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经历过很多次危机，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其中有的是军事敌对，有的是政治斗争，而1961年，那场差点夺去他生命的车祸，却与军政纠葛无关，完完全全是由普通市民造成的。

千钧一发 惊心动魄

1961年6月15日，周恩来总理乘车从西花厅出发，前往钓鱼台会见越南总理。这是一场重要的外交活动，与周总理同行的，有卫士长成元功、副卫士张树迎，以及司机杨金明。这位司机驾驶经验很丰富，车开得又快又稳，周恩来非常信任他。

这次出行，会路过北京人流密集的地段。杨金明小心地开着车，穿过交通混乱的西四一带之后，大家的心都放了下来。眼前的道路变得宽阔而空旷。那个年代，马路上都没有什么车，无论什么时间出门都不会堵。因此，一辆大卡车突然一下子猛冲过来时，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

这辆车是从北京电车一厂开出来的，一出门就向右一拐，按照交通规则，它会与总理的车擦肩而过，因此最开始，杨金明并没有产生警惕。

然而，当卡车开到总理的车近前时，突然一个大转弯，直接甩尾逆行冲过来。杨金明见状，立马握着方向盘右转，而右前方正好是一根电线杆。

看右边不行，杨金明反应很快，直接拐向左边，插到卡车本应走的方向上。

可这辆卡车不知怎么搞的，居然也往这边拐了过来。两辆车眼看着就要撞上，千钧一发之际，杨金明一个大甩尾，将车漂移180度，惊险地躲开了卡车。

两名卫士紧紧护住周恩来，随着车身剧烈转动，4个人都失去了重心，周恩来差点从座椅上摔下去。

可气的是，那辆大卡车根本没注意这边的险状，又一个大转弯，转回自己原先的路上去了。看样子，这个司机经常这么干，仗着没人注意，就在大马路上肆意妄为。他明明要开过来，既不打转向灯，也不做手势，视交通规则于无物。

周恩来十分生气，立马向公安局反映了这个问题。卡车司机名叫张兴辰，是北京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刚学会开车，经常出门瞎练。这天下午，他没有工作，就像往常一样，找了个借口把车开了出去。他并没有注意到周总理的车，还当马路上空空荡荡呢。

周恩来很重视这件事，不仅是因为他自己将将脱险，也是出于对交通的重视。他甚至规定过，自己的车在雨天必须慢速行驶，不能把泥点子溅到人身上，这么细致地观察，可见他平时对交通有多么看重。如果是寻常百姓，没有杨金明这样高超的开车技术，碰到那辆大卡车，十有八九会遭遇惨烈的车祸。

周总理的事，市公安局当然不会怠慢。很快，这件事就通知到了北京电车一厂，张兴辰被揪了出来。

无照且违规驾驶，必定要挨处分。不过，周恩来虽然气愤，却也大度，他特意嘱咐：“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特殊处理，按一般的处分算。”

于是，张兴辰并没有被开除或降级，只是受到了警告处分。可是，张兴辰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改掉坏毛病，后来他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原因就是他自己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那天抵达西花厅后，周恩来已经从惊魂未定的情绪中脱离出来，还和大家开玩笑缓和气氛。其实，在周恩来身上，这场车祸的惊险根本就不算什么。前两次差点送命的经历，才是真正的险象环生。

崂山遭袭 伤亡惨重

1937年5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前夕，周恩来从延安出发，准备前往西安同 *** 商讨红军改编事宜。随行的警卫和谈判人员一共32人，所有人都挤在同一辆卡车上。车经过崂山一带时，突然一阵枪响，一帮人从山头窜出来，朝周恩来一行人猛攻过来。

这帮人是当地的土匪，平时嚣张惯了，在当地根基很深。红军来剿匪之后，他们被归入 *** 麾下。这帮流氓地痞分成两股势力，其中一股成了 *** 右派的政治黑匪，探听到周恩来去西安的消息，打算干一票大的，好扬名国际。他们 *** 一个排的兵力，不看到周恩来的尸体不回头。

32个人，怎么比得过准备周全的土匪们？一瞬间，红军这边的人就倒了一大半。好在周恩来反应很快，枪响没多久，司机中弹，车停下后，他在秘书们的保护下潜到了车底。

其中，陈友才秘书的腿部中弹，没办法趴下，就在车上指挥。当天他出于工作需要，穿得很体面，一身黄呢制服，还戴着礼帽。

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对方哪里知道周恩来长什么样子，看到一帮人里穿得最好的，就误以为是他。

密集的火力在陈友才身边炸开，陈友才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想到，牺牲他一个人，救的是大家，于是更加大声地指挥作战，故意把敌人往自己这边引。

火力集中到陈友才那边，为周恩来争取了逃跑的时间。在两名警卫员的护送下，周恩来被转移到安全的地点，等待援军到来。

好在敌人并没有真正的作战经验，没掐断所有电话线，总部很快就知道了周恩来遇袭的消息。红军援军到来后，周恩来千叮咛万嘱咐：务必把陈友才救出来！不管伤情如何，定要全力抢救！

然而，被当成周恩来的陈友才，在他走后没多久就被击倒了。为确保万无一失，土匪们还专门跑过来，在他身上刺了好几刀，确认他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才意犹未尽地离去。当援军赶到时，陈友才已经咽气了。

一行32个人，最后只剩下4人。

回城见到毛主席之后，周恩来想到陈友才，泪流不止。毛主席也明确地意识到，清匪必须彻彻底底。

这些土匪在当地扎根很深，上到暗杀红军领导人，下到向村民收保护费，什么恶事都干，隐藏在各个角落，没办法一举拿下。

于是，红军决定先展开调查，埋下暗线，时隔一年，终于把这方势力彻底摸清，花一个月的时间周密布局，多方包围，彻底击垮了他们。土匪头目李青伍在延安被处决。遇难的烈士们葬在宝塔山，被后人悼念、敬仰。

1973年，周恩来回到延安，想去陈友才的墓前祭奠。可惜，他的墓在1947年胡宗南进犯期间被冲坏，如今找不到了。周恩来非常伤心。临走前，他一直强调：“一定要找到陈友才的墓。”他想到当年，陈友才只留下一条浸满了血、刀痕累累的毛毯，就十分沉痛：“友才是替我死的，永远不能忘记他！”

车内枪击 扑朔迷离

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周恩来也险些丧命。

那年，廖仲恺遇刺身亡。他在 *** 中是亲共一派，国共合作筹备期间，廖仲恺一直很支持 *** 人的工作，赞成工农革命运动。这引起了很多 *** 右派的不满。这些人里，很多人存着狼子野心，只图私利，不顾国家。他们觉得廖仲恺挡了他们的路，联合帝国主义势力，要陷害廖仲恺先生。

于是在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 *** 中央部门前惨遭杀害。

廖仲恺与周恩来都在黄埔军校工作，廖仲恺夫妇和周恩来夫妇经常来往，交情很深。知道廖仲恺遇刺的事情，周恩来立即前往医院，帮忙处理后事。随后，他与蒋介石约好，深夜十一点，在蒋定下的地点商议抓捕凶手的事宜。

谁都没有想到，明明时间地点都商量好了，蒋介石却临时下了所谓的禁令，从九点开始就严禁车辆出入，还更改了大门的口令。

周恩来并不知情，按时抵达，被警卫堵在了门口。

警卫和司机对口令，司机答得不对，警卫当场就掏枪，将他射杀。血溅了周恩来一身。周恩来反应快，及时在后座趴下，避开枪击，大声通报自己的身份，警卫这才作罢。

廖仲恺遇刺之后， *** 内部势力大洗牌，蒋介石掌握大权。廖遇刺背后的真相，始终扑朔迷离，周恩来的这一番遭遇，到底是巧合还是蒋介石的算计，更是不得而知。那时周恩来新婚燕尔，却没有时间和邓颖超相处，反而在整整两天的调查之后，带着一身血回了家。革命时期的婚姻，充满了意外和辛苦。

后来，周恩来与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保持着深切的革命友谊，也十分关照他们的孩子。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后来加入 *** ，继续父亲未竞的事业。

1972年，何香凝逝世。这时期的中国，事事敏感，领导人们都提倡丧事火化。而何香凝临走前，特意嘱托后人，想把自己的遗体运回广东，与廖仲恺合葬。周恩来顶着风头，替何香凝特批了此事。这件事，成为当时紧张的文化背景下，一个有趣的谈资。廖家与周恩来，有半个世纪的深情厚谊。

热情平和 顾全大局

经历过这些艰难凶险的事，周恩来并没有变得冷漠，一直非常温暖。作为一国总理，他平日待人接物非常亲和，不愿意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来，也不愿意受身份的束缚。

根据规定，周恩来总理出行时需要有人在前面开道，后方有警卫人员跟随。周恩来对这样的规定一直特别不满。他觉得，只有接见外宾的时候才有必要这样做，平时出行的话，压根就是多此一举。

面对他的多次反对，警卫人员只是左耳进、右耳出，次次跟随。于是，周恩来时常不打招呼，只带着身边的两三名随行人员突击出行。

有时，警卫反应及时，会在后方悄悄跟着。心思敏锐的周恩来，很快就会在后视镜里发现他们的身影。他经常埋怨：“说过了，你们就要执行，怎么还悄悄跟着！”他觉得这样做，会让自己脱离群众。

而且，铺张浪费是大忌，从革命年代苦过来的人，一点奢侈都要不得，哪怕是合情合理的小事，周恩来也绝对不搞。

周恩来办公和生活的西花厅十分陈旧，地面是坑坑洼洼的青砖，采光也不好，角落里阴暗潮湿，窗户还漏风。

周恩来并不在意这些，一直都安然地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工作。但是，他身边的秘书看不下去，一次，周恩来外出视察，秘书趁这个机会，把西花厅翻修了一遍——铺了新地板、换了地毯、置办窗帘和沙发、修了漏风的窗户。

就这么几件事，花不了多少钱，秘书细细查看账单，觉得这样小规模的翻新，周恩来并不会怪他自作主张。

没成想，视察归来的周恩来一走到办公室门口，就气得退了出去，毫不客气地责备秘书：“为什么这样铺张！”

秘书料不到他这样生气，只得认真检讨，劝劳累了好几天的周恩来先进去休息。然而，周恩来很是坚定——只要那些东西不搬走，他就不进去。于是，崭新的沙发、窗帘、地毯一样样被撤走，周恩来回到他的陋室里，继续过着清减的生活。

周总理认为，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对下级起到表率作用：“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

1963年，周恩来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正赶上雨天。地面潮湿，台阶打滑，周恩来在和东道主一同走下台阶时，不慎摔倒。倒地时，他下意识地用右手撑了一下地面。周恩来的右手本来就有旧伤，这么一摔，加上阴雨天气，他旧伤复发，晚上疼得睡不着觉。

周恩来的伤，在我们眼中可能仅仅是伤病，在别人眼里，会产生一万种解释。一国之总理，在外交场合不能掉任何链子。第二天，周恩来接受简单的治疗，按照原计划，离开埃塞俄比亚，前往索马里。又是一轮新的外交会面，免不了握手。

3天的外事活动期间，周恩来像往常一样，风度翩翩、谈笑风生，热情地和每一个想和他握手的人握了手。没有人发现，他的右手臂肿胀不堪，额头因为疼痛沁满了汗珠。

回国后，周恩来只有十天的治疗时间，十天之后又要出国进行外交活动。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十天能治什么？医院告诉他们，旧伤加新伤，要治就得治两个月。 *** 听说了这件事，特意给周恩来打来电话，告诉他不要焦虑，西医不行，就找中医，总会有办法的。

主席的这番话，让周恩来想到一名叫郑怀贤的武术家，在跌打损伤这方面很有经验，在中央小有名气。郑怀贤当时在成都体育学院做教授，事不宜迟，他没有让郑怀贤过来，而是立即自行前往四川。

隔天，四川省委书记在成都体育学院找到了郑怀贤。当时他还在上课，见到来人是省委的要员，吓了一大跳。

省委书记告诉他，一位中央首长想找他治疗，一定要保持低调。于是，郑怀贤中止课程，随他前往周恩来下榻的招待所。

进门之后，郑怀贤才被告知，这位患者，居然是周恩来总理。他很是激动，一见到周恩来，就深深鞠了一躬。周恩来连忙上前，嘴里叫着“郑老师”，还像会见外宾时一样，忍着疼痛与他握手，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郑怀贤医术高明，6次治疗，就让周恩来的伤好了大半。他还教给周恩来一个握手时不会疼痛的手势，替他解决了最大的烦恼。这年除夕，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郑怀贤一起吃了年夜饭，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

我们能看到，周恩来在新中国历史上，不仅用高超的外交技巧，为中国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自由的外部环境，也用终生美好的品德，为自己赢得了千古流芳的美名。

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遵照遗嘱，将他的骨灰洒向了祖国的山水，这是他奋斗一生的地方，也是永远感念他、爱戴他的地方。他永远抱着热忱的态度做事，永远以一颗积极的心为人民服务。他面对危机的勇敢机智、面对他人的热情和善、面对自己的自律自省，永远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