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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的消失是娱乐圈的悲哀,濮存昕怎么不见了

明星人设崩塌,原本是最辛辣讽刺的存在。但崩塌得多了,大家都心如止水,也就麻木了。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某些年轻一代的明星,时常流露出的表里不一、阳奉阴违,甚至是刻意的营造人设欺骗大众。

越是这样,我们越是怀念那些真诚的情感流露和真挚的表演呈现。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新旧更迭是自然规律,但并不见得就一定会是好事。

有时候,比后继无人更可悲的,往往是劣币驱逐良币。

过往很多真诚为演艺事业奉献自己的艺术家们,在一波又一波后浪的拍打中,悄悄地遁去了自己的身形。

我们的脑海中存着他们的音容笑貌和精彩表演,但是却很难看到他们最近的动态和最新的表演。

譬如王志文,近年来已经鲜少拍戏,近三年只拍了一部《叛逆者》;又如濮存昕,早已阔别影视剧。

他们的“消失”,是娱乐圈的“悲哀”?

此前,隐声匿迹许久的濮存昕,在访谈节目中谈及他对于年轻艺人“人设崩塌”这一普遍现象的看法。

他一针见血地说道:“这是教育的问题。如今的演员成绩还不见多少,助理保镖已成群,当演员有明星梦无可厚非,但在历史长河中,要意识到自己的渺小,要练好人生的基本功!”

节目中的濮存昕,举手投足还带着年轻时那股风流倜傥的书生意气,他的心态或许与当年也别无二致。

从“少女杀手”到“ *** 杀手”,濮存昕称得上是中国最有魅力的男演员之一。

他是《清凉寺钟声》中的明净法师;

他是《三国演义》中的孙策;

他是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

他还是《编辑部的故事》中,惊鸿一瞥的“诗人”。

但是自从他脱离大众视线,专攻话剧舞台之后,大家已经很久没见过濮存昕了。

上次他引起大众的关注,还是在某次采访中,非常犀利的自我吐槽。

那是某场濮存昕主演的《哈姆雷特》谢幕后,在后台有记者问他,未来是否有拍摄影视剧的计划,甚至记者还更直白地问到:“是因为您更喜欢话剧的工作节奏吗?”

濮存昕没有接下记者给的台阶,毫不犹豫地直接否定了这个设问,揭开了自己的窘境:“我没有机会的,影视作品也没有我的活,我演的东西没人看。”

甚至,他还着重重复和强调了“娱乐市场真的没有我的活”。

直到濮存昕自揭伤疤,将自己在市场上的窘迫境遇宣之于口,我们才意识到,原来,连濮存昕都已经无戏可拍了?

细数起来,近几年的濮存昕一直活跃在话剧舞台,参与各类的话剧、舞台剧演出活动,几乎没有影视作品,偶有一部,也是在好友的作品中客串一个不怎么起眼的角色。

徐峥在某档演艺类节目中曾说:“属于好演员的春天来了”。

看着像濮存昕这样的演技派面临着无戏可拍的尴尬,我们不禁要发问:“这春天究竟什么时候来?”

濮存昕的演技,有目共睹。

出生于演艺世家的濮存昕进入演艺界、成为一名演员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1953年,濮存昕出生在北京,他的父亲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苏民。

在舞台前后长大的濮存昕自小就沉浸在艺术的氛围中,父亲是著名导演,家中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于是之、曹禺······这些写在艺术课书上的人物都是他亲切的长辈。

24岁那年,濮存昕考进了空政话剧团。

濮存昕什么活都干过,道具、舞美、场务、道具、群演······他始终与他热爱的舞台紧密相连。

但是真的成为主演,已经是濮存昕32岁那年的事情了。

1985年,濮存昕以人艺家属的身份参加人艺组织的迎春晚会,蓝天野看到濮存昕,将他拉到一旁,问他愿不愿意来人艺排一个戏。

回忆起当年,濮存昕依然心存感激:“这是梦寐以求的、不可想像的事情,当时我心里一阵暗喜,又有些吃惊。”

蓝天野告诉他,自己在准备一部关于秦始皇父子的戏,想请濮存昕来试试演公子扶苏。

扶苏也是剧中戏份极为吃重的角色,濮存昕下了好大力气,才吃透了扶苏一角。

濮存昕正式因《秦皇父子》这部戏借调进了人艺,也从人艺开始涉足影视圈,甚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深受大众喜爱的国民男演员。

80年代末,濮存昕第一次与大导演谢晋合作,扮演男主陈寅。

面对大大小小的摄像机、打光板濮存昕紧张不已,连台词都忘了怎么讲。

原本他见到女主角应当说:“你们好,我是陈寅……”

结果濮存昕脑子一懵,说:“你们好,我是濮存昕。”

现场笑成一团,让对自己一贯严格要求的濮存昕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一次的合作让谢晋导演对这个年轻人青睐有加,1991年,两人二度合作《清凉寺钟声》,濮存昕饰演明镜法师。

濮存昕回忆起当年:“那时候学的就是塑造人物,既然要演僧人,就要有那份静气。”

为此,他每日到寺庙里跟着僧人打坐念佛,甚至连僧人们都没有发现他不是出家人。

到如今,当年念过的《往生咒》他依然能倒背如流。

对于观众排山倒海的喜爱,濮存昕心里很坦然:“观众当然爱看,因为我是拿命在演!”

发自内心的热爱,会成为人生路上一往无前的助推剂。

1993年,电影《云南故事》播出,在电影中,濮存昕演一位深情善良的青年军官,一经播出,濮存昕的形象红遍大江南北,陆续有更多影视角色找上了门。

话剧舞台的历练让濮存昕在影视荧幕上驾轻就熟,他练就了极强的台词功底和形体素养,他的台词清晰明了、感情充沛,台前的一分钟,背后都是数十年练就的苦功。

为了演戏更加逼真,他坚持几个月不剃须,留出一把美髯;为了演好李白,一句“千里江陵一日还”,他反复朗诵无数遍,直至声音嘶哑。

荧屏中的濮存昕没有被唇红齿白、端庄正派的外表所耽误。

上到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他演过文人雅士,也演过土匪盲流,演过明艳少年,也演过和尚道士。

有人戏称:“濮存昕一个人,承包了中国几千年。”

濮存昕的父亲苏民曾这样总结自己:“与其说我是演员,不如说我是导演;与其说我是导演,不如说我是教员。”

对濮存昕来说亦是如此,“我是演员,我必须倾尽全力为表演而生。”

表演的目的,是为了给人看,让观众从表演者的呈现中获得知识、收获感动、达成情感的共鸣、甚至教育人,才是表演的根本目的。

有了“1爽等于1.6亿”的“珠玉在前”,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将明星演员与金钱挂钩,殊不知,这是对真正的演员的侮辱。

演戏于濮存昕而言,不是赖以谋生的手段,而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尊重,真正的演员便是如此,燃烧自己心中的热火,只为奉献给他心头的伟大事业。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濮存昕可以如此决绝地离开影视市场、回归话剧舞台。

在采访中,濮存昕将自己的“无戏可拍”归结为两个原因:

其一,是市场上没有他的活儿。

诚然,濮存昕已年逾花甲,戏路比起年轻时候受到了不少限制。

但是,对他这样成名多年又演技精湛的名人大腕儿来说,只要基本功还在,总不愁没有合适的角色。哪怕数量再少,也不至于隐退江湖。

其二,则是他主动地放弃。

作为话剧舞台的大忙人,濮存昕的话剧总是提前一年档期便排满了,而“影视计划已经没有提前一年的事情了,那就不要被骚扰,不要被捉弄。”

如今影视剧的制作周期越来越短,也越来越流水化,项目立项之后恨不得边写剧本边拍边剪边播,留给演员吃透剧本、揣摩角色的时间少之又少,更无法满足濮存昕对档期的要求。

不能与角色融为一体、不能展现出最精湛的表演,这是真正的演员无法忍受的。

各位看官可以试想:

在一部电视剧中,年轻的男女主角是面若桃花、演技却呆若木鸡的数字先生和数字小姐。

饰演长辈的濮存昕对着他们流露出各种深刻又复杂的或关爱备至、或矛盾激烈的情绪。

这画面像不像濮存昕一个人出演的、对着木头弹琴的滑稽戏?

这对濮存昕来说,当然会是一种捉弄,甚至是一种侮辱。

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的“格雷欣法则”,当一个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愈演愈烈,那么最终良币将无法生存,市场上将只留下劣币。

影视市场便是如此,作为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产业,影视行业更多时候依靠的是市场自发的调节。

观众爱看真人秀,真人秀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观众爱看小鲜肉,所有的节目都把小鲜肉奉为坐上嘉宾。

一窝蜂的背后,是经济利益的驱使,什么最能赚钱,风向就会飘向哪里。

在此背景下,演员的衡量标准也随之变成了能不能赚钱,商业价值成为影视流水线最鲜明的衡量指标。

也难怪为什么那么多明星要买热搜、买水军、 *** ,他们买得越多、数据才能越好看,数据越好看,才能赚得更多。

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不屑于此的,便只能被所谓的市场“淘汰”。

濮存昕,毫无疑问,没数据、没流量、商业价值也不够高,一心向“钱”看的商业市场上,怎么会有他的“活路”呢?

“学艺先学德,做戏先做人”。

梨园行自古传下来的老话,早已为表演划定了两条明确的评价标准,排第一位的是德行,排第二的才是艺能。

可如今的影视行业,正处于“礼崩乐坏”秩序重建的阶段,也无怪濮存昕要避开此处,寻找更适合自己的“桃花源”。

值得庆幸的是,还能有话剧舞台这样的清净之所,能够为濮存昕这样的演员留有一方栖息之地,也让观众知晓,在表演的路上,依然有人坚守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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