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墨子是春秋时期重要诸子之一，后来儒家总是以儒墨并称，可知当时墨家的影响之大。
墨子主要提倡尚贤、兼爱、尚同、节用、非攻、节葬、天志、非乐等，这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仔细阅读墨子关于这些理论的论述，就会发现这些思想都与民的问题有关。
也就是说，墨子的这些思想主张，一方面是为君主而言的，这符合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提出的著名判断：
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另一方面，则是为民众百姓而言的，这体现了墨子思想的人民性。
而其关于民众的思想，又与“务为治”的整套理论融合为一，成为其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以下根据《墨子》书中关于民的论述，探讨墨子关于民众的主张。细读这些论述，可知他的核心宗旨是君主如何用民，但要以君主爱民、利民为基础。这种思想主张，在历史上看，是进步的，对后人是有启示价值的。
墨子
明代版本《墨子》
《墨子》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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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民及其条件：民无怨心
《墨子·亲士》篇主张重士重贤，认为这对君主来说，是国之珍宝，同时又提出民的问题，以晋文公、齐桓公和越王句践为例，说“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能做到“无败”或“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換言之，如果不能用民，三位君主不能取得成功，不能做到无败或败而有以成。在谈到君主亲贤用贤的问题时如此强调用民，表明墨子认识到了民对君主、国家的重要作用。
墨子不是笼统地提到用民，他仔细分析了如何让民为君主所用：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
这里强调“安心”和“足心”，这又与“安居”和“足财”紧密相关。
能做到这些，就能使“杂庸民终无怨心”而“有自信”，于是君主才能“必得其所欲”，也就是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
安心、足心、无怨心、有自信，这是用民的前提，没有这些，是不可能用民的，即民不可能为君主所用，民不可能为君主卖力。
这中间存在着其理由，即民在此君主之国内，能安居安心、足财足心、无怨心、有自信，因此君主让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认为这会有助于自己的利益，值得出力去做。而且君主也会因此而让民众得到应得的利益。
墨子把这层逻辑说得非常清楚，这是他的用民思想的价值所在，值得后人借鉴。
这一段原文所说的“不败其志，内究其情”，正是指民的志和情，君子即君主及其所用的贤士，他们应该懂得民众的心情和愿望，这就是安居安心、足财足心，并且保证让民民众实现自己的心情与愿望，所以他们才会无怨心和有自信。
这些话的言外之意，通过墨子这段原文应该能体会出来，于是墨子所谓的用民，就有了可靠的实践性，而不再是一种空谈，对于民众来说，才是一种可信的政治理论。
在《亲士》篇墨子又说：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唫，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
喑、唫，都是不言，可以理解成不为治理好国家而进言，当然也就不可能为民众之事进言，就会造成上下否隔，民众的意志与愿望得不到申诉，所以就会怨结于民心。
这与前面所说的“无怨心”、“有自信”正好相反，再加上谄谀在侧，善议障塞，于是就会造成国危的局面。
这说明要使民无怨心，需要贤人在位，尽忠进言，使上下畅通。
也说明君主亲士用贤，其目的之一也是通过士人贤人而了解民情民心，以保证民无怨心，而能充分用民。
若不能亲士用贤，自然就是小人在侧，谄谀障塞善议，民有怨心，最终不能保证用民。
所谓王者淳泽，即君主的恩泽，也要流国，即遍布全国，使全国人民都受到君主的恩泽，而不是只限于君主身边的人，即所谓的宫中。
这样做，也是要让民安居安心、足财足心、无怨心、有自信，从而使君主可以得民心而用民。
《修身》篇中，墨子说到好的君主治天下，要做到“怨省而行修”。
怨省就是让怨心减少，行修就是君主的行为修谨善正。
《亲士》篇阐明了通过亲士用贤及广施恩泽而使民无怨心，这里则进一步说明君主自己要通过“行修”而使民无怨心。
君主行修，表明君主值得民众信赖甚至是崇仰，所以怨能减省而不是日渐增多，具体说来，就是：
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无所依矣。
谮慝之言、批扞之声，都是指民众对君主的批评抨击，此种声音不出于民之口，自然不会入于君主之耳。
这不是堵塞之后的无入之耳，而是本来就没有批评抨击的声音。杀伤人之孩二句，是说民众没有杀伤人之心，因此不会出现杀人之人。
这说明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状况都很好，所以民众不会有杀人伤人之人出现，这也与民无怨心和无批评抨击之声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有一种诋讦之民，也没有存身之地，即无法在这样的国家生存。
这一段说明了君主靠自己的行修而使民众无怨心及其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效用。
这一思想，对于今天，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