇帝刘玄已即位并攻入长安，赤眉军降于更始，但双方随即再度开战。25年，赤眉军兵分两路，由樊崇和徐宣分别率领，进攻关中，并拥立汉宗室刘盆子为帝，徐宣任丞相，樊崇任御史大夫。赤眉军后攻入长安，为刘秀大将冯异击败。赤眉军起义虽然不如黄巢起义，但影响也同样很大。
（2）有宋三百多年，农民起义数百次之多，其中宋江起义规模影响并不大。南宋时编印出版的《宣和遗事》把宋江起义收入其中，史实随之不断发酵，至明初最终被演义成《水浒传》，广泛流传于民间，以至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宋江起义与黄巢、赤眉、白莲教起义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不仅决定了起义的性质，也决定了起义的最终走向。虽然水泊梁山义军最后仍以悲剧收场，但这与其它起义失败完全不同。
同样发生在山东，类似的社会背景，宋江起义之所以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与其说是投降招安的被动被迫使然，不如说是忠君护国的主动意识使然。
历代农民起义，都具有 *** 、替天行道的色彩。而梁山起义军只反贪官却并不反皇帝，甚至最终主动投诚、皈依朝庭、效力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个例。无论是戏里戏外，宋江都被骂为投降派，梁山悲剧的元凶和制造者。孰不知，无论是真实的宋江，还是作家刻意的塑造，宋江这个人物都具有重要的标志和象征意义。
梁山好汉可谓鱼龙混杂。既有绿林响马、草莽英雄；也有罪徒囚犯、文弱书生；既有禁军教头、豪门巨贾；也有官身衙役、市井小民。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个性，铤而走险的原因五花八门，其中很多人并非主动而是被“逼”上梁山的。
即使同样被“逼”，原因也各不相同，林冲、武松、鲁智深的被“逼”，与宋江、关胜、卢俊义的被“逼”又各有不同，有的是被无端谋害为复仇所逼，有的是因杀人越货被官府追捕所“逼”，有的是为江湖义气所“逼”，甚至还有的是被“设计陷害”所“逼”……“逼”上梁山的背景、因由不同，这也导致了梁山日后的命运与个人最终走向的南辕北辙。
宋江上山入伙之前，梁山已有寨主晁盖并一众弟兄，大多属于 “响马”一类，虽然不无“杀富济贫”的色彩，比如智取“生辰纲”之类，但晁盖的聚义厅，只是一群草莽英雄聚集的响马山头、山寨。
宋江担任梁山泊首领后，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一字之变，有根本不同。忠义堂，虽然也重义，但前提是忠，忠字为首，因忠而义，以义效忠，而非为义而义。只因一个忠字，一派混沌的梁山，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
宋江官吏出身，固然不过只是一刀笔小吏，毕竟也是出身仕途，本来有大好前程，不想因过失杀人，按理应自首服罪，那样无疑葬送了自己。宋江上梁山，表面看被逼无奈，其实有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戴罪立功。可见宋江上山之初，就是带着政治目的的。这也是为什么宋江坐上第一把交椅后，就急着改弦易帜的根本原因所在。
作为一寨之主，在决定梁山命运的终极问题上，宋江的抉择无疑至关重要。但如果说只有宋江一人是投降派绝非如此，事实上，梁山虽然人多势众，但真正具有决定权的也就坐在前几把交椅上属于“政治局”的那几个人。
梁山虽然号称八百里水泊，不过就那几湾小水，掀不起多大的浪，最终被朝廷剿灭是迟早的事。“草莽英雄”也并非都是莽汉匹夫，其中不乏俊杰人物，不可能看不到梁山的最终结局。更何况凡是梁山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无不想洗白自己、重回自由之身。比如副头领大名府员外卢俊义，就坚决不认可自己流寇身份。
因此，宋江掌权以后的一系列机变，除了李逵极力反对之外，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就在情理之中了。可见，宋江绝不是一个人在朝思暮想招安，而是整个梁山政治集团的共同诉求。试想，如果林冲等人坚决反对投降，宋江孤掌难鸣，非但不能成事，甚至恐重蹈王伦被火并的覆辙。
既然梁山被一帮“正统派”所把持，走上投降的道路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通过“招安”回归正常轨道，建功立业洗白自身，最终博得封妻荫子光宗耀祖，非但是来自 *** 衙门、国家军队、豪门富贾的大头领们的所想所盼，即使像落魄文人出身的军师吴用这样的人也同样心存幻想。
而真正像李逵这样以啸聚山林、打打杀杀、有酒有肉、自由自在为目的的人毕竟极少，更多如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浪子燕青、阮氏三兄弟等人，也只能抱着随大流的心态走一步看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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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西南地区，历史上有陈胜吴广起义，相距不远的曹州有黄巢起义。这些起义尤其是唐代的黄巢，对宋代的影响甚大。如果说宋江并没有野心，也不尽然。从宋江江州酒后所题反诗：“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中不难揣测，小人物宋江确曾有过想做皇帝的美梦和万丈豪情。
那为什么主政一方山寨之后，宋江又“朝秦暮楚”了呢？这就要说到地理环境与文化对人的决定性了。鲁西南地区离孔子的家乡曲阜最近，受孔孟之道影响尤深。一般读者对宋江这个人物形象更多持批判否定立场，这是因为对山东人性格和文化缺少了解。
宋江这个形象并非反面，而恰恰代表的是正面，是儒家文化价值取向的必然。宋江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正统的儒家思想，就是封建秩序伦理，就是修身齐家，就是忠君报国。这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政治伦理，也是齐鲁士子鲜明的儒者本色。这是宋江之所以反又未反，最终回归正统的根本原因，也是宋江起义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最大的不同点。
所以我们说，宋江这个形象并非反面的（倒国派），而是正面的（护国派）。同样作为起义军，方腊部与宋江部有本质不同，方腊部仍是重蹈历代农民起义“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覆辙。
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深思。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中，极力赞扬宋江、贬低晁盖。按理晁盖是山寨总头领，龚开为何要如此呢?这是因为宋江自号“呼保义”(呼群保义之意)，他不反对皇帝，呼唤众人对皇帝保持忠义，一心企盼招安报效朝廷，故不“僭侈”自称为王。
而晁盖恰恰相反，居然自称为“铁天王”，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
不仅晁盖，包括方腊，都在龚开批判之列。龚开谓：“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一至于极外，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虽然，彼跖和江，和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安闲，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呜呼!和其逢圣公之徒，孰若跖和江也?”
龚开所说的“圣公”，指的是方腊。可见龚开对方腊自号“圣公”而称帝，极其反感鄙视，认为他远不如宋江。
不仅龚开，《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的作者，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主张对皇帝保持忠义，维护皇帝的最高统治，故极力赞扬宋江而贬抑晁盖。
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第七十一回中有云:“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这种安排明显道出了作家的好恶。
在宋元间无名氏《大宋宣和遗呈》、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杂剧》、李文蔚《同乐院燕青 *** 杂剧》、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杂剧》、李致远《大妇小妻还牢末杂剧》、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乃至施耐庵和罗贯中的《水浒传》中，都让这位“天王”晁盖早早死掉了。此正所谓“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之意。
《宋史·侯蒙传》:宋江寇京东，蒙上书曰:“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
小说中宋江这个人物，之所以是这样而非别样，既是真实的历史事实，也折射出作家自己鲜明的立场和观点。这一立场观点，在罗贯中的其它小说中亦有反映，主要人物的塑造几乎如出一辙。
（2） 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开头唱道：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这两句歌词人人耳熟能详，看似平白简单，其实内蕴深刻。
“大河”即黄河，代指齐鲁和天下，大河向东流——表面看似暴烈的河水必循着故道（古河道）、依自然之理——由西向东流向“大海”。这里的“河”与“海”代指的意象，犹言个体与整体，个人与国家，具有归顺、依从的逻辑关系。
在地如此，在天亦然——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必拱卫“北斗”。北斗星是整个宇宙的核心和稳定不变的象征，代指国君、帝王、国家权力中心。天上的“星星”具有泛指与确指双重语义。两句看似漫不经心的歌词，其实已经明确交代出整部水浒的主题与梁山命运的终极走向。
《水浒传》从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开篇点出天罡星和地煞星，到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不仅在政治上为一百单八将确立了定位、正名，也为日后埋下了伏笔，具有非常高超的写作技巧。
天罡、地煞为道教神名，源于中国古代对北斗星的崇拜。道教认为北斗丛星中有36颗天罡星，72颗地煞星，每颗星各对应一个神，合称“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在道家看来，天罡主吉，地煞主凶，天罡地位高于地煞。
天罡、地煞都被称为“神将”——天宫的神将，负责保护天宫和众仙的安全。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天将的地位并不高，大概只相当于人间守护皇宫的卫士。请注意，此处“天将只相当于人间守护皇宫的卫士”的说法。
《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以天罡、地煞自况，是有深刻内涵的，即犹言我们都是“人间守护皇宫的卫士”，这与梁山泊“替天行道”的山寨立寨宗旨是相吻合、相匹配的，亦即一百单八将如同天罡、地煞神仙天将，是人间守护天朝的卫士，忠君报国的英雄，这无疑暗合了梁山泊日后的命运与走向。
从《水浒传》到《隋唐志传》，完全可以看出罗贯中思想一脉相承。这两部同样描写民间由草莽英雄引发的农民起义的章回小说作品，其内在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具有惊人的相似和一致性。
瓦岗寨起义，又称瓦岗军起义，是隋大业七年(611年)至隋大业十四年(618年)期间发生的一场农民起义，与宋江起义如出一辙。《隋唐志传》、《隋唐演义》、《隋唐两朝志传》关于瓦岗寨起义的归宿和主要人物的刻画塑造，与《水浒传》价值取向具有同样的指归。
《隋唐演义》是明末清初文学家褚人获创作的一部具有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双重性质的长篇章回体小说。隋唐末年，隋文帝次子杨广欲谋篡位。李渊为了避难，准备携全家离京返乡，途中，李渊遭到杨广收买的杀手宇文成都的袭击，危难中正巧碰到押送囚徒的秦琼，秦琼在回家途中因被错认为是响马，打斗中失手打死捕快获罪被发配燕山。后秦琼、程咬金、单雄信、徐茂公聚义瓦岗寨，拥戴程咬金为“混世魔王”粉碎了隋军的多次征讨……
瓦岗寨与梁山伯一样，都是先肇始于草莽响马，后“改邪归正”，追随李世民打天下，直至保李世民登上帝位。其中主要情节与人物关系与《水浒传》多有相似。全书共一百回，与《水浒传》规模也相同。更有甚者，书中虽谴责隋炀帝的暴政，却又不厌其烦地渲染“殉节”死忠。表明在作者的心目中，“忠君”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
历史上有那么多农民起义，写农民起义的作品也不止于此，为何《水浒传》能流传千古？这不是偶然的。
齐鲁是孔孟故乡，孔孟之道的核心，是三纲五常，君臣伦理，家国天下，是官本而非民本。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决定了梁山最终的归宿。忠君报国，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福荫子孙，这是山东世世代代士子的追求，于今如是。所以，士子、士人造反与底层农民起义，具有本质的不同，是有自身局限的，是不可能彻底革命的，只是替天行道，而绝非取而代之。
《水浒传》与《隋唐演义》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学渊源。施耐庵、罗贯中、褚人获的忠，宋江、卢俊义的忠，表面看不乏愚忠，但别忘了，忠本身就必然以愚，愚忠愚孝，就是顺从顺应，否则上有不济，下即犯上，何来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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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之所以讨论《水浒传》中的群体乃至区域族群性格问题，概而言之，意在表明民族或族群性格问题，既属于地理、人种范畴问题，也属于历史和文化范畴问题，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认识国家民族及其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世界无时无刻不处在看不见的性格冲突或妥协平衡的运动之中。这是世界的常态，也是文明的常态。文明演变的历史、国家和民族演变的历史，本质上就是种族性格发展、演变的历史。
文明和种族间的纷争，说到底也是种族性格和意识形态的纷争。迄今为止，无论是人种学家、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文学家，仍然喜欢从群体性格的视角，窥探一个国家或民族那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奥秘，或从种族习俗和历史文化视角，窥探一个国家或民族群体性格的奥秘。
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对，但这种窥探，更多表现为静止的、僵化的、以偏概全的甚至是诉诸道德和意识形态理念的。比如，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倾轧、种族歧视等等，无不伴随着对国家、种族及其性格属性的某种成见甚至是否定敌视。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不争事实。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其中主要是汉民族。但即使是汉民族，由于分布广泛，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文化习俗不同，导致区域性族群性格也不尽相同。
从历史上看，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文化形态的差异，也使得即使同一空间地理区域的族群，比如同样是北方人、中原人、南方人，朝代、时代不同，族群群体性格也不完全相同，同样的北京人，元朝、明朝、清朝各有不同，及至新中国的北京人与历史上的北京人，更是判若两种。
近代以来对中国人及其性格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南辕北辙，充满着文明和种族歧视的意味。
美国人阿瑟·史密斯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密码》一书，内容是写外国人眼中的100多年前的中国人，被公认为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的著作，甚至被鲁迅、罗斯福和王国维推荐为人文经典。
作者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中文名明恩溥。1872年接受美国公理会差遣与妻子来华，先后在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做传教士，在中国居住长达五十多年，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这里不妨摘录几段该书对彼时中国人的评价：
“在中国人看来，活动活动筋骨对于身体来说是多余的，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外国人都爱外出散步……”；“中国人对呼吸空气似乎不讲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算是空气流通的，除非是一阵台风掀掉屋顶……”；“我们的孩子几乎一生下来就好动，相反，中国人的婴儿抱在怀里却像泥菩萨那样静静地躺着。稍长大一点，西方人的孩子会与猴子一起做各种滑稽动作，而中国人的孩子却往往是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着、站着或蹲着”……
我们当然不能仅凭以偏概全简单予以否定，但由外国人——基于文化、种族的差异的视角，对中国人所做的评价并不靠谱，更遑论“权威”。这种对中国人表象的、静止的浅薄的见解，今天的我们看来无疑会哑然失笑。这样一本书畅销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意味什么可想而知，时至今日世界看待中国人的目光，还像是在看怪物一样，正是这种对中国人的文化偏见、种族歧视的宣传影响导致的。
（2）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到中国游历讲学，与中国人有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作为西方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罗素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价，不能说是最客观的，但却是相对公允和友善的，体现了西方文明应有的理性。
罗素在《中国人性格》中写道：中国人相当有教养，聪慧而明智，我根本不相信“东方人阴险”的神话。平心而论，我认为中华民族是我所遇见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我在与中国人交往中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是这样的谦恭有礼，温和善良。在中国人所有的道德品质中，我最欣赏的是他们平和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们在寻求解决争端时更多地是讲究平等公正，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喜欢仰仗实力。
罗素曾被一位中国作家要求谈谈中国人性格的主要缺点。“我以犹豫的心情谈了三点：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贪心，我以为是中国人最大缺点。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有点懒散和缺乏 *** 外，大多聪明能干而又多神多疑；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很会狂热激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集体的狂热激动。“义和拳”运动的兴起就证明了这点，中国历史上也或多或少地充满了这样的动乱。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因素使他们变得不可捉摸，甚至对中国人的将来也难于预料。
到过中国的旅游者发现，独具魅力的中国优良文化传统颇难保持下去，它必将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而消失。但是，有些东西仍然可以保留下去，如中国人的某些无与伦比的优秀道德品质。
客观地说，罗素对中国人的认识在某些方面，确已触及到了中国人性格的本质方面，比如他所谓的“狂热”（非理性的冲动）。但即使深刻有如罗素，仅凭一些局部的甚至个别表象，全面准确定性中国人也是不可能的。
不用说外国人，就连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也是有限的。《中国人》（旧译《吾土吾民》），是寓居海外的现代作家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该书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文化等诸方面与西方人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在西方广泛流传，被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等推崇备至。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做人处事，圆滑、稳重、内敛，富有耐力，善于察颜观色，迂回曲折，为人老成世故，讲究城府。这既是中国人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林语堂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及中国人的了解，肯定与外国人不可同日而语。
即便如此，由于其西方文化背景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林语堂似有先见之明：中国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国民生活如此复杂，对它有形形 *** 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阐释，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有人持有与我相反的意见，我也随时准备支持他，并为他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正确性。此语并非自谦，而在表明中国人性格之复杂很难一概而论。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族群规模最大、人口数量最多的民族综合体。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幅员辽阔、各民族融合繁衍，民族血脉百川汇海，源远流长，如此形成的族群性格也极其复杂。可以肯定地说，要想把中国人的性格条分缕析说得清清楚楚很难。
民族性格或族群性格，指的是具有某种大致固定的群体性心理型态，属于历史文化范畴。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或种族性格的产物，而性格作为人基于种族历史和文化形成的心里状态表现形式极其复杂。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理想性格包含、体现内在精神，应有三种品性:1、丰富性(整体性)，性格的多方面性；2、明确性(特殊性)，即在诸多性格特征中必须有一个主要的、占主导地位的性格；3、坚定性，即具有独立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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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学家钱穆对山东人有个广为人知的评价，他认为：“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这被认为是对山东人的定性评价。我觉得，钱穆先生这一观点，比之任何笼而统之阐释中国人族群性格之说都要切中要义。
山东人（概指男性）给人的普遍印象，首先是身材高大威猛，俗称“山东大汉”。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山东人是距今约四五十万年的“沂源猿人”。在古文献中，最早的山东人被称为“夷”。从“沂源猿人”到齐鲁时期，山东人皆可谓之“夷”。许慎《说文解字》大部“夷”条:“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夷”字的造型乃一身材魁梧的大汉在腰部佩带一张弓，这就是东夷人的形象。
东夷人以仁义著称。在远古“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中，古人将南蛮、西戎、北狄斥为未开化的粗俗鄙野之人，独对东夷人不乏称颂赞美之辞，说东夷有“君子不死之国”，这大概是山东人传统性格的“基因”。
山东是孔孟之乡、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之于中国，恰如古希腊之于西方，乃是文明文化鼻祖和滥觞之所在。中国文化的内核就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儒家文化。齐鲁文化特别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中华民族独特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山东人自己。
山东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或地域概念，而是一个多元的、融合的、历史的概念。
历史上，山东地区灾难频仍动荡不已，现代山东人并非由原始东夷人发展而来，而是多地域、多民族杂相糅合的产物。据有关研究考证，山东区域人口先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宋辽金时期和明清时期数次“大换血”，山东人形象与性格的形成，与三次“大换血”导致的人种优化，以及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齐鲁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熏陶和滋养莫不相关，这也是山东人之为山东人的重要成因。
山东人传统性格的奠基，自齐鲁两个诸侯国立国始。周武王建立周王朝后把两个最大的功臣周公和姜太公分封在鲁国和齐国，他们及其后人治国理政崇礼尚义，加之管仲、孔子、孟子、庄子、墨子、荀子、晏婴、房玄龄、郑玄等历代贤哲的阐发弘扬，终汇成洋洋大观的齐鲁文化，此即山东人性格的人文传统成因。
不仅如此，山东地理与人文构成也耐人寻味。山东地处太行山以东，中国大陆板块最东端，是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境内最奇特之处，乃一山一水一圣人。
泰山雄踞五岳之首，象征王道与稳定，泰山安则天下安；黄河源远流长，象征历史悠久，刚柔相济恪守古道；孔子万代师表，象征文化礼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山水人自然与人性的巧妙组合和内在统一，构成了山东的独特与神奇，其上升为文化层面，就是齐鲁文化的性格表征。
齐鲁文化的本质即是纲常伦理，家国一体，家即微型之国，国即放大之家，所谓家国天下。家国理念不仅关乎家族宗法传承，更是个体安身立命之本，体现在个体层面，在国言忠，在家言孝，一体两面，忠孝同一。这是山东人性格的核心主导要素，山东人官本思想浓厚，恪守伦理道德，看重建功立业，追求光宗耀祖，都是这一文化性格在人格上的表出。
齐鲁文化也是儒道互补的杂交文化。有论者指出，如果把儒家文化比喻为泰山，道家文化则是大海。儒家文化重道德礼仪，重人文教化，重秩序和传统，有强烈的现实关怀；道家文化重个体自由，重自然性情，善于玄思冥想，非常宽容开放。这两种文化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山东人的文化基因。
（2） “梁山泊”的意象是什么？不能简单把小说中的梁山泊理解为一个山头、一处山寨，梁山泊犹言 “国家”、“社会”。一百单八将，一百零八种性格，各有各的典型特征，堪称性格大全。“108”是个虚数，并非确指，意指无穷大，是中国文化概念，代表了齐鲁大地山东人乃至中国人的总体性格特征及其复杂性。
一般而言，山东人具有诚实、尚义、豪放、好客、勤劳、节俭、孝顺等等性格特点。以中国人论，还没有哪一区域的族群像山东人一样获得普遍的肯定和尊敬，似乎山东人是上帝的选民，与其它地方的族群并非一样。而山东的历史和文化也在为“山东人最有资格成为标准的中国人”的结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佐证。
山东自古就是圣贤辈出之所在。从伊尹、姜子牙、管仲、孟尝君、晏子，到孔子、墨子、曾子、孟子；从孙子、左丘明、吴起、孙膑，到诸葛孔明、房玄龄、秦琼、戚继光；从王羲之、王献之、刘勰、颜真卿，到李清照、辛弃疾、蒲松龄、孔尚任……等等，举凡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医学、农业、文学、艺术等等各领域的伟大先贤和领军人物，大多出自齐鲁之邦，可谓一脉儒风贯华夏，百代文统耀古今。大德大贤大圣大才辈出，显然与齐鲁之邦作为中华文明文化发源地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密不可分。
古圣先贤代表山东人性格的一面，而梁山好汉则代表山东人性格的另一面。山东籍学者张天麟认为，有两种人物支配着山东人的心灵与言行，一是孔子，一是梁山好汉。孔子仁义道德是内心的信仰，“梁山好汉”则是外在的言行。山东人性格的两面看似自相矛盾，实则内在统一，是齐鲁文化性格长期浸润物化为族群性格的表征和反映。
毫无疑问，《水浒传》是诠释中国文化性格的集成之作。文化性格与种族性格具有因果关系，有什么样的族群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族群性格，反之，有什么样的族群性格，就有什么样的族群文化。瓦岗寨的程咬金、梁山泊的李逵，作为典型的豪放鲁直的山东人的另一面形象，并非小说家随意虚构。
山东人天然与“好汉”结缘。“山东好汉”作为一种演绎性的称谓表述，具有褒义和肯定评价，水浒文化对这种演绎同样提供了注脚。水浒英雄，以山东籍最多，一百单八将虽然并非全部是山东本土籍贯，但作为政治、军事主导者的核心和灵魂人物，却是山东人。
宋江为什么总是想回到朝廷体制里？这与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有关，非秩序中追求秩序是山东人的特点。《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梁山好汉替天行道，保国安民，这是他们的忠；兄弟相助，同生共死，这是他们的义。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中庸之道为核心, 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中最根本的道德律令，内化为每个中国人的性格之中，深深地影响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持中贵和、重视平衡和谐的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中华民族待人处世推崇“中和”的处世原则，克己守道，循规蹈矩，不走极端，求同存异，和为贵、忍为上，形成一种谦让、谨慎、中和的民族性格。
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归纳起来大致包括:谦让、谨慎、中和、含蓄、内向、忍让、进取、自强、仁慈、宽厚、诚实、守信、忠孝、尚节、守义、守法、爱国、勤劳等性格因子。这种性格特征尤以儒家文化发源地的山东人最为典型，也最具代表性。
《水浒传》里宋江等梁山好汉即使被逼起义，也只是替天行道，仍念念不忘招安忠君保国。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一代又一代山东人不变的追求。这种忠君思想根深蒂固渗透到了山东人的骨子里和血液中，永远不会改变。
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出自齐鲁。齐鲁文化由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主导文化、官本文化，成为中国社会即使动荡不已也不至分崩离析的“压舱石”、稳定器，主导、决定着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这或许才是古代四大文明唯中华文明屹立不倒的真正原因。
原创：李耽 总编：王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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