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郑好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才子佳人、烟雨水乡，历朝历代文人的作品，尤其是古诗词，培植了一个美丽、富饶的文化-地理概念“江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江南更是孕育了数不清的卓越人物，比如绍兴的周氏兄弟，无锡的钱钟书，常州的周有光…… 近十来年，以乌镇周庄同里等为代表的江南水乡旅游兴起，更是让很多人对江南有了近距离的认识。不过，像《鹊桥仙》这样一部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江南本地人现实生活样态、精神风貌的小说，依然是罕见的、宝贵的。
《鹊桥仙》是杭州作家萧耳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首发《收获长篇小说2021春卷》。小说追忆运河边的大码头——江南古镇“栖镇”的纷纭往事，书写了数位小镇少年成长故事，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到新世纪，展现江南繁华两代人，或留或走，半生戏梦，聚散离合的动人故事。三十年间，从呜呜汽船到静寂河床，几个人和一座城市的悲欢离合，在石桥边、在运河两岸徐徐上演。男孩和女孩，在小镇上长大，又纷纷离开故地远游，人到中年的回归，一场场婚礼和葬礼地参加，一次次中年的相聚又分离，栖镇见证了他们的纷纭往事。也见证了社会万象奔涌而来，以至于小说家路内在为《鹊桥仙》中作的序文中提到，这是一部“气息绵长”的小说。
萧耳是正宗江南女子。小说中“栖镇”的原型是萧耳的家乡浙江杭州塘栖古镇——曾经被评为江南十大古镇之首。 讲江南故事，离不开水，离不开运河。萧耳生于运河边、长于运河边，甚至长大出门求学也离不开大运河的滋养。在她的笔下，江南文明的底色就存在于“栖镇”这样的江南古镇，无论盛衰与荣辱，它始终还在那里，存一息之脉相。
萧耳
小说固然需要讲故事，塑造人物，铺陈情节，但除此之外，《鹊桥仙》作为一部江南小说，在细节中也让读者感受到深厚的江南文脉。书中多处可见，一位普通少年，或者寻常人家，很自然地“捧着一套《红楼梦》看” ，或者病中翻读《花间集》。小说中的主角之一“何易从”是一个江南小镇版贾宝玉，成年之后漂洋过海。从小爱古诗词，远在异国他乡也不改初心。萧耳认为，何易从其实并不少见，他正是这种江南尺度之上的人格和人性的一个样态。
萧耳的《鹊桥仙》得到同行们的赞誉，金宇澄称之为“给读者打开一幅精准的江南重彩图”。同样也是在运河边长大的作家徐则臣则直言“几年前萧耳和我说过她的运河生活和小说。聊运河时我就羡慕，她比我更切近也更长久地生活在运河边，有一肚子运河掌故，运河在她的表述里活色生香。现在，《鹊桥仙》来了，读后不仅羡慕，简直要嫉妒了。运河在她的小说里，水溶于水般地弥漫于小说，自然且丰沛地流进了人物的命运和历史变迁。《鹊桥仙》里的运河，是一条日常的运河、细节的运河、现实的运河，也是与人、情、意有机统一的运河，唯举目四顾时能大水汤汤、举手投足间可水汽氤氲如萧耳者，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被誉为‘运河之子’吧。”
“时间快到中午，河上的船上人家，在船尾开始生火做饭，船尾是女人的天地，她们在操持着船上之家，洗米洗菜，下锅炒菜，小把戏们在母亲边上玩耍追逐，笑声很是响亮，一般总有两三个。因为行驶得慢，船上的生活，好像是水中央搭了舞台，嬉笑怒骂，一幕幕地在表演给岸上的人看。这是一九八七年的运河场景。”
萧耳在故乡塘栖（1998年）
萧耳在小说中的描述，来自真实的生活。她的家乡塘栖古镇位于杭州市北部,距杭州市区中心约20多公里。塘栖应运河而兴,历朝历代均为杭州市的水上门户,其在明清时富甲一方,曾为江南十大名镇之首。对于自己的家乡，萧耳字里行间难掩自豪感，“我们这里是正宗的‘江南’。虽然过去有段时间比较苦，但总体来说生活的底子还是比较丰润。老一辈对故乡的身份认同度很高，地缘上相亲近的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和苏（州）（无）锡常（州）地区，这么一个小‘江南’”。
在书中收入的一篇与《收获》编辑吴越对谈的文章“青梅，夜船，丝绵被——《鹊桥仙》的物质史”中，萧耳曾这么形容自己少年时代家乡的模样：“一般市民住的房子，有墙有院，一年四季花开不同，搭着葡萄架，供着小盆景，家家户户一个大水缸，蓄着干净的雨水；闲时人们听评弹、越剧、沪剧、锡剧，茶馆书场天天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生活也不是很富足，但鱼米之乡，鱼虾蟹日常有得吃。此地出名的物产有枇杷甘蔗青梅，书里写到，一个小酒盅里放一颗青梅，甜汤渍着，三分钱，吃到嘴里酸酸甜甜，现在想起来还口舌生津。”随着时间的推移，航运文明的衰落，萧耳少年时代的故乡也开始起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小镇，走向远方。
萧耳在故乡塘栖
对话萧耳：
“我知道江南的表是如何，里是如何，褶皱是如何。”
封面新闻：我读过你的文化随笔《樱花乱》《锦灰堆 美人计》，印象深刻。长篇小说《鹊桥仙》这个作品对您应该是非常特别的。你说“这是我这些年来最重要的，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从小说里面能看得出，你自己青春少年时代的生活经验，有真实的少年朋友的影子。在写作过程中，很多细节应该是随手拈来的。
萧耳：确实。《鹊桥仙》是不能早一步，不能晚一步，就是只有在我人生的盛年才能写这一部（其实我这个人很晚熟），我担心太老了可能还原不出书中《少年游》部分那种飞扬的少年气了。我很早心里就知道，作为一个作家，我必须要完成这一部，它最早叫《河边书》，很直接的名字。这一部之后，还有一部长篇姐妹篇，比《鹊桥仙》会更开阔，更泥沙俱下，野里野气，因为是写《鹊桥仙》里同时代的栖镇下里巴人的。到现在为止，我梦里的家永远都是年少时河边的老屋。我知道江南的表是如何，里是如何，褶皱里是如何的，它们自然而然就流到了我的文字里去了。在这本关于江南水乡的书里，我最大的自信是准确。小说里的地名都是实写，正好致敬一下我特别喜欢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书中插图
封面新闻：小说中的语言有一些是吴语方言，显得很地道。也有一些词让我想起了《繁花》里出现的腔调和气息。比如“不响”这个词很妙。文学作品里的方言，并不是生活中直接照搬。而是经过作家精心选择过的。在写作中，您是怎么处理方言词与书面语之间的关系？
萧耳：语言的问题确实是我非常看重的。我自己对一本书的语言好不好非常敏感，不好的语言我可能会弃读。深刻的思想，需要好的语言去匹配。《鹊桥仙》里的语言我只能在《鹊桥仙》里使用，换了语境就不会用这种语言了。这个小说里，很多场景、人物都跟栖镇有关的，那么此地根深蒂固的日常语言就是所谓的“吴侬软语”。吴方言地域，人讲话的习惯、腔调、语调，我希望跟小说的节奏能够暗合上，所以尝试着用了一些方言，有些方言注释了，有些方言没有注释，因为我自己也搞不清哪些方言是不用注释的，这个尺度只能凭感觉，也不能用太多，不然把不懂吴方言的读者都赶走了，所以最终成了现在这样子。就语言来说，我听到的反应也是两极分化的。很多读者喜欢这个味道，也有读者说我做作，有些读者说看不懂，我无法迎合所有人的趣味，只是写自己想写的。
封面新闻：在书的后记中，你与吴越的对谈中提到，其实现在江南古镇的生活，随着时间、时代、科技等等因素，也在发生变化。这是不是促使您写下一部长篇小说记录、再现你所经历过的江南生活的一个精神动力？
萧耳：这是一方面。催化剂应该有几个。一是老一辈那种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感我记忆犹新，其实已经这么没落了，他们还觉得自己老底子如何如何，津津乐道着我们这里是江南“鱼米之乡，丝绸之府”。老底子曾阔过的身份认同感，老辈人的日常生活里，似乎也还残存了一些。他们还在坚持着一些“体面”、“尊严”，这样的态度令人动容。但是他们渐渐老了，正在凋零，我父亲也快九十了。他们被迫地看一眼外面的世界，又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自得其乐，在方圆这么点大的一块地盘上荡发荡发，做自己也做小镇的主人翁。在我的这代人中，同学、发小，几乎都不在“栖镇”了，如果不特地聚，可能过年时忽然在长桥上碰到了某个老同学，彼此会有一种“长远不见”的感叹。我们跟栖镇的关系现在主要是因为父母辈在那里。还有现实生活中，人到中年的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些“聚散离合”，因为某个事件把曾经疏离了的我们又连结在一起，于是有了重新打量共同来路的契机，我就想，由我来为两代人写这本书吧。这也是我大学毕业那年就想写的书，只是这时才知道要怎么写。
书中插图
封面新闻：提到江南或者江南文化，很多中国人都会有一个想象或认知。您身为生于运河边、长于运河边的正宗江南女子，在您看来，江南意味着什么？其最大的核心魅力该怎么表述？
萧耳：在我这本书的腰封上提到：江南尺度、江南气度，我认为确实是有这种东西存在的，听起来似乎有点玄，就像我们说“魏晋风度”是什么，“六朝烟水”是什么，很难给一个名词解释，但一部《世说新语》就道尽了“魏晋风度” 了，一言一行，一物一器，加之风、花、雪、月，日常生活，甚至是气候的干与湿，都烘托起一种特有的“江南气度”，它肯定是“荒腔走板”的反面。历史上，吴越国王钱鏐纳土归宋，他有这种自觉性，他不想生灵涂炭，他一介武夫也有“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么美好的柔情诗意。
再举个例子，记得我初中的一个暑假下午，梅雨季节天很闷热，靠在我家后屋天井的竹榻板上读一本《竹林七贤》，简直是读得昏天黑地，不知时光流逝。所以如果有人一定要批评少年何易从病中读《花间集》吟个古诗就是做作，那我就要担忧“文风日下”了，更何况书中的何易从，本就是栖镇劳姓大户人家之后。另一个晚上，我到同学家里去吃一桌她家大人烧的私房菜，很鲜很鲜。又一个傍晚，隔壁邻舍送来新烧好的寿面，是长桥边的栖味馆定制的，好吃料足。
“热闹了一场又一场，回去还是要在夜深人静时自己把字写出来的”
封面新闻：您的职业是一位文化记者。跟不少文学界、作家人士打交道，同时您又是一位作家。这两种身份、工作，对您来说，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萧耳：我是先写作后成为文化记者。1993年我进入浙江日报。1999年开始写小说，2000年开始发文学刊物，2002年秋天才到了文化新闻部门工作。2003年生娃，记得2004年在《钟山》发了一个中篇小说《奶妈》后，几乎搁笔。工作、养娃桩桩都比写作重要，非常忙碌，写作只能靠边了。中间写作的梦一直在，就写了几本文化随笔集子，这不需要大块时间构思，碎片化时间都能利用。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已经放弃写小说时，当时《上海文学》的副主编金宇澄老师还找到我，要发我之前投给《上海文学》的一个短篇小说，这应该是在2007年前后。我自己挺惭愧的，因为我几乎放弃了，此后就远离了文学圈子了。再后来是到2014年后，中间搁了有十年了，兜兜转转，被报社派去筹办过四个刊物，此中尝遍创业的不易和艰辛，开始自我怀疑。此时孩子大了一些，我重新做了选择，工作上有了做减法的“退隐”之心，想拾回心爱的写作，特别是想重新开始写小说，好像这个念头掐不死一样，非常顽固。以至于我可以为了这个，放弃别的很多，比如大多数人认为的符合社会面认同的成功人生，我一个“小镇做题家”出身的上进青年终于想明白了，人不能即要又要。从那以后我的人生就拐了一个大弯。后来磕磕绊绊才写完了长篇小说《中产阶级看月亮》，写得特别艰难，因为手生了。但《中产阶级看月亮》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回归。如果这个长篇出不来，我不会再拾起小说了。
现在很多人觉得我把工作和写作结合得很好，似乎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对此我并不想多解释什么。确实因为工作关系，我比自己写作时认识的文学圈的人更多了，也许某个在工作中认识的作家后来因为意气相投成了朋友，给我的书写了序，站了台，比如路内，为我的《鹊桥仙》写了序，我们就是10年前因为工作认识的。但此后我与作家朋友们的交往，或者说交集，更多还是个人因素。
我自己知道，工作和写作目前是共生也是消耗，但职业生涯毕竟会比写作生涯结束得早得多，所以我现在也很珍惜，依然喜欢这样忙碌。至今为止我仍然有大量的精力花在工作上面，似乎成为了一种习惯。现在的媒体不容易做，在做记者时我是将自己放得很低的，从来不提我是作家什么的。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我是作家萧耳。明年下半年我将迎来新闻生涯三十年，我也作为一个媒体人见证这个时代也是一种幸运。
工作也锻炼了我的写作状态毫不矫情，什么时间、环境我都可以，这方面神经很“粗壮”。虽然这十年来我很认真努力地做春风悦读榜的工作，但我很清楚我不是文学活动家，热闹了一场又一场，回去还是要在夜深人静时自己把字写出来的。
（图片均由萧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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