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 *** 一度有过实施军衔制的设想和计划，不过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所限，只能停留在纸上。建国初期，我国第一次实行军衔制，为在革命战争中涌现出的优秀人才按照功绩评定军衔，不过这次的授衔实行不到十年时间就宣告废止。

但在改革开放后， *** 大手一挥，“军衔制一定要搞！”为什么在军衔制废除将近20年后， *** 要将其重新恢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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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境地

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我们首先来看几个小故事。

1972年， *** 某部队在新疆南部实行一次军事行动。当大部队在一条狭窄的公路上行进时，原本秩序井然的队伍顿时一片混乱。战士与战士之间挤做一团，互不相让，车辆和车辆之间堵在了马路上，进退两难。为了维持部队秩序，使部队能够快速通过这条狭窄的公路，一些军队干部站了出来，试图维持纪律。

“同志们，我是XX部队的师长。”一个自称的人来到了混乱的部队中间，“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快速通过这条公路，所以大家稍后听我的指挥，有序从公路上面离开。”不过，没有战士听从他的号召。

“你说你是师长，谁信啊，别在这里瞎扯淡！”“你说你是师长，那我还是军长呢！”“你要说你是师长也行，拿出证明来让大家看看，不然我们才不信。”战士之间充斥着此起彼伏的喧闹声，就是没有一个人听从指挥和号令。结果在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后，大部队才通过了这条狭窄的公路。

任务结束后，随军记者将这件事完完整整地记录下来，并以通讯的方式在报纸上发表。

在后期对于部队为何混乱的原因调查中发现，除了因为在特殊时期部队纪律建设上有所欠缺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当时的军队干部和战士穿的是一样的服饰，佩戴一样的标识。战士之间在平常训练期间还好，一旦到了这种混乱时刻，战士之间和自己直属上级失去联系，又没有效分辨出别的试图管理部队的别的干部，很容易就会出现上述情况。

报告出来后，部分领导干部提出来恢复军衔制的提议，但由于处在特殊时期，恢复军衔制的话题处在敏感范畴，这一提案并未获得广泛的支持，部队方面也只是收到了加强纪律建设的提议。

然而，指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同样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时有发生。

1979年，在南方某地的一次军事行动中，令人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在通往前线的公路上，坦克、装甲车、运输车、后勤保障车和士兵队伍拥挤在一块，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被塞的满满当当，动弹不得。

在北京的一众老首长在电视机前看到了这一幕，动怒了。“部队的指挥官呢？去哪了？怎么不站出来维持秩序？”“弄得这么乱，一个都不听指挥的，这不就成了敌人的活靶子了。”“敌军的指挥官要是看了这一幕，都用不着拉人过来打伏击，直接一个空中轰炸过去，前线的压力顿时小了不少。”

不过，发怒之余，老首长从屏幕的影像中发现了那个一直存在的问题：都是一样的着装，一样的徽章和标识，在场的人也分不清谁是指挥官，谁是士兵。而且部队与部队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这更加使部队指挥难以为继。

除了因为没有军衔使得部队集结和调动出问题外，在对外交流上，军衔制的缺失也让接待方难以判断和决定对等接待的一系列事项和细节。

80年代中期，我军的一个代表团应邀访问美国。代表团抵达美国后，美方的接待人员向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胥光义，同时也是我方的代表团团长询问：我们要以怎样的规格来接待您呢。

胥光义一时难以回答上来。1955年的时候胥光义被授予少将军衔，可30年的时间过去，在军衔制已经取消20多年的时间点上，胥光义还真的不好定义自己现在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对等军衔身份。伤透脑筋的美方接待人员在和双方进行沟通交流后，给胥光义估计了一个军衔标准来进行招待：按“四星上将”的标准来招待。

这次的出访之行令所有的出访代表得到了一个深刻体会：没有军衔，不利于国际交往和对接。

首次授衔的取消

前面提到过，在1955年的时候，中国人民 *** 进行了第一次军衔的评定和授予。虽然在第一次授衔中评选出了十大元帅和十大将这样永恒的经典，但因为是 *** 第一次授衔，很多地方的经验明显不足，而且生搬照抄了苏联的军衔制度，没有结合 *** 实际情况细致合理地进行评定工作。因此在中下级军官的授衔过程中，留下了不少的缺点和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缺点和问题不断放大，军队干部所领军衔和实际职务严重不符的情况愈发突出。另外，部队战士对军衔制度普遍存在着一些偏见，认为军衔是教条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产物，违背于我军官兵平等和一致的基本原则，对军衔制产生了抵触心理。

1964年，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时任军委副主席贺龙向毛主席提议取消军衔制，至于为何取消军衔，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当前的军衔制在实施时问题不少，就目前而言利少弊多，不利于军队的建设和发展。

听完贺龙的汇报后，毛主席对当前军衔制存在的问题相当重视，并对军衔制的存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毛主席说：“眼下的军衔制确实不太合理，军衔制的实施拉远了军官和士兵的距离，而且军官的实际职务和他的军衔不符的现象十分的严重，这一点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个人赞成取消军衔制。”

“而且，我也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时候的样子。标识上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就可以了，其他的东西统统可以丢掉。”毛主席又接着说到。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首肯和同意下， *** 内部对军衔制的存废开始向全军征求意见和反馈。最终的答案并不意外，大多数战士和基层指战员都认为现有的军衔制度并不合理，他们积极响应取消军衔制的意见。

1965年5月22日，在三届人大常委会九次会议上，常务委员一致表决通过了取消军衔制的建议，实施十年的军衔制正式取消。

部队正规化，呼吁摆脱“四不像”

军衔制的缺失让部队原本就有的问题一一暴露，而在改革开放后，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也愈发凸显日常管理的重要性，更加需要在军队内部再一次实施军衔制。1980年3月12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 *** 在多方考虑后一锤定音：“军衔制一定要搞。”

军衔制的提议一出，原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对此表示很赞同，他说：“恢复军衔制完全正确。部队里没有军衔制，结果呢，正规军和预备役分不清，民兵和现役军人又分不清，军队又跟群众分不清，弄得正规军没正规军的样子，预备役没预备役的样子，民兵没民兵的样子，简直就是一个‘四不像’。”

黄新廷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长期的装甲兵生涯让他对军衔制的理解十分深刻。

为了更好的统筹恢复军衔制的工作，1983年，由开国上将杨得志、萧克等五人为领导核心，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在中央军委成立，我军军衔的恢复工作正式开始。

为了更好的负责具体事务的处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一个（后文统称为军衔办），具体事务的办理由军衔办负责。

作为领导小组的一员，时任军事学院副院长贾若瑜出任办公室主任。在1955年授衔仪式上，贾若瑜获得了少将军衔，此次恢复军衔制的工作让这位老人家感受到了不小的挑战。

当时的 *** 部队人员众多、机构臃肿，国防开支居高不下，军队现代化建设也困难重重，而且人员和机构数量的众多也让军衔的评定变得异常复杂。因此，裁撤，精简、整编部队便成为了军队现代化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

1980年， *** 各部队进行第一次精简整编，拉开了军队改革的大幕。1982年下半年，中央军委对铁道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部队实行大规模的裁撤转编行动，铁道兵部队集体退出现役，剩下的三个部队也被精简机构与人数，整合在新设立的总领导机构当中。1983年，一条消息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 在当年向世界宣布： *** 裁军100万！经过几轮的精简行动， *** 总人数下降，一大批臃肿冗余的机构被裁撤，部队重新焕发出活力，军队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实施。

不过对于军衔制的恢复而言，当下还有许多工作要完成。新的军衔制度需要新的军衔制度条例作为根本，而新条例的制定和落实工作就落到了军衔办的头上。为了起草制定新条例的草案，军衔办前前后后共召集各方人士进行座谈论证不下千次，有4万多各界人士参加了论证工作。新条例的草案制定好后，又对其内容进行反复论证和修改不下二十余次，中央军委还多次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反复讨论。

经过数年的准备工作，新的《军官军衔条例》得以正式制定。

*** 再一次拒绝授衔

新的军衔制度制定完成，接下来要对现有的军事干部实施授衔。

新的军衔制度取消了元帅和大将军衔，但十大元帅和十大将仍分别有四人健在，如何给这八人授予对应的军衔成为了摆在评衔小组眼前的第一个问题。为此， *** 专门拜访了这八人，询问他们对于军衔设置的意见。令人意外的是，这八位昔日的元帅和大将都表示自己已经过了授衔的年龄，军委不必为他们授予新的军衔。

这八位昔日的元帅和大将的授衔问题解决后，评衔小组遇到了第二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来自地方。在评定军衔的期间，一位老将军提到了部分地方党委书记仍旧兼任地方军区政委，评定小组要不要评定他们的军衔。问题一经提出，就在评定小组内引起了热议。为了更好统筹各方意见， *** 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内专门召开了会议讨论此事。在会议上， *** 问到：“地方党委干部流动性大，工作地点常有变动，他们在调职的时候军衔是保留还是重新评定？”

针对 *** 的疑问，会议上的各方代表纷纷发言探讨。最后得出一致意见并上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多方讨论研究后，决定地方党委书记不再兼任军区政治委员一职，地方党委书记脱离军队序列，不再授予军衔。这样，第二个问题便可以解决。

之后，评定小组要面临的第三个问题便是一级上将的归属问题。由于不再设立元帅和大将军衔，如何制定一个符合军委主席和副主席身份的军衔成为了一个问题。为此，在军衔制定的时候，专门制定了一个一级上将军衔专门授予军委主席和副主席。

但当评选小组将一级上将军衔的拟定案交给指任中央军委主席 *** 和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审阅时，这二人拒绝了这一提议。

*** 首先拒绝了给他授予一级上将军衔的提议，他说：“当年毛主席没有要大元帅军衔，而我也没有元帅军衔。现在没有元帅军衔了，给我授予这个一级上将军衔有什么用呢？”

同样的，杨尚昆也用差不多的理由推辞了给自己授予一级上将的提案。针对这个问题，杨尚昆后来专门强调了一遍：“我是武衙门里的文官，军衔是给现役军人颁发的，那作为一个文官而言，我就不应该授予军衔。而且军委主席和副主席不要军衔，都变成文官的话，我看这对全军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影响。毕竟现在全军正在推动文职改革，军委主席和副主席都带头变成文职，我认为对于文职改革是一个很好的推进。”

由此，一级上将军衔和之前的大元帅军衔一样，成为了一个空衔。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正式授予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等17人上将军衔。这17人成为了新军衔制度实施后的第一批上将。在这17人当中其中，洪学智成为了中国人民 *** 历史上唯一一位两次授予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

军衔制的变革和意义

由于一级上将军衔长期以来设而不授，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的《军官军衔条例》取消一级上将军衔，军衔最高设置到上将；同时《军官军衔条例》规定中央军委主席不授予军衔，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和其他军事机构的领导职务的等级编制为上将。

在新的军衔制实施的授予当中，有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开国少将，同时也是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的贾若瑜，因为年龄的原因没能在新军衔评定的时候被授予新的军衔。多年后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和当初没有授予的老同志一样，为人民 *** 的正规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感到高兴，为那些获得军衔的老同志感到高兴。”

这就是一代革命老人的品质！他的谦逊与豁达，以及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正是革命先辈们薪火相传的精神，也是老将军们传承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军衔制度的实施和制定让授衔工作变得更加规范和合理化。新军衔制度的实施让军队干部的工作关系得以理清，同时令部队的管理和指挥得以提升。普通战士的荣誉感和奋发向上的精神也随着新军衔制度的实施得到增强，让人民 *** 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上面得以大力推进，使人民军队在新的历史机遇下展现出他们新的雄姿和精神面貌。

虽然军衔是作为区分军人等级和身份的标志，但军衔是国家对于军人功绩的一种肯定和荣誉，更是军人所要承担责任的一种体现。

“军衔，首先是用来理清指挥层级的。”原装甲兵政委莫文骅在医院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在现代战争中，多兵种联合作战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没有军衔，想要部队与部队之间有顺畅的指挥相当困难。”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认为，作为一种外在的荣誉，军衔的授予体现了国家对于军人贡献的综合评定，军衔的晋升又是国家对于军人在一定时间段内功绩的肯定，因此军衔对于军人而言具备了强大而又持续的激励和鼓舞。

对于战士而言，肩上有军衔和没有军衔，在精神方面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当一个战士背负上军衔的那一刻，就意味着自己要对得起这份荣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职责，更要对得起背后支撑自己的国家和千千万万的人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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