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评论杜甫：

“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

韩愈《调张籍》说：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

仇兆鳌在《进杜少陵集详注表》说：

“千古以来，一人而已。”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生于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唐玄宗开元中，他南游吴越，北游齐赵，过着“裘马清狂”的生活。天宝五年（746），他到长安，进取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安史之乱爆发，他颠沛流亡，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官授左拾遗，不久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他弃官西行，度关陇，客秦州，寓同谷，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浣花溪畔。曾在四川节度使严武幕府任职，官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永泰元年（765），他打算离蜀东去，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大历三年（768），携家出峡，漂泊鄂、湘一带，后死于赴郴州途中。

盛世成长

杜甫出生在世代“奉儒守官”的封建家庭，自幼接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他母亲死的早，他一直寄养在姑母家里。四岁的时候，他骑在大人的肩上，从巩县特地到郾城来看跳舞。人群中， *** 的手脚和长长的彩帛渐渐摇起花来了，看着，看着，他也不觉眉飞色舞，仿佛很能领略其间的美妙。 *** 是当代名满天下的公孙大娘，她曼妙的身姿给杜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五十年后他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四岁时看的舞蹈，过了五十多年，还能留下那样鲜活的印象，公孙大娘的艺术之神妙，可以想见。然而，更重要的是小杜甫的感受力和记忆力在同龄人中已属非凡了。七岁时杜甫第一次作诗，而且出口不凡，“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凤凰是禽族里最善鸣的，杜甫是诗国里最会唱的。凤凰是禽中之王，杜甫是诗中之圣，咏凤凰简直是诗人自咏的预言，从此以后他就常常以凤凰自比；《凤凰台》、《赤凤行》便是最明白的表示。十五岁时杜甫在洛阳诗坛已经小有名气，他出众的才华，使人们大为惊异。如他后来在《壮游》诗中追忆的：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

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

由于前辈的赏识和推荐，杜甫经常地出入于唐朝的宗室岐王李范和殿中监崔涤的府邸，较为广泛地接触到了当时的上层社会的文化生活，曾经在那里听到过当时的著名歌手李龟年的歌声。这些情景在诗人的记忆中是深刻的，直到他晚年还不曾忘却，当他在“安史之乱”以后，流落在潭州遇到李龟年的时候，还想起了当年的往事，在《江南逢李龟年》中写道：

岐王殿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二十岁的时候，正是唐代封建社会经济上升和政治较为开明的时期。从唐朝开国一百多年来，这中间不曾有过大规模的战争，人民过着比较安定的和平生活。形成了所谓“开元天宝的盛世”。

开元十三年（725年），“东都米斗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早来就饮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一作“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纪》二十八）“是时海内富实……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站，行千里不持尺兵。”（《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第四十一）

唐帝国在当时的世界是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国内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交流和融合的机会，这使它的国力更加充实起来。那时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凉州等地，都是带有国际性的商业城市，和东西方许多国家发生了贸易关系。促进了唐帝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作为人民巨大的劳动成果，在人民沉重的徭役负担基础上，建立起那周围约为七十里的首都长安和另一个城市东都洛阳，城门宫殿建筑的雄伟，街坊里巷的整洁，池馆园林的优美，在当时是罕见的。 *** 的 *** 文化，波斯的袄教文化，大秦（罗马）的景教文化，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自由的传播，佛经的大量翻译和整理，即是显著的事实。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和文化的广泛交流，在当时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从那时的世界历史范围来说，此种盛况也是空前的。

杜甫此时开始了他的漫游的生活，他来到江南，遍游吴越一带，游览了剡溪、鉴湖、天姥等名胜。这样的生活大约有三四年光景，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二十四岁的杜甫，回到洛阳应进士考试，结果名落孙山，在洛阳逗留了很短的时间，因为他的父亲当时任兖州司马，于是他就去了山东省亲。

这次落第，对于杜甫可以说是没有多大的影响，相反他却因此而得到了一个尽兴遨游的机会。他乘便游历了兖州、齐州一带的名胜，过着无忧无虑的游猎和唱歌的生活。过路的人往往看见一行人马，带着弓箭旗枪，驾着雕鹰，牵着猎狗，望郊野奔去。内中头戴一顶银盔，脑后斗大一颗红缨，全身铠甲，跨在马上的，便是监门胄曹苏预。在他左首并辔而行的，装束略微平常，双手横按着长槊，却也是英风爽爽的一个丈夫，便是诗人杜甫。他尽情地享受着现实生活中的欢乐，功名富贵似乎是身外之物，他完全不把它们放在眼里。《望岳》诗中所写的，泰山的颇为壮观的景色以及景色的千变万化，是很能表达诗人当时的胸襟的：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诗人广阔的胸怀，随着眼前的景物而展开，对着那一片望不尽的青色的山峰，他觉得，他未来的前途，也仿佛就像这生气蓬勃的山峰一样，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希望。杜甫在这一时期可能作了不少这样的诗，可惜的是，现在保存下来的就只有《登州城楼》和这首《望岳》了。然而，就是这不多的两首诗，从它的清新风格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足以和李白相媲美的天才诗人的萌芽。

十年困守

杜甫留恋于齐、赵两地山河的壮丽，在齐、赵停留了很长的时期之后，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又回到洛阳。杜甫经过数年壮游，他还是向往长安。长安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李白带着抑郁和愤懑离开了它。但是，许多人怀着满腔的希望投奔而来。杜甫在天宝五年（746年）来到了长安，此后有十年时间，一直困居在这里。他亲眼看到了唐帝国首都的繁华景象，封建统治阶级：皇室、外戚、官僚贵族的腐化堕落的生活，人民负担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的痛苦；他还亲眼看到了正是由于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昏庸，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在异族侵略者的军队面前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一旦敌人进攻，即土崩瓦解，致使人民遭受到更大的痛苦。

在这十年之间，唐代社会起了很大的变化。表面上，暂时呈现着升平气象，而在这假象底下却包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开元初年比较开明的政治局面已成为过去，曾经是励精图治的皇帝唐玄宗，也一天比一天变得昏庸，把朝政委托给“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他想出了种种办法来剥削人民，甚至人死了也还免不了纳税。老百姓日趋贫困和破产，唐帝国的基础也就随之削弱了。

杜甫这次来到长安，很想在“仕途”中寻找出路，他以稷、契自许，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一心要走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的道路。他曾回忆他的自负心情说：“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但在唐玄宗逐渐昏聩，李林甫、杨国忠相继弄权的社会里，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杜甫虽然遭受到了打击，感到了失望，但是他并未绝望。他继续留在长安，仍想有所作为。天宝十年（75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曾经一度得到皇帝的重视。这年正月，唐玄宗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杜甫写了《朝献太清宫赋》《朝维太庙赋》和《有事于南郊赋》，又写了一份《进三大礼赋表》，献给皇帝。玄宗读了之后，大为赞赏，让他待制集贤院，命令宰相亲加考试，准备加以任用。这一个意想不到的光荣，使杜甫很为感激，多年以后还十分清楚地记得这件事。《莫相疑行》写到：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但是，由于宰相李林甫从中作梗，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杜甫就这样被剥夺了获得唐玄宗赏识的机会。

长安虽大，而杜甫却无地可容。他深深地感到了寂寞和悲哀，这和他写《望岳》诗时的心境完全不同了，他在《夜宴左氏庄》诗中回想起早年的那种生活片断：

林风纤月落，衣露静琴张。

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

校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

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

在这无可奈何之中，杜甫只有继续写诗投赠那些高官显贵，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引荐；有时甚至向那些并无什么权力的小官，倾诉自己的苦衷，几乎达到了求乞的程度！这就是一个饥寒欲绝的唐代伟大诗人，和那些乘肥马、衣轻裘的官僚们生活的鲜明对比。《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赤县官曹拥才杰，轻裘快马当冰雪！

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南山豆苗早荒秽，青门瓜地新冻裂。

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

自然弃掷与时异，况乃疏顽临事拙。

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

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

十年长安的困守，是杜甫思想变化的光辉起点；长期的流离失所又使他接近人民，体会到人民的情绪和愿望，从而丰富了自己的爱国思想和同情人民的感情，《兵车行》、《前出塞》的创作标志着他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因此产生和发展。

天宝后期，唐代封建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改变了早年对于邻近民族的和睦共处的政策，他们不顾人民的反对，大肆向外侵略。加之守边的将军们又希图在对外的战争中，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就更助长了对外侵略政策的推行。

“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十一）

这正是唐朝对外用兵较为频繁的年代。

“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反诣军所。……于是行者愁苦，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

杜甫在《兵车行》中所描写的，就是这次募兵的情形。通过一个出征的战士，说出人民所遭受的普遍的痛苦：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在《前出塞》诗中，杜甫直接表示了他的对于战争的态度：

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

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杜甫说出了当时人民的普遍的愿望。杜甫困居长安时期，更深刻地观察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他大胆地暴露了他们的黑暗。

天宝十三年秋天，长安附近一连下了六十多天的雨，长安城内墙倒屋塌。大片的庄稼受到自然灾害，但杨国忠却故意挑选一两棵好的庄稼，献给皇帝说：“雨虽多，不害稼也。”昏庸的玄宗皇帝居然信以为真。杜甫的友人扶风太守房琯呈报水灾，杨国忠命令御史要将他拿办，于是天下就没有人敢再报灾情的了。杜甫在官舍之中，感到十分气愤！一想到人民将免不了灾害，这使他感到痛苦，他写诗给同在长安的岑参，诉说自己心中的苦闷：

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

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

然而，杜甫的疾呼并无人理会，痛苦的他只好向酒中寻求解脱，喝醉了就大发牢骚：

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有何用？

贫困的生活迫使诗人已经到了绝境，诗人真正地感到了“儒冠多误身”。在万分激愤的情绪中，他似乎有点心灰意冷了，杜甫的先前的信念有点动摇了。对人生似乎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态度。《醉时歌》说：

儒术于我何有用？孔丘盗跖俱尘埃。

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逢且衔杯。

杜甫经历的苦难和穷困使他不能不看到封建社会的冷酷现实。正是由于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受的生活磨炼，在他思想中逐渐形成进步的力量，终于突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使他激愤地说出“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这些话来。

此时的杜甫贫病交加，染上了疟疾，使得他平时就赢弱的身体更加虚弱了。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好友王倚很好的照顾，最终得以痊愈。这使他十分感激。有《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酷见冻馁不足耻，多病沉年苦无健。

……

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

……

古人情义晚谁似，令我手足轻欲旋。

病愈后，他向进京述职的哥舒翰和京兆尹鲜于仲通投寄赠诗，结果都石沉大海。他把这一时期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人情的冷暖，写在《贫交行》诗里：

翻手作云复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杜甫的心境是悲凉的，社会回馈给他的是冷酷，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及其出色地完成了时代的使命；但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他又不可能和封建制度决裂和根本改变。这就形成了他思想的深刻矛盾。他关怀国事，但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昏庸的皇帝身上；他真诚地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又不能认识造成人民痛苦的封建制度。

也许是投增的诗产生了效果，天宝十四年（755），四十四岁的杜甫被授予河西县尉的官职。他没有就任这个职务，在他看来“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生活是不能忍受的，他不愿违背良心去做这样的差事。不久，他被改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个管理门禁和看守兵器的官职。杜甫接受了这个职位，也还是出于不得已的。在《官定后戏赠》诗中写道：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杜甫在上任之后不久，十一月间便到奉先去探望他的妻子。这时，唐帝国已经处在风雨飘摇的前夕，危机已经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封建统治集团的荒淫无道的生活达到了极点，人民生活由于历年的自然灾害和朝廷的横征暴敛而愈加贫困，贫和富形成了很大的悬殊。杜甫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切，他既痛恨那些败坏国家政事、搜刮民脂民膏的权贵，又对朝廷抱有很大的幻想，更为深受苦难的人们感到痛心。等他回到家中，脚刚跨进门槛，便听到了哀伤的哭声，原来他年幼的儿子已经饿死了。当他感觉自己享受着特权，既不当兵、也不纳税，却还养不活自己的孩子时，当想起那些没有特权的普通百姓不知要比自己凄惨多少倍时，他的痛苦就更深广了！

伟大诗人杜甫从他充满着同情人民疾苦的内心深处，迸发出千古不朽的诗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一首划时代的诗篇，它标志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已经达到成熟的地步。在这首诗里，杜甫深刻地反映出自己内心的矛盾，同时更深刻地反映出“安史之乱”前夕唐代社会的矛盾。不论是个人的或是社会的矛盾，它演变的结局，都是带着悲剧性的。诗人崇高的人格和忘我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这首诗里也都被充分地反映出来。这是杜甫在长安困居十年观察上层社会生活的结果，同时更是他深入下层社会生活，特别是由于他自己的生活已经下降到接近一个普通人民的地位，他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有了密切的关联。

杜甫的诗歌广泛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中的社会面貌，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事件、各阶级阶层的动态、思想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杜甫站在封建地主阶级下层的立场，反对统治阶级上层横征暴敛、奢侈腐化，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反对吐蕃、回鹘等族统治者的掠夺骚扰。他的名句：“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深刻地反映了阶级的对立。这样，在现实主义诗人中他的诗歌的现实性就发展到空前的高度。

战乱流离

当杜甫还在奉先县探亲的时候，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率领十五万叛军，以诛杀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发动了叛乱，后来称为“安史之乱”。

安禄山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攻陷洛阳。第二年的一月，已兵临潼关城下了。六月，潼关又告失守，曾经名震一时的老将哥舒翰也为安禄山所擒。潼关失守，华阴、凤翔、河东诸郡望风而降，长安已在危急之中。唐玄宗逃出了长安，行至马嵬坡，军队发生了哗变，要求杀杨贵妃和杨国忠以谢天下，在无可奈何之中，玄宗只好把他们两人作了牺牲品。在唐玄宗逃出长安十日之后，安禄山的军队便进入长安。长安遭到了浩劫!

“禄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每获百人辄以兵卫送洛阳。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

七月，太子即位于灵武，这就是唐肃宗。当杜甫听到了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时候，他经过了千辛万苦把他的一家老小安置在鄜州，只身从芦子关奔往灵武，不幸在中途，也被安禄山的军队俘虏，并送往长安。可能是因为杜甫的官职卑微，没有引起叛军的注意，也没被囚禁起来。他和生活在灾难中的长安人民一起，共同度着艰苦的岁月。

官军战败的消息连续传来，但是杜甫并未完全失望，他怀着焦急的心情，期待着官军在有了充分的准备之后再来收复长安。然而，胜利却是渺茫的，当他一个人在月夜里思念在鄜州的妻子的时候，那就使他更为焦急了。《月夜》诗中写道：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杜甫在期待中，不觉又过了一个冬天；春天来了，他行走在残破的长安城外，触景伤情，更增加了惆怅。写下了《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至德二年一月（757），战争有了转机，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和部下合谋杀死，叛军军心日益涣散，唐军取得初步胜利。二月，随着军事形势的好转，唐肃宗回到了凤翔。四月，杜甫从长安逃脱，急赴凤翔。他一路目睹光复后的山河，庆幸自己脱离险境，马上又可以为国家效力，不禁悲喜交加，作《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

愁四胡笳夕，凄凉汉苑春。

生还今日事，闻道暂时人。

五月，杜甫授官左拾遗。他尽忠职守，直言敢谏，得罪了权贵，虽然未被贬谪，但是却遭到了肃宗的疏远。闲居无事中，忽然接到家书，八月，便请假回乡探亲。杜甫的归来使得家人和乡亲们感到意外和惊喜，如梦初醒，在惊喜中又夹杂着些许悲凉。

杜甫回到家中之后，把旅途中的见闻，对国家政治、军事形势的意见，以及他对下层贫苦人民的生活感受，都写在了《北征》诗篇中。杜甫在《北征》中对他所反映的时代生活，又有深刻的认识，他诗歌的政治倾向性是异常鲜明的。当上层统治者沉醉于表面的繁荣时，他已洞察了隐伏的社会危机。安史之乱爆发，他更用诗歌作为评论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的手段，他的许多预见都成了事实。他在诗里所一贯表现的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祖国的热爱，都是很鲜明的。他对统治阶级的鞭挞和揭露，又是那样勇敢和大胆，甚至直指当时的执政者。可以说，《北征》是杜甫继《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后又一首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诗篇。

至德二年九月，唐军收复了长安。十月，肃宗由凤翔回到京城，杜甫在十一月携全家回到长安，继续担任左拾遗官职。当时，岑参、严武、贾至一同在京任职，他们时常在一起聚会，所写的诗全都是官场应酬之作，毫无生气，杜甫也在其中，他们仿佛忘记了战争才刚刚结束，人民还处在痛苦之中。杜甫开始满足现在的生活，对于时代的一切苦难的反应变得麻痹、迟钝。不可否认这段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道路上的危机。

乾元元年（758）六月，他被外放华州任司功参军，从此永远离开长安，也离开了醉生梦死的生活氛围。这对杜甫的诗歌创作道路无疑是幸运的，但对他的生活道路却又是不幸的。杜甫刚离开长安的时候，感到有些迷茫，加上华州繁琐的公务缠身，使他心情感到十分烦闷。第二年春天，他本打算出去游历散心，却又因公事不得不去洛阳，在他办完公事从洛阳回华州的路上，传来了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在相州败退的消息，杜甫又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经历了人民的痛苦生活。他把所见所闻，亲身经历的不幸遭遇，一起写在了诗中，这就是中国诗歌史上，散发着无限光辉的不朽名篇:“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两组诗。在这两组诗中，杜甫深刻地反映了战争创伤下的时代面貌，以及在战争中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但是，杜甫却没有把人民的形象，描写成为消极和抱有悲观的态度，相反，他们是具有崇高的道德力量，是经受得起苦难折磨的，是不向灾难和痛苦屈服的人民。

杜甫在歌颂人民的同时，也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这在《石壕吏》等作品中，有鲜明的表现。经过流离苦痛之后的杜甫的思想和感情，和正在流离颠沛的人民思想感情是相通的。“三吏”和“三别”不但在内容上是创新，在形式上也是一种全新的创造。这种创造的源泉完全来自人民，只有人民的生活才是诗人创作的唯一源泉。离开人民的生活，任何天才的诗人都要枯萎、失色。当诗人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交织起来，生死与共的时候，诗人的天才就能获得施展，杜甫的生活和创作正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漂泊无依

杜甫七月回到华州，不久辞去司功参军的职务。当时关中一带正闹饥荒，没有了俸禄杜甫全家生活窘迫。这时他的侄子杜佐从秦州带来消息，秦州今年粮食大丰收，并邀请他去秦州居住，于是杜甫携全家迁往秦州。杜甫这次辞官，源于他思想上的矛盾，他对朝廷的政治感到失望，对于自己低微的职位感到不满。他很想实现自己的抱负，来改变现在这个状态，然而，残酷的现实环境，又使他感觉到无能为力。他将这样一种矛盾、不满的情绪写在了诗里，《秦州杂诗》其二十:

唐尧真至圣，野老复何知?

政治生活的彻底失败使杜甫感到凄凉，消极和退隐的念头，在他的思想中滋生起来。他想到了后汉终身未仕的著名隐士庞德公、晋朝的诗人陶渊明，以及本朝的诗人贺知章和孟浩然，对于他们的生活表示颇为向往。

杜甫最初住在秦州城东离城有五十里的乡下——东柯谷，后来又迁居秦州城内，他打算在城郊西枝村买一块地，建立一座草堂。因为他的好朋友僧人赞公住在那里，但由于经济困顿，最终没有建成。这段时期，杜甫的生活比较安定，使得他有时间欣赏秦州本地的风光，写下了许多描写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的小诗。如《雨晴》:

天外秋云薄，从西万里风。

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

此外，还写了同属于一类的《捣衣》《归燕》《促织》《萤火》《蒹葭》等诗。杜甫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虽然有一些偏重于技巧的倾向，但依然在诗中包含着自己真实的感情，他那些咏物、写景和抒情的诗篇，常常和忧思国事交织在一起。

杜甫在秦州的生活虽然安定，却比以前更加贫困了。他在采药和卖药之外，只能靠朋友的援助来维持生活。他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只住了三个多月，就再也生活不下去了!《空囊》:

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

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

不㸑井晨冻，无衣床夜寒。

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

就在杜甫的生活几乎处于绝境的时候，他接到一位住在同谷的友人来信，叫他迁居到同谷县去，于是在十月，他带着全家离开秦州，迁往同古。

杜甫离开秦州时，对这次迁居同谷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当他跋山涉水到达同谷后，不仅生活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困难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真实的反映了他当时的生活: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

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

……

杜甫在同谷只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就于十二月间又动身入蜀，经过白沙渡、五盘、龙门阁、剑门等地，最后来到成都。

成都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安史之乱中未遭到战争的破坏，唐玄宗在天宝十五年逃到这里避难，还有周边不少躲避战乱的人民流落到这里。杜甫来到成都的时候，玄宗早已经迁回长安，但成都仍保持着安定和繁荣的景象，这使饱受战乱之苦的杜甫精神上感到一丝安慰。他在亲戚和朋友的物质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造了一间草堂。这就是后来在中国文学史上名垂千古的“杜甫草堂”。对于这座新建的草堂，杜甫十分满意，在《卜居》诗中，写道:

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

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锁客愁。

杜甫陶醉于这里的自然景色，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歌颂他所见到的一切:

《为农》

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

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

诗人多年来饱经离乱的心灵，深深地受到大自然的抚慰。

《西桥》

细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

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

在这样的环境中，诗人的生活，是懒散不羁的。但是，这里不是世外桃源，现实的生活又把杜甫从梦里唤醒。

杜甫全家的生活主要是依赖亲友的援助，一旦和亲友们失去联系，就难免要忍饥挨饿。当他饥寒交迫的时候，曾给彭州刺史高适去信请求帮助:

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

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

不久，高适暂代严武为成都尹，来到草堂看望杜甫，并给予杜甫精神支持和物质帮助，后来，他们一直保持着诗书往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上元元年（760）二月，当杜甫困居在成都的时候，李光弼在沁水上打败史思明的军队，四月，又在河阳再次击败史思明。消息传来，杜甫心中十分高兴，他盼望官军乘胜追击，直捣安史叛军的巢穴幽燕。在《恨别》诗中表露了他当时急切的心情:

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

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 *** 边。

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

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

杜甫的心此刻已经飞回了故乡，他幻想着自己和背井离乡的人民返回故乡，生活在宁静的田园中。

上元二年（761）十二月，严武任职成都尹，他一到成都就到草堂看望杜甫，给予杜甫物质和精神上许多支持，杜甫对于严武的到来很高兴，曾写诗赞美自己的这位老朋友:

步履随春风，村村自花柳。

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

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

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

从杜甫的诗中可以看出，在严武任职府尹期间，成都人民的生活是比较安定的。可惜时间不长，第二年四月，玄宗和肃宗相继过世，代宗即位，七月，严武被召回长安。对于严武入京，杜甫寄予很大希望；杜甫一直送他到绵州才分手，杜甫仿佛又看到自己政治前途的一丝光亮。但严武刚离开，成都少尹徐知道就发动了叛乱，混乱中道路阻塞，杜甫无法返回成都，他只好去梓州暂避。所幸叛乱很快被高适镇压下去，徐知道被部下杀死。杜甫回到成都，把妻子也接到梓州，安顿好之后，他于十一月，到射洪县陈子昂的故居瞻仰，对于陈子昂的不幸遭遇他表示深切的同情，对陈子昂的诗篇给予很高的评价:

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

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

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

就在这一年，李白在江南故去。由于战乱阻隔，杜甫和李白早已失去联系，李白的死，杜甫当时并不知道。对于李白，杜甫始终是十分怀念的；他在《不见》诗中，表达了对李白的极大同情，对于李白的才华更是大加赞扬: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杜甫之所以赞扬陈子昂和李白，绝不是偶然。这反映了杜甫的文学主张和陈子昂、李白的文学主张更加接近了。杜甫在自己的诗歌中，鲜明地表示出他的文学观点。对于前辈诗人鲍照、庾信等人和作品，表示极大的敬意，对于本朝“四杰”的作品对于后世的影响，给予充分的肯定。而对于那些轻视前人作品，对“四杰”无故诽谤的人予以尖锐的批评，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写道: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为“四杰”的辩护，实际上就是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他深刻的认识到陈子昂和李白作品里表现出来的刚健质朴、壮丽奇瑰的风格的可贵。事实上，此时的杜甫已经具备了前人所有的优点，他的诗歌创作已经完全成熟了。

广德元年（763）正月，随着史朝义的自杀身死，唐军相继收复了河南、河北的失地。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宣告结束。当杜甫在梓州听到这个消息，他想到从此可以不用漂泊异乡、寄人篱下的生活，可以返回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洛阳，真是情不自禁，他把这种复杂的心情，写在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中。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想洛阳。

可是，困顿的生活使得杜甫寸步难行，只能在梓州、绵州、阆州一带流浪，依旧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广德二年的春天，杜甫决心离开蜀中，他携带家属由梓州出发，先到阆州，准备在嘉陵江坐船去沧州，然后再沿江东下。这时却传来严武重返成都，任剑南节度使、成都尹的消息。这使杜甫的决心产生了动摇，他最后取消了东下的决定，又回到了成都郊外的草堂。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

下者飘转沈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伤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六月，严武表奏朝廷，任命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在严武的幕府中供职。然而，幕府的生活，对于杜甫来说是无聊的，他对于幕府中拘束的礼数，琐碎繁杂的公务，同事间尔虞我诈的猜忌，十分的厌烦。他写《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向严武表达心情，严武也了解他的心境，第二年就解除了他的职务，让他重回草堂，过安静的生活。这期间，高适、岑参等人相继去世，正当杜甫为故旧凋零感到悲伤时，四月，严武也忽然离世，这使杜甫彻底失去了依靠。五月，杜甫携带全家离开草堂，又开始了漂泊无依的生活。

杜甫离开成都，经过嘉州、戎州、渝州、忠州，后来因病在云安县停留下来。这时，杜甫深深感到了孤独和衰老。第二年春天，病刚好一点，杜甫全家又移居夔州，在夔州住了两年，于大历三年（768）正月，离开夔州，继续东下。

在这穷困潦倒的生活中，杜甫的身体健康越来越差，肺病、风痹、两眼昏花，最后连耳朵也有些聋了。杜甫在夔府孤城江畔，登高望远，悲从中来。在生活的煎熬中，在垂老的绝望中，他对着社会，对着人民，对着一切同情者，唱出了他最动人的哀歌《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一路漂泊，在暮冬时节到了岳州，在舟中对着孤灯，悲叹自己凄凉身世的同时，他依旧关怀人民的疾苦。写下了《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人民的苦难，自己漂泊的生涯，何时才能结束?这是无法解答的难题。杜甫依然漂泊，他感到无可奈何的悲哀!

杜甫乘船从岳州到了潭州，他遇见了著名歌手李龟年。他回忆起少年时代在洛阳的情景，写下了七绝《江南逢李龟年》。不久，潭州发生了叛乱，杜甫只好先到衡州，准备再南下郴州，因为他的舅父崔伟当时在郴州任录事。当他沿郴水乘舟到达耒阳县时，忽遇洪水肆虐，被迫在方田驿站停顿下来。五天没有食物，幸亏县令及时救济，才得以免于饿死。前进不得，后退又不能，杜甫只好返回衡州。长期以来的水上漂泊生活，使得杜甫的风痹严重发作，病痛让他一病不起。大历五年（770）一个寒冷的冬天，伟大的诗人杜甫，在江边一只孤舟中，结束了他苦难却又是光辉的一生。

结语

杜甫是我国诗歌优良传统的杰出继承者和发扬者。《诗经·国风》、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六朝诗在声律等艺术方面的探索以及唐初以来的诗歌成就，他都加以认真地吸收和总结。但是，杜甫的成就在当时并不被人所认识，最早给予高度评价的是元稹和韩愈。经过他们的大力宣扬，杜甫的地位才得到肯定。杜甫的诗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被称为“诗史”当之无愧。他的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影响深远，被后世尊称为“诗圣”，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