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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身”，《说文解字》中解释：“文，错画也。象交文。”错画，即交错的笔画。《辞海》中将“文身”解释为：产生于原始社会的一种装饰性体服的习俗。文身，古代又称黥、雕、镂、点青、刺青、绣面、雕题等，就是用尖锐的物品在人体上进行绘画或刻刺花纹或图形文字并染上颜色。

文身一词，最早见于《逸周书》中记载：“越、沤，剪发文身。”唐以前，文身主要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较为流行，如《礼记》中记载，“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日蛮，雕题交趾。”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和广河县出土的人头型彩陶，其面部有纹饰，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文身的习俗。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跪姿玉人身上有花纹的印记，这也是文身的体现。

在唐以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对人们的影响是深远的。除了黥刑以及惩罚奴婢的手段外，较少有文身之俗，它在当时主要流行于周边各少数民族。然而，一股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的文身之风却在唐代出现，并影响了宋及以后的社会。不少前人研究认为，在唐代当时文身已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的时尚。

兼容并包的社会环境促进了文身现象的产生

在中国传统主流思想文化中，身体被看作是修礼达仁的工具，身体不可避免的要接受伦理纲常的规训，但还会有人以或隐或显的方式进行反抗。唐代盛行文身也是身体“造反”的一种表现。文身能在唐代风行一时，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黥刑被正式的从正式的刑罚中废除，为文身习俗在唐代民间社会的发展中奠定了前提。五刑中的黥刑，是将犯罪者的面部割破而后涂墨。黥刑的废除为文身的流行提供了前提条件。汉文帝曾废除肉刑，黥、劓、刖三项肉刑正式从国家的正刑之中被剔除，这为以后文身的发展流行提供了条件。

从汉代开始一直到唐初，黥刑也一直没有被恢复成为正刑，这就为文身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黥刑废除以后文身不再是犯罪的标志，人们可以通过纹身进行自己的情感表达，社会上文身的人也愈来愈多。

儒、道、佛三教合流之势至唐代更为突出。儒、道、佛不同的审美观对文身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唐代社会三教并重，竞相发展，对文身流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唐代统治者将道教奉为国教，道教在唐代盛极一时，道教提倡长生之术，与美体塑身的文身有异曲同工之处，道家身心双修之法在唐朝人的身上也有体现。

佛教僧衹律规定“以铜青等画……名为印黥。”唐代统治者大力推崇佛教，下层平民对佛多为崇拜，人们普遍认为刺画佛教人物就是对佛教的虔诚信仰，佛在身上，就可以得到佛祖的保护。很多人们会将佛教人物刺在身上。人们常常以损毁自己的身体来表达对佛教的崇拜之情，当时唐代民间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唐代人们大量文刺佛教图案的现象也时常发生。

少数民族的文身习俗对文身在唐代民间流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多元开放的文化大环境，人们经常受到来自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史书记载，天可汗死后，宁国公主须按照回纥的法律规定进行“嫠面”。而嫠是文身的重要形式之一。

在唐代兼容并包、开放的社会环境下，文身习俗也流行起来。少数民族中个性解放的思想，也促进了中原人们的思想解放，人们会通过标新立异的方式引起别人的注意，文身也是人们追求时髦的表现，人们常用文身来表达自我，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

唐长安城是中外文化交流融汇的中心，也是当时规模最大、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长安城内外还有着频繁的商业贸易活动。繁荣的商业贸易也促进了市民经济的发展。市民数量愈来愈多，这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兴起，市民审美也开始向多元化发展。新的市民阶层的自我意识觉醒，个性得到张扬。极具个性化的文身进而得到广泛流传。

唐代人们呈现出一种兼收并蓄的状态。不论是在针对外族文化的兼容并包，还是在对待本土文化时的自信乐观，这都促使唐人体现出恢弘、华丽的审美追求，从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就可看出。盛唐诗歌意境开阔、雄浑壮大。唐诗包含着的唐代人们昂扬向上的品格。在唐人的休闲活动中也体现出当时人们的审美趋势。蹴鞠、击鞠、马球等剧烈运动也显示出唐代人们这种乐观豪迈的审美趋向。这些都为文身在唐代盛行奠定了基础。

唐代文身多在无赖、恶少这些群体中盛行。他们处在社会的边缘阶层，他们试图用文身来进行自己的情感表达，以及张扬自己的个性。唐代中后期，一些恶少会把文身作为其特殊身份的标记。唐朝城市繁荣，商业经济高度发展，市民数量激增。也使一些人刻意的追求社会财富，尚武力，而导致道德沦丧，地痞、恶霸等数量愈来愈多，他们以文身作为团伙标记，为非作歹。

唐代有个叫张幹的人，在自己的右臂文刺了“生不怕京兆尹”的字样，表示自己不怕当官的，以及对当时官府的不满，唐代一个罪犯宋元素，他在自己的左臂刻了“昔日已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的心理需求，促进了文身在唐代的底层人群中流行起来。

市井无赖和文人军士群体与文身的碰撞

文身在唐朝广泛传播，且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其受众之多、影响之广。在当时出现了专工文身的职业匠人：“蜀人工于刺，分明如画。”之同时，不同群体的刺青也体现出了其不同风格变化。

文身凭借其极具视觉震撼效果受到了市井无赖的喜爱，他们游手好闲的人生状态以及极具反叛精神的人生态度，都使得文身在这一群体中十分流行。他们会通过文身彰显其性格的独特、对传统的反抗精神。长安城内也有通过文身进行不法之事的地痞流氓。史书记载，蜀市有一个叫赵高的人，刺绣满背多闻天王，这个人在背上纹刻天王，此人嚣张跋扈，蜀地官命衙役将他背上的天王文身打到皮开肉绽，文身尽毁。

在唐代也有文人雅士文身的现象。唐代有人用五千钱文刺山水风景画，这彰显其高雅的审美。文人雅士还会将诗画纹于身体上，这是通过文身彰显其自我审美意趣和审美理想。这也促进了文身的传播，推动很多人对文身的喜爱和重新审视。

在唐代，军士性格豪放粗犷，军士也多文身。《酉阳杂俎》中记载“蜀小将韦少卿……嗜好劄青。”有些军士们不喜诗书，将文身作为一种审美风尚奉行追捧。上层官员中也有喜爱文身之人。《酉阳杂俎》中还记载“崔承宠，……后为黔南观察使。少，遍身刺蛇。”加之黔南地区是以文身为俗的少数民族，崔成宠喜好文身这也受到了其办公环境的影响。

市井街卒出于对社会名流的崇拜，在身上会刻刺名人的诗词字画，当时一个叫葛清的市井街卒因为仰慕白居易，于是将白居易的诗词刻刺在身上，通过文身表达他对文学士人的羡慕之情。

文身是审美的发展还是群体符号的标志

文身具有满足人们主观审美需求，引导社会时尚的功能。文身是人类用来装饰、美化自己的一种方式，表达人们对美的追求。唐代用彩纸、金箔剪花贴于眉心的化妆方法，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身，但这种饰面方式却成为唐代妇女的流行妆法。其来自于上层女性的无意之举，原本作为上官婉儿被武则天黥面后采取的遮盖方法。

上官婉儿为了掩盖被黥之处，便在眉心贴上花子。孙和宠幸郑夫人，一次醉后误伤了郑夫人的脸颊，而留下了疤痕。由于用药配比不当而导致伤好后郑夫人却在左颊上留下了红斑痕，如同一颗赤红色的痣，显得更加美妍。于是奴婢们纷纷用丹青点颊，为了得到更多的宠爱。

文身还可以满足人们的实用性功能。这种实用性功能主要包括充当争宠手段、惩罚手段、娱乐工具与惩罚符号等具体性功能。

因为郑夫人而流传下来的黄星靥妆饰，使得文身成为地位低下的奴婢用以争宠邀幸的手段之一。蜀市人赵高背镂毗沙门天王成为其危害老百姓的印证。刺字有时会起到警醒的的作用，在唐代有人在胳膊上刺字显然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报仇，同时在一定层面上也是对官员不满的表现。还有些人在身上文诗刺画等，为了彰显其好学与多才借以包装自己。

文身有时还会作为一种惩罚手段，《酉阳杂俎》中记载一个崔氏女子是个善妒之人，不准婢女画太过出众的妆容，以免丈夫的目光被吸引。一个婢女不知情画的妆稍微好看些，崔氏就强行对其眉眼进行文身。可见，文身在唐代还会作为一种惩罚手段。

唐代一些文身者通过在身体上文刺宗教人物图案来依托宗教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蜀市人赵高在后背文刺作为四大金刚之一的毗沙门天王，这也使得赵高在横行霸道时有恃无恐，宗教文身为其害人提供了宗教依据，同时，官吏因其背上的宗教图案而不敢打他，在一定层面上表明唐代宗教麻痹了一部分人的心理。

唐代文身还具有极强的标志性功能。唐代文身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也成为了区分和标示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以及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乃至不同性别、不同信仰的标志。文身习俗与人的社会地位、等级关系和家庭的富贵程度密不可分。唐代后期，文身开始作为一种社会阶层与群体的标志而出现，无赖恶少、地痞流氓等把文身作为自己的特殊身份标记。文身也成为亡命之徒、蛮横之徒等具有代表性的身份标志。

文身还是身份地位与社会阶层的标志，通过文身样式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地位与阶层来。面部有痂瘢者一般为受到惩罚的奴婢。文身还会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女性的特殊的性别标志。面饰用花以及以丹青点颊等均为女性文身的主要表现，女性文身还多以妆饰为目的。文身还是宗教信仰者的符号与标志，通过文刺的宗教图案可以彰显其宗教信仰。

唐代文身还促进了唐诗的传播。将诗文刻在肌肤上是唐诗传播的一种途径。尽管这种传播是小规模的、局部范围的。在身体上文刺诗歌的行为还可以理解为对文人的个人崇拜，是一种狂热情感宣泄的表现。在身上文刺诗歌的现象离不开当时唐诗的高度发展的大环境。文身也可以被看做是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结果。

结语

唐代文身现象多流行于市井无赖、街头恶霸等群体之中，少部分流行于军士和文人雅士之中，黥刑的废除为文身的发展奠定了前提、市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兼容并包的社会现象的产生、三教合一的趋势为文身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文身在传播的过程中具有审美性、实用性、标志性等特殊的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新唐书》

《旧唐书》

《唐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