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重要里程碑

第一章 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重要里程碑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回眸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 *** 宣言》中指出，当时“ *** ，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 人应该“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了。

70余年后的1921年，共产主义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中国 *** 秘密成立。

从那时起，中国 *** 人发动并带领越来越广泛的中国人民进行了近100年不懈奋斗，使这个目前有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经济实力居于全球第二位，人民全面过上小康生活，成为带动全球增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实力、中国速度、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显然已被各主要国家公认为“一种势力”了。

自1921年到2020年，百年间的世界东方，最引人探究的莫过于中华民族从屈辱沉沦到崛起复兴的历史命运；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大势。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作为担当，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和人类发展进步的征途上，刻写出鲜明而深刻的历史印记。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此后，党的十六大、 *** 均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了相应强调和安排。2012年，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向中国人民发出了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两个一百年”自此成为一个固定关键词，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

站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节点上，回望历史，当然不只是回顾提出目标的20余年，还应回顾中国 *** 成立百年来的奋斗史，甚至更长时段的历史；回望的也不应只是关键的事件与细节，还有思想的碰撞、融合与转变。

“小康”不远，从未“全面”

回望历史，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一直是中国人民最朴素的愿望。

从孔子的富民思想、屈原的“美政”理念，到朱熹的“足食为先”、康有为的大同之道，历代先贤对富民裕民的追求从未停止。但是，有史以来，无论是“五谷丰登，物阜民康”的热切企望，还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深沉情怀，都从未全面地实现过。只有当今之世，在中国 *** 的领导下，在继承五千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以成就中国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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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屈指可数的世界农业文明起源地之一，且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发展从未间断。最新考古发现显示，中国最早的农业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万年以前，与西亚的农业起源基本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到公元前8000—前7000年已经相当发达。

在今天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一处草坪上，静静伫立着一座神农氏雕像。雕塑基座上有这样一行字：“神农氏尝百草，种五谷，制耒耜，试水泉，教民稼穑泽上党太行，接济苍生润千秋万世。”塑像所刻画的这个恰如辛劳耕作之后，面容慈祥、手捧稻穗的老农，就是现在中国人共同的衣食祖先“炎帝”，他与“黄帝”一样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化身。

据《史记》记载，在5000多年前轩辕黄帝时期，中国就已经开始种植大豆。中华先民在很早的时候就驯化了猪、牛、羊、马、狗、鸡等六畜。汉字中的“家”字便是由“房”和“猪”这两个汉字上下构成，说明古代中国农民遵从“无猪不成家”的道理。即便在当代中国农村，改变户户养猪的状况也只有短短的20年左右的历史，而在远离城镇的那些村庄，家家养猪还较为普遍，过年吃上自家养的肥猪仍然是那里的农民最为期盼的。

中国农业大学校园里的神农雕塑。（李茜、丁倩摄）

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人口繁衍，促进了人类定居、聚居生活乃至村落的形成。传说中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人们在采集活动中孕育了原始的种植业，在狩猎活动中孕育了原始的畜牧业。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渭河两岸，就已有村落聚居点3万多处。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分布着60万个村庄、300多万个村落聚居点。村落的形态不但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基础，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相对于原始人类纯粹靠自然界的四季产出随机觅食、寻找自然地形穴居生存的状态，农业时代的先民有人工窝棚居住，过上了种植业、畜牧业已初具雏形的村居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稳定的温饱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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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上看，虽然农业在断断续续地发展进步，老百姓的生活也不时有较长时期休养生息的和平时光，但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瘟疫、苛政等的影响，生活水平总体上难以突破“民以食为天”的境界。

秦朝（前221—前206）末年，有个叫郦食其的人，很有学问。《汉书·郦食其传》记载，他曾经说过，“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这是“民以食为天”的最初出处。一个政权要维持其统治，让国家变得强大，就必须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吃饭问题对老百姓而言是最重要的。

“民以食为天”的现实性，中国人对吃饭问题极为深刻甚至是残酷的理解与认知，都来自于复杂的自然与历史变迁。中国历史上是传统的农业国，粮食供给在正常年份总体上是相对充裕的。但由于天气对农业生产影响深远，呈现出了大的气候变化与王朝的更替基本一致的奇特相关性。

科学家竺可桢为中国气象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帮助我们解开了中国数千年气候变化的规律。从竺可桢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数千年里中国的气候并没有一直变暖，也没有一直变冷，而是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每次波动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结合竺可桢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将中国几千年的气候变迁与中国的历史结合起来，让我们去发现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真实故事。

人勤春来早（剪纸）。（徐爱平作）

除了经济、政治等因素之外，气候的变化成为改变一个王朝命运的重要因素。殷商末期到西周初年、东汉末年到西晋、唐末至北宋初年、明末到清初的四次小冰河期，导致了中国灾荒连连。

根据专家的研究，前三次小冰河期，中国人口都锐减超过4/5；最后一次状况略好，主要得益于从美洲传来的土豆、玉米和红薯，但人口也减少了约一半。再加上历史上改朝换代时战乱不断，粮食产销分布不平衡，各类史书和地方志中出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记录并不鲜见，令人不忍卒读。散见于各种史籍的这类记录，据粗略的不完全统计，尧舜时代1次，商朝1次，周朝3次，两汉15次，三国时期4次，西晋5次，南北朝时期4次，隋朝3次，唐朝20次，五代时期6次，宋朝8次，元朝1次，明朝25次，清朝14次，中华民国3次。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农民起义军提出的社会理想虽然具有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因素，却同近代化的社会趋向背道而驰。以救世主自居的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构想，也缺乏科学性、可行性，只能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留在文献中。正如 *** 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事实上，农民战争、维新运动乃至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虽然有着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但都不能推翻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也就不能真正实现小康。

有饭吃，既是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也是保障社会规则能够运行的基准条件。“民以食为天”成为中国人的信条，乃是从无数残酷的历史事实中淬炼而来。历史也证明，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不容易，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对中国执政者的基本考验。从这个角度讲，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头等大事，在此基础上带领全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是今天执政的中国 *** 的重大责任。

在中国 *** 领导下，中国近14亿人不仅实现了粮食和主要农产品自给，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没有完成的梦想，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伟大成就，也为全球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中国 *** 肩负历史重任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这是流传了130多年的《国际歌》里的号召。

起来干什么？不是做一般的事，是要干一件大事：打倒旧的不合理的世界，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建设什么样的新世界？是所有人都不再饥寒交迫、不再受苦的理想世界——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这件大事，真的有很多人前赴后继地去努力。最先觉悟的最坚定努力的还不是饥寒交迫受苦的人，而是一批本来可以衣食无忧却为追求真理和理想社会而改变人生轨迹的知识精英。

努力成就这件大事的探索，最初是在法国，后来到了俄国、中国……

1917年11月7日，中华民国驻俄公使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

“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 *** 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2]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俄国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信息。当时，刘镜人例行公事对北洋 *** 外交部进行情况报告，并不知道震撼整个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发生：11月6日夜间到11月7日上午，20多万革命士兵和起义工人迅速占领了彼得格勒的各个战略要地。7日上午10时，俄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散发了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 *** 已被推翻，政权已转归苏维埃。

次日，刘镜人再发一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 *** ，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 *** 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3]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北方邻国实践中的榜样，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 ***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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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中国 *** 在上海成立。

中国 *** 刚建立时，只有五十几名党员，这些党员差不多都是手无寸铁的文人。这个新型组织成立伊始，也可说是个贫困的组织，想要做事往往捉襟见肘。

虽然一大 *** 提出建立“革命军队”，可是既没有指挥员，也没有地盘，还没有钱。陈独秀担任中国 *** 的书记后，马上感到无活动经费之难。

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工人运动。北方工运据点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的经费靠募捐所得甚少。李大钊从月薪中拿出80元（每月收入的1/3）作为活动经费，义务教学的学生党员有人甚至当了衣服，但补习学校仍难以维持，急需中央拨款。

1921年10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发现陈独秀行踪，便到寓所将他逮捕并搜去《新青年》杂志等印刷品。经 *** 要人孙中山、张继等为其说情，上海 *** 组织的李达、张太雷等人也奔走营救，巡捕房才称付几千元保释金便可放人。这时的 *** 党员多是穷教员或穷学生，谁也拿不出这笔钱，只好请马林动用了共产国际拨给的几千元活动经费。得到释放的陈独秀就此深切感到， *** 在自身没有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外援十分重要，便同意参加共产国际并接受经济帮助。

就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成立的中国 ***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资助下，开始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

从1840年到1921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逐步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与瓜分世界的竞争加剧，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掠夺造成中国军阀割据，经济失调，民不聊生。在此背景下，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的各种抗争与探索，都是希望寻找中国现代化的路径，获得走向现代世界的“入场券”。然而，不触动封建根基的改良主义自强运动、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没能把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因而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1921年后，在中国 *** 的领导下，广大农民逐步成为民主革命的主体，积极参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为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成立新中国作出了突出贡献，使一个东方文明大国重焕生机，使全体中国人面对世界获得了民族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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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及其军队为什么能够从弱小状态不断壮大，最后战胜强大的敌人？原因有很多，而能够发动群众并获得占人口90%的农民群众的支持是根本的力量所在。

著名的“半条被子”的故事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国 *** 及其军队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农民的关系。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 *** 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提到了长征途中发生的“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大娘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 *** ？ *** 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这则最早由《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在1984年重走长征路经过沙洲村时，通过年过八旬的徐解秀了解到的真实历史片段，发生在1934年11月6日。故事具体展现了中国 *** 及其军队在生死攸关的艰难时刻，与农民同舟共济的深沉情怀，让人们看到了具有崇高信仰的 *** 人与人民群众水 *** 融的鱼水情谊！

还有一则彭德怀元帅的故事，很能够让人明白部队战斗力的关键所在。

解放战争期间，时任《华北人民日报》记者吴象，奉派到太原前线采访。事后看，解放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唯一由两位元帅坐镇、多位将军指挥的难度极大的一个攻城战。攻城前夕，他在前线指挥部突然见到了彭老总。吴象记述了当时彭德怀脱口而出的一段发人深省的讲话。

当时，吴象得知彭总是从西北前线到河北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后， *** 主席让他顺路到太原前线看看，等太原战役结束再带部队回西北。彭总到达太原，先到榆次峪壁村去看望病中的徐向前。此前，在解放太原攻克东山的战役中，徐向前躺在担架上在前线指挥作战，因为身体虚弱过度疲劳，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才到村里治疗休息。他们会见时，徐向前向彭总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希望他留下指挥攻城，拿下太原后再走。彭总表示同意。总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后，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1949年4月5日，彭总参加在大峪口村召开的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部署攻城的总前委扩大会议。当晚看演出，演出前彭总应邀即席讲话。他走到第一排前面，扫视一下会场后说:“本来想打完太原再同你们开会讲的，既然你们催着我讲，我就先给你们捎个信。我这次是专门到太原来的，打完太原，就要带你们几个兵团去参加野战军的序列， 去解放大西北！谁也不要怕没有仗打！ ”一句话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他突然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成为指挥员，因为你们作战英勇，有功，有突出的贡献。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战争中还有许多更英勇、更积极的分子，最积极的分子，最优秀的分子，最有贡献的分子，他们都不在了，牺牲了。没有他们，就没有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高兴的时候，受表扬、受尊敬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他们，时刻想着我们是他们的代表，是代表他们的。这样我们才能英勇无敌，无往不胜，否则就是忘了本，就不配做革命的战士！”[4]

这些话说完，会场一片肃静，官兵无不为之动容，随后终于爆发出一阵极为热烈的掌声。

*** 人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在革命征途中已经牺牲的战友，这种深沉的情怀可说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一种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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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逐步完成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走了一些弯路，但人民群众依然坚信中国 *** 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 *** 同志，始终努力做到他所倡导的“两个务必”，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两个务必”是 *** 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胡 *** 同志曾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 *** 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2013年7月11日， *** 总书记也在西柏坡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两个务必”。

*** 同志的艰苦奋斗精神，在他的一件遗物——一条带补丁的裤子的故事中得到集中的反映。

在韶山 *** 遗物馆陈列着这样一条裤子:乍一看，笔挺的裤腿，整齐的裤头，看不出与别的裤子有什么不同。可若是凑过去仔细看，就会发现有些不寻常——在臀部位置打着很大的一圈又一圈罗纹补丁，补得很精致。1954年8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工党代表团访华，工作人员看见 *** 正穿着这条补丁西裤要见外宾，赶紧劝他换一条。谁知 *** 不以为然地说:“不要紧，哪个看我后面咯！”就这样， *** 主席穿着这条补丁裤子会见了外宾。

从1953年到1962年， *** 主席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工作人员看到他的衣服破了，劝他换件新的，他说:“我们国家穷，发的布票少，你不也穿着补丁衣服吗？我为什么就不能穿？因为我是主席？我看还是应该节省点，不要做新的，破了再补补嘛！” *** 主席还告诫大家:“没有条件讲究时不讲究，这一条容易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个难以做到。我们 *** 员就是要做这难以做到的事，这就是始终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5]

*** 主席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去世后所遗留的全部现金财产里，只有工作人员找到的7张新中国成立初期发行的人民币。其中，5张旧版，2张新版，合计不到今天的1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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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同志以巨大的政治智慧和远见，推动了解放思想，推进了改革开放。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巨大活力和示范作用，为中国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以持续的发展和繁荣重塑了民族自信。

*** 同志的智慧和远见，与延安时期 *** 同志不计个人荣辱，勇于听取群众意见推行精兵简政的精神气质是一脉相承的。

延安时期，从1940年10月起， *** 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同时实行断邮等封锁政策，造成当时环境下陕甘宁边区外援的大部断绝，边区财政极度困难。虽然边区大生产运动已经在开展和发挥作用，但农民的负担还是明显地加重了。

1941年6月3日，边区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天下大雨，电闪雷鸣，延川县一位姓李的干部遭雷击身亡。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个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 *** ？”事后，保卫部门要处分这个农民， *** 阻止了。 *** 后来说：“那年边区 *** 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 *** 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6]此后，除了加强已经开展的边区干部士兵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外，1941年8月， *** 中央通过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精兵简政等措施也在考虑之中。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期间， *** 把一份议案整个抄到了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圈起来，并且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 *** 的对症药。”[7] *** 所说的这个“对症药”，就是精兵简政。这份议案，就是李鼎铭等11人提出的精兵简政议案。

边区参议会结束后不久，1941年12月4日， *** 中央发出了《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 *** 根据 *** 中央的指示，先后在边区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取得了很大成效。

*** 后来提到精兵简政这项政策时曾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8]

中国 *** 为人民和民族的担当，从历史中走来，曾经诸多曲折和坎坷，却不曾片刻丢弃担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当前，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正在完成全面小康社会攻坚收官阶段的建设，也同样离不开以 *** 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 *** 的坚强担当，离不开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离不开广大农民的辛勤实践与创造，离不开农业和农村的同步发展。

建设过程的曲折之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百废待举，中国人民在中国 *** 的带领下开始了国家建设。建设历程是曲折的，出现过“左”倾路线、自然灾害等种种坎坷。在中国 *** 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重重困难，新中国在艰难险阻中曲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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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人民 *** 在两三年内根绝了匪患，使国内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这样，就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彻底废除了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开启了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之“新”，不仅在于国号之新、山河之新，更在于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气象之新。但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所面对的，却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相当落后的整体经济水平下，久经战乱、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 在他著名的文章《论十大关系》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对老百姓来说，生活条件的“穷”，更是不言而喻的。据估计，当时中国国民财富总额在41亿元至200亿元之间，其中农业占70%—80%，而当时的人口数量有4.4亿左右，农民占90%左右。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下，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城市确定了优先发展资金密集型重工业的战略。为了推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没收 *** 官僚资本，建立和发展了坚实的国营企业；其次，通过在农村建立高级合作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公私合营以及对城市、集镇的个体手工业实行工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形成了经济成分单一的公有制（国营或集体）和计划经济体制；再次，制定并实施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这些努力对1949—1957年间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据《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介绍，在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中， *** 主席曾几次说，合作化后，要争取达到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1957年12月15日，毛主席在江苏普代会的讲话中提出，15年超英，30年赶美。1956年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毛主席说，如果没有一个生产的大发展，又怎么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

学习苏联经验的海报。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做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政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1956年，中国农村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几年以后，中央以农工部“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彻底撤销了这个部。

据杜润生记述，“大跃进”时期，由于相信粮食亩产可达万斤，中国无论是吃、是用，还是酿酒，都无法处理那么多粮食，于是有人提出：只用耕地的1/3 种植农作物，1/3休闲和种植绿肥，1/3 种树种草。那时在北戴河的人们，白天游泳，晚上跳舞，一派乐观气氛。这种以理论可能性代替现实可行性的情况，使得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增加了曲折和坎坷。

“耕者有其田”，是世代农民的理想。无论是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中国 *** 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把“耕者有其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而只有中国 *** 才真正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圆了农民的田地梦。然而，在苏联经验的影响下，超越发展阶段的人民公社制度的推行，打断了中国农民的富裕之梦。“一大二公”的经营体制，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反而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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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最常用的一句问候语是：“吃了么？”

这样的打招呼方式，不知道最早能考据到什么时候，至少在笔者1987年到北京开始职业生涯时，还是很惯常的表达。

现在看来，这相当于英语中的“How are you？”却是略带幽默诙谐的打招呼方式，其实最好地体现了一个事实：“吃饭”确实曾经是个问题。

怎么认识这样的问题？《 *** 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的这样一段情景，或许有助于现在人们的理解。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雷平生，当年是和 *** 一起到陕西延川梁家河大队插队的知青。2017年1月他讲述了这样一段当年的情景：

我们知青的劳动，除基建队的打坝、修梯田外，更多的是在农忙时上山干农活，生产粮食。每天一早四五点钟，天还黑着呢，我们就得起床出发。还得留下一个人，把一天的饭做出来。做的饭就是蒸玉米团子、高粱米团子，再熬点米粥，盛在一个罐子里，把饭送到山上去，供劳动的知青早上和中午吃。

我们知青当时的粮食比农村社员要宽裕一些，这是因为周总理听说陕北知青饿肚子、吃不饱时，就和陕西省、延安地区商量，决定对每一名知青分“一个半人”的口粮。再有，插队下乡的前半年，国家还给我们供应了6个月的国库粮，所以我们知青的粮食基本够吃，吃得也要好一点。我们能吃到蒸玉米团子、高粱米团子，老百姓当时只能吃糠窝窝。这种糠窝窝，当地老百姓也叫“糠团子”，就是推磨剩下的麸子或玉米皮之类的。团子是棕红色的，有些粗糙的捏在一起都很困难。

在山上吃饭的时候，我们知青吃的玉米团子是黄澄澄的，老乡一看，就说：你们知青吃的这是真粮食。近平拿起老百姓的糠团子一看，确实就差了很多，于是他就用他的玉米团子和老乡换饭吃。一起劳动的老乡……看他并不娇生惯养，而且把好一点儿的粮食分给老乡吃，自己主动吃糠咽菜，十分钦佩。那个糠团子，确实难以下咽，而且热量很少，不顶饿，吃完再干活，没一会儿就又饿了。有时候，近平感到饿得顶不住了，又打开老乡的那个饭包，想再拿块糠团子吃两口。结果发现，他换给老乡的玉米团子他们都放着没吃，近平就问春妈的[9]：“你们咋都不吃玉米团子？”春妈的就坦白地回答说：“你们给的这玉米团子是‘真粮食’，窑里男人与孩子受苦更重，要给他们留着吃。”这件事给近平非常大的触动，老乡生活实在是太艰苦了。当时，城里有些人家，生活好一点儿的，平时吃细粮习惯了，不爱吃粗粮。但是在这里，普通粗粮都舍不得吃，还要留给壮劳力。[10]

理性地看，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方面与新中国成立后面临被封锁乃至安全被挑衅的国际环境有关，国家不得不优先考虑发展国防工业，农业成为发展工业和城市建设所需资源的重要来源；另外一方面，则是由于农村“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粮食生产长期徘徊而处于短缺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广大农民在农村艰苦条件下的奉献，为国家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奠定了基础，为我们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抗美援朝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战役的胜利，取得“两弹一星”的成功，以及为国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资金积累。

同时，这个期间，国家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改善，为以后农业发展奠定了扎实的根基。比如河南林县（现林州市）红旗渠的建设，这是被国内外誉为人间奇迹的伟大的引水工程。20世纪60年代末，国外媒体报道，卫星发现中国的太行山上增添了一条“水长城”，说的就是红旗渠。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11]

“有了淠史杭，农业多收粮，战胜干旱显威力，灌区变成米粮乡。”淮河流域的淠史杭灌区也修建于这一时期，安徽、河南两省340万亩农田实现了自流灌溉，昔日赤地千里的贫瘠之地变成了鱼米之乡，时至今日，依然是全国重要粮食主产区。

1949—1977年间，中国农村依次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合作化、人民公社三个阶段，国家建立了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分配制度和农产品流通制度等基本的农村经济发展制度。同时，还在农村生产力发展方面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一是前面提到的，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建设，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二是建立了农村科技服务网络，在全国建立了4万多个农技推广站，一大批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得以应用和推广；三是建立了全国性的农村合作信用社，1978年时全国已经建立了35万个基层网点，累计为农民提供了1373亿元的农业贷款，极大地改善了农村金融服务；四是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为农村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五是初步建立了以社区“五保”制度和农村特困人口救济为主的农村社会基本保障体系，为农村无劳动能力人口和特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这些制度和措施对恢复农村经济和缓解农村普遍贫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得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贫困缓解。农业总产值指数在1952—1958年期间呈连续上升态势。但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及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严重阻碍了当时国民经济发展，广大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到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还有2.5亿人，占当时农村人口的3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境界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其革命意义既体现在对阻碍生产力发展体制机制的变革上，也体现在对社会生活以及人们思想观念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上，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粮票、布票、肉票、油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中国人民的难题必将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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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议，从此成为中央决策。

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得到正式承认之后，农业生产出现超常规发展。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约3000亿公斤，一搞包产到户，到1984年，粮食就增加到4000亿公斤，农业总产值增长68％，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66％。

自1982年开始，80年代的连续５个以农村发展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工作开始迈开大步，每年都有新的成果，形成中国农村改革浓墨重彩的一段光荣业绩：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多种经营并存创造以市场竞争促发展的新局面；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并由农村政策研究室等国家五单位共同提出今后10年增强农业后劲的8项建议。

1986年9月2日， *** 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在回答致富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时指出，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还有其他经济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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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 *** 的重要使命。国富是民族复兴的基础，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国家军事、政治、文化等加快发展提供了基础，为全面摆脱贫困奔向小康社会创造了条件。

在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过程中，走得过快过急之后的教训，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经验，使得中国 *** 人把实现理想的时间轴放得更长一些：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过程；把实现理想的任务轴划得更清晰一些：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 *** 人的伟大使命。

1987年3月， *** 认可了十三大报告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根据的设计思路。

同年8月29日， *** 会见意大利 *** 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指出，今年10月我们党要召开十三大，十三大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2]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阐明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定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报告》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报告》确定20世纪后20年和21世纪前50年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即：第一步，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992年视察南方时， *** 又进一步强调了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多次发表谈话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党的十四大至十九大坚持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发展状况，一步步细化目标和路线进行战略部署。每一步部署，都把扶持贫困人口发展，补齐“三农”发展短板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3

改革开放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加速度”，也为脱贫攻坚尽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劲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开放之初排在第十一位；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位；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位；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二位。201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这样的速度、这样的时间，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这样的奇迹，使尽快促进全国范围内脱贫，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摆脱贫困需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从“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到“走田埂、爬陡坡”，无数扶贫干部在“精”字上下功夫、在“准”字上谋实招，用苦乐自知的“辛苦指数”，换来写在群众脸上的“幸福指数”：

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一山一水勘实地、挨家挨户访实情，引导年轻人搞乡村旅游、中老年人养牛羊、留守妇女做传统苗绣、村集体成立矿泉水厂……短短几年，昔日贫穷落后的苗寨旧貌换新颜。

云南怒江独龙江乡，退休“老县长”高德荣借山就势，带领干部群众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成立果草种植培训基地，助推独龙族整族脱贫，一跃跨千年……

“百色是脱贫的主战场，我有什么理由不来？这是我的使命。”广西百色扶贫干部黄文秀主动请缨回到家乡，投身脱贫攻坚第一线，30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阳基村扶贫干部丁永华，即便生前多次被警告血压过高，但他却说：“没有谁不惜命，唯有 *** 人不怕死。”

……

栽下“摇钱树”，走上致富路，一项项惠民政策唤起群众千百万、同心干，一大批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获得感明显提升。

“站好了，看笑哩多美，来，拍一张！”2019年12月4日上午，随着手机照相“咔嚓”一声响，留下了河南省孟津县城关镇狮子院村贫困群众王根法幸福的笑容。和他一同被录记下这一幸福瞬间的，还有同村另外7户贫困户。这一天，是他们光荣脱贫的日子。

河南省孟津县城关镇狮子院村王根法在脱贫仪式上。（梅占国摄）

截至2020年3月5日，2019年申请摘帽的贫困县，中西部22个省区市中，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河南、湖南、海南、重庆、四川、贵州、 *** 、陕西、甘肃、宁夏、新疆15个省区市的242个贫困县已宣布脱贫摘帽。其中，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河南、湖南、海南、重庆、 *** 、陕西10省区市的贫困县实现了全部脱贫摘帽。

美籍历史学家龚忠武在《中国向农村的贫穷开战》一文中写道，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与贫困群众结对子、认亲戚，解决他们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党员干部工作作风为之一新，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更加坚固。

龚忠武对中国脱贫攻坚过程的赞赏，透着一份旁观者的冷静。

近8年来，累计有290余万名扶贫干部奔赴脱贫攻坚战场，700多名扶贫干部倒在冲锋路上，用生命兑现了党旗下的誓言。在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中，有大学教授、县委书记、县长，也有乡镇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乡村医生、退伍老兵……他们以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铸就了新时代 *** 人的精神丰碑。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不朽业绩，迎接中国 *** 的百年华诞，是庄严的承诺，更是历史的召唤。

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正在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程中，得以淬炼升华。14亿人口的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壮丽事业，必将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重要里程碑。

人类反贫困史的独到成就

早在20世纪50年代， *** 主席就豪迈地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以后的历届 *** 人对此都有进一步的论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消除国内贫困上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为人类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中国人均GDP是230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到2007年，中国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均GDP达到2600美元，仍然是中低收入水平。到2019年底，我们人均GDP已经略超1万美元，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同时，经过有力的脱贫攻坚工作，贫困人口数量已经由2012年的9899万减少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到2020年，脱贫攻坚精准收官，中国即将告别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实现规划已久的全面小康。

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汪三贵院长介绍，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使极端贫困人口到2030年下降到3%以下的水平。中国到2019年年底极端贫困人口基本上接近零，比联合国目标提前了10年。应该讲，中国的减贫，对全球的减贫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贡献不仅体现在我们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同时带动全球的贫困人口减少；另外，我们也创造了我们的扶贫模式与经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至少可以借鉴。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扶贫标准，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到目前已基本全部脱贫。中国减少的贫困人口占全球减少贫困人口的70%以上，同时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扶贫工作的巨大成就，显著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彰显了中国 *** 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加坚定了“四个自信”。

中国 *** 和中国 *** 历来高度重视扶贫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 *** 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扶贫成就。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这既是中华民族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反贫困史上的独到成就，是中国对人类发展进步作出的卓越贡献。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在长期的扶贫开发实践中，中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扶贫工作经验。根据业内专家的总结，这些经验集中体现在以下七个坚持：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制度优势。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建立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实施跨部门的扶贫工作协调机制，按照中央扶贫工作重大决策部署制定政策举措，组织实施项目。国家建立扶贫工作组织领导机构，不断提升扶贫工作队伍的能力。全面强化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切实提升贫困村党组织的战斗力。充分利用各种传媒手段，为扶贫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建立最严格的考核制度，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扶贫工作责任。

二是坚持改革开放，将扶贫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改革开放40年来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增长，为大规模减贫奠定了物质基础。国家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过程中，始终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作为重要目标。“十三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单独编制了脱贫攻坚子规划。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连续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三个中长期扶贫规划，分阶段明确扶贫对象、奋斗目标、主要途径、政策措施、组织保障，持续推进扶贫事业。

三是坚持与时俱进，分阶段确定扶贫标准和目标任务。从国情出发确定扶贫标准，是制定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国家根据贫困人口特征变化，先后三次确定扶贫标准，让改革和发展成果惠及更多贫困群众。现行贫困标准在基本生存需求以外，考虑了教育、卫生、住房等发展需要。根据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制定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当地实际制定高于国家扶贫标准的地区扶贫标准”的政策。每一次标准调整后，国家规划的目标任务都是逐步减少该标准下的贫困人口。

四是坚持精准方略，采取有针对性的扶持措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减贫的驱动力量包括制度变革、经济增长拉动、普惠政策覆盖、专项减贫计划，针对不同阶段的主要致贫因素，这些措施发挥不同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要求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根据致贫原因分类施策，通过发展生产脱贫、转移就业脱贫、易地扶贫搬迁、社会保障兜底、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途径脱贫致富，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

五是坚持广泛参与，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扶贫体系。组织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逐步形成东部省市对口帮扶中西部省区市的工作格局，同时动员全国支援 *** 、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组织开展党政机关定点帮扶贫困县，探索完善行业扶贫政策的有效方式。鼓励支持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脱贫攻坚，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交流。

六是坚持开发扶贫，激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实施开发式扶贫方针，把扶贫开发作为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鼓励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国家和社会各方面扶持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和组织创新，通过发展产业、转移就业、生态建设、扶贫搬迁、危房改造等多种途径，实现脱贫致富。改善贫困地区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提高发展水平，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创造条件。发展贫困地区教育、卫生、社保等社会事业，为贫困人口建设覆盖各方面的安全网。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细致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摆脱思想贫困、意识贫困。

七是坚持合作共赢，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我们注重加强减贫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国 *** 积极响应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减贫目标的实现上作出积极贡献。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引进国际资金、项目和经验，促进国内扶贫事业发展。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在中非、中拉和中国东盟合作框架内，开展考察、培训交流等项目，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同促进减贫事业。

以上七个坚持，构成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减贫事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同政治倾向的国际组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对于中国扶贫开发的成就和经验都给予高度肯定，认为中国创造了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发展模式，所形成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13]

历史正在铸就，百年奋斗结出硕果，千年期盼终成现实。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意味着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进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2020年，历史的里程碑在这里铭刻！

[1] *** ：《论人民民主专政》，载《 *** 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页。

[2]金一南：《苦难辉煌》，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3]金一南：《苦难辉煌》，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4]张敬东：《杜润生他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5]徐伯黎：《 *** 穿补丁裤子会见外宾》，载《检察日报》，2015年11月17日第8版。

[6]韩晓青：《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载《学习时报》，2018年3月12日第5版。

[7]韩晓青：《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载《学习时报》，2018年3月12日第5版。

[8] *** ：《为人民服务》，载《 *** 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7页。

[9]村民巩万发的婆姨，他们家的孩子叫“春”，陕北方言称“春的妈妈”为“春妈的”。——原书注

[10]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 的七年知青岁月》， *** 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第23—25页。

[11]郑林华：《“要干好一件事，应该无私无畏”》，载《北京日报》，2019年04月29日，第15版。

[12]《 *** 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13] ***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创造人类反贫困历史的中国奇迹——改革开放40年我国扶贫工作的重大成就与经验》，载《求是》，2018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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