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11年了，在离开父亲的这些日子里，我会时时想起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想起了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岁月。
父亲的形象永远存储在我的脑海里。他个子不高，身体匀称,说话声音稍高,特别是人稍多时他说话就跟和人吵架一般。他性格很好，虽然偶尔也会发发脾气，但是这样的情况很少。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训我的次数并不多，他除了气急发点脾气之外对我说话大都是和颜悦色的。
小时候我曾跟母亲在父亲工作的夜村街待过一段时间，但那段时间我只记得母亲在镇上学缝纫，只记得我和附近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耍，遗憾的是对那时的父亲没有一点印象。倒是母亲带我们回岩峪沟生活之后，有一次我跟父亲在他当时工作的夜村食堂待过几天，其中父亲晚上带我去磕崂看露天电影的情景仍记忆犹新：那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估计大约也就是两岁左右吧。当时看的电影啥名不知道，只记得有人赶着牛犁地，刚看到从这边往那边去，但突然又从那边往这边来了，很是好奇。当时好像是没有声音，现在想一想可能是人们说的土电影吧，要不就是纪录片了。
我还记得几天之后父亲送我回家时我不想回，因为毕竟在父亲的单位吃得好，还整天只是玩，多美？所以当父亲征求我意见“回不回家”时，我还不好意思明说想继续留下，只假装自己肚子不舒服，但是最后还是被父亲送回了家，当然有好长一段路是父亲背着我走的。
记得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一家人去垛坡里挖了一“闳晌”红薯，一共挖了多半背篓，但是我们都小，背不回家，天黑下来后我们就在地里朝着下沟里喊着：“大大，大大……”老天有眼，我们喊了一会儿，果然传来父亲的回应声，他下班后从镇上赶回来了，按照迷信的说法估计是有着心灵感应吧！
刚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偷了父亲的“英雄”钢笔，那支钢笔我太喜欢了，粗粗的笔身，铮亮的笔帽，还配有箭头一般的笔卡。事发不久就被父亲发现，当被父亲逼问时我心虚很快就招供了，随后被父亲恨恨地训了一顿。但是我记得很清楚，那次训话父亲至始至终都没有要打我的意思，连我都感到意外。
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爷爷在岭背后的涝峪分销店工作，有一天我和弟弟去看望爷爷，乘人不注意，我偷拿了爷爷分销店的一把毛笔和两个烟斗，事情败露后被一家人在我家正屋好好收拾了一顿，当时父亲并不在家，但等他后来回家之后还是没有忘记“找我谈话”，谈话时的情景已经记不清了，但是绝对没有训斥或者大骂。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我经常遭母亲的打，甚至有时间还被误打，但是父亲从没有打过我，值得一提的是我也没见他打过别人。
打开“搜索”功能键，父亲一生只和我们一起割过一次柴禾，时间大约在1969年左右。那一天，父亲和我们兄弟四人一起在后山朝顺沟里割的梢子柴禾，他担的担子估计有100斤左右吧。他不会捆捆子和扎担子，这些活都是大哥、二哥帮忙的。一路还算顺利，但挑了10多里路回到高疙瘩梁上时实在走不动了，父亲就和我们一道放下担子休息，但他哪里能和我们一样，都敞着上衣躺在山顶上吹了吹风，我们啥事没有，父亲回家后就病倒了，严重脱水，最终还专程请来张涧卫生院的何医生做紧急治疗才有惊无险地过了关。
父亲是解放前的初小毕业生，文化程度不高，但毛笔字写得不错，然而他很少写，只是有几年的春节时在我们姊妹几个无人动笔的情况下才逼得他挥笔泼墨。
每年过春节时，父亲回家总要给我们做饭。他很仔细，做的菜样数很多，这引起我极大的反感。因为总在我们快要吃饭时外面前嘴里的锣鼓加捻就敲起来了，这时爱好热闹的我们谁还有心思吃饭啊，但是因为是过年，饭又必须在家吃，还要全家人在一起吃，尽管在屋里急得团团转，我们还是不敢出门去看，于是就只得耐着性子看父亲将一盘一盘的菜炒好放在桌子上，直等到父亲上桌子坐定后的一句“开始吃”，我们就好似得到赦免令，这才很快地巴拉两口扔下碗筷就跑了出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有一次我和弟弟去父亲所工作的三十里铺，具体咋样到县城的已经不记得了，但从县城到三十里铺的情景我历历在目。当时在县联社找到父亲的朋友，经人家联系后我和弟弟挤上“大联筹”武斗队卡车，卡车正中间架着一架重机枪，机枪口上挂了顶草帽。途中，坐在四周抱着步枪的“战斗队员”高唱着歌曲，“今日就死在太行山上……”
其中这一句我一直记在脑子里。车到三十里铺我们下车时，车上人叮咛：“下车后不要胡乱说”，当时我们心里害怕，甚至于连头都不敢抬，只“嗯、嗯”的答应。也就是那一回，我和弟弟在父亲那里待了好长时间，每天我们各推一辆自行车去河对岸的公路上学车子，光学着“沿车子”就用了好几天，最后离开三十里铺时我可以像大人一般自如地骑在车座上骑车前行，而弟弟那时只10岁，只能用一条腿掏着“圪功圪功”的蹬着自行车跑。
1969年，我们家被队上的贫下中农定为“漏划地主”，从此，我们过上了近一年受尽歧视的艰难日子。参加不上村里人组织的“烈火战斗队”，更不用说参加只有贫农子弟组织的“红卫兵”，队上成立文艺宣传队，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参加了，唯独不接纳我们这些“地主的孝子贤孙”。更可气的是比我们年龄小的孩子都敢欺负我们，我们不光不敢反抗，还怕大人生气不敢回家告诉大人。
也就在这一年冬天，我抱着一只鸡一大早从岩峪沟出发，要赶去比60里的县城还要远的三十里铺，那天大约是晚上10点左右才到的，当去敲父亲的房门时铁将军把门，我几乎能瘫软地坐在地上。怎么办呢？我跑了这么远，找不到父亲我可怎么办？晚上总不能在门口蹲一晚上吧？突然，我想起父亲提到过乐园一个叔叔叫雷绪芳，是他的好朋友，就在三十里铺公社任社长，我决定去找他碰碰运气，如果他在，最起码晚上能给个住处吧。意外地是我敲开公社社长的房门，父亲正坐在屋子喝茶闲传。不知道怎么的，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呜咽着竟然语无伦次，前后就一句话：“大大，我给您抱来只鸡……”那一天的晚上，我和父亲都久久难以入睡，父亲给我盖得很厚实，我自然觉得热，一会儿就要露出肩膀伸出脚，一发现这样，父亲就赶紧给我曳被子……
大约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家的“漏划地主”被宣布为错划，并“恢复中农成分”。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今后成了中农成分，比原来的上中农成分好多了”。对于队上耍无赖没有赔偿没收的财物，父亲显得很大度：“只要你们今后和其他人一样，那些东西算个啥？”
虽然我们家“漏划地主”的成分被改正了过来，但村里有些人仍在思想上转不过弯子，很长一段时间仍将我们当成“可教育好的子女”仍对我们另眼相看。在外工作的父亲的日子也不好过，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先进的父亲很快就被县大荆财贸学习班的“超大网”政策定为“贪污分子”。当时父亲的压力很大，但看到周围的同事都成了和自己一样的“贪污分子”才没像少数人那样走上绝路。我和弟弟曾去岭背后的张涧公社看望过一次父亲，那是父亲被“县财贸学习班”的革命派押回原籍索要“贪污款”的。我和弟弟给人家带去120元“卖缝纫机”的钱，在此见到父亲被人家看管着，除了没有带手铐之外，完全和犯人没啥两样，看着那样的场景，真是心如刀搅，我一辈子都难忘那一时刻。
好在不到一年时间，父亲的问题就得到彻底 *** ，父亲还因祸得福，竟然离开了远离县城的三十里铺被安排在县酒厂当保管员，从此后父亲过上了稳定的生活。
我1972年元月高中毕业后回岩峪沟劳动，每天只挣6分工，比妇女还少1分。随后我们县先后修建南秦水库和二龙山水库，县里给各个队派民工，那时干民工每天得一个劳动日（10分工）还管饭吃，我就经常轮换着去水库劳动，尽管整天干着重体力活，但一挤出时间我就去父亲那里，吃父亲最拿手的带有豆腐块的烩面片。父亲做的烩面片，调料放得多点，加上油水较重，是我最喜欢吃的。每次前往，这种饭都是我的首选。
1974年初夏，由于我的失误左胳膊被面粉机的齿轮夹伤，去夜村地段医院缝了13针，返回后的当天晚上不少人都来探望，父亲也于当天晚上赶回，等人都走了之后，父亲坐在我家后屋我躺着的炕堜子上用手抓住我受伤的胳膊只说了一句话：“这要是有啥事，可咋办呀么！”我当时强忍着痛笑着告诉父亲：“没啥事，也不痛”，但在我心里真的是怕父亲心痛。
我在农村一段时间受到排挤，最严重的是因为我向县委组织部反映了驻我队“县委 *** 思想宣传队”的一些问题，被宣传队划为被整的主要对象，曾要开大会批斗我，但因我传话给他们“只要准许我发言就成”，这才使宣传队长姚金友蓄谋已久的“批斗会”最终没敢召开。父亲和母亲怕我得抑郁症，商量后破例给我买回一把秦琴，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稀罕物，也算得上是件奢侈品，平时花钱几乎到吝啬程度的父亲，竟然没有丝毫的犹豫。父亲、母亲买回的那把秦琴，陪我度过了在农村中最郁闷、最迷茫的很长一段日子，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前几年我又买回一把秦琴放于家中，尽管弹拨的手法已不熟练，平时也很少拿起它，但更多的是看到它心里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心里觉得充实许多。
1975—1976年间，我想去公社的林场、砖瓦厂都没机会，为此，女朋友看不到希望毅然离开了我。为了给我找工作，父亲到处打听，到处找人、托人，甚至通过关系给我在火葬场找工作都无果。我曾亲眼看到父亲为我的事向在面粉厂任厂长的三舅求情让他给一个姓谢的说句话，可是，不管咋说三舅就是不答应。此后，我回老家岩峪沟用自行车带着母亲专程去县城面粉厂去求三舅，三舅嘴里虽然说他与姓写得很熟，也就是一句话的事，但他最终还是以“你们家孩子都出去工作了谁来种地”为由，断然拒绝了母亲。我当时很愤怒，冒着大雪骑车带母亲回家，发誓再也不去求他。
我曾在父亲工作的商县酒厂干了几个月临时工，那一段时间是父亲最开心的日子。我那时年轻气盛，有的是力气，干活没麻哒，说话也多少能掌握点基本的分寸，算是给父亲长了点脸，不像他的一个姓王的好朋友的女孩那般无知，人家“玩拢”她说“油炸冰棍”好吃她还要跟人家去吃……
高考时，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在商县县城参加高考，这给了父亲表现的机会，他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工作，全天都围着我们转，早上陪我们吃完饭送进考场，考完后走出考场就能看到父亲的身影。我被初录，公社中学通知让我去县城体检时父亲正好回家来，得此通知后父亲立即和我骑自行车去县城陪我参加第二天的体检；我接到“商洛师专”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也赶了回来帮我办理有关手续；我在商洛师专就读的那段时间，父亲经常和我一起骑自行车回岩峪沟，一路之上，父亲不忘教我怎样对待同学，对待老师，怎样在人前说话等，我那时听着都有些烦，好在我还是耐心的听着。有一次父亲到学校看望我，而我正在和同学打扑克，父亲见到后没有严厉批评我，但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不高兴和对我的失望，从此之后我在校期间再也没打过扑克。
我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之后，父亲总觉得我没有长大，每次放假回到父母亲居住的窑头村住所，父亲都免不了教育我一番，其中包括：怎样和同事搞好关系，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等。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回家后父亲还是照样叮咛我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每次都是他托人为我们买车票，每次离开时他都要送去车站眼看着我们所乘坐的车离开。
我的第一次婚姻很不顺畅，没少让奶奶、姑、姑父、姐夫等人操心，其中，父亲没少为我与前妻闹矛盾的事唉声叹气，没少埋怨自己没本事，我怎样向他解释都不听，直到我们办理了离婚手续，父亲才稍得安慰。然而由于我的固执，再婚时我没有听从父母的意见，只开始父、母亲的思想是转不过弯子的，但最后见我态度坚决，他们还是屈从了儿子的意见。好在此后的日子里，妻用自己的行动让父、母亲的心理得到宽慰。
1990年年底，父亲上房时不慎从院墙上甩了下来，腿骨错了位，加上当时医生接骨时的粗心未仔细矫正，此后的19年时间内父亲一条腿总不直溜，尽管他自己没啥感觉，但父亲原来走路就有点拖地的习惯显得更加明显，他穿的鞋更是往外蒯，磨损相当严重。
父亲在过去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说话经常会带出一些意想不到的词句，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有次我顶撞了父亲，他送给我最重一句话：“人而 *** ，不知其可矣。”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从父、母亲60岁开始，我就坚持回家为他们祝寿了，我心里明白，尽管他们总说“过啥生日？”，其实心里是蛮在乎的。包括我带家人尽量回家过春节，我知道虽然给他们添了很多的不便和麻烦，尽管他们为让我们高兴忙得不亦乐乎，但心中是高兴的，看到他们高兴，这不是做儿女的最大的快乐吗？当然，我们回家有时间处事不当，也没少让二老生气，但那绝不是我的初衷。
父亲、母亲去过我曾工作的金堆城，去过我曾工作的山西铝厂，为了能多见到我，父亲有意将厂里的酒推销到河津铝厂，为此还产生过纠纷，直到退休时才解决完。父亲、母亲还去过我曾工作的华阴桃下镇，当然也来过西安现在的家。父母亲还专程前往咸阳和我的岳父、岳母会了面，在他们心中算是给我充了面子，完成了自己应有的礼数。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2005年1月9日，我们全家人聚集在西安为父亲过了一个体体面面的生日，就在我们小区对面的田园饭店共办了两桌酒席，按照当时的情况看，档次还不算低。从效果看，父、母亲都很满意，也让我们感到很有面子，对于父、母亲的愧疚多少能减少一点。
父、母亲在我这里住过一段时间，正好妻当时在华山15街坊租了房子陪金金读书，我又在万寿路南头的阳光大厦上班，白天一般就他们两人在家，父亲会做饭，他们过得还不错，可笑地是父亲不小心将锅盖烧坏了，还想偷偷的买一个补上，原因是怕妻知道后落埋怨。我知道后感到寒心，我也很担心自己老了后也会在孩子家重演此剧。
我一直想让父、母亲在西安过一个春节，2008年冬天的工作做得很到位，父、母亲也愿意留下来在这里过春节了，不料快要过春节时，侄子延龙的对象出现问题，本来这没啥大不了的，但是他们如坐针毡，怎么留也不行，最后让我将他们送上汽车。由此，在西安和父母一起过春节的计划永远成了实现不了的计划……
有一年父亲和姐妹一同来西安，专程去看望有病的小姑父。那时我没有车，乘公交车去的，自然有座位，能说得过去。但是返回时因为心痛钱竟然从小姑住的电子二路搭得到李家村下车转乘当时的20路区间车返回，没想到在李家村上车后竟然只有一个座位才让父亲坐下。为这事我后悔一辈子：要是上车没有座位怎么办？我为啥就不能搭得到始发站？我真的连这一点钱都拿不出来吗？后悔呀，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后悔有用吗？
2008年父亲查出重病之后，我用哄骗的手法说小姑父有病必须让他们来看一下，才坚持让父母来西安逛了一趟大唐芙蓉园，总算了却我的一块心病。因为就在此前一次我带他们走到大唐芙蓉园入口，因为他们来西安时没有带老年证，怕我多花钱坚持不进去看。在那次逛大唐芙蓉园的过程中，我看到父亲身体已不如以往，看到母亲拄着拐棍也行动困难，心中想着这就是最后一次陪他们来这里了，不由得暗暗流泪。
也就在那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文中写了我记忆中关于他的一些事情，并送他阅知，文中还特别借用了女儿上大三时给我信中的一句话“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孩子”，这应该是对父亲的最大的宽慰。
父亲身体一直很好，很少得病，即使有个感冒吧，喝两包药就好了。但是刚过82岁生日后不久父亲的身体出了问题，竟然查出喷门癌，这真如晴天霹雳。此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改掉检查结果向父亲隐瞒病情，从郑州的肿瘤医院买回“特效药”，父亲也能积极配合，据他说效果还不错的，只可惜一个时期之后他又患上脑梗，才不得不住进医院。
父亲重病住院之后，因为我离的最远，守候在父亲病床的时间也最短，陪伴在父亲病床前，也是我心里最煎熬的时刻，我很想陪父亲说说话，但是父亲已经不能说话，加上我总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一看到父亲总想流泪，我更害怕父亲不能言语且久久看着我的眼神，只要一对视我就忍不住眼泪就要流下来，就得赶快躲开，不像弟弟那样还能给父亲说道一些“我们姊妹几个现在都行”的话题。
在确定父亲的病已无望的情况下，我们在父亲生日的当天将他送回了老家。在老家的8天时间里，我穿着父亲的的棉鞋走遍了岩峪沟的山梁，用TV拍下父亲难以看到的岩峪沟的一些场景，让躺在病床上已经无神的父亲观看，也算是尽了最后的一点孝心。遗憾的是我因回家待的时间长而返回西安，准备第二天去班上点个卯让领导们见见我的身影，没想晚上就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第二天我就携家人匆匆赶回。
我一生感到最欣慰的是父、母亲在世时我为他们拍了不少照片，摄下不少影像，何况这些资料他们当时都已欣赏过，当然他们心里也清楚这些影像就是留给后辈人的遗产和念想。现在，我们只要打开电脑，父、母亲依然精神焕发，笑容满面。他们依然活动在窑头三舅家的院子里，依然在南街妹妹的家门前谈笑风生，依然和亲友在一起聚餐，依然行走在大雁塔广场和大唐芙蓉园……总之一句话：依然生活在我们身边。
父亲确实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曾多次出现在我的梦里，他依然那么的精神，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的洪亮，让我心里稍得安慰。
希望远在天国的父亲和母亲依然像在世时那样经常说说笑笑，永远欢欢乐乐……
【作者简介】金佰安，笔名尚舟。生于1954年3月，商州区夜村镇人。 *** 党员，大专学历。商洛棣花古镇乡土文化研究院会员。历任教师、纪委办公室副主任、纪律检查科长、纪监监察部部长等职，二零一五年退休。喜欢交友，爱好文学。长期在中国第十冶金建设公司工作。有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纪检监察报》，散文《南爪花煎饼》、《妻子爱唠叨》发表于《首钢日报》。先后在《二建通讯》《中国十冶》等杂志发表文章数十篇。著有百万余字的散文集《走出岩峪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