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晓渔兄：
上次回函时还能讲述日常散步的所见所闻，这些时日只能躲在空调房内“独抒己见”了。真是个烈日灼人的苦夏时分！酷暑难当，连读书都没法安放那份焦躁。适宜出门游荡的日子里，又因疫情而没法出门远足；“烈日炎炎似火烧”的酷夏时分，想出游又得有点不惧被烤的勇气。世事添乱，让人活在悖论之中。
不过正如兄之所言，“日课”成为安放日常的善剂良药，日记是我重整自身的日常练习。回想大学毕业后写下的十多年日记，似乎有点像陈子展撰写日记的跌宕感受：其曾在五四运动之后写下六七年日记，但因埋头粉笔堆中而陷于日常牢骚；北伐革命令其为之一振，又因迅即而来的形势大变，怒将日记付诸丙丁，悲愤作诗以诉：“日记千言自此休，悔将椽笔写闲愁。腐儒事业一锅面，看汝糊涂到白头。”（引自廖太燕《私史微观：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的多元透视》）
《私史微观：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的多元透视》，廖太燕著，凤凰出版社，2022年6月。
不过，如今早已脱离了当年那份“高级趣味”。睡前打开日记，仅有流水账时便感不安，警醒自己今日庸碌，既缺乏与他人激动的交谈，也没能好好看上几页书写点感想，更没有对所见所闻进行些许日常性的思考练习。于今而言，日记更多的是督促己身每日当“有所为”，尽管隐约甚至明显地有着“隐身听众”的存在，同样督促着我巨细靡遗地“长篇大论”。
那些日常写下的连篇琐碎，或许也可称为我笔下的“昨日的世界”，也为我提供了怀旧的材料。正如兄所言，怀旧究竟是对过去的召唤，还是对当下的疏离；它究竟是情感的冒险，还是精神的密谋，实在难以厘清。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个人蜜尝的心灵毒药，就像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言的“二手时间”：在1917年革命之前，亚历山大·格林就曾写道：“不知怎么，未来并没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那个“我的时代结束得比我的生命早”的“二手时代”里，人们被迫地擅长把自己修剪成“室内盆栽植物”：“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过着封闭的生活，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只过自己的日子，不去注意四周，不去管窗外的事情”，很多事情仿如海市蜃楼，其实从来都不曾有过，“它只能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
较之于全书那些对往昔或当下充满抱怨的故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当属全书末尾那则最简短的故事：当邮递员推开俄罗斯乡下的篱笆门，将苏联解体的消息告诉乡下老妇人时，她说：“在我们这里，过去怎样生活，现在还怎样生活。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回事。几十年来我都只关心那些生活必需品，人们说什么，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她来说，世界依然是那般模样，在这震撼世界的时代板荡中，她似乎什么都没有失去。姓资姓社等时代大事，似乎跟她没什么关系，“反正要等到春天才能种土豆”。除了春天的如期而至，那位老妇人的日常生活，不必较量昨日与明天，也不必琢磨绝望与希望；时代是悲是喜都无甚关系，她如同乡土世界里那些风餐露宿的年老大树，来年的风吹来，又可以安然地吐蕊绽芽。
《二手时间》，[白俄] 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吕宁思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
当然还有一类活法，更像是刘文瑾在《道德崩溃与现代性危机》中所谈到的那样，既融合了某种难以理解的“崇拜”，又吸收了那些理直气壮的“市侩”；既能献身于非功利化的狂热，也能追求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既能够对远方输出频繁不绝的 *** ，也能够对眼前采取干脆利落的冷漠；既能对虚假空洞的概念保持抽象的 *** ，也能对真切存在的现实坚守厌倦的冷漠。这是一种没有拥有“小我”却能拥抱“大我”的悖论式生活方式。在该书的第二章，刘文瑾书写了捷克现象学家扬·帕托什卡同样的描述，这两种大小之“我”自行剥离了“关怀灵魂”（Care of Soul），由厌倦（I’ennui）和迷狂（I’orgia *** e）酿造着新的生活方式，维护着一种“日的统治”（Rule of Day）。在某种程度上，厌倦指向了意义的消失和自我的抛弃，而迷狂携带着宗教般的献祭。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沉睡的人各自生活在各自的世界，只有清醒的人才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如何让你我之间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即使远在天边也能近在眼前，而非即使近在眼前也如远在天边，终究还得回到“意义”这两个字上。尽管这两个字让人疲惫不堪，但能将我们从泥淖中打捞出来，至少能让我们下坠得不那么过分的迅速。就像刘文瑾在书中所写：“恶之平庸”其实是提醒人们：与其说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艾希曼，不如说人人都“有责任”避免成为艾希曼。无论是对过去的怀旧，还是对未来的想象，“时间的种子”只能奠基于正确的当下，来自于自我能够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判断与责任。
突然翻出这部去年出版的书来阅读，主要还是为了解救和警醒自身的困境，生怕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了轻易宽恕自我的能力；在新闻疲惫之后陷入玩世不恭的偶尔作弊之中，尽量避免让自己成为“生活中的艾希曼”。各种原因导致的无法远足，还有灼杀世人的当头烈日，让困在空调房里的我似乎逐步失去了某种共同感的生活经验，徒陷于某种略感心安的虚空之中。这种日常的心安，偶然回瞥之间，很容易逆转成扎实的不安。
《道德崩溃与现代性危机：三位“后奥斯维辛”思想家的遗产》，刘文瑾著，思想与社会丨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3月。
每每不安之际，哲学理论很难将我打捞出来，在深居简出读闲书而缺乏共同经验的日子里，依然还是更愿意选择文学类作品来与内心进行对话，仿如远方的某人宽慰着精神的困境。在前几天被高音喇叭吵醒叫嚣下楼排队做核酸时，让我想起了寒天雪地里的漫长队伍——奥尔加·格鲁辛的《排队》。
在《排队》里，大变化三十七周年之际，安娜下班后换了一条路回家，竟然自己陷入了一场长达一年之久的排队马拉松。尽管起初谁也不知队伍的尽头究竟售卖的是什么，但在精神匮乏、物质短缺的灰暗年代里，突然传来一份即便遥不可及的希望，却成了跨越冬春夏秋的日常美好，哪怕它徒劳无功，即便它虚无缥缈。“他们不时可以抱着一种毫无顾忌、直截了当的迫切感依赖另一人，在饱含雪意的黑暗的天空下，在恐惧、希望和信任之下相互团结，就像跟家人那样说话，或许，甚至他们都不会这样跟家人说话。”尽管，他们在漫长的春夏秋冬中苦苦等待的东西，“那真的不属于这个世界，尽管它理应属于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个人”……
当然，这是我排队后阅读《排队》后的感受。作者将斯特拉文斯基受邀回苏联的音乐会门票预售故事改编成了这么一部小说，更多着力于匮乏的人们因排队而打乱生活节奏，彼此之间却也在排队过程中由陌异到熟悉而建立了新的生活秩序，以“等待戈多”开端，由“安琪礼物”收尾。作者的出发点和我的阅后感，形成强烈反差的原因或许就在于：我们“没有遮遮掩掩的秘密”；而安娜不知她们排队能买什么，但排队的“希望”能够撩动她们的骚动之心，队伍的尽头是远方——别处的生活或早已消亡的生活……
《排队》，[美]奥尔加·格鲁辛著，翁海贞译，三辉图书丨漓江出版社，2016年8月。
近期让我感到伤心的事儿，是自虎皮兰烂根死亡之后，我最喜欢的七叶鸭掌木也步其后尘。它曾经被人抛弃，是母亲把它带回家的。当时几乎濒临死亡，叶片枯黄得几乎只剩下小树干了，在我的精心照料下重现生机，仿佛它以某种见证的方式，将我内心的某些愁怨转化为凶猛生长的养料，立马就争气似的亭亭玉立——每每心烦意乱之时，我总是喜欢伺候凝视一番，有种惺惺相惜、彼此会心之感：它被抛弃的命运，就像读书人略显多余的尴尬境地。在再也无法拯救它的日子里，我每天用手机记录它的整个死亡过程，既如此残忍，又这般不忍。直到某天醒来，发现瓷盆里只留下一个虽浅却深的洞——被我妈连根拔起，它从我生活中彻底消失了。
在它茁壮之时，常在深夜三四点才睡的我，经常会在睡前瞥上几眼，仿如互道晚安。前不久的某个凌晨四点刚过，有人在我刚好入睡时发来川端康成的一句话：“凌晨四点钟，看到海棠花未眠。”不得不承认的是，以前未曾读到过这句话，那晚读到时也不太敢相信对方写得出这样的句子。检索发现，这句话在抖音等社交媒体上被莫名地续接了一句“总觉得这时，你应该在我身边”。越是被误传的名人名言，越能激发我的考据癖好。
恰好手头刚收到《川端康成传：双面之人》，全书唯有毫不起眼的某处夹注提及该文《花未眠》。各类学报与教学参考，都将此文解读为物哀之美或抒情赏析，查阅后发现该文创作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7月，此时的川端康成刚从日本战败的低潮中重新振作。
《川端康成传：双面之人》，[日]小谷野敦著，赵仲明译，李圣杰审订，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
在撰写《花未眠》的前一个月，他在广岛宣读《武器招致战争》，在获赠永井荷风编写的《活在蘑菇云下》后对永井表示要创作原子弹题材的作品（听到日本战败的消息后，永井荷风举杯庆祝）。当然，此时的川端康成与日本左倾的古典知识分子走得近，故而该文不断出现日本美术方面的抒情，此前不久他还借贷举债外加预支稿费而筹足资金，购买了绝世已久而重见天日的浦卜玉堂所作《冻云筛雨图》。无论是国破山河在，还是国在山河破，川端准备以文化为国招魂续命……
倒数第二段里写到“去年岁暮”首次感受到的“岚山之美”，在此前几番登临都没能欣赏到；而在“去年岁暮”去岚山观赏玉堂碑之前，他曾与妻子和养女同行，离开后半月他给养女麻纱子写信：“我这个做父亲的也要重新出发，为余生的工作而埋头苦干。……我在广岛深受感动，又振作了起来。”或许世事仓皇之间，只有某些人才能看到的“美”，就像让他大吃一惊的“花未眠”，恰是“这众所周知的事，忽然成了新发现花的机缘”。
写至此，不免环顾己身，在身陷罗网而死水不澜之际，何日也能亲见一眼这般良赐机缘的“未眠之花”；写至此，正是川端康成孤身醒来“看到海棠花未眠”的时间……
严步耕
2022年08月11日04:03:27
严兄：
漫长的暑热终于过去。不知道南昌那边是什么情形？上海是在8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入秋，不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是“咣”的一声。午间仍是将近40度的高温，那天下午去博物馆，露天的排队处立着十几个大功率的落地电风扇。入内后看特展，隐隐有雷声，从展厅到展厅的间隙，再看北门外，暴雨如注，一片白茫茫的天地。一个高温日多达49天的夏季，就此结束。近处地上立着黄色的塑料提示牌，上有中英文“小心地滑”，英文没有翻译成Slip carefully，可看到秋天，心情轻快，有些想小心地滑行。
返回的途中路过一处绿地，因为突然的雨，没有行人，也没有了保安，十几只苍鹭散落在有些积水的草地上。冬天到博物馆也经过此处，有许多丛生的枯枝，后来看到一处标牌，才知道是过冬的八仙花。当时想着夏日重返，没想到再来时花已经谢了。不过，枯枝枯叶枯花的美并不亚于青枝绿叶和繁花。我们都熟悉那句“留得枯荷听雨声”。多年前在如皋水绘园见到一副楹联，其中一联是“遗民老似孤花在”，“孤花”也可是“枯花”。
你说会拍下鸭掌木的衰退过程，有残忍和不忍。我也时常留意枯花，落在地面的，或留在枝头的。住处附近的山茶枝头，多有经年的枯花，似乎弱不经风，却遇重重风雨而未落，仿佛一个个谜。汪曾祺先生说“似乎没有见过一朵凋败在树上的茶花”（《昆明的花》），我未曾在昆明久住，不知道是否地域不同或茶花种类不同，有此区别。后来他在内容多有重复的《云南茶花》里删除了此句，或许是一种纠正。
《汪曾祺全集》，汪曾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
前些时日看到山茶，一株之上既有经年的枯花，又有新生的花苞一样的果实，觉得奇怪。查看资料，原来山茶虽同一朵花内有雄蕊和雌蕊，却需昆虫异花授粉。黯淡的枯花在众多的新果中显得很醒目，那些蜂蝶们真是太粗心了。但当初在繁花间，蜂蝶们怎么记得自己去过哪朵、没去过哪朵呢？它们又没有为山茶授粉的义务。如果蜂蝶对花朵们一一标记，做到了绝无遗漏，那就像人类一样无趣了。
在各种无知中，我最想减少的是对身边事物的无知，而这又是最难的。以草木为例，现在有了网络，查找起来简易很多。我不习惯用专门的识别程序，感觉答案来得太快，更愿意根据现实中见到的景象搜索相关的影像与文字，进行比对，得出未必准确的答案。前人没有这个条件，只能凭借有限的绘图和文字辨识。汪曾祺多次说到《植物名实图考》。鲁迅先生逝后，其弟周作人先生回忆少时的书籍，“《花镜》恐怕是买来的第一部书”（《瓜豆集·关于鲁迅》）。这些书初见于近几百年，再往前，尤其绘图未兴时，辨识草木就更难了。
草木不会移动，可以慢慢观察；禽鸟的辨识，难上加难。五柳先生的诗作，多“飞鸟”“众鸟”或“羁鸟”“归鸟”，很少具体写到哪种鸟，写到具体种类或者是常见的“鸥”（也似对水鸟的泛称）等，或者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精卫”等。抛开写作自身的考虑，他可能并不怎么识鸟，或许知道一些方言里的称呼，但难以入诗。这不能怪陶渊明不认真观察，实在是缺乏自学的途径。
孔子说，读《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种表述，耐人寻味：是“鸟兽草木之名”，不是“鸟兽草木”。在日常生活里辨识《诗》里上百种“鸟兽草木”，谈何容易，孔子似侧重于纸上谈“名”，提醒通过《诗》可以知道有那么多“鸟兽草木之名”。这接近博物的兴趣，《尔雅》于此有专门着力，序称：“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
《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子仪著，中华书局2021年6月版；《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方继孝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8月。
说到博物，这次在博物馆看到的展品，有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和姚念媛先生的捐赠文物。去年夏天，有两本关于陈梦家的书出版，一本是《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子仪著，中华书局，2021年），一本是《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后者还没来得及看，暂时无法评论。前者多年前在《史料与阐释》连载时，曾有留意，赵萝蕤在日记中写到与陈梦家交谈，“我二人最主要的不同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不同。他是英雄，而我不以英雄自居。”这时，赵萝蕤“为梦家疯态所逼，把他大骂一通，打垮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翻过几十页，又看到赵萝蕤精神失常，陈梦家找到单位领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恳请他和所长郑振铎说项，不要把赵“移送疯人院”。
中华书局近些年一直在陆续出版“陈梦家著作集”，已有十余种。可惜赵萝蕤和姚念媛的著作都不太好找。后者暂且不说，赵萝蕤的两本文集《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读书生活散札》（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多年没有再版，难以理解。
最初知道赵萝蕤，或许是因为大学时的教材《欧洲文学史》，有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诸先生的姓名。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有六卷本“杨周翰作品集”。上半年封控时翻看《埃涅阿斯纪》，对译者的这段文字印象深刻（略有改动）：
《埃涅阿斯纪》和荷马史诗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情调，它充满疑虑不安、悲天悯人以至忧郁，使维吉尔成为一个“万事都堪落泪”的诗人，而荷马史诗则是乐观、勇武、率直以至凶狠。这原因，也许就是艾略特所说的“思想的成熟”吧。正因为他多思，所以他才多愁，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在思想感情的深度方面超出所有他同时代的诗人。……丁尼生的《致维吉尔》一诗有两行说得很好：“人类不可知的命运使你悲哀，在你悲哀之中有着庄严。”
我总把丁尼生诗句的第二个“你”读错位置，读为“人类不可知的命运使你悲哀，在悲哀之中有着你的庄严。”姚念媛做到了在不可知的命运里有着自己的庄严，她从哪里获得绵延的心力，是一个谜。你说到一位妇人凭靠日常的逻辑度过惊风骇浪，“反正要等到春天才能种土豆”。每年能按时在春天种土豆，也很不容易。不过，这种日常应该是生活的起点，如果是终点，还是有些太多的无奈。
赵萝蕤的两本文集《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读书生活散札》（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现在葱姜都不再难得，但每次摘去葱根，或见到汤里的姜准备丢弃时，总会犹豫一下。在封控时，葱姜难求。有次收到一份蔬菜套餐，蒜有两头，小葱三四根，姜只有半块菱角大小，不是手工掰下，是用刀认真切开的，平常大小的一根大概可以分为十几块吧。葱易腐烂，难以配送，姜为什么这样少，不太清楚。于是，每次把煮汤用过的姜留下来，再切成姜丝或姜末，供炒菜用。小葱往常几乎每日都见，这次先在花盆里土培，又在透明玻璃杯里水培，才对葱的习性有一点点了解。对姜蒜的生长，仍然一无所知。“海棠花未眠”，葱姜蒜也未眠，只是很少被看到，甚或很少被想到。
这封信断断续续写了大半个月。开始说到夏季已经过去，断言早了一些。今天上海的最高温度是36度，改写了有气象记录一百多年来十月份的高温纪录。秋日的36度，体感不亚于夏季的41度。正午时分看北面的楼，外墙白色闪耀，屋顶瓦面的青色更深，只是天空没有更蓝，在轻霾中呈均匀的蓝灰色，热得忘记了变幻，没有云愿意出现。各家阳台晾满了衣物，似乎盼望它们能吸纳走所有的热量，等到冬天再慢慢释放。窗帘大都拉上，阻止着夏季的返回；没有拉上窗帘的房间，看不到住户走动，大概热得在室内也减少了行动。
看天气预报，兄那边的温度不会更低，明天又都会剧烈降温十到二十度。人类有衣物、屋室和空调，不知道这种无常的寒暑，草木是如何度过的。不过，草木总是比人类更有办法。
晓渔
2022年9、10月于上海
撰文/严步耕、王晓渔
编辑/朱天元
校对/贾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