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共和国元帅贺龙与铜仁有着不解之缘，他于1924年至1926年间，曾四进铜仁扩充力量，不仅在当时封闭的铜仁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他本人还与铜仁的仁人志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当中包括在老铜仁“当铺巷”经营当铺产业的熊雨亭先生。熊家不仅多次资助贺龙的部队，还将当时位于中南门陈家巷东头的闲置房——熊家大院交给贺龙使用。后来，熊家还容留贺龙的堂嫂翁淑馨女士寄居于大院内，并对翁的母亲刘氏多方关照。岁月倥偬，世事沉浮，发生于熊家大院这栋深藏于东山脚下的两进四合院内之这段历史过往，却一直鲜为人知……
一、熊家大院建筑格局
熊家大院位于铜仁中南门古城区陈家巷东段的北侧，背靠东山，大院的东北角有一道暗门连结后院并直通东山;主体建筑坐东向西，大门朝南开敞，系外“八”字形石库门;大门外是一个三岔路口，从外观看上去熊家大院一点也不“显山露水”。
熊家大院建于清同治年间，建筑整体布局呈长方形，总占地面积453.5平方米，四周有高耸的封火墙围护，其中南、北两侧的封火墙上，镶嵌着刻有“熊姓墙”“熊荣顺墙”字样的铭文砖;这是一座木结构两进院落，共2进3个天井(含院坝)，建筑随所在地面的提升而逐级升高，暗合中国传统宅院建筑“步步高升”的寓意，其中，第一进院落由大门(石库门)、院坝(青石板铺墁)、望楼(1间3层)、阶檐(4级踏步)、过厅(3间2层)、偏房(2间1层)等建筑单元组成;第二进由左右厢房(各2间2 层)、正屋(3间2层)、侧屋(马厩，有暗门及暗道通往大院后园直达东山)、后天井及左右耳房等建筑单元组成。第一进与第二进房屋之间，有一道厚实的砖墙隔着，但在隔墙上开启了一扇大门和一个暗门与后面的建筑区域联通。
跨进熊家大院大门，首先来到一个面积约30平方米的长方形院坝内，迎面就是一座三层木结构 “望楼”，站在“望楼”的第三层楼上，可以观察到大院外面巷道内所发生的情况。“望楼”紧靠着隔壁的朱姓人家的墙壁和房屋。
从院坝中央的石台阶拾级而上，进入过厅，过厅的明间(堂屋)有一道大门穿过隔墙直达后面的天井及正屋；与其他建筑单元相比，过厅的左次间宽敞而方正，这是一个结构比较复杂的房间，它前面隔一个过道与 “望楼”靠近，右边紧靠幽深的偏房，房间的后壁上竟然有一道暗门，暗门的门槛离地板高约35厘米，暗门宽约80厘米，对开的两扇木门常年紧闭，很不容易被人发现。穿过暗门，进入隔墙后面的过道，过道的位置在天井、左厢房、侧屋(马厩)的结合部，人到了这里，既可通过天井到达正房的任何位置，也可进入左厢房的任何房间，还可以进入侧屋(马厩)并通过暗门、暗道到达后院甚至进入东山的密林中。可以说，过厅的左次间在整个大院内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撤可以隐藏逃逸的安全场所。
以熊家大院为起点，无论是从大门经陈家巷，还是走暗门经东山脚下过飞山宫巷，到达铜仁中南门古城最繁华的中南门码头，线路都不足200米。在以水运为主要运输手段的时代，熊家大院是经商、居住及进行社会组织活动的理想场所。
熊 家 大 院 作 为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位——铜仁东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布局合理，结构精巧，功能完善，堪称中南门古建筑群的代表性建筑之一，同时也是贺龙同志早期从事革命斗争的重要历史见证。
二、贺龙入驻熊家大院
1924年8月7日，孙中山委任的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贺龙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有 *** 无马匹)从川东南经松桃到铜仁，司令部设在当时的第三联合中学(步行街)，部队则驻在万寿宫(金训商厦)、龙王庙(实验幼儿园)；1925年10月，贺龙以澧州镇守史之职到铜仁充实队伍;11 月 8 日 贺龙应贵州王天锡之请离开湖南，击溃罗哲卿之后进驻铜仁，贵州东路清乡军罗树奎率部加入贺龙部队。1926年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贺龙，在铜仁招收士兵及军官共6000 多人;5月初，贺龙在铜仁北校场誓师，参加北伐，铜仁绅民送给贺龙 “勋高三楚、威镇双江”锦旗一面。但是，贺龙在铜仁的上述活动，在公开文献中却找不到有关他确切住址的记录。
据韩江华先生考证，贺龙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生活起居有这么几个特点：常骑着高头马，两个卫兵形影不离，出席任何活动的时间不会长，每个晚上睡觉要换两个以上的地方，睡觉的房间通常有暗道，双枪一刀不离身。这些工作及生活习性，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大胆而谨慎是完全必要的，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打击敌人。
根据相关资料及部分知情人的记忆：贺龙在铜仁活动期间，入住在熊家大院的理由有六：
首先，上世纪二十年代，熊家大院的主人熊雨亭(1862-1930)因在铜仁城“当铺巷”开设当铺，投资食盐等产业，生意做得特别大，一家人的工作及生活起居地点主要在“当铺巷”，而偌大的熊家大院只作为熊雨亭的第四子熊江涛与第六子熊江春晚上休息的住所，而恰巧是这兄弟二人同时追随贺龙，投身北伐战争。时隔多年后，熊江涛能够对侄儿熊俊陵清楚地讲述贺龙当时在大院起居习惯、岗哨设置等情形，说明江涛、江春兄弟二人因与贺龙同住一处，而对他的行踪十分熟悉以致于深受贺龙的影响。
其次，熊家在当铺巷除了经营典当行，还投资入股食盐店、花纱店等，房产较为庞大，除了经营铺面，还有住房、仓库、加工场所等，而中南门内偌大的熊家大院基本上闲置着。出于对贺龙的敬重与支持，熊家将大院腾让给贺龙使用是完全可能的，而由于进出该大院的人特别少，这可能成为贺龙看中该大院的理由之一。
第三，熊家大院位于东山脚下，中南门陈家巷的尽头，所处位置比较隐秘，选择这样的地方入驻休息，不会引起外界特别的关注，可减少敌对势力的注意;大院外围多岔道，而且一些岔道是掩映在林木深处的。即使有人跟踪侦察，跟踪者也容易被迷惑、被甩掉。这可能成为贺龙看中该大院的理由之二。
第四，熊家大院前端有一座三层高的木结构“望楼”，其中第三层远远高出院墙，外面各个岔道、建筑内的动静能够尽收眼底，这样的建筑便于设置明岗暗哨，确保安全保卫工作万无一失;大院左侧的马厩区域通过暗门、暗道，可到达后院，并进入东山的密林中，这不仅利于布置暗哨，也有利于入驻者遇到紧急情况时迅速撤离和隐蔽。这可能成为贺龙看中该大院的理由之三。
第五，熊家大院对厅左次间的后壁上留有暗门，暗门上对开的两扇木门常年紧闭，很不容易被人发现，因而，这里成了在整个大院内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撤退时又可以安全离开的场所。这样的环境，很符合贺龙同志对休息场地的安全要求，因为在这样的房间入睡，不仅可得到“望楼”上岗哨的保护，一旦外面有动静，也可迅速撤离，就是前门已被堵死，后墙上的暗道亦可作撤退通道。这可能成为贺龙看中该大院的理由之四。
第六，熊家大院大门前的路有三条岔道，其中一条路通过陈家巷到中南门码头不足250米;另一条路从惠济泉旁边通过飞山宫巷到中南门码头约200米，这些通往锦江江岸的道路既短又隐蔽，非常符合贺龙同志喜欢钓鱼而警惕性高的个性特点。据文史专家刘新华研究，飞山宫北侧的锦江岸边曾是贺龙钓鱼的地方。
上述的入驻缘由，得到熊家大院的后人熊俊陵先生的证实。熊先生年近八旬，是大院建造者熊以俊的曾孙，他总要讲起贺龙与熊家的交往以及贺龙在铜期间入驻熊家大院的故事，当时人们对他的讲述内容并未在意。
贺龙为人非常仗义，每次来铜仁，都要备办礼物亲自去“当铺巷”拜会当时铜仁富商之一的熊雨亭，并与熊的四儿子、六儿子特别交好。熊雨亭对贺龙这位手握兵权的义士也格外敬重，不仅几次慷慨资助贺龙招兵买马、扩充革命力量，还将熊家大院腾让出来，作为贺龙的住所。当时贺龙由于手中有几千人马，在铜仁的威望很高，来看望他的各界人士以及投奔他的年轻人络绎不绝。有一段时间，他白天在城关小学后面的“大公馆”(位于周逸群故居附近的一处建筑)会见各界人士，商议大事，傍晚还要到军营里去检查，一直忙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回到熊家大院休息。
熊老在介绍情况时特别强调，他的四伯父熊江涛对于贺龙睡觉的习惯，岗哨的设置，马匹的管理要求等情况，似乎非常了解，说是当初江涛、江春两人在贺龙入驻熊家大院期间，就与贺龙一同住在大院内，后来一位成为贺龙的军医官，另一位升为正营职军官。弟兄二人于民国十五年(1926)初随贺龙参加北伐战争，次年8月，随军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在激烈的战斗中，熊江春身负重伤，不幸被捕，关在一座高楼上，后来他 *** 逃脱，遇战友相救，得以脱险。贺龙令懂医术的熊江涛雇船经长江，过沅江，溯锦江，一路护送弟弟熊江春回铜仁，并秘密安置在熊家大院内医治调理，不久，熊江春医治无效，英年早逝。
熊老回忆道：记不清是哪位长辈说过，贺龙的堂嫂翁淑馨也在熊家大院住过，大致情况是：翁家与熊家本无交往，后因翁淑馨被收录到熊雨亭创办的铜仁私立淑贞女子完全小学就读，翁家生活窘境引起熊雨亭的同情并得到接济，翁淑馨年纪稍长，便帮助学校打理杂务。1924年5月，贺龙率部进驻铜仁，经熊雨亭介绍，翁淑馨与该部队第一旅旅长贺敦武(贺龙的堂兄)相识，并于同年 11月结婚。翁淑馨随军参加北伐之后，其母刘氏便被接到熊家居住。1926年9月中旬，贺龙率部向湖北省沙市、宜昌进攻，在公安县黄金口战斗中，罗树奎(贺龙的义弟)、贺敦武壮烈牺牲。1931年秋，翁淑馨回到铜仁，最初就秘密居住在熊家大院内。贺龙于 1935年夏天在黔东闹革命时还曾秘密来看望过他的堂嫂翁淑馨。贺龙与当时已经从政兼行医的老部属熊江涛在熊家大院内作了一次长谈，了解到翁淑馨的近况和熊江春医治及去世的大致经过，然后就离开了。
笔者就此质询熊先生：一些公开资料显示，翁淑馨于1931年初回到铜仁后，居住在万家巷的翁家祠堂内。对此，熊老不同意这种说法，他提出 4条理由：一是翁淑馨是贺龙的堂嫂，这是世人皆知的，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根本不敢公开活动，住在祠堂这一类公众建筑内更不可能;二是翁家祠堂属于翁姓家族用于祭祖及其他庄重事务的场所，不可能让翁淑馨这样一位“赤色”寡妇居住;三是翁淑馨参加北伐离开铜仁直到从湖南返回铜仁前后7年时间，与“吴茂记”布店老板一家并不熟悉，翁、吴两家能够成功联姻，完全是熊家以自己实力影响进行保媒撮合;四是翁淑馨回到铜仁就被秘密安排在熊家大院内，而当时她的母亲仍居住在当铺巷熊家，并与熊江霖的遗孀在一个小院内，翁淑馨与吴松培的婚事也是二人操办的。
据相关文史资料记载：翁淑馨(1906-1986)，女，铜仁城郊灯塔打角冲人，出生在书香门第，3岁丧父，翁女士便与母刘氏相依为命。后经人介绍，与贺龙的堂兄贺敦武相识，并于同年11月结婚。1949年11月，铜仁解放，翁淑馨女士正式定居铜仁并公开参加活动，被选为妇女代表，积极地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带动妇女反对封建礼教。为了教育下一代，写了些有关周逸群、贺龙在湘黔革命的历史回忆录，1986年8月25日翁淑馨女士与世长辞。
出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的熊俊陵先生，他的父亲告诉他，祖父生前多次嘱咐过熊家子弟，对朋友要忠诚，要为朋友保密，这是熊家的传统。熊老还记得，他的父亲熊江淮及伯父熊江涛都曾暗示过，对于贺龙入驻熊家大院，以及后来贺龙的堂嫂曾一度寡居于熊家大院等事，也是属于熊家不宜外传的“秘密”之一。多年来，熊家一直遵循这一条家训。
末了，熊老补充道：虽然熊家有着大量的房产、钱财，土改时也被定性为地主，但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并没有受到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主要原因是熊家没有得罪过别人，反而是善事做得多。当然，由于熊家的地主成分，哪怕是曾经的受益者，也不敢更多地提起与熊家的关系。正是由于熊家人遵守家训，而相关的人又不愿提起，所以世人就不知道熊家大院内发生的事情，也就没有人知道贺龙在熊家大院内入驻过。
（文/选自贵州人大网 视频 图/瞿鹏 邓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