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1，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并达到鼎盛，南宋、辽金元、明清仍继续烧造。这是关于磁州窑烧造年代的、最多见著于网络文章而又错上加错的表述：一是史实错误。据考古调查研究，磁州窑创烧于北朝晚期，历经隋唐、宋金元、直至明清、民国，千年薪火相传、百代历久弥新。说其历史悠久是对的，但其创烧年代却要比所谓的"北宋中期"早400多年。二是逻辑错误。一个著名的窑口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个从低到高的演进过程，如若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又怎能与此同时"达到鼎盛"呢？三是朝代排列错误。辽国的建立比北宋都要早53年，可见说其在"北宋中期"及"南宋"之后"继续烧造"，显然是谬误。
图1：磁县北齐武平六年高润墓出土青褐釉青瓷碗
图2：磁县贾璧窑遗址出土青褐釉青瓷碗
图4：磁县北齐武平六年高润墓出土施白化妆土青瓷碗
图4：临水窑出土隋代青黄釉划花三足盘
图5：临水三工区遗址出土唐代化妆白瓷斜壁碗
图6：临水三工区遗址出土化妆白瓷匜
图7：邯郸市博物馆藏宋早期白剔花盘口瓶
图8：宋早期磁州窑白釉绿斑珍珠地划花行炉
图9：观台窑北宋珍珠地划花山形枕
图10：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藏宋代磁州窑白釉花瓶
为什么如此低级的错误却在网上频频出现？大可发现，它来源于百度搜索，是一些作者不加分析而盲目抄袭的结果。对此错误，大可曾三番五次在相关文章评论中留言指出，无奈尚未引起人们足够关注，前日又见有人如此行文，实在忍无可忍，才有了写这篇文章的冲动。因为大可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表述”对错问题，而且涉及到“头条号”及作者的“文风”这样的严肃问题！
2，磁州窑在河北磁县观台镇，彭城窑是观台窑元末断烧窑场转移的结果。多年考古调查表明，磁州窑的中心窑场有两处：一是位于现磁县境内漳河流域的观台、冶子窑场；一处是位于现峰峰矿区（古属磁州）境内滏阳河源头的临水、彭城窑场。正是这两处窑场共同在宋金元时期创造了磁州窑的辉煌。
图11：磁州窑两大中心窑场位置及遗址分布图
那么，为何一些人仅把观台窑当做磁州窑，而将同属中心窑场的临水、彭城窑排除在外呢？一是客观上观台窑最早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进行了考古发掘，特别是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河北省、邯郸市文研所对观台窑进行的科学发掘研究，建立起了该窑从五代末至元末400多年创烧、发展、鼎盛、衰落之“四期六段”完整的的历史发展序列，证明它是处于磁州窑鼎盛时期的中心窑场。这不仅奠定了观台窑的历史地位，而且还使它名声大振。相比之下，临水、彭城窑由于压在现代城市之下，长久未能开展考古发掘，上世纪30年代和建国初叶麟趾、陈万里两位先生对彭城窑的调查也仅限在地面考察，发现采集的瓷器标本早为明清之物，史志文献资料也只是从明清才有磁州窑之记载，此时自然只有彭城窑。从而形成了彭城窑是明代窑场的印象。
图12：民国时期的彭城窑场
然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临水、彭城城区每每发现地下古瓷窑址，特别是市、区文研所先后调查、发掘了临水火车站、汽车一队、三工区和彭城二里沟、盐店、大庙坡、半壁街等多处窑址，发掘出土和采集了大量从北朝、隋唐、宋金元，到明清、民国的瓷器标本，证明临水、彭城窑场亦是一处磁州窑中心窑场。发表在《文物》杂志2015年第8期的临水三工区窑址发掘简报，认定该窑是一处创烧于北朝晚期、历经隋唐、宋金元，连续烧造近千年的重要窑场。彭城窑的出土器物表明，其创烧时间至迟也不晚于宋代，至元代已成为磁州窑的中心窑场，直至明清、民国成为磁州窑唯一、北方最大的窑场，时有“南景德、北彭城”之说，成就了磁州窑烧造的千年神话。
图13：临水三工区窑址发掘出土古瓷窑炉
图14：临水三工区窑址发掘出土宋金黑釉瓷瓮及黑釉双耳罐
图15：彭城半壁街遗址出土金元窑炉
图16：《中国陶瓷史》载宋金彭城窑白釉篦划花纹饰复原图
3，磁州窑书画装饰出自文化水平低下的“市人”之手，属于民间艺术。此说源自上世纪20年代天津博物院编印的《巨鹿宋器丛录》，该书记载宋代巨鹿故城出土一方磁州窑竹节出筋八角形白地黒绘诗文枕，上书行体：“欲向名薗倒此瓶，主人嫌客户长闭。何如柳下眠芳芳，報榖啼壷奂不醒。”此书作者认为瓷枕所书诗句“惟其園字作薗，草字作芳，布榖之布作報，壶作壷，全枕止二十八字而误者四，其出自市人之手可知”。
图17：《巨鹿宋器丛录》所载北宋磁州窑竹节出筋白地黒绘八角形枕所书诗文线描图
图18：北宋磁州窑竹节出筋绘划花八角形枕
而实际上，“薗” 和 “壷”本就是“园”和“壶”的异体、繁体字，何“误”之有？而“報”字，其古代读音与“布”同（在磁州窑所在地的邯郸民间至今仍读成“bu”布音），“報”应是“布”的通假字，亦属无误。似乎有“误”的是将“草”字写作“芳”，然“芳”之本义即为“花草”，想来书者可能是有意为之，以“芳芳”代“芳草”，不失字之原意而又平添调侃、诙谐意味，这也正好切合当时风行的“尚意”书法的要义。经查，该诗文不见《全宋诗》等文献所载，亦不知作者为谁，但从诗文所表达的意思来看，应是一位看破红尘、无心世事、及时行乐的“隐者”所作；再从所见此诗书写的线描图来看，作者的的书法修为也是很见功夫的。可见，无论从诗文的思想内容、还是书法的造诣水准来说，都不可能出自“市井小民”之手。如此看来，应该不是宋代磁枕的书者“有误”，而是《丛录》一书的作者见识“浅薄”了。然而，就是如此“浅薄”不堪之说，长久以来却成为磁州窑艺术定位为“民间艺术”的“戒律天条”而贻害至今。
将磁州窑艺术贬低为民间艺术，还另有深层次原因：一是一些“专家”、“学者”对磁州窑白地黒绘艺术的产生、发展缺乏全面深入考察和研究，往往人云亦云，或照搬照抄前人、乃至前人的前人之认知；或浅尝辄止，看到个别作品、个别字句就以偏概全妄下结论。二是错把“艺术”与“窑口”的定性混为一谈，想当然地认为磁州窑是“民窑”、其装饰艺术自然就应归类于“民间艺术”。但实际上，中国的绘画艺术至迟在宋代就已经形成“院体画（宫廷画）”、“文人画（士人画）”、“民间画”三种形态，而从磁州窑白地黒绘艺术产生、发展的演进历史来考察，因其于北宋中后期受苏东坡、文同、米芾等发起的“文人画”运动的影响而产生，并在金元之际因战乱和民族压迫士夫文人的群体参与磁州窑书画、诗词创作而走向繁荣鼎盛，所以它是货真价实的瓷上“文人水墨”，其艺术属性应与宋元“文人画”一样定位为优秀“民族艺术”，而不能简单地归类于一般“民间艺术”。
图19：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宋金磁州窑白地黑彩剔划花山形枕
图20：河北省博物院藏金代磁州窑白地黒绘童子钓鱼枕
图21：临水三工区遗址出土金代白地黒绘诗文枕
图22：英国大英博物馆藏元代磁州窑白地黒绘《昭君出塞图》人物故事枕
图23：邯郸私人藏元代磁州窑白地黒绘山水人物纹枕
4，磁州窑的白地黒绘艺术是继承唐代长沙窑的釉下彩绘技法发展起来的。白地黒绘，是以古磁州当地“斑花料（铁矿石）”研磨成汁，用毛笔采用国画和书法技法在施以化妆土的胎体上绘以花鸟、瑞兽、山水、婴戏、杂耍、人物故事，诗词曲赋、民谚警句等，再罩上透明釉入窑高温烧造，极具中国水墨书画艺术效果。
图24：唐五代长沙窑青釉绿彩执壶
图25：邯郸私人藏金代磁州窑白地黒绘竹雀图椭圆形枕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先生撰文说它“是纯粹的中国画，和在宣纸上写字画画一样”。而“长沙窑是非典型釉下彩，用特殊配置的绿彩、酱褐彩和棕色彩在胎上作画、写字，在高温下熔融、流淌、浸漫，观赏效果上比较模糊，很多彩上的釉层剥落。它的釉是青釉，彩色的显示和磁州窑完全不同”。其花鸟、人物绘画也不似国画的构图、章法和程式，文字书写多是单调的行楷或行草书，与表现线条之美的“自觉”的书法艺术相距甚远。另外，白地黒绘出现在北宋中晚期，与长沙窑烧造彩绘瓷相隔百年以上，不可能“隔空喊话”，传承给磁州窑。因此，说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技法对宋代磁州窑有一定借鉴作用是可能的；但如果要说“继承”，它远不如北宋的“文人墨戏”来的更方便、更直接！可见，这一“笼而统之”以时间先后论“传承”的说法，更多地带有“想当然”的成份。这不仅难以揭示白地黑花产生的历史渊源，更无法说明磁州窑艺术成就发展的真正原因。
5，磁州窑是古代北方最大的瓷窑体系。窑系，是以某一个著名的窑场来命名的，用来概括在一定区域内、生产相同特征瓷器的众多窑场。宋代是我国古代陶瓷烧造的高峰，各地名窑林立，名品辈出。为此，古陶瓷界以此概念将宋金时期陶瓷烧造的基本面貌概括为“八大窑系”，即北方的定窑系、磁州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和南方的越窑系、景德镇窑系、建窑系、龙泉窑系。其中的磁州窑以烧造黑白分明的黑剔花、白地黒绘瓷器而称著于世，风行各地，引得各地窑场竞相仿烧。从而形成了一个以磁州窑冠名、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包括河北、河南、山西诸多窑场、以及山东的淄博窑和枣庄窑、辽宁的冮官屯窑、内蒙古的赤峰窑、宁夏的灵武窑、四川的邛崃窑、广州的西村窑、泉州的磁灶窑、江西的吉州窑、安徽的宿县窑在内的巨大的瓷窑体系。
图26：磁州窑系窑址分布图
著名古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柄先生曾明确指出，磁州窑系不仅是北方最大的窑系，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瓷窑体系。原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先生也曾撰文热情赞誉磁州窑：“在中国，一个瓷窑的工艺风格波及面之广、影响之深，没有另一个瓷窑可以和它相比。”
6，磁州窑就是白地黒花，除此之外便不是磁州窑。考古调查研究表明，白地黒花（亦称白地黒绘）产生于宋代中晚期，它将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和书法艺术与制瓷工艺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综合艺术，打破了宋代诸窑以颜色釉装饰瓷器的局限，开拓了中国陶瓷美术的新境界，为金五彩、元青花等彩绘瓷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磁州窑的艺术特色和成就、思想文化内涵，及其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主要来自于白地黒绘装饰艺术，因此说它是磁州窑装饰艺术的代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要据此将其“绝对化”——作为是否“磁州窑”的判断标准，则是十分荒谬的！因为：
一来白地黒绘艺术的产生、发展是建立在隋唐化妆白瓷基础之上的，而化妆白瓷又脱胎于北朝化妆青瓷，如果抛开“载体”只讲其本身，必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实际上，“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之误，即是这种思维的必然结果。
二来作为一个连续烧造千年以上、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的著名窑场，正式不断与时俱进、兼收并蓄、改良创新的结果，又怎能千百年来仅仅烧制一个品种？持有此种认知，不仅难以全面认识黑剔花、红绿彩及金五彩等磁州窑诸多精美装饰艺术，而且必然禁锢人们的思维、影响磁州窑的传承创新。
图27：邢台临城博物馆藏北宋磁州窑白地黑彩篦划花水波鱼纹八角形枕
图28：沧州市博物馆藏东光县沉船出土金代磁州窑白釉篦划花碗
图29：沧州市沧县文保所藏金代磁州窑白地绘划花嘟噜瓶
著名古陶瓷学者叶喆民先生2003年10月到磁州窑考察，在座谈讨论此问题时曾以“自身”作比喻对此论予以了否定：我中年时年富力强出成绩、出成果，大家称我为“叶喆民”，而我的青少年及老年时期难道就“不是叶喆民”吗？
7，磁州窑于金代中期创烧的多彩瓷绘被盖呼为“红绿彩”。其实，按照工艺技法的不同，在人们常称之为“红绿彩”的瓷器中既有低温烧成的釉上“红绿彩（画红点绿）”、“金三彩（画红、点绿、施黄），更有釉下高温烧成的白釉黑彩与釉上低温二次烧成的红绿黄相结合的“白地五彩”及“黑地五彩”，它是中国创烧最早的多彩瓷，其工艺技法及色彩呈现与景德镇窑于明代烧制的五彩、斗彩瓷器是完全一致的，但却比后者早了200多年，而景德镇窑的“黑地五彩”直到清康熙年间才烧造出来，晚了整整400年以上。由此可知，明清景德镇窑五彩及斗彩瓷器是受金代磁州窑五彩瓷器直接影响发展起来的。
图30：金代磁州窑红绿彩文字八角形枕
图31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金代磁州窑三彩荷鸭纹碗
图32：安氏磁州窑艺术馆藏金代磁州窑五彩关公瓷塑像
图33：邯郸市峰峰矿区磁州窑历史博物馆藏临水金泰和二年崔仙奴墓出土五彩童子瓷塑像
可见，如果将金代磁州窑“五彩瓷”与“红绿彩”混为一谈，必将模糊人们对多彩瓷发展历程的认识，“湮没”磁州窑对中国多彩瓷绘艺术发展的重大创造和贡献。
8，磁州窑只能烧制粗瓷器，不可能在金代烧造精细白瓷。客观的讲，磁州窑在长达上千年的烧造中一直以粗瓷为大宗，这固然主要因为当地缺少烧造细瓷的优质瓷土，同时也是唐以后中下阶层对普通粗瓷器的巨大需求使然。从磁州窑的历史演进来看，从其创烧之日起，就一直没有放弃烧造精细瓷器的不懈努力。临水、观台窑考古发掘调查表明：北齐时临水窑就烧造出供皇亲国戚使用的精细青瓷器；北宋中后期观台窑创烧出不施化妆土的“类定器”；而金代的临水、彭城窑则烧造出了可完全与定窑相媲美的精白印花瓷器。
图34：临水三工区窑址出土宋金磁州窑类定白釉碗
图35：临水三工区窑址出土金代磁州窑类定黑釉碗
图36：临水三工区窑址出土金代磁州窑精细白瓷印花犀牛望月纹盘
图37：临水三工区窑址出土金代磁州窑精细白瓷印花盘
有人怀疑、甚至断言磁州窑不可能用劣质瓷土烧造出精细白瓷。然而，“缺少优质瓷土”不等于“没有”，现今认为“缺少”并不等于宋金时真正“缺少”。新中国成立之初，彭城窑就是在著名古陶瓷专家叶麟趾、叶麟祥指导下，选用当地原料烧造出了精细白瓷。特别是当北宋中后期和金中期经济发展、社会追求奢华，精细白瓷需求巨大，磁州窑完全可以精挑细选当地优质瓷土、或购置附近邢窑优质瓷土烧造出精细印花白瓷。这不仅为临水、彭城窑址出土标本所证明，而且被磁州窑系的河北井陉窑、河南鹤壁窑、山西河津窑金代烧造精细印花白瓷所佐证。
9，磁州窑一直是烧造普通瓷器的民窑，从来不是“官窑”。所谓官窑、民窑，并不是中国古陶瓷界公认的科学概念，而是明清以来收藏圈儿里流行的说辞。所谓的宋代“五大官窑”中，属于朝廷经办的真正“官窑”只有“汝官窑”和“官窑”，而哥窑、定窑和钧窑实际只是烧造过“贡瓷”而已，它们的多数窑户、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其实也是烧制民用瓷器的。
图38：临水三工区窑址出土北齐-隋早期白瓷弦纹碗
图39：故宫博物院藏明早期彭城官窑白釉印花风纹包月瓶
图40：故宫博物院藏明早期彭城官窑白釉锥拱西番莲纹“宣和内府······”文字葫芦瓶
图41：故宫博物院藏明早期彭城官窑白釉出戟渣斗
磁州窑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民窑，就总体而言应该所说不错。但磁州窑也曾在多个朝代烧造过“贡瓷”。如在北齐时的临水窑即主要为皇家贵胄烧制青瓷器。据考古资料及李知宴先生撰文，元大都遗址和原属于其后宫的故宫北部地下工程也都出土了磁州窑瓷器或磁州窑龙凤罐标本。到了明代，《明实录》《明史》和明嘉靖《彰德府志》都明确记载朝廷于永宣时期曾在磁州滏源里建立官窑“彭城厂”，并设立“官窑四十余所······”。2018年六月前后故宫博物院还在其延禧宫展出了清宫旧藏的明早期“四大官窑”，即景德镇御窑厂、磁州彭城厂、禹州厂、龙泉厂烧造的“官器”。其中，展出永宣时期彭城官窑烧造的白釉梅瓶、锥拱缠枝纹葫芦瓶、双耳龙凤纹扁瓶、出戟白釉渣斗瓷器共6件，使我们得以一睹彭城官窑瓷器的风采。在大可牵头组织的2003年（北京）磁州窑研讨会上，北大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根据观台窑发掘出土器物及其地理、水运条件分析，磁州窑在金代应该曾是官窑。
10，磁州窑是民国年间由外国人首先命名的。早在明洪武时期曹昭的《格古要论》就有了对磁州窑所产“磁器”的记载：“古磁器：好者与定器相类，但无泪痕，亦有划花、锈花，素者价高于定；新者不足论也。”明万历三十年进士、工部郎中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俎》中更是明确提出了“磁州窑”这个名称：“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河南磁州窑最多，故相沿名之（大可注：明代磁州归河南管辖）。”清代的《饮流斋说瓷》《景德镇陶录》等文献都延续了“磁州窑”这个名称。可见，外国人“首先命名”说是完全错误的。那么，此说又从何而来？经查找资料，原来它源于“磁州窑型”概念的出现。
图42：明嘉靖《彰德府志》关于在彭城设立官窑40余所的记载
图34：明万历谢肇淛《五杂俎》关于“磁州窑”的记载
1918年夏，河北邢台钜鹿县农民掘井取水浇地，偶然挖出宋代瓷器和铁器。从而导致于北宋大观二年被淹没的钜鹿古城的发现。这一发现立即引起知识界的极大重视，古董商们也闻风而至，大批精美的瓷器流到国外。1920年和1921年天津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分别对古城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大批宋代文物的出土引起了人们对寻找这些瓷器窑口的热情。英国人R·L·赫勃逊首先提出从钜鹿古城中出土的这种白色透明釉下上了化妆土的瓷器就是中国古文献中提到的磁州窑烧造之“磁器”，与此同时，我国的一些学者如著名陶瓷学家叶麟趾、陈万里先生等也开始结合文献对窑址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调查，不仅发现了观台、冶子、彭城这些磁州窑的主要窑场，对磁州窑的产品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和客观的记录，而且认识到具有磁州窑风格的瓷器除磁州生产外，还拥有一系列窑场。因此，R·L·赫勃逊等人在论文中首先使用了“磁州窑型”这一名称，拓展了磁州窑概念的涵义。由此可知，持此论者是错把“磁州窑型”概念的提出，当成了“磁州窑”的命名，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