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1904年11月25日，他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中。
2005年10月17日，他在上海逝世。
他活了100多年。这100多年里，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疾的百年：晚清、民国、共和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新世纪······
多少生命来去，多少风云变幻，多少人在激荡中无声无息地消失，多少声音还没发出就被激流吞没，而他何其幸运，能在世间留下自己的一些声音和一个侧影。
他叫李尧棠，笔名巴金，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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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知的他—
相信不少人最早知道巴金，是在语文课本上。
那时，老师这样介绍他：巴金幼年多病，没上过什么学；14岁时，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进入英语补习学校念书，刚刚一个月，就因病辍学；1925年，他到北京准备考北京大学，但是体检时发现患有肺病，无奈与北大失之交臂；1927年，他赴法国求学······总之，他是历经坎坷而不屈不挠的人。
他出身官僚地主家庭，身边“有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三四十个男女仆人”，从小目睹封建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五四运动后，他接触到新文化，立志将反封建进行到底！所以，他选择“背叛”封建家庭，于1923年奔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他的很多作品都有着鲜明的反封建特征······总之，他是一个进步青年。
那时的考试，出卷人是非常喜欢巴金的。围绕巴金，一张卷子里，他们能出很多题：巴金的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代表作（《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他的荣誉（“人民作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他的语言风格（朴素、直白等）······反反复复，乐此不疲。
然而，我们记住的这些，终究只是一个没有血肉的符号啊！
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有他的成败，有他的欢愉，有他的奋发，有他的情爱，更有他的痛悔！
▲巴金代表作
—他的喜爱—
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买书、藏书，是他一生中除了创作以外，最为重要的事。巴金胞弟李济生老人在1991年写就的一篇文章中说：说到他（指巴金）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
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
而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原本一家人的生活已经很拮据了，但他省吃俭用，还是要买书。
一天，妻子萧珊实在忍不住了对他说：“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不知道家里到底有没有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的巴金说：“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二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这种“任性”不难理解，人总要找点快乐，才能忘掉一部分伤痛。
▲1927年巴金在法国
—他的柔情—
1936年，巴金以《家》而成为青年之心中偶像，追求他的人很多。有一个女高中生给他写的信最多，他们通信达半年之久，却从未见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女孩主动寄了张照片给他，然后他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
之后，他们经过8年的恋爱长跑才喜结连理。结婚时，巴金已经40岁。两人的婚礼极其简朴，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设一桌宴席。
▲一家人
她叫萧珊（原名陈蕴珍），一个比巴金小13岁的女人，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让巴金动情的女人。
巴金这样形容萧珊——
她是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一个读者。1936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1938年和1941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1944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20，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文革期间，巴金受到残酷的迫害，萧珊也因为与巴金的关系受到非人待遇。
1972年7月，萧珊因患癌症住院，半个月后含冤长辞人世，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但是那时的巴金没有自由，他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而萧珊的骨灰是过了3年才到巴金手上的。
巴金把萧珊的骨灰捧回来后，就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之后的每一夜，巴金都与萧珊的骨灰共眠，直至2005年逝世。而此前，他早有遗愿，希望将自己和夫人的骨灰一起撒向大海。
他曾说：“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这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连在一起。”
因为，只要他还活着，他就忘不掉她，她就会在他的回忆里和心里活着。
—他的忏悔—
上海武康路113号是巴金在上海最后的寓所，也是他在上海定居住得最长久的地方，这座小楼始建于1923年，曾为苏联商务代表处，从1955年起，他和女儿一家就住在这幢三层小洋楼里，庭院里种满了白玉兰，他在此楼居住了40多年。
在这所小洋楼里，巴金做得最多的事情，恐怕是忏悔。
巴金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就开始忏悔，他当时曾经在那个运动中“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这些事虽然早已被人们忘记，但是他在《随想录》中说：
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20世纪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
他回忆“文革”往事时，为自己“文革”中的唯唯诺诺，不敢坚持真理而忏悔；他在回忆鲁迅时，为自己在鲁迅“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而忏悔，为自己丧失了“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的鲁迅精神而忏悔。
有人说绝大多数人在一个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集体下跪说：我忏悔！在那个运动结束之后，又集体昂首站起来说：我控诉。然而，巴金从一开始就在忏悔，他的余生在忏悔中度过！而他之后，就很少有人忏悔了。很多人都在忙着逃避，忙着遗忘······
—他的悲痛—
巴金曾说，大哥是爱他最深的人，三哥是最关心他的人，他曾以多篇文章描述两位哥哥的形象：
大哥从小聪慧，有着抱负、理想，又受着“五四”新文化深深影响，他最早将五四新文化思想带进家庭，他勇气十足地承担起一个没落大家庭全部的生活重担，将最爱的两个弟弟送出去读书，在家庭最为困难的时刻，支持四弟巴金去法国，但面临家庭破产，最终自杀。
三哥富有才华、颇具亲和力、敬业而乐群的有为青年，在大哥去世后，主动地承担起了赡养十一口之家的重担，但最后在贫病中告别了人世。
两位哥哥的先后去世，成为巴金心上沉重的创伤——
“我感到痛苦的是，我两个哥哥对我都很好。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
“所以我也不愿过什么好生活。”
“两个哥哥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我希望他们两人能被人记住。”
在人的世界里，仿佛天然有“铭记”和“遗忘”的博弈。
巴金是文学史上巨匠，他做出的贡献，使得他不应该被遗忘，所以我们需要通过阅读和解读他的作品、了解他的生平、考试等形式来铭记他、纪念他。
巴金深爱自己的妻子、兄长，人与人的牵绊，使得他不愿遗忘他们，所以他通过回忆、创造文学形象等方式来纪念他们，甚至希望别人能记住他们。
但是这真的就能记住“他们”吗？
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能记住的，是别人眼中的他，是被人解读过的他，是为了纪念而符号化的他，终究不是他。即使是与我们亲近的人，我们能记住的，也不过他与我们相处时的一些片段，这些片段还是经我们自己的头脑演绎过的。
哎，铭记的，看似胜了遗忘的，可到头来也不过是活人的自娱自乐。
命运，最终对谁都是残忍地公平。
那“铭记”的意义在哪儿？
也许就在“让活人在自娱自乐中活下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