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迁西县文史资料第8辑《乡村纪事》（孙法仲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7出版）

作者：刘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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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河南寨村志》目录

序言

一、山水田园

二、抗战纪事

三、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

四、29年间的政治运动和社会经济发展

五、改革开放后的建设与发展

六、村中杂记

后记

序言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镇东河南寨村刘纪国，古稀之年撰写村记，记述往事启迪后人，善莫大焉！他无意去故纸堆里刻意钩沉，而是以简洁的笔触记述了本村的人、事、物及民风民俗。看似平凡，但字里行间却跳动着时代发展的脉搏。时光无法挽留，但文化可以传承。望各村有识之士积极行动，拿起手中的笔，去追忆昨天，记录今天，描绘明天，将所闻所见和所经历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传承于后人，让他们了解我们和我们的前人所经历的岁月，并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进而营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2009年11月2日王立新谨序

（本序作者时为本县兴城镇党委书记）

一、山水田园

村庄概况

东河南寨村，处滦河南岸，西距县城4.5公里。全村有505户1，560口人。土地、山场面积约5，500亩，内有耕地3，000亩，滩地、林地1，200亩，山场900亩，村庄建筑占地400亩。西与西河南寨相接，北靠滦河。河岸有大面积粮田、林地。滩地中间有东西贯穿的白龙山电站引水大渠。大渠坝顶原有一条大道，现又拓宽，修建了兴忍公路，东与罗家屯、忍字口相通，西与县城东环路相接。村东和村南有山，除生有松树、果树，还蕴藏着丰富的铁、锰等矿产资源。自改革开放以来，村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基本达到小康。

九间房旧址（2010年8月王文军摄）

三个自然村的来历

本村除主村外，还有柳河峪、九间房、肖家峪3个附属的自然村。它们各有自己的来历。

〔1〕柳河峪。位于村东，缘峪内有水泉、河流，河沟两侧尽生柳树而得名。1780年前后，刘兆兴、刘兆太哥儿俩从庄里搬到此处建房看山。兆太无后，兆兴传有7代，开始实行生产队时属第六生产队，1980年分队时独立成队，为第十生产队。改革开放后，因居住不便，村民陆续迁入主村。

〔2〕九间房。位于村南。1780年前后，王金、王玉、王喜、王存哥儿四个由庄里迁此看山种地。老大先盖了3间草厢房，后来小哥仨又一条脊儿盖了9间草正房，"九间房"即由此得名。生产队时该自然村属第八生产队。

〔3〕肖家峪。位于村庄东北。1780年前后，韩丰重、韩丰足哥儿几个从庄里搬到此处山脚下看山种地。他们的后代人丁兴旺，到合作化时单独组建了一个队，为第九生产队，现有21户60多口人。1978年夏，山洪暴发，泥石流冲毁了房屋。当年，经县里批准并资助，迁至主村之东1里的练马台建房居住。称肖家峪，缘此处在韩氏到来之前曾有山东肖姓居住。与肖姓同时居此的还有邓姓，但早在韩氏到来之前即已消失。

十二处地名的来历

我村山河、土地、庙宇都有其来历和相关传说，今仅就以下12处地名作一简介。

〔1〕白土沟。在村东半里许，因内有白土子而得名。

〔2〕天齐庙。旧址在白土沟内的一座突兀而起的塔形小山之上，坐北向南。传为1840年前后村人王德明所建。拆除年代不详。

〔3〕龙泉寺。旧址在村东里许的一条山沟内，传明代时村人为祈求风调雨顺而建。其近侧有泉眼，传为东海之眼。人说此地"三条玉带缠腰，南有灵山宝座。山似龙身，泉如龙眼，四水相合"。三条玉带，即毛儿峪、儿子峪、 *** 峪所依傍的三条山脉；四水，即龙泉寺的水泉和毛儿峪、儿子峪、 *** 峪三条沟的河水。拆除年代不详。

〔4〕练马台。又称遛马台，也有称料马台的，位于村东里许。传唐王征东时士兵曾于此遛马。

〔5〕烟囱山。位于村东北里许。在近侧诸峰中最高，形如烟囱，故名。传袁达曾于此占山为王。

〔6〕拴马岭。位于村东。传唐王征东时，因岭长坡陡，驻足休息时曾于此拴马，今一块大平板石上仍有马蹄印。

〔7〕 *** 峪。位于烟囱山下。传袁达上山时须经此，故名。

〔8〕井儿峪。位于村东。内有井，故名。传袁达及喽兵日常饮水皆取于此。

〔9〕烧炭峪。位于村东。传旧时曾有炭窑，故名。此山和近侧山坡上昔时遍生橡树。

〔10〕笔架山。位于村庄西南。其巅有三个小山头，形如笔架，故名。

〔11〕军地。位于村南。传唐王征东时曾于此开荒种地，故名。

〔12〕和尚地。位于村南。面积50亩。因属龙泉寺和尚们的土地，故名。

二、抗战纪事

九间房革命根据地

1940年前后，日军驻进兴城，并在兴城四村建立了伪治安军集团司令部。接着，又强行建立伙会总部，开支由各村摊派，会员由各村保长充任。总部设总会长，发给匣子枪。同时，强迫各村成立"联村 *** 自卫会"，为他们监视八路军、抓民工、挖战壕、修炮楼。伙会总部每天都向各村要情况，问八路军是否进村，有多少人，都是啥武器等等。但没有说实话的，都是胡编滥造瞎应付。当时各村都有党的地下工作者，我村有刘振祥〔化名治民〕、刘玉香等。南沟九间房住着王裕、王喜、王存哥儿仨，他们对我党地下工作者非常忠诚。日军占领了冀东以后，除了在兴城、新集等地设立据点，还在兴城和新集之间架设了电话线。这条电话线正好穿过我村村南。那时我村已有抗日武装，其中有韩文彬〔化名同意，后任我县邮政局第一任局长〕、王永瑞、刘振祥、王永年，他们都是党员。另外还有王喜、韩九州和交通员韩富林等，他们负责传递信件、协助除奸、捣毁日军工事和通讯线路等。区里的地下党组织成员，如区长马德、区委书记古福、报国队队长赵胜、区委助理李全福和陈主任等，也经常在我们这一带活动，并在南沟这老哥儿仨家隐蔽居住。那时除奸工作非常坚决，发现可疑分子立即镇压。被镇压的人，通常都是先由马德等地下工作者审讯，然后由老哥儿仨负责执行，执行地点就在南山干榨丸〔地名〕的一个大坑。对于这些，老哥儿仨从不外传。因此，当地人对九间房称"革命根据地"，对埋人的大坑称"除奸坑""死人窑"。

韩文彬（摄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刘纪国提供）

"5·16"惨案

1942年5月16日〔农历四月初二〕一大早，200多名日军将我村包围。他们封锁了村头路口，挨门挨户进行搜查。翻箱倒柜折腾了半天，又将全村老少618口人圈到了村中心的小麦场。

现场杀气腾腾，四围全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前面架着两挺机关枪。一个日军军官手里挥着大洋刀喊："你们今天将八路军交出来，一个不杀；不交出来，统统死了死了的有。"旁边站着个翻译。但无一人答话。日军军官又说："我用刀点到谁，谁就站到前面来。"第一个点到的是王永顺。王永顺说我村没有八路军，日军立刻将他捆到了一个梯子上，拳打脚踢之后又给他灌凉水，用脚使劲在他肚子上踩。第二个点到的是刘占金。刘占金说他啥也不知道，四个日本兵立刻将他撂倒，两人抓腿，两人抓胳膊，没险地（地方土语，意思是"不计一切后果地"）悠荡起来，疼得他爹妈乱叫，摔昏过去后扔到了一边。第三个点到的是刘景阳。日军军官问："你们谁割断了我们的电话线？"景阳说不知道，日军军官挥起大洋刀就朝他脑袋拍了过去，当场鲜血直流。随后，日军又拿着大洋刀在蒋、王〔女〕二位老师的胸前比画，问："八路军到哪里去了？"他们说不知道，日军就将他俩绑在了一块儿。接着日军就开始抓人，将人群中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挑出去了，用绳子拴在一起，5人一串儿，又绑了60个，前后共绑了62个。

更惨的是被日军叫出去遛马的3个人，一个是韩义周，一个是刘会川，一个是刘纪德。日军问他们八路军在哪儿，他们啥也不说，当天都被日军杀害了。

那天，日军还让村干部王普、村民刘万合二人带着去东沟找八路军，没找到就将他们一同埋在了一个土坑里。幸遇一个好心的特务让浅挖坑少埋土，并向日军说："死了死了的有。"日军随后就走了，之后迅速扒出，两人才幸免一死。

日军走后，全村哭叫连天，惨景一片。

被绑起来的62人，当天被押到了新集。他们不怕死，无一泄露秘密。最后，被装上闷罐车拉到抚顺煤矿做苦工去了。到日本人投降前，这些人大部分陆续逃了回来，但有10人已劳累成疾，干不了重活了。刘景阳、刘景山、高印弟等人最后死在了抚顺煤矿。

（刘纪国制表）

"3·10"大逃亡

1943年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五〕上午，村干部王永年、韩呈祥等召集大家到天主教堂开会，布置如何防范日军。当说到"发现敌情，以东山松树放倒为号，赶紧隐蔽"时，西庄头站岗的王合突然跑来，说日军已到西庄头了。王永年赶紧宣布散会，并让大家快跑。由于人多，外逃拥挤，村民刘平的小儿子刘五立〔当时5岁〕被踩死在窗户地下。出来后很多人都向庄北练马台跑，日军在后面连追带开枪。当时王永年也在这群人当中，子弹从他的棉裤边儿擦过，幸未伤着大腿。当时鬼子追得紧，累得他喘不过气，全身是汗，棉衣都湿透了，接着又趟过了冰冷的滦河，结果落下了严重的痰喘痨伤，多方医治无效，早已病故。

为日军服劳役

日军占领期间，村民不仅要遭受烧杀掠抢，还要在皮鞭和刺刀下服劳役。1943年，日军在我村外面四个角上都建了炮楼，同时还挖战壕、修路、加围寨。那年，日军可将我村人奴役苦了。

支援抗日

抗战时期，党对农村工作做了一些具体规定。一是丈量土地，核实民户的耕种面积；二是按好坏薄壮给土地定产量，评出甲、乙、丙、丁四等，当时以东梨湾地块为标本，定为甲级，亩产400斤〔乙级350斤，丙级250斤，丁级150斤〕；三是按各户产量的基数分摊各项任务，如公粮、款项、柴草、出工〔站岗、放哨、修道等用工〕等；四是减租减息，给长工长工钱，对富户租出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减轻租地户负担；五是废除封建制度，动员妇女剪发放足，不准虐待妇女，实行一夫一妻制，当时我村有30多名妇女剪发放足。

党的抗日政策得到了积极响应，民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公粮〔小米〕、款项任务按时完成。广大妇女日夜纺织，做军鞋军袜。当时我村妇女分成4个组，武装班长刘占荣逐户分任务，按时送到部队。儿童团员也踊跃支前，为八路军传送信件。

村中的青壮年，一有战事，马上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一次，由外地转送到兴城一批伤员，通知我村由兴城转送到太平寨北大岭。当时正当雨季，山路崎岖，泥泞难行，担架队员跌倒了爬起来，一口气跑了70多里。还有一次，上级委派我村将一批小米运送到干柴峪，运输队员们赶着毛驴，夜深人静时走，天不亮又赶回，按时完成了任务。

1941年冬，从各户收上来的3，000多斤小米、400多元钱、30多双军鞋保存在王汉家。"5·16"惨案那天，鬼子一进村，王汉母子和王汉的大妈赶紧将小米囤上倒上了一尺多厚的谷子，又将军鞋和款项埋了起来，终于躲过了一劫。

整个抗战期间，村里有30多人参加了八路军。

抗战烈士

韩成洲，曾用名韩海涛，1896年生，1938年参加冀东抗联12总队并入党，1939年4月在涞水县作战时牺牲。

韩富林，1910年7月生，1941年入党，任东河南寨村一站交通员，1942年8月牺牲。这是县 *** 1982年编《英名录》上的记载。但据本村老人回忆，他是1942年农历五月五日那天被日军绑押到新集东庄头枪杀的。

赵品一，1919年生，村民赵春青之子，曾用名赵清华，1939年参加冀东抗联，任小队长，同年牺牲于涞水县包家坟。

王永瑞，1899年生，1940年入党，任本村办事员。1942年农历七月，先是被日军抓到兴城队部受刑，后又押到兴城一村东庄头姑娘坟枪杀。

刘士俊，1912年生，1938年6月参加冀东抗联，1939年牺牲于涞水县包家坟。

解放战争时期，我村先后有2人病故或牺牲在外，一个是刘得胜，一个是刘士林。刘得胜1944年参军，后随大部队南下，1948年6月病故，现葬于洛阳烈士陵园。他原名刘怀，由于在战场上常打胜仗，故改名刘得胜。刘士林，1921年生， *** 党员，1947年6月参加步兵201师601团，任警卫连班长，1951年8月牺牲于朝鲜江原道昌道里。

遭日军杀害的民众

韩德雨，因在自家山沟〔肖家峪〕掩藏八路军被告密，1941年农历四月被日军绑押到兴城队部，受尽折磨后又被押回本村南台沙坨枪杀，时年47岁。

韩中林，因有特务告密说他是便衣队员，1941年农历七月被绑押到兴城日军队部。受尽酷刑后，被押到兴城一村东庄头姑娘坟。当时，他将绳索挣断， *** 地打了一个日军两个嘴巴，接着又夺过刺刀， *** 刺去，但最终还是死在了日军的刺刀之下，时年39岁。

王永珍，1945年农历四月晨起下地时被日军枪杀，时年30岁。

韩义周，1942年农历四月初二日军围村时让其遛马，不去，当即被大洋刀砍死，时年24岁。他是被一个大疤拉脖子的日军砍死的，死在了东庄头。

刘会川，1942年农历四月初二日军围村时令其到练马台遛马，问他八路军是否在山上，他说不知道，立即被枪杀，时年24岁。

刘纪德，1942年农历四月初二日军围村时令其去毛儿峪放马，问他八路军是否在山上，他连句话也不答，立即被活埋，时年37岁。

刘景阳、刘景山、高印弟，1942年农历四月初二被抓去抚顺煤矿做苦工，死于抚顺煤矿。

当年那颗没爆炸的炸弹。弹皮后来作了召集村民上工和 *** 的大钟。（王文军摄）

八路军兵工厂

抗战时期，八路军兵工厂曾建在我村，设有手榴弹和地雷铸造厂〔建在刘殿五家大园子里〕、手榴弹及地雷生产组装车间〔建在韩自合家院内〕、兵工厂伙房〔设在刘纪国家门房及西园子里〕。村民刘士勤和韩永生等户人家为厂部干部职工住处。兵工厂所需木材由村民供给〔给民户一些小米〕，所需金属主要来自民户手中的铜盆、碎铁及其他古器物。那时，我村的一口大钟〔这口大钟铸于清代，表面铸印着出钱铸钟的刘、邓、韩、王各户姓名。钟体宏大，上尖下宽，其声可传十里。过去一直挂在小麦场上，村中有事必敲此钟〕就献给了兵工厂。武器一出来，马上由民工掩藏到村南、村北的沙坨、河套处，需要时再由民工扒出来转送。抗战结束后，兵工厂并没有太平无事。1948年农历五月十五、十六两天，4架飞机先是在村庄上空盘旋了一阵，随后便开始了轰炸。除炸毁了兵工厂的厂部和30余间民房，还炸死了2个平民〔西村人〕。兵工厂的人员、设备、武器、弹药等，因事先有防备，未受太大的损失。现在我村还有一枚当时飞机扔下来但没爆炸的大炸弹的弹皮。1948年冬，兵工厂迁至滦河北，全国解放后又搬到了哈尔滨。

三、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

土地改革

1947年冬，土改开始。首先对占有土地、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多的户做动员，靠自己往外拿，随后又对应该全部拿出的户进行接收。后又对其他富裕户做了适当复查。由贫协组织将复查出来的土地、物资向贫下中农分配。其间，曾有2人死亡。当时，全村有200多户人家700多口人。土改中划定了成分，土改后颁发了土地执照。当年，我村的土地执照由刘贵、刘庆昌、韩文生、刘纪胜等人填写，一式两份，户下一份，村公所一份。村里这份至今保留。后来，根据任弼时同志的讲话精神，又进行过纠偏。我村刘安、韩玉喜等户属错斗户，做了恢复纠正。1984年，经县 *** 批准，村民王汉、韩龙、韩奇、刘广川、刘景生、刘景耐、刘永林等户由富农改为上中农。

盖有迁西县人民 *** 大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时间落款为“一九五0年一月十六日”。（王文军摄）

初级社 高级社

土改后，各户耕种着自己分得的土地。大概过了六七年，中央提出要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起初让农民先搞生产互助，农户本着便于生产、自愿结合的原则，从1953年冬开始酝酿入社问题。1954年，由当时的村支部书记刘占山带头，先成立了"刘占山农业合作社"。1955年，又成立了"王普社"，为第二社。后又陆续成立了"韩文存社"〔为第三社〕"王永才社"〔为第四社〕"刘景云社"〔为第五社〕"韩文保社"〔为第六社〕。每个初级社大体由25户至30户组成。

经过初级社的试办，认为合作化的道路可行，1955年冬，入初级社的民户和未入社的单干户又全部入了高级社〔泛称"联村社"〕。当时，我村与西河南寨、田家店两个村组建了一个社，取名"新民联合社"。当年，将各村的土地搞了"查田定产"，对各户入社的生产资料、松山、果树合价计股入账。联村社成立后，土地、经济、生产资料合为一体，实行统一定产、统一经营、统一记劳动工分、统一账目管理、统一分配。社干部由3个村出人担任，社长由东村的刘占山担任，副社长由西村的张银、田家店的赵忠林担任，会计股长由西村的张普担任，会计由东村的王杰、田家店的王宝同担任。各村分立生产队。

联村社搞了一年，由于体系庞大，不便管理，村与村之间出了很多矛盾，如土地不均、记工分不平衡、私分瞒产等，以致村与村之间钩心斗角，当年年底就解散了。然后就是将账目分开，土地、生产资料各归原主，还是以村为单位建社。

大队 生产队

联村社解散以后，1957年又建立了"东兴农业合作社"，王普担任社长，王杰担任会计，分立了8个生产队。1958年秋后成立人民公社，各村的农业社改名"大队管理委员会"，生产队搞了合并，一队与二队合，三队与四队合，五队与六队合，七队与八队合，然后又以队为单位成立了4个大食堂。1961年底又将合并的队掰开，对原队的社员根据居住区域做了一下调整。这年，肖家峪的社员从一队分出，单独立队，为第九生产队。1962年大食堂停办。到1980年，多数生产队自主将规模划小，只有五、七队未变，全村由原来的9个生产队变成16个生产队。

根据生产队时保留下来的1963年至1983年的决算表，笔者对原9个生产队的人口、口粮标准、劳动日值、往来账的尾欠超分、生产队的管理、社员的思想表现，及生产队长、会计的稳定程度等做了一下比较。排名结果：九队第一，八队第二，五队第三，二队第四，一队第五，四队第六，六队第七，七队第八，三队第九。

1983年生产队解体后，土地、松山、果树全部放到户下经营，但生产队仍然存在。每年队里还有点出出进进的事，还得有个队长，队长误工得给点工钱；生产队还有账目，大队找了联队会计，每3个队1个。到1992年才取消了生产队，将各队放到户下经营的土地收回，由村委会按全村人口统一分配到户下经营。

（刘纪国制表）

一平二调 人民公社

1956年至1957年，上级提出搞水利投资，实行"一平二调"，对各户搞物资摸底，掌握谁家都有啥，然后入户动员，对表现不积极的再做动员，将物资平调出来，支援水利建设。有的户交的是大缸，但多数户交的是木料。对调出的物资当时无钱给付，一律作价记账。我村刘海家交出了8根准备盖房用的又粗又直的檩木，当时给作价40元，最终要钱无人管。大家白交了物资。这个"一平二调"的"小共产风"未消，接着又刮起了"大共产风"。1958年秋后成立人民公社，各队的秋粮未分到户，由集体管理，全村成立了4个食堂。第一食堂在王永太家老院，第二食堂在刘安、刘平两家院内，第三食堂在韩如林、韩孔林两家院内，第四食堂在刘纪国、张进两家院内。这几户搬出后，生产队将房子搞了拆改，毁了窗台，挖了炉坑，拆了院墙，但对这些搬出户没有做任何补偿。当时，王永太一家住到了自家西边间半，刘安一家住到了自家北院，韩孔林一家住到了自家北院，刘平一家住到了刘海家，韩如林一家住到了刘玉胜家，刘纪国一家住到了刘士勤家，张进一家住到了张秀珍家。生产队的粮食全村统一调用，哪里用劳力也是无偿使用。我村劳力去横河、邱庄修过很长时间的水库，什么报偿也没有，都是义务支持。

四、29年间的政治运动和社会经济发展

（1954～1983年）

从1954年入初级社，到1983年生产队解体，我村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29年。这一时期，搞了大量的政治运动。

1958年，中央制定了"总路线"，号召大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高举"三面红旗"，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并提出让"钢铁元帅升帐"。同时，还全民动手搞了"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挖蛆、灭苍蝇、捉老鼠、打麻雀。国家建设无钢材，就"土法上马"建土高炉，搞钢铁动员，将社员手中的金、银、铜、铁、锡、铝制品和金属古器由收购站统一收购，支援国家建设。搞"大跃进"，把男女老少组织起来，家庭妇女解放出来，参加集体生产，把壮劳力调出去支援横河、邱庄的水利建设。那时，我村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人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呈现出生产繁忙、热火朝天的景象。

不过，由于想一下子把建设搞上去，也滋长了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使农业生产遭受了很大挫折。如搞"大跃进"，因为当时生产实力不足，产量上不去，就搞浮夸，虚报产量，说白薯一亩能产一万斤；吃大锅饭，越吃越困难，弄得口粮人均每天不足四五两，最后只得以"瓜菜"代替食品；社员吃不饱肚子，搞点小片开荒补充口粮，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

1958年收秋时嫌收得慢，有的工作队提出：棉花不拣用棍打，白薯不刨用犁杖翻，花生不刨用耠子耠。白薯不分到户，刨出来即就地挖浅窖储藏，后又运到食堂院内，挖"白薯大街"，结果都烂掉了。村民刘士武、韩林洲只在闲聊时说了句"这也忒穷，买不起炕席，还得睡土炕"，就劈头盖脸地挨了顿批，说他俩"给社会主义抹黑"。1960年底，中央下达"农业十二条"，从1961年开始允许社员小片开荒，又给了自留地，社员生活才开始有所好转。

1966年，"左"的倾向刚有所纠正，生产形势刚趋于稳定，随后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再次泛滥，生产秩序又被打乱。1967年下半年，我村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分为"思想红卫兵"、"主义红卫兵"、"造反红卫兵"。搞了夺权斗争，揪了"走资派"，大队班子很快瘫痪。1968年，上边派进"支左"工作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9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天津知青插队我村。到2队的是田桂芹、李相玲，到5队的是赵万生，到7队的是孙秀英、安利勤、刘淑华，到8队的是孟宪明、孟宪纪〔哥儿俩〕，到9队的是李国良。后陆续回津。

1970年冬，"斗批改"开始，整思想，整作风，搞人人过关。1971年继续搞"斗批改"。那时，上级派进的工作队几进几出，轮番上阵，组织学习 *** 思想，学习毛主席语录，社员们积极参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天天喊，违法乱纪的确实少，都老老实实地"抓革命，促生产"。

新中国的成立让人们充满了建设新家园的 *** ，所以尽管政治运动不断，农业、工副业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但较之建国初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1〕生产力的发展。入初级社时很穷，基本没有生产资料，只靠党员干部带头，大家有啥出啥。开始时靠人担、肩扛，后来有了点资本，生产队买了滑轱辘车，有了牛拉、驴驮的生产工具。1962年，大队只有一辆骡子车。因为这头青骡子忒有劲，而且脚步也快，大家都叫它"火车头"，王庆瑞、韩永五等几个车把式都很喜欢它。后经刘士恩〔书记〕手，用这头骡子和一头驴跟县运输社换了7副胶皮轮下车〔车轱辘〕，从此8个生产队都有了胶皮轮大车。到了1978年，经韩文保手，又给社员弄来了推车子的下车，由社员自己做了推车子，为社员推粪、推土、推白薯、推玉米秧〔秸秆〕效了很大力。就是这点变化，当时社员们已感到很先进、很满足了。

〔2〕农业的发展。合作化时期，社员始终起早贪黑地干。特别是1963年，以队为核算单位，大队将土地、山场、果树的所有权放到生产队，极大地调动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各队起劲地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养猪，垫圈造粪，推黑土垫地，挖等高撩壕，平整土地，打井种麦；春季比抢种，夏季比抢荒，秋季比收获，冬季比送粪、推黑土，年终看决算、比分值。经过那几年的大干苦干，河滩垫壮了，次地弄好了，地里的水井增多了，小麦种植面积扩大了，粮食产量也提高了。1962年滦河发大水，河滩好地全被冲上了沙子，有的地方还淤上了石碴，成了河套。之后几年，大队年年组织社员推黑土、下大粪堆，又将渠北原来的荒滩和堆积着石头蛋子、河石碴子的废地用沙土垫平，将沙河沟高低不平的地方用铲车整平，开发成植树的林地，从此荒滩变成了林粮田。1978年至1980年，在村南河沟上头建了一座占地105亩的水库。该工程从1978年9月26日开工，到1980年4月竣工，工期1年零6个月，动土15万方，动石3，000方，耗工时4万个，国家给55马力链轨车1台，拖拉机1台，小推车100辆，钢筋5吨，水泥96吨。1966年挖等高撩壕，1967年闸沟垫地，1979年至1980年又平整土地，在水库以下的河东、河西两侧铺了水泥渠板，埋了水泥管，雄心勃勃地规划了一片稻田。但由于水库无水，水渠、管道均被废弃。1992年，对庄南、河西继续用铲车平整，1993年又下管道，还是由于水库无水而前功尽弃。1957年搞联村社，各户地里的树全部合价入社。当时村集体未着手植过树，但那时河滩树也不少。1962年滦河发大水，冲毁了这些树，只剩下64棵。1963年以后的那几年，大队组织社员在河滩栽了第一茬树。但那时重视农业，以粮为纲，不大发展林业，连河滩地能长庄稼地方也得种庄稼，所以有树的面积并不是很大。因为没有严格的栽植规范，都是拣不长庄稼的地方栽的，没有密植，所以长得很快。树由集体看管，那时无人砍伐。到1983年生产队解体时，这茬树已长了十七八年了，该更新换代了，于是逐棵合价，分配到各户伐掉卖了钱。

〔3〕工副业的发展。合作化时期重视集体副业，大队、生产队都搞过副业。1956年，大队在韩顺周老院开过榨坊，榨花生油，交供销社。同年，又在庄南办过砖瓦窑。后来大队不干了，八队社员韩富、刘东满合伙接着干。1962年至1980年，大队还在队部院内搞过杂面加工、米面加工、棉花加工、荆条编织，还开过染坊，开过铁匠炉。那时限制个人搞副业。八队社员韩相林干了一辈子"接染"，入社后还想自己搞。1961年他开了"染布缸"，挑挑子接染，结果被罚停业。1962年八队开染坊，请他出山，教了徒弟，一同印花染布，专人串村接染，搞得红红火火。连干3年，八队决算年年分值高。1965年此项副业被大队强制接收。〔韩相林，号称韩公子，16岁开始学艺，曾在兴城、火石营、新集开过染坊，染布不退色，印花保清新。同行来讨教时，他总是说兑碱有诀窍，但要问怎么个兑法，他则说这是祖传秘方，绝不外传。从业近60年，在迁西、遵化、迁安、丰润一带小有名气。〕1966年后，八队又买了挂面车子，搞起了杂面、挂面加工。随后，五队也买了挂面车，办起了加工坊。再后来，一队又买了榨油机，开了榨坊。有的队搞生猪养殖也很获利。

〔4〕其他事业的发展。从土改前后到农业合作化时期，村集体搞了一些事业性工程，这些工程有的至今仍存。韩老广于1915年前后拆庙建的学堂，到1970年时已残破不堪，村里拆除后重新建了25间水泥瓦顶的教室，前后两排，北10间，南15间。现在的学校是1989年又拆除扩建的。1956年，县财政拨款，在村内老学校道北建了乡 *** 办公房。1958年初，乡 *** 撤了，大队搬进此院。后来大队搬出，此院办起了幼儿园。现在那里仍是幼儿园，但2002年经过了一次拆除复建。1958年，在村内老学校东、十字路口道北，建大队办公室、库房、副业摊用房14间，都是平房，其中正房10间，厢房4间，还有地窖等。现在这个院归村民韩庆华、韩永信、刘保成3户所有，是1983年生产队解体时卖给他们的。1961、1962、1963那三年，全村各生产队都盖了队址、库房，现在这些房产全都归了个人，也是1983年生产队解体后卖给他们的。一队卖给了刘松清、韩树林，二队卖给了周友、王树，三队卖给了刘纪同，四队卖给了刘全、刘景雨，五队卖给了刘景忍、刘永存，六队卖给了刘士永、刘士存，七队卖给了刘士新、刘士奎、韩永明，八队卖给了刘东满、刘士同。

五、改革开放后的建设与发展

〔1983—2007年〕

1983年春，在村西河沟上建拱洞平面桥一座。1985年春，村里把河滩做了规划，扩大了杨柳树栽植面积，按队分到各户，交押金栽植。此后两年时间，先后栽植1，000多亩，10多万株。这是我村在河滩栽植的第二茬杨柳树。这茬树到1998年已生长十三四年了，又开始更新换代，到2002年全部砍伐卖掉，先退还了各户交的植树押金及树苗款，又按人口给村民分配了卖树款。现在生长着的是第三茬树，面积比先前还大。同年〔1985年〕，还收回了县良种繁育场〔以下简称"县良繁场"〕征占的700亩土地。早在1977年，县良繁场由翻鞍寨移址到东、西河南寨，选址在两村北面的河滩地。这700 亩土地当时是以每亩70元的低价从我村征占的，两村合计1，000多亩。因地价太低，干部群众当时就有些不满意。1984年，村民刘景明建议，县良繁场给价太低，应抓紧解决。村干部刘永才找到刘纪国、韩永新征求意见，决定向县良繁场提出此事。当时村里曾几次召开党员、队小组长会，并找县 *** 、农业局和良繁场协商，可部门间相互推托，很长时间没有进展。于是，我村与西河南寨村联合写了文字材料，由东村的刘景明、韩永新、刘纪国和西村的赵广才、张云保、马清山参加，由村干部刘永才带队，向上级做了反映。市里两次督办后，问题终于得到解决。700亩土地收回后栽了杨树，20多年来为我村效了很大的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将越来越大。1986年春，村里办起了水泥厂，该厂1987年停工。在以后的1987、1988、1993年，还先后开办过地毯厂、硼润土厂、叶蜡石开采场，但都很快下马。1987年春，将河滩300亩水浇地全部栽植了葡萄。为了这次行动，村里组织村民代表先去潘家峪、沙石峪等地进行了参观学习，然后又将沙石峪村的党支部书记张贵顺请来，给大家讲解了葡萄栽植、管理的经验。但栽上之后，由于面积太大，管理没跟上去，没搞成功。同年春，第八、第十二生产队率先分山植果，第一、第二生产队紧随其后。当时，滦河北的村民正大搞板栗生产。我村村民刘景奎、韩景丰、王汉、王华、刘广生等从中受到启发，率先搞起了个人果园。1988年2月，村里出台果园建设蓝图：由水库往南至干榨丸沟，规划果园500亩；将八队老坟边和凤凰岭上的个人果园，以及二队南沟的土地收归村里统一规划，按人分任务，全部挖沟翻地，栽植果树〔主要是苹果〕。此项工程声势浩大，当时有不少阻力，但争气的是果树全栽活了，尔后又承包到户经营。尽管后来多数户都垮台了，只有少数户成功，但经验足供后人借鉴。1990年春，南沟山场、练马台山场开挖围山转，栽栗树。1993年秋后，县 *** 征占东、西河南寨两村村北的土地建发电站。其中，征占我村土地192.22亩，内含耕地135.67亩，非耕地5.25亩，河套地51.3亩。地价每亩：耕地10，080元，非耕地1，350元，河套地1，000元。另外，防洪大坝占地毁树补偿20，000元，征地砍伐杨树〔1，018棵〕补偿9，674元，其中包括王凤、韩永兴承包栽植杨柳树的价款，但未包括临时征占及个人补偿数。1994年，将山坡口粮地改为栗树地，按每人0.2亩分到各户栽植，归己所有，村集体负责购买树苗及引水上山。经过几年的管理，多数户的栗树都已成形见效。同年，在南街新建大队办公房16间，在西庄头至东庄头练马台下崖之间筑水泥路1，500米，在村中河沟上建石拱桥一座。1995年2月，经县林业局批准，将南沟十二队、二队植栗树山片上的一些松树伐掉一部分，扩展了植果面积，同时明确各队原山片〔包括当时个人早已植起的部分〕保持不动。在此基础上，积极动员各户自己开发、自己栽植，并明确永远归己。其间，对山片较少的生产队做了适当调补，七队由八队老庙沟山片拨补，三队、四队由练马台集体挖的围山转中拨补。2001年4月，在东梨湾河沟上建钢筋混凝土平面桥一座。2007年10月，从王义北道口往北筑水泥路300米。

六、村中杂记

滦河的利与害

我村北靠滦河，村民不仅有饮水灌田之利，还有渔鱼水运之便。早年，我村村民赵春青、王勋、韩奇、韩全、王营，以及肖家峪的一些人家，都曾从事过渔业。今滦水虽浅，鱼也渐少，但仍有几个打鱼专业户，收入每年都在两三万元以上。

1939年前后，村民王永丰、韩才林、刘金保、刘金富等曾以拴船养家，当时村北即有渡口。刘金富〔刘士伦之父〕是舵手，过龟口时船翻人亡。

土改前，我村韩永祥、韩纪林等几户人家还曾于滦河哨盖处建造过香磨，并因此发了家。当时磨香的材料主要是杨、柳、松、柏、梨、杏、椿、槐等杂木，以柏木为最佳。磨出的细末销售到制香厂家。

但滦河给我们带来的并不全是便利和财富。史载，“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六月曾连降大雨，致河水猛涨，滦河两岸冲毁田庐无数；清光绪九年〔1883年〕六月，河水猛涨，冲热河八沟”。站在我村南山一看，滦河水盖滩，土地、庄稼、树木全被冲走。水退后，王华的祖父辈捞到一棵粗有一米六七的大树，破了7盘大梁。今村民刘广川、王力、王彦他们住的那排老瓦房的大梁全是此木。当时，大水进庄，韩庆明家门口停船。1947年水灾之后只种了点荞麦。

最近的一次水灾发生在1962年。当时，河滩上的土地、庄稼、树木全被冲走，致颗粒无收。这次水灾比1947年的水灾还严重，良田变沙滩，多数房屋漏水，宅院围墙挺立者无几。灾后，县、公社领导来视察，但村干部受浮夸风影响，说损失不大，那年仍接受了30万斤公粮的征购任务，造成村民吃饭都成问题，以致干群关系恶化。后来，县、公社派来工作队，深入群众了解灾情，发现大家确实困难，于是向上级反映了情况，减少了公粮和农业税的上缴任务。

历史上最严重的旱灾年

清光绪年间，自然灾害连年发生，旱灾、风灾、虫灾持续不断，粮食严重歉收，人民流离失所。本地有一个与这一时期的旱象相关的传说，叫"扒旱魃"。讲这个故事的是村民王杰，他是早年听他爷爷王老文和刘殿福二位老人讲的，并说王老文和刘殿福曾亲眼见过那次"扒旱魃"。那是1900年前后的一年夏天，天大旱，庄稼被旱得叶儿都打了卷儿。天总是阴沉沉的，看似有雨就是不下，庄稼人特别着急。就在这之前不久，西河南寨薛家沟埋了一座新坟，天不论怎样旱，这坟总是湿的。到了这几天，坟主人家的水缸也开始发怪，头天刚挑满水第二天就空了。连续三天，天天如是。于是有人就说，这是让旱魃吸到坟里去了。当时有人报告了县衙，县衙派人亲自督阵，将坟扒开，把尸体给火化了。那天，一边火化着尸首一边大雨就下来了，在场看热闹的人都挨了浇。但这只是人们对大旱之年出现的一件离奇事件的记忆而已，并没有科学的根据说一场大雨与火化一具死尸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村也受到波及。人们在山摇地动中醒来，慌忙跑到屋外，见天色昏黄，房子东摇西晃，墙体轰然倒塌。当天下午又来了一场余震，造成二次房损墙塌。这次地震，我村有229户受灾，房屋倒塌43间，其中30多间在北街。韩文、刘文二人死于唐山，村内也有2人被砸伤。那些日子，人们搭起窝棚，支起板铺，顶着连阴雨，吃住在外，不敢进屋。国家给的救灾物资有：布1，605尺，棉花341斤，救灾款951元，油毡227丈，塑料布880尺，还有盆、碗等生活用品。

当年在花会上演丑角出了名的刘士勤。兵工厂驻村期间，他家住过厂部的干部职工（王文军摄）

莲花落剧班的成立

1945年冬，西河南寨唱莲花落，我村很多人去看。刘玉胜套着牛车，拉着一车人，天天去。当时，我村韩德永跟韩相林、刘纪彬、王永顺、韩文春、韩文富等几个戏剧爱好者商量，准备打伙计买套家伙〔乐器、行头之类〕，把刘纪新家唱戏的台帐〔帐篷〕借来，用扭会的行头办个落子班，唱唱戏，让乡亲们娱乐娱乐。大家都很支持。经他们几个人张罗，先后报名参加的有韩永文、韩文才、韩永增、刘占勋、刘义、刘占国、王永合、刘士恩、刘纪新、刘纪生等。随后找了剧本，选了节目，安排了角色，但没请师父，自习自练。

王永顺会编篓子，有时在自家地窖里编。有一天，媳妇等他吃饭，咋等也不回来，以为还在地窖里编篓子呢！到窖口一望，正在里面比比划划地做戏呢！气得媳妇没好气地骂："疯了吧！正经的不干，干这个挺上瘾，是吧？"韩永文有一天往南沙坨子送粪，手里拿着剧本，跟在毛驴后面，边走边看。到了地里，连卸驮子都忘了，顺着楼坡子〔地名〕就上上下下练起把式来。驴驮着粪回了家，父亲见驴不见人，去地里一找，见他正顺楼坡子上下打滚儿呢！上前一顿呵斥："这莲花落算是把你迷上了，你就靠这个活着吧！"其实，当时的演员都这么用功。

练了一年，到1946年农历二月初二，刘纪新家西园子搭起了台子，挂上了台帐，由王永顺化装，打鼓的、筛锣的、打镲的、敲梆子的、敲边鼓的、拉弦的，登台就座，家伙儿一打，开台唱了起来。戏班子头次登台就把大家唱乐了，看得不走了。断断续续唱了一个月。唱的节目有《陈玉梅上吊》《小老妈开嗙》《借女吊孝》《李桂香打柴》《铡黄太玉》《李三娘打水》《锔大缸》《王少安赶船》等。刘纪民在教书之余还登台唱了一段《甘露寺·长坂坡》。

1947年和1948年，因忙于土改没顾上演，到1949年又继续操办，又有很多爱好者加入。有张进、韩秀林、韩国林、韩永新、韩燕林、韩永信、刘景文、刘士勤、刘纪华、韩秀兰、刘秀臣、韩素云、韩秀玲、韩奇、刘纪清、韩翠芝、小翠等，剧班达到了30多人。人多了，大伙的劲头更足了，到外面学艺，请行家指导，刻苦演练，演出水平不断提高。

韩燕林、韩永新的胡弦，自己制作，自己拉练，没经师父，竟拉得阴阳顿挫、有板有眼，敢与行家相比。

韩奇有时扮花脸，嗓音宏亮，动作到位。

韩秀玲扮青衣，嗓音甜润，表情庄重。她演秦香莲骂陈世美一节，那种悲恨被她表现得淋漓尽致，连台下看戏的人都跟着哭了。

韩秀兰扮花头，声音宏亮，唱腔优美。

张进扮包公，官样十足，端庄肃穆。

刘士勤演丑角，天赋使然，远近难找。一出台，往那儿一站就能惹人大笑。即便说错了台词也能临场发挥，逗你捧腹。扭会时他也扮丑角，身子一抖，嘴唇一抿，两眼一瞪，或把嘴一咧，哈哈一笑，"丑态"百出。在邻近的新集庙会和县里举办的正月十五花会上，他演的丑角首屈一指。

刘庆兴常扮演插科打诨的角色。他不识字，但记性好，嘴儿也巧，成套的顺口溜脱口而出。1947年春节，他演《陈玉梅上吊》里的沈秋三，一上场就把四位随手糟践了一通："嘿，嘿，你听我说，我把四个随手说一说。萝卜桩子脑袋红肉皮儿，在台上，打梆子儿〔指刘义〕；芝麻牙儿，绿豆眼儿，在台上，打鼓板儿〔指刘纪彬〕；穿破鞋，弯腰儿，打破锣，画脸儿〔指王永顺〕；戴着帽，卷着帘儿，唱落子儿，拉胡琴儿〔指王永合〕。"

刘士恩在《小姑贤》中扮刁氏。那个刁劲儿，能把观众的情绪一下子调动起来。

韩永增经常与演员耍嘴皮子，活跃舞台气氛。

那时，村里的演员都是多才多艺，莲花落越办越好，轰动了三里五村，带动了十字口、钓水院村莲花落的发展。当时，连小有名气的南赵庄子剧团也来我村交流会演。后来，演员们东离西散，到1956年就散班了，前后只办了 *** 。

教育的发展

老人们说，村庄东南的柳树沟旧时曾有武术馆和赛马场，有人在那里学习过武术。那时，村民韩雨的曾祖父是武举人，这个武术馆就是他开的。土改时曾有人在他家看见过古代弓箭、手提锤、门旁狮墩等。与武术馆和赛马场同期，龙泉寺曾有过私塾，邻村富人家的子弟都到那里读书。那时的私塾先生，人们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两位：一是薛先生，钓水院人，做私塾先生的时间大约在1885—1899年之间；一是张先生，人称五先生，大名张凯，西河南寨人，做私塾先生的时间大约在1900—1914年之间。张先生在塾期间，韩维周曾任校董。

到了民国四年〔1915年〕，村中富人韩老广〔韩德润〕把庙里的和尚驱走，拆了庙堂，木料、砖石运到了庄里，把自家在大道南的地献出2亩，建了7间平房〔1间宿舍、4间教室、2间库房〕做了学堂。又将庙场、和尚地租出，收取地租给学校做经费。从此，和尚地改名"校田地"，龙泉寺山上的松树也归学校所有，村正〔民国间对村里主事人的称谓〕开始管理学校。当时因为拆庙堂还引起了一场官司，有人将韩老广告到了县衙，说他拆庙堂犯了律条。县官传他到案，问："有人告你拆庙，有这事吗？"韩老广说："不假。可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给村里盖了学堂。"县官立即派人查看，果然盖了学堂。县官当即说："韩老广，你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不久就给韩老广送来一块匾，上写"建校有功"。此事一直在当地传为佳话。

1915年至1934年，村民王杰的祖父王章〔号称王老文〕曾被选为校董。那时学校有校田地，办学经费相对充裕，学校打了新桌凳，买了20套灰制服、4个铜鼓、4把洋号，成立了乐队，还买了篮球，打了篮球架。又从孙家峪请来了一个老师〔姓孙〕。他知识丰富，教学有方，把学校搞得有声有色，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1937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学校不得安宁。敌人来了，学生把抗日书本隐藏，将伪 *** 课本拿出，搞假学习、假拍手。1942年农历四月初二蒋、王〔女〕两位老师被日军抓走后，学校停课半年。复课后，为了支援抗战，学校把校田地交给军烈属耕种，校费由民户摊小米支付。

土改后，耕者有其田，生活大大改善，上学的明显增多，达到了90多人，当时新入学的有的已经十二三岁了。1956年联村社成立，随即成立了联村高小，禇振兴任校长。1966年至1969年又成立了联办农中，学校老师也增加了，有刘士广、张新民、贠开拓、刘天顺、甄永存、韩桂平、韩素云、韩淑云、谢玉青、曹敏新等。这一时期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褚保勤任过学校负责人。那时老师管不了学生，招生不凭成绩，实行保送，取消了升学考试制度，"白卷先生"张铁生成了榜样；人们不学知识，只学政治，"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学校十分混乱。"文革"结束以后清除"左"的影响，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学设施不断改善。2006年，东、西河南寨两村出地，投资合建了教学楼，2008年启用。这一时期在村任教的老师有甄永存、韩桂兰、刘凤芝、韩桂平、韩桂敏、朱友、韩桂生、刘天保、刘士广、王凤奎、赵桂芳、邢秀荣、贠桂玲、王淑君等。

妇女的历史

旧社会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妇女结婚后得梳"疙瘩头"，孝敬公婆，善待丈夫，干在前吃在后，处处谨小慎微。有的女子因为家里穷，很小就去给人家做童养媳。自从有了 *** ，妇女得到了解放，社会地位明显提高。特别是《婚姻法》颁布后，废除封建制度，提倡婚姻自由，父母包办、感情不和的可以离婚，号召妇女"剪发放足"，村村组建"妇联会"给妇女撑腰。

我村1940年组织"妇女炕头会"，讲解抗日救国真理。1943年成立"妇联会"，组织妇女给八路军纺线织布，做军鞋军袜。妇女们起早贪黑，为抗战做了大量工作。

我村在1974年前后开始搞计划生育。对有生育能力的和已生育两孩的夫妇进行登记，应采取节育措施的全部上站检查。起初是发放避孕套、避孕药或上环，后改女方"粘堵"，再后来改做"结扎"，男方也可以做绝育手术。2002年以后不太强调"结扎"了，还是主张"上环"。

1977年至1994年，是计划生育 *** 期，县乡镇村各级组织付出了很大精力，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通过资料分析，我村在1947年土改时只有700多口人。从1947年到1977年，三十年间增加600人，而从1977年到2007年三十年间只增加200人。

在计划生育 *** 期，由于缺乏经验，政策不完善，制度不健全，有时干群关系很紧张。对超胎户采用过高压手段，出现过抄家、追人、罚款、撤职等现象。手术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我村2人因手术失误而超生，2人因手术失误留下后遗症，2人因术后丧子造成了精神抑郁，经多次协调才解决了医疗费及生活补偿问题。

现在计生工作政策稳妥，工作细致，服务到家，育龄妇女认识提高，一切走向正轨。

灯火的历史

过去引火，因买不起火柴，都是用一种自制的"火镰"，将它与有锋刃的小河卵石片擦打，发出火星，引燃火绒。后改用火柴和火石打火机。有些人家为了省火柴，还采用了青麻秆蘸硫磺水取火。老社会乡下的穷人天黑后几乎都不点灯，必要时才点个火儿照照亮。我们这一带，在清中后期才点上了"洋油灯"。

1959年，我村买了一盏汽灯，带石棉罩的。晚上开社员会时一点，通明瓦亮，当时人们感觉非常新鲜。

1966年，我村从县城拉电线，开始安装电灯。与大队部同时用上电的是第八生产队的社员，队里给户下埋了秆、架了线，房檐下电料自己出钱。随后，各队集体和个人共同筹办，陆续都通了电。唯有刘士伦哥儿俩怕交电费，拒不用电，宁可摸黑也要攒钱。

起初我村架线用的都是木头杆、塑料管线，各户没有电表，凭灯泡瓦数计费。1970年才全部换上了水泥杆，逐户安了电表。1991年线路更新，又安了电表箱、保险盒。1999年搞低改，撤了空中线，拔了水泥杆，埋设了电缆，换了大表箱，电力局统一管理。

刘氏兄弟的居家之道

村民刘士伦、刘士雨哥儿俩一生勤劳节俭。刘士伦是老大，年轻时曾赴朝参战，复员后与老母和弟弟艰苦度日。旧社会生活困难，吃糠咽菜，新社会生活好转，娘仨还是一天两顿糠菜稀饭。后来老母去世，哥儿俩始终没有分家。老二下地干活，老大烧火做饭，日子过得比母亲在世时还要节俭，无钱可花苦度，有钱不花硬攒，基本不买日用品。哥儿俩生来古怪，宁可打光棍儿也不花钱娶老婆。吃饭不熬菜，熬菜怕费盐；没电时不点灯，有电时不安线；衣服补了坏，坏了补，脏了就用灰水泡；有了病，宁可硬挺着也不就医用药。哥儿俩勤劳不怕累，肩担镐刨不求人，年年粮食不少产，肥猪不少养，柴火不少拾，钱财不少进，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攒。1955年废除"联合票"，改用人民币，联合票一万元贬值为1元，并规定了兑换时限。按说哥儿俩应马上去兑换，可哥儿俩一想：拿出去就会露馅儿，日后别人就会来借；再一个，一万元换1元太吃亏。结果，兑换期一过，一大堆联合票立刻成了废纸。即使这样，哥儿俩也没舍得扔，据说后来糊了窗户。实行人民币后，哥儿俩还是艰苦度日，继续攒钱。三十八年后，到了1993年，家里失了一场大火，房子烧落了架，粮钱物全部烧光，最后只从灰堆里扒出了点硬币。大火之后，哥儿俩寸草皆无，村里只好暂将哥儿俩安排到东院刘凤奇家住。后来，一因哥儿俩生活困难，需要村里照顾，二因刘士伦是赴朝复退军人、优抚对象，村里便于1995年将老哥儿俩一起送到了兴城光荣院。老大的复退补贴照发，哥儿俩还是继续攒钱。后来刘士雨病故，大队又将刘士伦送到了新集光荣院。这时，复退补贴再次增长，可还是分文舍不得花，继续积攒，直到2006年病逝。

为军烈属出"代工"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我村很多爱国青年参军参战，有的牺牲在战场，军烈属家庭出了很多困难，家务无人料理，土地无人耕种。国家颁布了对军烈属的优抚政策，其"代工"政策规定，按本村参军户的家庭人口、土地数额计算每年应征用的代工数，向全村18周岁以上的人摊工。起初是按户摊，后来实行"定工包户"。1955年入社前，我村享受"代工"的军烈属有19户，其中有烈士韩海涛一家，烈士韩富林一家，烈士赵品一一家，烈士王永瑞一家，烈士刘士林一家，烈士刘士俊一家，军人韩文彬一家，军人王永才一家，军人王保一家，军人韩文才一家，军人韩庆合一家，军人刘占喜一家，军人刘纪民一家，军人王满一家，军人韩庆友一家，军人韩宽林一家，军人刘占胜一家，军人王更五一家，军人刘占庭一家。

先民遗迹

我村村东和村南各有一个大黑土坨子，有人说那是洪水灭世时的遗迹。过去生产队从这些地方取土垫地，有人曾挖出过树叶片痕迹，还有鱼鳞片、带犄角的水牛头骨和质地坚硬的木头等。水牛头骨当时就送到了县有关部门收藏。村民刘广生家的南台果园处曾出土过陶瓷鱼骨盆、罐，村民刘士存在南土坑曾挖出过一种石器，村民刘纪国家打井时曾从院内4米深处挖出过小碗儿。

村东的黑土坨，表层是细沙，里面全是坚实的黑土，风化后当肥料特别壮，因此也就成了我村的天然肥源。生产队时从这儿拉土垫圈，平整土地时从这儿取土垫地。因为取土，这里曾发生过4次伤亡事故，死6人，伤2人。1950年春砸死了刘永勤，当时他给军烈属挖土脱坯，时年21岁；1962年春砸死了刘占风，当时他给四队挖土，时年53岁；1968年一次竟3死2伤，砸死的是甄志全和韩广兴父子，砸伤的是王保、甄永存，他们都是二队社员；1974年又砸死了韩永全，当时他给8队拉土，上车时土坎坍塌，时年42岁。当时经生产队解决，免去了韩永全账面上的500多元超分，对以后的"人七劳三"口粮分配给予照顾。

村庄由来的传说

我村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据传，初由山东济南一带迁居至此的移民只有邓姓一户、刘姓哥儿俩，当时曾取村名"刘家庄"。后来，又从后韩庄迁来韩自丛一户，再后来相隔二百多年又从忍字口"挑过来"王姓一户。至于后来为什么改称"东河南寨"，有人说可能当时这里有过营寨，因为地处滦河之南，故被称作了"河南寨"，而东、西"河南寨"之分则是后来的事了。

据传，建村后刘、韩、王三姓各立了祖坟。刘姓大门按风水先生指点先在南沟立了坟。刘姓二门和韩姓也先后找了阴阳先生，但看中了同一块地方，位置在村西道北，说此处南冲笔架山，后代定会人财两旺，世封官爵，所以刘、韩两姓先后立坟于此。刘姓在前，居东；韩姓在后，居西。后来，韩家出了武举，刘家出了翰林，风水迷信之说更是不胫而走。王家祖坟立在小安〔地名，位于村庄东南半里〕。有个流传很久的说法专讲刘、邓、韩、王四家是如何划定当初"疆界"的，其言曰："刘家占滩，邓家占山，韩家占圈，王家来晚开垦四边。"

至今，本村从最初的几户人家已发展到505户1，560口人。其中，刘姓已发展到15〔或16〕代224户696口人，韩姓已发展到13代154户471口人，王姓已发展到7代96户275口人。邓姓今虽无存，但史上仍延续了好几代，因为村东烧炭峪沟门河东的大坝台处、瓜地东头和庄南东坝墙下坑处，都有邓家的坟地。无论何姓，现在大家都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后 记

我村离职教师王化民曾有意撰写村志，但因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2006年去世前只留下数条杂记。2008年初，县政协文史委通过镇村联络到我，要辑录乡村旧事。我生于1937年8月，70余年所历所闻虽多，但要汇辑成文，素材并不足备。于是，与文史委的同志商量了大致提纲，能自己写的自己写，不能自己写的问询于村中老人，前后年余，辑此2万余字。如能为后之撰我村志者做一铺垫，我愿足矣。

东河南寨人刘纪国2009年5月23日谨志

《东河南寨村志》作者刘纪国，本县兴城镇东河南寨村人， *** 党员。1937年8月生。历任大队统计员、生产队会计、大队管委会委员。1984年任村委会副主任，1986年任村委会主任，1991年任村支部书记，2003年退职。现为迁西县文史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