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叁叔

编辑|胡叁叔

引言

奢侈禁令是一种对奢侈的消费的强制管制。

作为社会的主导思想的法家、道家、儒家等思想，在节俭问题上，基本上都提倡“黜奢崇俭”。

再加上为了维护统治秩序，稳定社会，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奢华的消费和因奢华而产生的僭越，都是不厌其烦地颁布了许多法令。

尽管奢侈品的禁制很多，但关于奢华的记录却是络绎不绝，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它的实施是非常的局限。

中国古代的奢侈禁令

纵观中国古代史上的奢华禁制，其特征如下：制度数量多如牛毛；出现的理由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与维持封建阶级关系这个中心密不可分其内容包括朝廷与民间。其覆盖范围之广，涉及到了几乎一切的消费。

第一是重构社会阶层的消费秩序，从而维持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自从“独尊儒术”以来，孔子的学说取代了法家、道家，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

以“礼”为中心，以孔子为首的儒教也开始重视奢侈和节制，从而形成了一种以“节制”为中心的消费观念。

孔子认为，人们的消费理念和行为应当与其所属的阶级相符，不管是奢侈还是僭越，都不能超越“礼”所规定的准则。

因此，孔子对“奢”“俭”的理解不仅局限在物质层面，而且还把“奢”作为一种观念上的“逾防”和政治上的“僭越”紧密联系在一起。

所以，在封建社会中，以儒学为主导的国家，注重和规范消费者的消费，一方面建立和健全了社会阶层的消费体系，另一方面颁布诏令、法令保障了前者，以抑制奢僭越制的现象。

在唐代和宋代，随着社会的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侈的程度逐渐下降，不再限于王公大臣。

比如唐高宗就曾经下旨，对付富商、百姓的奢侈消费：他们的绣制、绣花、衣裳，所用之物，无不伤女工。

我的对手，往往穿着七件破衣裳，却不知道衣着靡丽，节制地生活着。他的紫色长袍，红色的长袍，被闾阎当众取走。

又有的商人，有钱有势，以厚葬为乐。你可要好好抓他，别让他得逞。

宋太宗在北宋就提出过：贵族与平民，以车为衣，以礼相待。

太平七年，他下了一道旨意，要严惩，严罚。宋太宗在端拱元年，下了一道旨意：严加禁止，以革除浮萍。嘉佑四年，宋仁宗下令：内外大臣，谨遵法令。

第二是要树立节俭的观念和消费习惯。

因为东汉的统治是以豪绅为依托的，而在官府的保护下，这些土豪劣绅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急剧扩张，而豪绅的私有化问题也十分严重。

因此，许多后汉帝王都曾发布法令，号召所有人务崇节俭。

汉光武帝建武七年，颁布了一道旨意，要纠正厚葬习俗，推行薄葬制度，颁布了一道旨意：厚葬是德，轻则贱，富贵则贪，穷则贪，律法不可违，礼不可违，兵不能犯。

昭告天下，要知忠臣孝子，孝亲兄弟，厚尽孝道。

汉安帝在五年的时候，也下了一道旨意：古法之制，皆有官职，以使民勤俭。遭永初，他脱离了绝境。宫廷谦卑，禁奢华，饮食不合口味，衣着也不讲究。

年虽然丰穰，尚乏储，而我却不愁，也不求长久，婚丧丧事，纷华靡丽，甚至到有仆役、丫鬟等。

京城尚若斯，又怎能向四面八方展示？张法禁之制，诚挚之至，而有了疏于职守，则无所为。秋节已定，猛禽将用，反复重复，以求效果。

清朝皇帝还多次颁布法令，反对百姓的奢华，提倡节俭。就像乾隆年间，清高宗颁布了一封旨意：以德为先，以利为用，倡导节制。

乾隆十六年，朝廷颁布旨意，反对江南民间风气日益糜烂，下旨：今之士人，当以节俭存其有余，以勤劳补其不足，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侈奢侈之是戒。

第三，以节俭为榜样。陆贾曾经说过：自上而下，如风中残烛。所以，君主的统治，人民的奢华，就应该是节制，骄傲的人，就是统治，没有人会因为道德而堕落，就会因为正义而斗争。

董仲舒曾经说过：君王为臣子，以百姓为其所用，从四面八方向里看也。

他们都在突出领导阶级的榜样。从历史上的奢华禁制可以看出，统治者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很高。

中国古时候的奢华禁令，尤其是对于平民百姓的“禁奢令”，其影响之大，涉及到的领域之广，涉及的范围之多，甚至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特别是对奢华的禁制，主要包括饮食、服饰、建筑、车舆、婚丧等，这些方面除了前面已经列举过的例子之外，还将在这里加以说明。

在食物上，宋太宗平定七年颁布法令，禁止百姓乱吃。

除了租借之外，不能以肉为食，以美酒为乐，以婚事为乐，以节制；年轻人在蒲博聚会喝酒，街坊邻居都要捉拿，这是为了防止老婆被嫌糟糠，罕能固穷，遂至冒法的现象。

服装上，则以色彩、质料、装饰等为重点。

从唐代开始，官员服饰的颜色就有了一定的层次。贞观四年，唐太宗颁布了一道旨意：“三品之上，服为紫色，五品之上，服为红色，六品七品，服为绿色。

贞观五年，朝廷下旨：七品之上，穿一对十花绸缎，颜色为绿色。九品之上，可穿丝绸和织锦，颜色为蓝色。

唐高宗在咸亨五年，因在外官员和平民，皆有违抗法令，故在长袍之中，穿着朱紫、绿色等颜色的短袄，或在乡间，公开穿着，无论贫富，都分不清身份。

然后下令：从今日起，无论衣着，上、下，皆依等级而定，仍令所司严加禁断。

在建造上，则是对那些没有官衔的豪富巨贾居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的限定。

景佑三年，宋仁宗下令：非官员不可建宅院，非宫室，不能用朱黝漆的柱子。

宋徽宗于宣和三年，更是严禁淮南，两浙，福建等地，有山石，有竹子，有奇石等。

嘉定六年，宋宁宗更是严加要求：官府、百姓，都有自己的居所，不能有任何装饰。

在历代的奢华禁制中，对婚嫁和葬礼的奢华支出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首先，在婚事上，宋高宗绍兴二年九月，就曾针对两广一带的，婚丧习俗以奢靡为荣，争先恐后，破坏习俗，例如委任统领、监司，若有违背，则以律法制裁。

明代初期，民间婚姻的规矩是：夫子或者假九品，妇女穿绣簪大襟。其纳采、纳币、请期，与官员有异曲同工之妙。

到清代，民间的结婚消费制度更加严格。雍正二年：凡女子，不得以冠冕、补服、轿子为准，若有违者，罪坐夫男。

其次，关于葬礼的支出，宋朝的制度更加明确，对于不同阶级，从礼仪规范到灵柩的器皿，都有相关的规范。

奢侈禁令的执行效果及其原因分析

至于各个王朝实施的奢华禁制的成效，只从类似的禁制一再发布和加强，再加上大量的禁制令，可以推断，奢侈禁制对限制奢侈的影响并不大。

这样的现象不仅出现于特定的王朝，而且出现于中国的古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此外，由于对奢侈品的记录特性，我们很难跟踪到大部分禁止的实施结果。

禁止的内容多见于《志》、《会要》、《通典》、《诏令》等，而《律例》则侧重于记录《律例》的内容，具体执行情况、效果等内容常常缺乏。

另外，对于奢侈的强制执行，尤其是针对贵族、官僚等，我们应当加以特别关照。

虽然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是，他们的惩罚通常是在政治上的，比如政党的争权夺利，而不是他们对奢华的限制。这与封建时代的历史和阶级限制密不可分。

就像东郡知府韩延寿，因为和萧望之的冲突，被人揭穿了他对骑士团的操练和配备，从而坐弃市。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奢侈不过是一种互相攻击的手段。但并非所有的禁止都是有效的，因为每个禁止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

然而，从整体上讲，在中国古代，实施奢华禁制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产生这些问题的因素很多，其根源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进行。

从经济角度和政治角度看，“黜奢崇俭”在封建主义的统治理念中，都以维持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为出发点和基本目标，而这种不公平的阶级性消费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而巨额的奖赏和过分的消耗正是统治阶层区别贵贱、彰显尊卑、突出等级的一种方式。这样的铺张浪费，势必引起从上到下的模仿。

东方朔曾经说：上有这样的奢靡，但要百姓不能浪费粮食，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尽管很多君主都知道这一点，也制定了许多禁止奢侈的法令，禁止朝堂上的奢侈行为，但他们却经常是制定和违反命令的人。

正如前面所说，宋高宗在烧螺椅桌于市时，对官员的供奉极为严厉，曾经“特降二官”给过两位给他送过金屏风的徐康国。

而张俊为他主持的“御筵”，更是收了不少的宝物，其中有一千两黄金，十二枚珠子，六十九千五百九十九件。与之一比，这张螺旋形的椅子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当然，封建主宰的王朝也从未对他们的奢华行为进行过任何实际的处罚，即使在情势所迫下，大多也仅仅是走个过场，或是将罪责转移到其他地方。

所以，这种禁止仅仅是皇帝为了应对形势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

但在实施方面，却没有明确的实施手段，没有配套的监管制度，致使官员在实施中存在着松散的现象，从而影响到执法的成效。

比如在康熙皇帝时，世宗就颁布了一道诏书，要求八旗的禁止奢侈：生活，从始至终，皆以节制为根本。节衣缩食，就不会贫穷，浪费就会消沉，这是不可避免的。

满洲人最近过得不好，只靠着银子和粮食过日子，不懂节制，胡作非为。我虽多次下诏，严加管教，但军中诸将，却是不遗余力，以口腹之利，出卖房屋之人甚多。

若我禁止酗酒，禁止 *** ，禁止在园中斗鸡和蟋蟀，雇人当差，放印银，典钱粮米石，用黄铜器具，都是军士的财产。

虽然下了几次封杀，但士卒依旧奢侈，世宗认为这是因为官员们办事不利，这条律法，乃是皇帝陛下所犯下的禁忌，并不是我所为。

只是那时的官员们，没有认真贯彻，所以许多陋习都没有完全改变。今王朝文武，凡遵照本心而立之人，屈指可数，只有五人。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历史制定的“奢靡”法令，多是出于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

故而禁止非但没有正面的影响，甚至还可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障碍，其实施的成效也仅限于纸上谈兵。

这种“奢靡”的现象在江南一带较为明显，尤其是在明清两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因为那时这个区域的市场发展比较完善，服务也有了一定的规模，所以本地人也就养成了自己奢靡的习惯。

然而，统治者认为这种风俗习惯过于奢侈，因而颁布了许多专门禁止的法令。

地方当局针对上述的所谓的“消费陋习”，多次取缔，也是暂时的，而不是最终废除。

这种现象屡禁不绝，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的购买力不断增强，从而引起了消费习惯的变化。

而实行的奢侈品禁令忽视了社会、生活的变化，限制的范围和内容也与现实不符，最终成为一张废纸。

参考文献：

［1］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

［5］大明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6］清朝文献通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