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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官司打了三年还没结果(离婚官司最多打几年)

“十年,我熬了十年,终于解脱了。”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门口,女人攥紧律师桂芳芳的手,哭得浑身战栗,她拨通母亲的电话,抽泣着说:“妈,我自由了!”撕扯数年,离婚案调解成功,此刻,她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新生活。

这一幕是纪录片《人生第二次》第七集的开篇,当事人真实的情感宣泄,律师眼角泛起的泪花,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

一场官司,就能让夫妻从至亲走向至疏。作为一名主要处理婚姻家事诉讼的律师,每天,都有当事人怀抱着委屈或决心,带着爱恨情仇,找到桂芳芳——

“他下死手打我,在家里多待一秒,我都会害怕到窒息”“家里的钱被他炒股输光了,我现在生活在泥潭里”“他承认出轨,但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很多男人都会做的事”“去年一年我挣了300万,一分也不想给他”……情到浓时,不分你我,一旦翻脸,锱铢必较。

纪录片《人生第二次》截图

在很多人眼中,家事是理不清的乱麻,清官也难断。而从业十多年,桂芳芳专“断家务事”,她办了1000多件离婚案,虽然不是当事人,但她好像也一起体会了他们人生中的跌宕起伏。在她看来,自己就是婚姻渡口的一名摆渡人。“他们在过河,而我刚好在摆渡,撑着桨带他们来来往往,走向属于自己的渡口。”

不破不立,开启第二次人生

接到纪录片《人生第二次》的拍摄邀请时,桂芳芳正像往常一样奔走在办公室和法院之间。她是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这家律所2021年1月成立,聚焦于婚姻家事和财富传承领域的诉讼和非诉业务。

每年有上千位当事人到这里寻求婚姻帮助。桂芳芳说,拍纪录片是对生活的介入和干预,很多人会有顾虑,有人不愿将隐私公之于众,有人担心拍摄会影响案件进程,有人直接拒绝,有人先同意后反悔。

每位当事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案件也都很特别,拍摄了上百个案例之后,纪录片里最终呈现的个案,为观众展示了三段不同的婚姻及人生——

为了让小儿子能和自己一起生活,周东晓与前夫开始了抚养权之争。平日里,她每天接儿子放学,回自己家给他辅导功课,再按前夫的要求将儿子准时送回去。每次孩子跟妈妈和哥哥过完周末,总是撒娇说自己不想回爸爸家。而周东晓只能说“不要难过”“妈妈再去和爸爸争取一下”……

庭审当天,当周东晓说,为了孩子,自己愿意去前夫家,照顾孩子、给孩子辅导功课,前夫回家自己就离开,全程不会和孩子的父亲过多见面时,法官也被打动了。桂芳芳说:“想想那个场景,觉得挺不忍的,她付出了这么多,但就像一个田螺姑娘,是不能被看见的。”最终案件得以顺利调解,法院增加了母亲探视时间,孩子大多数时间都可以和妈妈在一起,但爸爸更有经济实力,抚养权还是归爸爸所有。

右为桂芳芳

周东晓的温柔和坚定,让很多人动容,有人说,“有这样通情达理的妈妈,即使是单亲家庭,两个孩子也一定能好好长大”。

但在有些人眼里,离婚、单亲这些字眼听来依然刺耳。

沈梦离婚后,妈妈经常与她爆发争吵,在老人看来,“离婚很自私”“单亲家庭的孩子会被歧视”。但沈梦很理性,她认为丈夫曾家暴自己,两人长期冷战,分开才是更好的选择。

她结婚14年,育有一儿一女,大女儿14岁,小儿子5岁。两人离婚后,一审法院判决大女儿跟爸爸、小儿子跟妈妈。沈梦对判决不满,想通过二审上诉争取大女儿的抚养权,让姐姐和弟弟一起长大。

孩子就是一根线,一方扯得太用力,线很容易断。虽然沈梦很喜欢女儿,但女儿似乎不喜欢妈妈的教育方式,觉得和妈妈一起生活压力很大。一审判决时,法官就是在征询过大女儿的意见之后,判决其随父亲生活的。《民法典》已有明确规定,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二审败诉,沈梦收到判决书后斩钉截铁地说,自己还要继续 *** ,申请再审。在处理过大量离婚纠纷的桂芳芳看来,婚姻不是战场,只有尽快放下,才可以走向全新的人生。沈梦最终也打算放过自己,她准备考取证券从业资格,弥补自己“投资”家庭的失败。

2022年2月22日是星期二,也是壬寅虎年正月廿二,网友们称这一天2022最有爱的一天。当天,杨浦婚登共接待200多对新人。(蒋迪雯 摄)

婚姻,从来不是一纸承诺就能地久天长;离婚,也不是一拍两散就真能一别两宽。一直以来,人们都说家代表着爱与温暖,但很多时候,家却是造成伤害的始作俑者。

靳婧是个90后主播,她和丈夫郎才女貌,婚姻原本幸福美满,但丈夫瞒着她借钱炒股,欠下了上千万的债务,不得不变卖房子、车位来偿还。感情中的信任基础被破坏,两人和平分手。离婚后,靳婧无法单独带孩子,男方依然会到她家照看孩子,感情还在的他们开始以一种新模式相处。

有人一刀两断后,绝不拖泥带水,有人因为种种原因,离婚不离家。这一集纪录片的片名是《破》,英文翻译为moving on,桂芳芳觉得很贴切。“离婚本身就是打破一个家庭,夫妻感情破碎了,需要有人来清理,离婚律师就是在做这件事。通过拆解婚姻,让当事人受到的伤害最小化,尽快帮他们开始新生活。”

从离婚律师,到婚姻家事律师

8月2日一早,桂芳芳外出开庭,她搭乘的出租车司机是位中年女性,性格泼辣,听说这位乘客是律师,便倾诉起了自己离婚的曲折,也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二次起诉的担忧。“都没有感情了,还要拴在身上?说什么保护女性,吵架打架后都是我哭……”

一路上,桂芳芳给她普法,告诉她法院有自己的考量,一般会倾向于给夫妻双方一次机会。但现在也正在进行家事审判改革,主要会考量双方的感情现状。

桂芳芳

做婚姻家事律师十几年,桂芳芳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情况:承诺“给你我的全部”的丈夫,为了房产和妻子争得面红耳赤;曾经山盟海誓的男子,对爱 *** 脚相向;夫妻举案齐眉时,孩子是爱情的结晶,劳燕分飞时,孩子成了争夺的筹码。

生活中,我们能感受到离婚人数的增多,民政部发布的数据也能佐证——2000到2013年之间,我国结婚率呈波动上升状态,2013年以后呈较快下降趋势;离婚率则在2000到2019年间持续上升。2020年,我国有814.3万对新人登记结婚,离婚登记数据则为433.9万对,离婚登记人数超过了结婚登记的一半。

“统计数字之下,个案千差万别。”在桂芳芳看来,婚姻家事案件的变化,也折射着社会观念的改变。

十几年前认识新朋友时,提到自己是“离婚律师”,大家会开玩笑说,“那我最好以后不会找你帮忙”。当时,很多人离婚不进法庭,也不会找律师。就算闹上法庭,离婚诉讼中最主要的问题也就只有“离不离”。以前法官办离婚案子时,要分家里的板凳、煤球,当时人们认为,离婚不过是时间问题,最麻烦的可能就是抚养权的争夺,几乎不会涉及财产分割、婚内协议、遗产继承等复杂问题。

如今,从“离婚律师”到“婚姻家事律师”,不仅是称呼的改变,也是业务的拓展——如果把婚姻按照生命线分成婚前、婚内、离婚、离婚后几个阶段,法律服务就对应着起草婚前协议,进行婚前辅导、尽职调查等;签订婚内财产协议,进行情感修复等;打离婚官司;解决离婚后的财产、抚养权、探视权争议问题等等。

“毕竟,婚姻是除劳动收入之外,能影响你财产变化的最大的法律事件了。”桂芳芳说,俗话说“女怕嫁错郎”,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不一定要依附男性,才能获得优渥的生活和阶级跃升,男性的择偶要求,也不仅仅是相夫教子。老话已经有了新意味。

在浦东新区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的人(殷立勤 摄)

小米找到家与家律所时,已经收到了丈夫小凯要求离婚的法律传票,两人刚结婚一年,感情很好,她不敢相信丈夫不声不响地搬出了新房,还要求离婚。她甚至觉得小凯是得了绝症,怕拖累自己才提出离婚的。

在交流中,律师得知,小米的父母半年前车祸去世,在上海留下了9套房产和1000多万的银行存款及理财,价值大概有2亿多人民币,小米是唯一继承人。果然,小凯在后续寄来的补充诉讼里,要求分割小米继承的遗产。两人见面时,小米质问对方:“你凭什么来分割我父母留给我的遗产?”“凭什么?凭我们的结婚证啊!”

根据《民法典》规定,小米继承的遗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她的父母没有写遗嘱说遗产由她个人继承,所以她丈夫也能分走一半。

其实,这种情况,一份婚前协议就能规避。“结婚前,人们忙着拍婚纱照、准备嫁妆、筹备婚礼,有多少人做过法律方面的准备呢?”桂芳芳说,“虽然大家开玩笑说,谈感情伤钱,谈钱伤感情,但其实不谈才是真的伤。每对即将走进婚姻的青年男女,都有必要了解婚前协议的相关法律规定。”

2015年,桂芳芳曾帮施杨和然然拟过婚前协议。施杨的父亲是一个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在海内外有近百套房产,施杨是其唯一的儿子。然然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家境普通。施杨的父母考虑到双方家境差距悬殊,如果不签署婚前协议,婚后不管是施杨接受赠予还是继承所得的财产,都有可能变成夫妻共同财产,于是要求儿子签婚前协议。

两人最终还是在吵吵闹闹中走到了离婚这一步,女方一开始避而不见,后来提管辖权异议,又申请延期开庭,还以分割夫妻财产为名,索要1800万元,对婚前协议闭口不谈。当法官问及是否存在婚前协议时,她才妥协。经过调解,施杨一次性给付女方200万元经济补偿,双方再无其他财产纠纷。

谭芳律师(左)和桂芳芳律师

婚前协议不只是在“嫁入豪门”时需要,随着结婚时经济成本的上升,很多条件普通的家庭,都需要掏空几代人的积蓄来买一套婚房。在桂芳芳看来,虽然法律规定婚内财产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但婚前协议给了一个路径,让夫妻双方可以自由约定,互相尊重对方的意愿。“这就是民法典的精神,让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的财产做主。”

说完,她又补了一句,“虽然婚前协议既能保护‘富家女’,也给了‘穷小子’跨越阶级的可能,但我还是认为普通人‘嫁入豪门’的神话不足信。”

结婚的原因很多,离婚也是为了能幸福

经手了上千件离婚案,听到最多的离婚理由是什么呢?“出轨。”桂芳芳说。

“现在出轨率很高,有时一天连着接待的几个当事人,全都说伴侣出轨。”多种证据都可以证明对方出轨:音视频资料、电话记录、聊天记录,以及当事人自认出轨的悔过书等等。疫情期间,老张去情人家约会,被封在楼里14天,在妻子的逼问下只得据实相告,这件事本身,就可能成为出轨的证据。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制作过一份关于离婚纠纷的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在上百万件的离婚纠纷案件中,77.51%的夫妻向法院申请解除婚姻关系,理由都是“感情不和”,其他理由还包括家庭暴力、离家不归、不良恶习等等。

坐在桂芳芳面前的当事人,经常会一边求救,一边掉眼泪,说着:“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宁愿从未遇见他。”

有生活原本殷实的白领,因为丈夫 *** 深陷债务漩涡,生活变得暗无天日;有女人为了家庭放弃了事业,却和丈夫的人生走向了不同方向;有人长年累月遭受丈夫家暴,却因为没有证据而举证困难,加之经济条件不佳,在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时也陷入劣势,“在这个家多一秒钟,都会让我害怕到窒息。可是我要救我的孩子,我不能让她和恶魔一起生活。”

2021年6月17日,萍聚工作室举行反家暴征询会。(董天晔 摄)

十多年前,桂芳芳还是法学院学生时,协助律师办理的第一个法律援助案件,就包含了家暴、出轨、抚养权争夺等因素。当事人是一个瘦小的妈妈,从外地农村嫁到福州,她原本对大城市充满希望,却在婆家尝尽了绝望。所谓的丈夫,经常随心所欲地对她大施拳脚,还总带不同的女人回家,对她毫不避讳。

当时《反家庭暴力法》还没有实施,这位母亲以为只要自己委曲求全,就可以让女儿悄悄长大。可她的隐忍换来的,却是丈夫对她和女儿无休止的暴力。尽管自己没有住房,也没有稳定的收入,她还是勇敢地选择了起诉离婚。在律师的努力下,她取得了孩子的抚养权,离婚后也可以继续居住在前夫的房子里。此后,桂芳芳每周末都会去给女孩补课,与母女俩建立了更深切的联系。

多年后,在上海市妇女儿童 *** 服务中心值班的桂芳芳,遇到了一位女士来咨询。听对方哭诉着丈夫的暴行时,她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位母亲。“与当年不同的是,我们现在能为她们做的,远远不止当时的那一点了。”求助者的情况被 *** 服务数据系统记录下来,符合条件的当事人直接申请指派援助律师,反家暴法和民法典也已经实施,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更加细致。

时代发展与自我意识的觉醒,也让年轻人的婚姻选择更有自主性。“互联网刚发展起来的时候,经常有年轻人闪婚。现在大家对结婚慎重了很多,但闪离还是很多,前一晚吵过架,很可能第二天就要去协议离婚。”桂芳芳说,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观念的改变,很多年轻人离婚是为了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年轻人离婚,不一定会是“出轨”等原则性问题,反而是“婚后丈夫不做家务,沉迷游戏”“妻子情绪不稳定,两人三观不合”甚至“双方经济独立、互不需要、形同陌路”等所谓的“小事”,会让一段婚姻触礁。

以前都说,婚姻有“七年之痒”,前述报告中提到,在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婚后2年至7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有时到不了7年,婚姻走到第三、第四个年头,甜蜜的新婚变为充斥着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常, *** 消退,大多数家庭开始孕育子女,育儿问题逐渐凸显,婚姻就可能出现问题。

很多当事人会问,能不能帮他打赢官司?桂芳芳说,婚姻诉讼哪有什么赢家,当夫妻双方走上法庭,放下矜持,针锋相对,互相争夺时,其实双方都输了。对于未育家庭来说,离婚伤害的是夫妻双方,但对于已经有孩子的家庭来说,毫无疑问,孩子也会受到伤害。近几年屡见报端的“抢孩子”就是比较极端的情形。

桂芳芳代理过的全国首例 *** 子女监护权案,更是一个典型。一对婚后未能生育的夫妇,因为求子心切,想方设法找来卵子,“借腹” *** 生了一对龙凤胎。一双儿女刚满三岁,孩子的父亲却罹患疾病离世。此后,公婆和儿媳间爆发了争夺孩子监护权的诉讼“大战”。一审法院把孩子判给了爷爷奶奶,而二审改判给了毫无血缘关系的“母亲”。

这个案子曾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最终判决是根据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做出的,法官综合考虑了双方的监护能力、孩子的生活环境和情感需求、家庭结构的完整对孩子的影响等因素,将监护权判给母亲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2006年2月14日,沪上首家“离婚俱乐部”开张,吸引了百余名面临婚姻问题的会员,他们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新的生活方式。(张春海 摄)

有时,婚姻确实和我们想象的不同,人们走进去、走出来,带着某种勇气和决心。推开新世界的门后,能否拥有灿烂的新生也未可知,但好好和过去说再见,对所有人都体面。虽然离婚了,但在孩子毕业、结婚这些节点时,夫妻两人可能还要一起参与。

“我们常说,再好的判决,都不如一份调解书,两个人最好是和平离婚,不用走上法庭。毕竟,离婚终究也是为了能再找回幸福。”

栏目主编:王海燕 题图来源:张佳琪 摄

题图:徐小姐状告丈夫重婚,一审因身份证有误等宣布婚姻无效。2016年2月22日,徐小姐带着结婚照再次走上法庭。

来源:作者:刘雪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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