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hello,大家好。本文由褚楚的精彩历史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注明，感谢大家的配合！
中国历史上对朋党打击最厉害的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他为了强化皇权，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大明律》中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安置。”〔1〕尽管如此，并未起到多大作用，相反，明朝党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2〕。是何原因造成此种状况呢？稽考史实，笔者认为，党争和明朝废相后建立内阁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明太祖朱元璋
一
明代的内阁制是在废除传统的丞相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标志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明初“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内阁对于朝政国事并无独立裁决的法权，而是奉诏办事，其职责被明定为“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3〕，可见内阁并非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阁臣亦非宰相，不是最高行政长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阁权一代代的积累，渐渐突破了原先的规范，而沿着宰相化的道路发展。由于内阁“地居近密”，常侍天子殿阁之下，出谋划策，皇帝礼遇，虽无宰相之名，“然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4〕，阁臣乃握枢衡之职。仁宣时期，大学士“累加至三孤”，又多兼领尚书，内阁权限迅速提高。嘉靖时期又上升到新的高度，史云：“至嘉靖间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凡一时政治得失皆视其人为轻重。”〔5〕内阁“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6〕“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7〕其时，内阁权压六卿，而诸司奏事亦相关白，内阁对于军国大事无所不掌，刑名钱谷无所不问，至此，内阁无疑是握有一部分宰相之权，而非最初的皇帝“顾问”性质。
中书政归
但是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毕竟无宰相之名。按照明朝制度规定：“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而绝不是内阁的属官。内阁与六部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只是虚衔，不许实际掌管六部的事务。正如清人纪昀所说：“汉以来，六曹皆宰相之统属也。然自明革中书省，析其事权归之六部，始得专达于天子，而内阁惟司票拟之职，与古制迥异也。”〔8〕可见内阁并无对部臣发号施令之权，更无直接任免官吏的权限。朱元璋规定以部院“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9〕，这成了部院行政独立的法宝。然而，随着内阁权势的不断扩张，内阁对部院之权不断侵夺。永乐时，内阁初设，“阁臣与部臣为平交，至严嵩始阴挠部权，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10〕甚至出现“各部之事，皆听命于阁下，所不待言，虽选曹有员缺也送揭与阁，然后注选”〔11〕的局面。对张居正的任何决策，六部尚书只能随声附和，而不敢有异议。“六卿伺色探旨，若六曹吏称次者，亦惕息屏气，而不敢有所异同，于是乎相之形张矣。”〔12〕这样，内阁与部院已不处于同一的权力层次，阁权已凌驾于部权之上。
中书六部图
明朝科道官专以建言纠劾、谏诤推弹为职能，必然会对内阁擅权与祖制成宪违悖的状况予以抨击，纵然皇帝优容默许，群臣亦难俯首诚服。于是乎朝廷众臣或攻讦、或抨击，阁部纷争不已，明廷则沦为朋党彼此倾轧之战场。万历年间，内阁权势最显赫之时，东林党人顾宪成、钱一本等人纷纷上疏指责阁臣侵犯部院之权。顾宪成说：“太祖罢中书省而设六部，惟恐其权不散，严嵩以来，内阁合六部而揽之，惟恐其权不聚。散则互钤，权臣不得行其乱，国家之利也，聚则独制，各人不得守其职，权臣之利也。”〔13〕钱一本上疏道：“部院即分职六卿，内阁即论道三公，未闻三公可尽揽六卿之权归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頫首屏气，唯唯听命于三公，必为请教而后行也。”〔14〕不少部院之官还援引明朝祖制，上疏道：“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张居正专擅政事，胁制朝臣，祖宗之法若是乎”？〔15〕言官史孟麟在厉声指责“阁臣侵部院之权”的同时，要求内阁“与天下更始，政事归六部，公论付言官。”〔16〕但是阁部争斗不仅没有滞止，反而日益尖锐，迄明末更形同水火，形成“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17〕的政治格局。
明朝政治制度图
明代内阁为把持朝政，压制部院，除加紧勾结阉宦外，还经常使用两种手段。一是运用权势，桎梏群臣，打击政敌。如利用对官吏的考察任选制度，排斥异己。史载严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18〕“文武迁除，悉出其手。”高拱为内阁首辅时，“追恨台省之聚劾，乃从中构得特旨，”严察言官。张居正“知天下不附己、思以考察劾之，”遂乘京察之际，尽除异己。二是呼朋引党，笼络言官，掌握舆论。由于言官往往代表朝廷舆论，容易影响皇帝，职位举足轻重，故阁臣除打击不附己的言官外，也常采用拉拢手段，扶植党羽，“广布腹心于科道”，利用言官来打击部院之臣。如弘治时，工部侍郎汤鼐疏攻内阁辅臣刘吉，刘吉怀恨在心，遂暗中指使给事中魏璋弹劾汤鼐，汤因此被革职〔19〕。嘉靖时，吏部尚书李默崇尚气节，持正不阿。严嵩当朝，擅揽官员选任黜陟之权，而李默不肯依附，严嵩恨之，遂授意赵文华及心腹言官诬奏李默“谤讪”皇上，李默因此被处死〔20〕。由于此类事件甚多，以致明廷朝野形成“大臣惟惮言官能劾己而轻视诸司，言官为恃大臣能庇己而蔑视公论”的状况。同时言官在阁臣或部臣的支持下，凭着他们的特殊地位，也纷纷结党营私，以个人爱憎和门户之见卷入朋党之争。他们“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21〕御史沦为阁部斗争的打手，一切谏议、弹劾都从党派利益出发。“故其时，不患其不言，患其言愈多，而国是愈益淆乱矣。”万历后期，“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22〕其时，齐、楚、浙、昆诸党的骨干人物都是御史、给事中一类言官，他们均依托某一阁臣或部臣，为其爪牙，党同伐异，于是乎内阁及台谏重地，成为官僚攻讦倾轧之阵地，整个朝廷“若市井喧哄。”〔23〕史称“明至中叶之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24〕由此可见，明代党争之所以绵绵不止，除了在封建专制统治上具有必然性之外，其实就是与设立内阁大有关系。朱元璋废相之后，在皇帝与府、部、院之间必然出现一个权力真空，因为众多的军国大事必须有一个机构来协助皇帝加以处置。但是由什么机构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呢？在整个明代，由于有永远不准设丞相的祖制而一直未能很好的解决，因此在行政机构的运转上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明代统治者为解决这一矛盾而设立的内阁并没有起到自身应有的作用，反而造成明代官僚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空前激烈，阁部斗争即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导致明朝党争异常激烈的重要因素之一。
嘉靖画像
二
除了阁部之争外，明代内阁纷争也十分酷烈。内阁虽无法定的行政权力，但毕竟是朝廷中枢，在 *** 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故内阁大学士便成了群臣觊觎垂涎的目标。由于阁臣必须由三品以上的大臣廷推产生，因而往往纷争不休，并拉帮成派，互相吹捧或攻讦倾轧，形成朋党势力。朝臣一旦入阁，便可上通天子，下视群僚，为巩固尊荣显贵之权位，阁臣又须网罗党羽，培植帮派势力，朝臣入阁途径除投靠内监外，还须依赖朋党门户之势去攀附援引。如万历年间，王钖爵就是靠御史李植、江东之的上疏吹捧，大力推荐才进入内阁的。崇祯六年（1633），朝廷荐举阁臣，“王应熊以望轻不与，”〔25〕故廷推时没有通过，但他朋比勾结首辅温体仁，温体仁竟不顾廷推会议的决定，在暗中做了一番手脚之后，将王应熊援引入阁，引起舆论哗然。万历末年，东林党人李三才的入阁事件更引起了举朝纷争，成为朋党门户争权夺利的典型。时阁臣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极力推荐淮抚李三才入阁，但遭到其他党派的拼命 *** 。浙党官员邵辅忠参奏李三才是“大奸似忠，大诈似直，而为贪险假横之人。”〔26〕楚党官员徐兆魁弹劾李三才奸贪大著，浑身污秽”〔27〕而东林党人则竭力反驳，大肆赞颂李三才“廉直淡薄，勤学力行，孜孜不倦，古之醇儒。”〔28〕李为人“洁白出天性，其所察吏甚廉，贪敛屏迹。”〔29〕关于李三才入阁的争论，导致“朝端聚讼，迄数月未已，”进一步加深了士大夫中东林党与浙、楚、齐党的对立情绪，故有人评论说：“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
东林党执刀蜡像
〔30〕 明朝内阁无定员定制，内阁大学士多至七、八人，少则三、四人，或二、三人。他们同列枢要，均为皇帝顾问，参预机务，故基于不同的利益或观点，极易引起矛盾冲突，相互明争暗斗。如天顺间阁臣“同利则相趋，利尽则交疏”；成化时阁臣“同己者比，异己者忌，比者相援，忌者相轧。”仁宣以后，阁臣品高位重，“虽无相名，实有相职，”〔31〕在明代政务中起着中枢作用。史载：“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32〕首揆亦称首辅，即在阁臣中有一人为内阁首领。阁臣凭入阁先后、资历、才能、声望及皇帝旨意来确立谁任首辅。内阁大政均由首辅主持，执掌“票拟”之权，负主要责任。其余的阁臣称为次辅、群辅，权力比首辅小的多，是其助手。到了嘉靖、万历年间，首辅、次辅、群辅之间的权力越拉越大，“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33〕“内阁调旨，惟出首辅一人，余但参论而已。”〔34〕如万历初，张居正为首辅，人称“张相公”，他认为自己“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35〕而次辅吕调阳对张居正卑躬屈膝，“恂恂如属吏。居正以母丧，三日不出阁，吏封章奏，就第票拟，调阳坐阁，候票至乃出。及居正归葬，大事必驰驿江陵听处分。”〔36〕可见首辅权力之重。
由于首辅位高权大，因此不仅是皇帝着重控制的对象，也是官僚们角逐争夺的最大目标。阁臣们为占据首辅席位，相互倾轧，愈演愈烈。甚至不惜党比阉宦，勾结台谏，结成各种党派集团。首辅之争成为明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如成化时，“万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刘珝与尚书尹旻，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37〕嘉靖初出现的所谓“大礼仪”之争，更是引起了内阁中朋党挟私攻讦，派系倾轧的混乱局面。首辅杨廷和因议礼不合世宗之意而失宠，张璁、桂萼趁机攻倒杨廷和而入阁，接替首辅之职的是杨一清。然而野心勃勃的张璁不甘居其之下，网罗党羽，竭尽全力攻讦，最后终于把杨一清赶下台，取而代之。以后夏言入阁，又斗倒张璁，当上了首辅。不久，严嵩与夏言两派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严嵩行韬晦之计，表面上对夏言唯唯诺诺，暗中却勾结京山侯崔元、锦衣卫都督陆炳等人，以议复河套之事为由，将夏言置于死地。“言死，大权悉归嵩矣。”〔38〕严嵩虽然诡计多端，奸诈无比，但首辅之位最终亦未能保住。嘉靖四十一年（1562），阁臣徐阶授意御史邹应龙、林润等弹劾严氏父子，“嵩坐世蕃大逆，则徐阶意也。”〔39〕结果严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徐阶任内阁首辅时，竭力援引同乡官员胡应嘉、胡松、严纳、李春芳为党羽，力图使自己在内阁党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徐阶的谋划也是枉费心机，阁臣高拱等见“徐阶独柄国，心不平，劾阶居乡子弟豪横，尽夺其田，戌其二子。”〔40〕徐阶也只得退出政坛，致仕而去。李春芳接替徐阶的首辅之职，但其庸碌无能，故很快就被高拱所取代。高拱是穆宗的老师，很有些政治才能，但他与张居正不睦，穆宗一死，高拱就失去了靠山，被张居正勾结司礼太监冯保而攻下台。张居正为首辅，大权独揽，其他阁臣“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41〕但张死后，尸骨未寒，就受到群臣攻击，惨遭抄家之祸。
明朝首辅张居正
为何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首辅之争会如此激烈，如此残酷？笔者认为，这和内阁党争的特点密切相关。首先是每个阁臣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争夺首辅，都要拉帮结党，都有自己的小山头。明代阁臣都是翰林出身，在朝中长期任职，逐渐形成朋党势力。他们崭露头角，进入内阁之后，便有一些同僚、同乡、门生及亲信官员聚结在周围，形成门户。如严嵩掌权时，；“士大夫办事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燿、许论辈，皆惴惴事嵩，”〔42〕为其鹰犬。严嵩父子还与鄢懋卿、赵文华、胡宗宪、仇鸾等人朋比为奸，结成一个势力庞大的严嵩集团，以打击政敌，锄除异己。甚至连改革家张居正亦不知不觉地卷入到封建官场朋党派系之争的漩涡之中，拉帮结派，重用亲信。《明史》云：“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 *** ，冯保客徐爵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43〕张居正还竭力援引同乡官员以为党羽。史载“江陵作相，九列公卿半系楚人。”〔44〕张居正乃湖北江陵人，而湖北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疆域。可见，张居正和他的前任首辅相同，以乡谊、亲谊及 *** 、请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一个依附他的朋党集团。
其次，在内阁纷争中，各派势力都充分意识到科道官的言事、弹劾之权在党争中的重要作用。史称，“大僚非其党不得安于其位。”〔45〕故凡为首辅大臣，总是竭力控制言路，“所爱者虽不肖必留，所憎者虽贤必去。”〔46〕选授给事中、御史、多切近乡人、亲友、党羽，有所欲为，则托之论罢。”〔47〕“而科道转为其鹰犬。”〔48〕遇有异己之政敌，言官就在内阁首辅的嗾使授意下，“群起而逐之。”在各个党派之间，还游离着一些相对独立的科道官员，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不偏不倚，不依附于哪个山头，实际上却是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一旦发现哪个首辅失宠于皇帝，权势地位岌岌可危，就纷纷上疏攻击，使其成为众矢之的，借以邀功请赏。
其三，首辅之争的参与者虽然都是具有很高文化水准的士大夫，他们同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标榜以“仁、义、礼、智、信”为座右铭。但是在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几乎每一个人都结党挟私，从个人恩怨出发，伺机报复，不择手段地打击政敌，权力的欲望和政治野心使他们成为冷酷无情的政客，用阴谋残忍的手段置对手于死地，对他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行为。即使未能达到目的，也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些以儒学起家的阁臣大僚，虽然保持着道貌岸然的外表，但在心狠手毒这一点上是不亚于纠纷武夫和不通文墨的宦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