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二、二次创作和黑色幽默
自来人们关于故事对于小说的重要意义都毫无疑义。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 一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中将小说定义为：“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的事”，福斯特认为故事是最浅层最简易的文学肌体，却也是小说中的最高要素。在杂文中，好的故事同样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我国的传统文论中就有通过征引典故、使用成语、摹写事类来深化作品内涵，提高作品审美品位的传统，称为“使事用典”。庄子在《庄子•寓言》中表示：“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对于“沉浊”而不可“以庄语”的世人，就用“寓言”、“重言”来表达思想。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中对故事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释：“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援古以证今者也”，认为这种“明理引乎成辞，微义举乎人事”的“使事用典”，“乃圣贤之鸿漠，经籍之通矩也”。在当代的杂文创作中，如何将神话、传说、故事、寓言、史实、笔记、经典，甚至民歌民谣、时事讲谈这些资源物尽其用，作为杂文的“使事用典”， 也是一个杂文创作者写作功力的体现。
从艺术本质上说，杂文是一种“辩理”文章，但这种“辩理”并非学术论文、 理论文献式的“辩”，而是讲究在构思时化“虚”为“实”，化“抽象”为“具象”。 只讲道理一一一般说来一一很难写出好的杂文，而将要辩之“理”融于某一具体 的“故事”中，才能赋予杂文以及杂文之“理”以“形象性”。王小波的杂文十分擅长将复杂的“理”寓于趣味盎然的“故事”中，使逻辑思维形象化，使读者在会心一笑中领会道理。在他的杂文中，他就像一个故事萎子，古今、中外、荤素、雅俗，各种各样的故事信手拈来，通过故事来进行或引出立论，甚至在故事的讲述中进行讽喻性的比附。在这满汉全席似的故事中，全无沉闷说教，而是嬉 笑怒骂、嬉皮笑脸、幽默风趣甚至辛辣尖刻，王小波所追求的“有趣”在这些故事中得到了具象的呈现。这些故事是王小波杂文“趣味性”的直接载体，相比于润物细无声”的语言阅读层面的“趣味性”，对于读者来说，故事的“趣味性” 呈现显得更加直观。
统观王小波杂文中的故事，不止有“使事用典”的正史野史、文学掌故、寓言传说，也有发生在王小波自己和他所熟识的人身上的“真人真事”。
在第一类“使事用典”的故事中，大多是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比如在《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中，以“据野史记载”开头，先讲了花剌子模君主对带来好消息和坏消息的信使区别对待的故事，并批驳花剌子模君子认为的对带来好消息的人进行奖励就可以鼓励好消息到来的愚昧，然后通篇以此立论驳斥学者逢迎的现象。在《智慧与国学》中，引用了拉封丹寓言里的《大山临盆》，用本来就趣味盎然讽喻意味浓重的寓言，极大的嘲讽了故作高深做学问的中国人文分子。在《皇帝做习题》中，引用明末清初洋人传教士记载的给皇帝讲解欧式几何学的日记， 引出近代国家技术性工作的重要性。在《我看国学》中，用二战期间美国将军嚼得没有味道并换人嚼的口香糖比附四书五经等国学，对几千年地念的国学进行辛辣的讽刺。
除了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王小波也经常会引用一些文学故事和作者趣谈。《我的精神家园•序》引用了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上校》中关于明辨是非的故事。《沉默的大多数》开篇便是从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的不肯长大的小奥斯卡写起。《“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引用《水浒传》中宋江与戴宗的谈论引出有关“行货感”的话题。《理想国与哲人王》就从“斯巴达和它的立法者莱库格斯”讲起。《智慧与国学》中讲述马克•吐温与死表哥关于天堂的讨论。
这些文学故事和作者趣谈，在文章中多是用来作为引子来提出话题或者引出论点。
第二类故事则是王小波所身历的“真人真事”。在王小波的杂文中，以“我”字开头或者有“我个人认为”、“据我所知”、“我以为”的句子有很多，光是在《沉默的大多数》杂文集中，就“28篇文章的开头第一个字是‘我’字，另有15篇第一句话中有‘我’字出现”，很多学者都对王小波杂文中出现如此频繁的“我”字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而与“我”字相对，王小波杂文中以“我的经历”插入文本使其成为故事的篇目也不在少数。这些“我的经历”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王小波自己的“历史故事”，以他在“文革”时期的经历居多。《思维的乐趣》开篇“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积极的结论》“我十几岁时又有过一段很特别的时期”，讲的就是“文革”的事情。在《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中，“1973 年，我到山东老家去插队”。在《体验生活》中，讲述在云南插队时吃忆苦饭的情形。在《优越感种种》中绘声绘色讲亩产粮食三十万斤、文斗武斗的故事……
篇目众多，几乎到了“文必称“文革””的地步。二是王小波的“现代生活”，从新闻故事、社会热点、电视电影、文化焦点等等身边事中发现问题、引出论题。比如《电影•韭菜•旧报纸》、《商业片与艺术片》等关于电影的话题；《关于“媚雅”》、《愚人节有感》等关于时事热点的讨论；《居住环境与尊严》、《饮食卫生与尊严》等对居住环境、饮食卫生等有关社会问题的批评；《不新的“万历十五年”》、《〈私人生活〉与女性文学》等关于文化书籍的见解……对这些发生在身边的“社会杂事”的关注，展现了王小波作为一个杂文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知识分 子的良知，这些“生活故事”都有着明显的针对性，是王小波对当时社会问题的 “对症下药”。
上述的不论是历史寓言、文学典故还是亲身经历，这些故事本身就有着强烈的趣味性，而且王小波经常对故事本身进行解构调侃以引出文章论点，加上韵味独特的语言表达，读者往往会在阅读中会心一笑。这无疑是王小波追求“有趣”的自然结果，但读者对于故事本身的会心一笑并不足以成为“趣味性”的审美体验，王小波显然也并不满足于“讲故事”本身，而是通过二次创作和黑色幽默，赋予这些故事新的、能将“有趣”转化为“趣味性”的审美特质。
王小波经常将故事进行二次创作，通过分析、改写、引申、发散、重新组合等手段对故事进行“再叙事”。比如在《驴和人的新寓言》中，将一则流传甚广的父子两人听从不同人的各种意见而由儿子骑驴到父亲骑驴到两人同骑直到父子抬驴的讽刺没有主见的“墙头草”的寓言进行改编，从驴的角度进行讲述。以驴的心理特征变化为视角，在基本故事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加入了自己的境遇、现在的书刊问题、苏联解体和中国人给“打了天下”的红色高棉出主意等实事和时事，将整个故事阐释地趣味盎然，同时赋予其新的寓意：原寓言是要告诉人们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而王小波则说“闭上你的臭嘴，让别人走路”。
将有趣的寓言用新的视角改编，用逆向思维重新定义故事，达到新的趣味效果，同时让读者有新的思考。相比于二次创作，黑色幽默更像是王小波天生的气质。比如《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一文中，王小波将驴和人放在一块进行了工具性价值的比较： 在小山村里驴子是重要帮手，但驴子没有了人同样也可以担负运输任务。但在王小波就此进行了一番算术比较：无论谁送粪做的功一样多，两者都需要能量才能运输，而人吃的粮食比驴子吃的草要贵得多，人的效率却远比驴子要低。于是王小波得出的结论是：将人取驴而代之，用小车作为运输手段其实很不上算。一本 正经地将人与驴放在同等的地位进行单纯的算术比较，本身就是一种黑色幽默， 而得出结论的王小波发现人们却从未就此提出异议，这种黑色幽默的意义又更多了一层。因为人也好驴也罢，这种农耕的生产力是十分低下的。而这个问题的根 源首先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倡导“消极忍受”，不管如何困苦的生活，活着就好。 于是造成了和牲口比赛负重、运输的古怪现象，结果人和驴都深受其害。更令人 哭笑不得的是，这种“消极忍受”的态度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演变成了一种处世哲学，成为根深蒂固地存在与我们脑海里的观念。王小波通过看 似幽默轻松的语言，表达着对于传统文化痼疾的反省和思考，逗人发笑却又引人 深思，以荒诞为出口，借幽默来表现，不是悲愤的控诉，而是机智的微笑，让读 者笑过之后心头浮上悲凉，甚至进入深思和自省，这种颠覆权威挪揄现实的黑色 幽默，贯穿于王小波杂文创作的始终，并与他的气质交相辉映。
对于这种本身具有一定思维深度的幽默，需要一定的精神自觉和人格独立， 否则难以领会其精髓。对此王小波曾就自己的黑色幽默举过一个黑色幽默的例 子：在基督教早期，一位被异教徒逮住并架在烤架上烤的传教士，在看到自己的下半身己经被烤得孜孜冒泡而上半身却纹丝未动的时候，告诉下面的异教徒：下半身已经烤好，要翻个个了。读完这个故事人们多半会感觉好笑却又不知所谓， 其实王小波借着被烤的人比厨师更关心烹调的带有讽刺的例子，要说明的是:“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但那些野蛮人听了多半是不笑的： 总得有一定程度的文明，才能理解这种幽默。”
所以说，王小波在杂文中所讲的故事与别人不一样，一开始就将“有趣”作为写作的自觉追求。他的故事诙谐幽默，历史故事和现实趣事都顺手拈来，设譬取喻，行文毫无拘束。在杂文中所穿插的大量的故事无疑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确实达到了他所追求的“有趣”。而读者只有在保证自己不像烤传教士的野蛮异教徒一样，将“幽默没滋没味地吃掉”，而是就如许慎在《说文解字》 中对“甘”的解释：“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 ，最为玄奥虚幻的 “道”是从最为简单具体的“口”中得来一样，从这些看似平常的故事中品味出 一种“趣”和“理”来，体味到一种美妙的感受，这才称得上是“知味”。易言之，让我们产生“趣味性”感受的不只是也不应只是王小波杂文中具体的故事， 还有从这些故事中所得到的与自身与作者的精神层面相契合的超越日常生活的 “生命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