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魏晋时期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并不是一夫一妻，而是围绕男人为轴心，实行一夫多妻制。名义上只有一个嫡妻，但是可以畜妾，侍妾的数目也无具体的限定。然而，在那时的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不纳妾不敢纳妾的现象，这或许是得益于晋代女子的驯夫之术了。
晋朝的阮宣子，是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后代，家境贫穷，找到老婆，四十岁时，王敦等一干名流朋友凑了钱，才给他娶妻成家。阮宣子的老婆是一个叫武历阳的人的女儿，据《妒记》记载，这位夫人是一位出奇的妒妇。她妒的不但是无理，而且非常跋扈蛮横。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出发，男人是需要不断敲打的，站在男女平等的立场上，不让丈夫纳妾和收婢是可以理解的，依现在的观点看也是正确的。但是，阮宣子的夫人竟然命令婢女让家里所有带盖子的容器“不得相合”，以免阮宣子产生邪念。她竟然由容器的相合想到了男女之欢，这想像力也太惊人了吧。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位女士连桃花都要嫉妒。他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株桃树，“华叶灼耀”，阮宣子就禁不住大加赞美。她听到丈夫不断赞美桃花，居然醋意大发，怒火中烧，让婢女用刀把树给砍了，“摧折其华”。这不禁让人产生怀疑，这位夫人是否极度自卑和丑陋，才会嫉妒一棵桃树。再不然，是天生就有破坏欲。看来，这位夫人未免草木皆兵，精神过敏，其驯夫之术都到了近乎心理变态的地步了。
谢安书法
相比之下，东晋的大名士谢安的妻子刘夫人的驯夫之术就要智慧多了，真正是做到了有理有据、有力有节。谢安特别喜欢音乐，很想纳几个通晓音乐的美貌女子为侍妾，但不敢当面向他的妻子刘夫人提起这件事。他的侄子与外甥们把他的这一愿望，委婉地转达给刘夫人，说《诗经》里的《关雎》《螽斯》这两首诗非常好，“有不妒之德”。刘夫人知道这是讽劝自己，便假装不懂，问这两首诗是谁写的。她的侄子笑着告诉她，这两首诗是周公写的。刘夫人说：“周公是男子，自然会这样说，若是周婆写的，肯定就不会有这样的说法了！”得知了妻子这一态度，谢安只好打消了纳妾的念头。刘夫人不仅不让谢安纳妾，即便是在家里举行家宴时，也要张挂帷幕，让歌女们在里面唱歌奏乐，只允许谢安看一小会儿，便把帷幕放下，让他在外面听歌，谢安要求再把帷幕掀开多看一会儿，刘夫人却说：“我恐怕这样会有伤您的盛德呢。”她的驯夫之术倒是很讲究方式方法，注意对丈夫的思想教育工作，防微杜渐，把那颗不安分的小心脏消灭在萌芽未发之时。正因为如此，刘夫人才入了虞通之的《妒记》，并成为“妒妇”的魁首。
《妒记》记载这件事的本意大约是嘲笑谢安夫人刘氏的无理纠缠，然而，今天看来，刘夫人头脑十分清醒，它看出了男性对于文学的垄断造成了对女性极其不利的局面。刘夫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关雎》《螽斯》的不传之秘：这只是男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设计、规范女性角色而创作出来的，表达的是男人们的愿望。因此，这首诗是彻头彻尾的男权中心主义的作品，表达的根本不是女性的心声。在她看来，如果这首诗是周公的妻子所作，那么，这首诗表达的情感思想一定是绝对不同的。刘夫人的这一见解，在当时，真是有振聋发聩的功效，她可以说是一位超前出现的女性主义的先驱。正因为刘夫人驯夫有术，谢安终生没有纳妾，也没有风流韵事，是一个晋代的好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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