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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人入主中原,其志初不在此,无非是靠掠夺挣取生活资源而已。然而造化弄人,在内斗中走向衰亡的大明王朝拱手把禹鼎相让。满清的马队一路南下,屠城种草,无限膨胀他们的牧原。等折腾差不多了,忽然自卑感顿生,对汉文化的忌惮和畏惧与日俱增,莫名惆怅之余,老毛病又犯了,凡是想得脑仁疼的事就不再去想,趁着手里的刀还没生锈,便找各种理由对读书人大肆杀伐,一时间文字狱迭起。

说是在雍正王朝,浙江海宁查家有一个叫查嗣庭的,书读得有成绩,被任命为江西主考。那时候的考试就是写命题作文,查主考有学问,就从《诗经》里选出一句“维民所止”作为作文题,让举子们应对。题有些难,挡了人家想为国家做贡献的热望,怎么办?找茬,或者说找查的茬。有些人正儿八经的学问没有,罗织罪名很有一套,说考题这“维民所止”,不就是割了雍正的头嘛!这是何居心!

话递到雍正那儿,这老兄一联想,可不是嘛,“雍”字去头儿正是“维”,“正”字没头儿就是“止”。这还了得!雍正大怒,严旨查办,把查嗣庭下狱。后来查嗣庭病死狱中,雍正仍余怒未消,下旨戮尸示众,儿子处死,家属流放。一代名宿,就此灰飞烟灭。

雍正朝还有一件十分出名的文字狱,就是翰林院学士徐俊读书无聊,写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被告发到雍正那儿,雍正认定其中的“清”字有影射讥刺之意,竟然将徐俊处斩。

到了乾隆时期,“文字狱”达到巅峰。乾隆似乎对文人有一种神经质的戒备,你说者无心,他却有意,常常曲解文字,牵强附会,甚至强词夺理,给人强加罪名。有位叫胡中藻的官员写过一句诗"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竟然认定作者故意把"浊"字加于清朝国号之上。又找出胡中藻主考时所出试题,内有"乾三爻不像龙说",说乾隆是自己的年号,龙与隆同音,这个题目显然是有意诋毁皇帝。结果胡中藻被抄家,判为凌迟,后改为弃市。

有人出版了一本《忆鸣诗集》,他也认定“忆鸣”就是“忆明”之意,严厉追责。

乾隆王朝最有名的文字狱,是徐述夔一柱楼诗案。

徐述夔是泰州人,出生于富商家庭,自幼聪颖,17岁即入泰州学。乾隆三年的时候,徐述夔应乡试中举,因文章中有“礼者,君所自尽也”之句,其中“自尽”二字被认为对朝廷有不敬之意,由此被罚停会试,也就是停考进士。本来在科举仕途上踌躇满志的徐述夔突遭厄运,从此心灰意冷,回到故里以诗酒遣愁,著述立说自娱。他在院中建了一座读书楼,中立一柱,众梁分架其上,取名一柱楼,有遗世独立的成分在内。徐述夔病故后,他的儿子徐怀祖把他的作品编成《一柱楼诗集》,刊刻印行,并请大文豪沈德潜作《徐述夔传》序于前。徐怀祖于乾隆四十二年病逝。然而谁也不曾料到,徐怀祖死后的第二年,这些诗作竟使徐氏满门遭到灭顶之祸。

原来徐氏的同乡蔡嘉树,与徐家有仇。蔡嘉树就拿着《一柱楼诗集》到官府告状,说徐家藏有禁逆之书。原来徐述夔的《一柱楼诗》中,多咏明末旧事,如《正德杯》一诗云:“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壶儿暗喻胡儿)。不讲是咏壶还是有寓意,被误解被曲解的成分还是有的。

其它诗中又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意思很好理解,就是希望我有一天展翅高飞,直到青天之上,却被歪解说“明朝”的“朝”分明是借朝夕之“朝”代指朝廷之“朝”,而且“去清都”三字显然是诅咒之语。

此案几经周折,已被江苏布政史陶易平息了下去,谁知半路杀出个刘墉来。刘墉时任江苏学政,在金坛办理试务,收到蔡家呈送的《一柱楼诗集》后,立即将此事禀报乾隆,称徐述夔诗中“语多愤激”。乾隆接到刘墉奏章及《一柱楼诗集》极为震怒,即派官员调查此事,搜查禁毁徐述夔诗集,凡涉及到一柱楼诗者,均一个不漏地予以严办,继而酿成了著名的“一柱楼诗案”。

此案牵连者众多,结局都很悲惨:已故的徐述夔、徐怀祖父子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徐食书兄弟斩首,家产充公,徐家其余人等被判为奴;为徐述夔作传的沈德潜己死,被追夺一切谥典官职,仆毁碑文,撤出乡贤祠;其他有牵连的人及一些“办案不力”的大小官员也都受到了重罚。

康乾盛世的表象下其实暗流涌动,典型的文字狱案件体现的是对治理体系的不自信。一个封建王朝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仅仅依赖高压统治,效果有时反而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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