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首都十大杰出青年医生”，他是北大医学博士，他35岁成为主治医师，37岁担任博士生导师，他是著名的眼科专家，他叫——陶勇。

这样的一份人生履历，让人艳羡，可以说是天之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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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2020年1月20日，是陶勇医生人生的至暗时刻。

当天下午他在正常出诊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人袭击，身中数刀，左手左臂肌腱和神经都被砍断。虽经全力抢救，捡回了一条命，但从此再也不能拿起手术刀为病人医治眼睛。

俗话说，有眼的天堂，无眼的地狱。

这句话足以说明，失明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然而，比眼盲更可怕的是心盲。

曾经他那双灵巧的手，为许多眼盲的人带来光明，而砍伤他的，是一个眼盲心也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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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现有500多万视力障碍人群，全盲者占20%，这其中盲童就有10万多。

葡萄膜炎是眼科里的疑难杂症。是由于身体免疫力低下引发的眼睛并发症，很难治愈且致盲率极高。比如糖尿病，艾滋病，白血病患者，都是葡萄膜炎的高发人群。陶勇就是葡萄膜炎治疗方面的专家。

我们国家现有眼科医生的数量是48000多名。

而专职从事葡萄膜炎这一领域的只有10几人。陶勇就是那十几分之一。

曾经他那双灵巧的手，在病人眼睛里精准地游走，为无数病患带来光明和希望。

他的意外受伤，让他的许多病人痛哭，有的小患者家属更是主动提出，要把手臂捐给他。

这其中就包括小岳岳的妈妈和李天赐的爸爸。

小岳岳是陶勇的小病人之一。

他6岁患白血病，有幸做了骨髓移植，医治好了白血病却又患上严重的眼病，不但有失明的危险还会危及生命。

小岳岳在8岁时，妈妈带着他找到了陶勇，当时小岳岳已经是失明的状态。虽然困难重重，但陶勇及小岳岳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在陶勇不懈的努力下，小岳岳重新找回了光明，争取到了近10年宝贵的学习时光。

10年间，病情不断反复，不断手术。直到16岁，才彻底无法医治。

可陶勇医生并没有放弃他，而是千方百计帮忙想办法，请专家为他设计了特制的智能眼镜，使他可以继续读书写字。

和小岳岳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很多，比如李天赐，比如薇薇，他们多数人家庭贫困，不幸患病。陶勇都尽最大努力为他们医治，并想方设法减轻他们的经济、精神方面的压力。

他们几年甚至十几年在陶勇的治疗下追逐光明，陶勇突遭意外，使他们失去了恢复光明的希望，陷入了绝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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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说：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

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医治康复之后，陶勇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以残缺的身躯又一次坐进诊室，继续为病人看病。只是，他再也不能拿起手术刀，亲自为病人做手术。

他说，做医生是他一生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他放心不下那些苦苦期盼光明的病人。他的病人里，有成人也有儿童。特别是儿童更让他揪心和牵挂。所以，再苦再难他都要把这条路走下去。

“什么都拥有，但并不快乐，只有身心健康才能感知幸福。”

后来陶勇得知，砍伤他的是他成千上万的病人里的一个。

这个人天生高度近视，患有持续性且无法根治的眼病，后来又视网膜脱离，找到陶勇之前，在别处已经做过几次手术，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

陶勇尽最大努力，给他顺利完成了手术，并保住了部分视力。

陶医生怎么也想不出，这样一个他努力医治的病人，怎么会对他挥刀相向。

这个人身体的病症，陶勇是知道的，陶勇不知道的是，这个人是病态人格。

他性格孤僻，心理扭曲，与自己所有的亲人早已断绝了来往。在漫长的求医路上，陶勇是他的最后一站，虽然陶勇尽最大努力保住了他的部分视力，但这人决定轻生，要找一个陪葬者，而他选中的就是最后给他医治眼睛的陶勇。

经过这次变故之后，陶勇对人生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关于善恶、生死、医患关系，人性、信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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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有了这本书——《目光》。

在书中他讲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并表示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被大众所关注。

他客观而理性地分析了医患矛盾。

现在的医患矛盾，不是简单的医生和患者的矛盾，它是社会法规、医疗体系、就医环境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是主要问题。

患者抱怨看病难、看病贵；医生埋怨工作强度大、病患多。

他提出了设立家庭医生、加强医联体，研发可穿戴设备，营造全面的就医环境等具体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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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暴力伤医是要严厉禁止的，暴力伤医是犯罪。

这次身体受到伤害的是陶勇，而隐形的受害者是那些眼疾患者，也是我们每一位。

试想一下，如果做医生随时有性命之忧，以后谁还愿意从事医生这个职业？当大家都不愿做医生，谁来医治病患？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生病？

“爱他人和被爱，是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很重要的价值，也是人终其一生要去学习和锻练的能力。”

愿你我眼中有光，心中有爱，向光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