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春风十里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
“我今年都五十二岁了。”阿佳尔这样说的时候，我的眼前浮现的是她小时候圆嘟嘟的脸，鼓鼓的额头，时常因为被人捉弄而 *** 瞪人的眼神，以及她没心没肺的笑容。
我记事的时候，她已经快小学毕业，却终日同与我一般大小的孩子厮混在一起，尤其是体弱多病的我。她生性善良，也许我的娇弱激发了她更多的保护欲。时常可以看到游戏时，她拦在我身前，对着欺负我的孩子吐出最恶毒的咒骂。对于那些成人都难以启齿的字眼，她轻松驾驭。我又羞又急，时常红着脸飞奔着离开。她便追到家中向我祖母叙述事情经过，却总是因为逻辑混乱、词不达意而被我祖母数落。她委屈得含泪离开。过不了一会儿，她的母亲会气势汹汹地来找我祖母算账。于是，大人间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又被拿出来轮番说起。而此时的我和阿佳尔已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聆听她们吵架时传递出的趣闻逸事了。
结局通常是我祖母大获全胜，阿佳尔的母亲留下老死不相往来的“豪言壮语”，拽着阿佳尔、骂着阿佳尔离开。过不了几天，我和阿佳尔会试探着短暂地在对方家中出现，受不受欢迎通常也要看大人的心情。但真的是过不了几天，两家大人依然有说有笑，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是乌鲁木齐南郊的红柳泉人家相处的日常。
我家是乌鲁木齐历史上最早实现定居的哈萨克人之一。早到我还没有出生，早到乌鲁木齐还被叫作迪化。对于我出生前就已搬离的老宅子，我没有记忆，有的只是我很小的时候祖母偶尔带我去打扫的空旷的老房子，以及碰上雨天离开时悠长的烂泥路。还有回到红柳泉温暖的家中时坐在炉火边烘烤泥迹斑驳的裤子的那段记忆。老房子于我只是我作为老乌鲁木齐人的一个标识，而作为这种标识的老房子在多年以后也被夷为平地。我却并没有感到悲伤，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家是在红柳泉，那个乌鲁木齐最南端的地方。那个至少有四个民族聚居在一起的畜牧厅下属的牛奶厂。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我是为数不多的喝着泉水长大的乌鲁木齐人。
红柳泉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泉眼里的碎石和细沙；红柳泉的水真凉啊，凉到我忘了乌鲁木齐还有炎热的夏季；红柳泉的水真甜啊，甜到让我一辈子魂牵梦绕。我记事之后认识的第一株绿植是长在红柳泉边的薄荷。而薄荷的种种功效，早已被祖母开发到了极致，成为我家包治百病的神药。多年以后，在南疆支教时，我用薄荷为孩子们退烧，用薄荷为孩子们治疗积食，用薄荷为孩子们解暑，用薄荷给孩子们洗头……让家长们惊叹不已的是，来自乌鲁木齐的我，让这世代被南疆的 *** 尔族家庭种在院子里的植物变得如此实用。
在我们红柳泉，没有人种薄荷。但我们有泉水，泉眼边就是郁郁葱葱的薄荷。红柳泉没有红柳，只有水草和大片的薄荷。于是，泉水边形成了一块天然的湿地和沼泽，离泉水不远住的是小美家。小美的父亲是 *** ，母亲是汉族，小美长得很漂亮。我们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才发现了她的美。而在那之前，我们只记得她家的油香比我们哈萨克族人家的馕好吃。而她却执着于用她家的油香换我家的馕吃。我们自然对这种交换心满意足，甚至有一些占了便宜的窃喜。
小的时候，胖胖的阿佳尔带着弱不禁风的我到处转悠。那种太过鲜明的对比总让祖母内心失衡。她像喂养她高产的奶牛一样精心喂养我，但我一直瘦得不盈一握。让我长胖是她的执念，也是红柳泉人的执念。我会被邻居们投喂。汉族邻居送来他们觉得可以让我长胖的各种吃食，而祖母也欣然接受。
每年春天其实是最难熬的季节，我却因为他们的情义而分外热爱红柳泉的春天。春风吹拂的时候，我会因为过敏整日病恹恹地躺在家中。阿佳尔来看我的时候会无端被祖母责骂，哭着离开。我会支撑起病体，埋怨祖母气走了我的朋友，有时候甚至会因为生祖母的气而病得更重。祖父会劝解祖母，祖母边流泪边说：我就不知道人家孩子的胃是咋长的，吃石头能拉沙子，胖得让我嫉妒！为什么我家这可怜的丫头瘦得和猫一样呢？
我在病榻上默默垂泪，为自己不能长得像阿佳尔那样健硕而愧疚。
那个时候，胖就是健康的标志，和现在略有不同。
而我在祖母的有生之年，终究没有让她看到胖胖的我。在她离去的头几年中，我甚至用暴饮暴食来填补失去她之后内心巨大的虚空。可我依然没有成为一个胖子。在我步入中年，为了减肥而奔波的时候，想起当年祖母的执念，忽然悲从中来。
那时候，祖母离开我已经整整三十年。
三十年间，红柳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十年间，我们也一个个离开红柳泉。
被我们称为朱木匠的是红柳泉唯一的木匠。他的爱人王姨原来是上海知青。王姨作为知青，按政策可以携眷回上海。因为朱木匠是大孝子，跟随他来新疆的老母亲（我们称她为“好婆”）执意要叶落归根。于是，他们举家迁回上海。而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的朱木匠的两个女儿丽丽和香香，据说因为不习惯上海的生活又回到了新疆。最后一次见到丽丽是在乌鲁木齐的街上。说到红柳泉，她的眼睛溢满泪水。说回到上海的好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坚持自己去弄堂里的公厕倒马桶。说还总是惦记丢在新疆的那个旧马桶和种在院里的一株海棠树，还有红柳泉春天里没完没了的风。丽丽在好婆去世后回到新疆，回到红柳泉，将好婆用了好多年的木制马桶埋在院子里。请人推平老屋，种了一院子好婆喜欢的海棠树。
每到春天，我回到红柳泉，看到丽丽家那片盛开的海棠花，就会想起被我们叫作好婆的老人，说着我们听不懂的上海话，在红柳泉不同于江南的四季里蹒跚着去倒马桶的身影。虽然红柳泉的各族邻居对在家用马桶上厕所难以理解，但每次见到老人，还是会帮她提提马桶。即使回到家中会用流水一遍遍清洗双手，可下次见到，依然会伸出双手接过马桶。那种各民族之间和谐包容的相处，真挚朴素的情义，始终留在我们的心底，在岁月的流逝中熠熠生辉。
每年我都会回几趟红柳泉。泉水汩汩流淌，不为人间的悲喜所动。我送走了一个个老人，也送走了一些年轻的生命。当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的时候，祖母家旁边的邻居芦叔家的两个儿子承包了当时的奶厂，一跃成为乌鲁木齐最大的牛奶供应企业。而之前奶厂的职工也变成了这家企业的员工。芦家并没有因为成了大家的老板而有丝毫的改变。芦家二儿子建军还是会忽然跑祖母家要奶茶喝，小叔喝了酒依然会去芦家小睡。建军哥有时还会坐在两家之间的矮墙上弹着吉他唱歌。因为哈萨克人比较忌讳骑在矮墙上，每次祖母都会大声呵斥他，根本不在乎自己一家人还在芦家的企业领着工资。而建军哥也在祖母的呵斥下吐着舌头，灰溜溜地跳下矮墙跑开。
芦家大儿子建华在奶厂经营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突然因心脏病去世，祖母陪着他母亲唐英阿姨泪眼婆娑。十几年后，四十出头的建军哥也因为胰腺癌英年早逝。红柳泉的各族乡亲都去殡仪馆送了他最后一程。虽然奶厂早已不在，他家的境况也因为他这场病的持久治疗走向了衰败。那天，他静静地躺在花丛中。我久久地凝视他英俊的脸庞，总以为他还会坏笑着醒来，偷偷塞给我一块五仁月饼。
很多年后，当芦叔也过世，耄耋之年的唐英阿姨依旧住在红柳泉，由邻居照料。
最后一次回到红柳泉是因为小叔过世。葬礼之后，我们来到墓地。我的祖父母、我的两个叔叔，还有二叔早夭的女儿，还有我红柳泉的父老乡亲，都安眠在这块土地上。
过不了多久，这里将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物流园。不远处的工地已经开工。醒着的人和睡去的人，都在看着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
“那是我家唐努尔的坟。”阿佳尔指着一处墓碑，眼里有隐约的泪光。
我没有想过失独这样的厄运会降临在这个善良的女人身上。而她已然走过了那段暗无天日的时光。
那时候我在外地，没有去探望她。几次拿起电话，却终究没有打。语言的苍白和无力让我失去了问候的勇气。
陪伴她的还是红柳泉善良的乡亲。
那个午后，告别了沉睡的人们，我拉着阿佳尔的手，就像儿时她牵着我那样，走向那条长长的路。
春天的风抚过我们的面颊，一如童年时一样温柔。
这条笔直开阔的路，带着我们走向春天的深处。
来源：乌鲁木齐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