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故事在晚清时期传颂一时，成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

时至近代，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件由于其曲折离奇的剧情，跌宕起伏的审查经历，多方博弈的精彩场景而被改编为多种戏剧搬上舞台，成为普罗大众耳熟能详的戏剧精品。

到了当代，有关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依旧被不断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在荧幕上频频出现。

这件案子为何会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在这件案子中，中央与地方又为何会产生如此漫长的博弈，历时三年的反复审查方才最终推翻原判，在这背后，究竟有着何种因素在作怪。

杨乃武冤案始末

1. 冤案的诞生

杨乃武是道光十六年（1836）生人，浙江余杭本地人，长期居住在余杭县城内，他在科举一途上颇为天赋，在他三十三岁时就已经取得举人功名。

按理说，杨乃武应该成为晚清时代在地方活跃的一个普通士绅，不应该被卷入这场惊天冤案中。

但是，杨乃武本人嫉恶如仇，看不惯官场做派，立志为民做主，长期以来，杨乃武都在地方利用自己的举人身份为百姓谋福利。

他主要帮助一些普通百姓写诉讼状，打官司，帮他们代写文书，因为，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司法体系中，没有文化人的帮忙，普罗大众根本不知道要如何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

有一次，杨乃武实在看不过余杭县县衙官员的惺惺作态与故意拖延，当场顶撞余杭县县令，并提笔在县衙的白墙上写下“大清双王法，浙省两抚台”的诗句。（《清末四大冤案纪实》）

这几乎就是在公开打地方官的脸，这首诗暗讽地方官无视大清律法，在地方自己搞小动作，自己制定一套法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乃武虽是一个士绅，但却是受到百姓爱戴，受到官员痛恨的士绅。

他又是如何与小白菜发生关联的呢？

原来，小白菜本名毕秀姑，是普通贫民出身，嫁给了邻居葛品连，后来葛品连租借了杨乃武大院内的一间屋子。

葛品连白天在外上班，很少回家，杨乃武看到毕秀姑一个人百无聊赖，就和他的妻子一起教毕秀姑读书识字。

原本，三个人在一起倒也无妨，可是，不凑巧，杨乃武的妻子去世了，后来，杨乃武依旧和毕秀姑在一起，教她读书识字，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便衍生出许多绯闻。

后来，葛品连听闻了绯闻，便搬出了杨乃武家，从史料中看，二者此后再无瓜葛了。

不巧的是，在同治十二年（1874）十月，葛品连突然染病，“连日身体发冷，两体无力”（《光绪政要》）。

毕秀姑帮他买了一些药，也请了大夫调理，但葛品连的身体却始终不见好转，反而在不久后暴毙，有血水从口鼻中流出，面色发青。

于是，他的母亲起了疑心，怀疑他是被儿媳妇毒杀，便报了官。

当时的余杭县令刘锡彤很快就派人前去勘验，此时，他正好听到毕秀姑曾经和杨乃武有绯闻的传闻，于是便认为这起案件或是出于情杀。

刘锡彤显然是有意在将新仇旧恨一起算，要将杨乃武这个眼中钉彻底拔除。恰好，余杭县的仵作办事马虎，将葛品连断定为中毒身亡。

得到仵作的报告后，刘锡彤更加坚信了自己先入为主的一番判断，即杨乃武与毕秀姑两人 *** ，合伙谋害了毕秀姑的丈夫。

2. 必死之局

在下定结论后，刘锡彤就派人将毕秀姑和杨乃武抓捕归案，对于这种莫须有的罪行，两人一开始自然是坚决否认。

但是，在刑讯逼供之下，毕秀姑和杨乃武先后“交待”了罪行。

按照相关规定，这种杀人大案还要经过杭州知府的审核，但是，当时的杭州知府恰好是武人出身的陈鲁，对士大夫一向抱有恶感，于是，他不加追究地接受了漏洞百出的判决书，依据《大清律例》判处杨乃武斩立决、毕秀姑凌迟处死。

从外表上看，这件事情既有人证又有物证，仵作的证词也证明了毕秀姑的丈夫死于中毒，杨乃武似乎已经面临了一个必死之局。

风波再起与翻案

1. 上诉与地方派的心思

杨乃武毕竟是个举人，家境殷实，好友众多，于是，在得知杨乃武即将含冤受死以后，杨家人就踏上了进京上诉的道路。

不过，进京上诉的道路并不顺利，第一次上诉时，杨家人在上诉状书中说道“所谓私情，全系捏造……酷刑之下，何求不得？”（《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这份恳求的求情书并未得到都察院的重视，都察院只是按照惯例发回浙江巡抚重审。在原籍地，要求原籍地最高长官重审还你清白，无异于白日做梦，因为，没有地方官会打自己人的脸。

于是，杨家人第二次上诉，在此次上诉中，杨家人充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明确提出了新的请求，即“叩求青天大人恩准具奏请旨提交刑部详加审讯”（《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杨家人意识到，如果没有最高法律机关的介入，这起案件就会永远被地方官员操控，永远无法真相大白。

此外，杨家人还动用了为数众多的江浙籍在京士绅，对他们说明详情，说动了这些士绅集体 *** 请求彻查。

在他们的 *** 中，士绅们写道“杨乃武被诬冤抑……恳请特旨提交刑部审讯”（《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这或许才是真正推动此案有所改变的关键因素，因为，士绅是清朝统治下最基层的，也是最重要一批知识分子，直接关乎着清朝地方统治的稳定。

那么，这些江浙籍知识分子又为何为杨乃武奔走相告呢？

原来，在中国古代，一个人的出身与籍贯紧密相连，一个人出名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动一个地方的声名，这种人被称作乡贤。如果杨乃武的案子坐实，那么，这无疑会成为文化之乡江浙地区的一大污点。

在士绅力量介入后，清廷随即展开新一轮的调查。但是，最初的调查结果依旧不如人意。

地方派为何会如此顽强呢？

一是因为清朝法律体系中存在一种“官员责任制”的规定，这就导致清朝地方官绝对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犯下的错误。

在《大清律例》中规定，“凡官司出入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论……”。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官如果在判刑时量刑完全错误，这个案子就是个冤案，那么地方官就会承担同样的刑罚，死罪的话，地方官也会被处死，其他罪行的话依次酌情减少，各级别官员也会负有连带责任。

正是因为清朝官僚体制中的这种连坐制，导致了清朝地方官往往会串通一气，拒绝翻案。

二是清朝经过太平天国起义后，遣散了一些原出湘军、淮军的武官，将他们安排在江浙地区为官，这些官员串通一气，成为地方上势力颇为强大的政治集团。

正因如此，面对中央的再三督导，地方官员依旧有恃无恐。

甚至于，面对中央派下来的钦差大臣，他们也是采取了重金行贿政策，最终使得钦差大臣的报告中说道，这个案子并无差错，两人按照大清律法都应该处死。

2. 中央的翻案派

面对地方上的“维持派”，中央也有一股大臣极力主张推翻原判，重申此案。

当然，并不是中央官员的道德水准更高，希望寻求法律正义，其实，中央派完全不关心杨乃武这个小人物的死活，在他们眼里，地方派在地方上一手遮天，无视中央要求才是关键问题。

正如当时的中央派大臣王昕在奏札中所说，地方派之所以敢于藐视中央，“盖以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祚……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光绪政要》）。

也就是说，在王昕看来，这是地方派看到中央孱弱，有意在试探中央底线，如果中央不能遏制住这股歪风邪气，那么，中央威信将会荡然无存。

在这番议论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历史背景。那就是晚期末年，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导致清朝不得不动用 *** 大臣领导湘淮力量，这些湘淮将领在平定叛乱后大多受到了朝廷的重赏，成为了一方封疆大吏。

这些封疆大吏在地方的权力越发庞大，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朝廷对此颇为忌惮，杨乃武案就是地方权重的典型体现。

为了敲打地方，遏制地方权力，清朝中央 *** 才最终下定决心彻查此案，即便如此，杨乃武依旧被剥夺了举人身份，一众官员被革职查办后又被重新录用。

这种强烈的审判反差表明了清 *** 的态度，即，我在敲打你们，但我不会真的逼死你们，你们见好就收。

小结

杨乃武案的风波历时三年最终落下帷幕，在这起案子中，杨乃武和小白菜始终是受害人，清朝官员中几乎没有人关心真相和正义，他们都在为各自的利益精打细算，这才出现了中央派和地方派的分歧。

地方官员为了躲避惩罚，势必要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

中央派眼见地方派无法无天，挑战了中央权威，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在双方博弈之下，中央派获得了胜利，但是，中央派也不敢过分惩罚地方派，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地惩罚了若干官员，事后又予以重新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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