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至今仍记得年少时一个春天的傍晚，她独自一人走在路上，看到夕阳下的白杨树，突然就哭了起来，“人生这么美好，我竟然没有写什么东西，活着都没有意义。”

十年前，在大学教书的学者梁鸿写了一本书，记述了自己的故乡河南穰县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取名为《中国在梁庄》。如今，她的作品栏里添了《出梁庄记》、《神圣家族》、《历史与我的瞬间》、《外省笔记》和最近的出版的《四象》，她已成为职业作家，与文字和阅读为伴。

这些年，梁鸿与故乡始终保持着离开，回归，再离开，又回归，这样循环往复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她最终寻回了自己的名姓：一个生在梁庄、长在吴镇、后至北京的出梁庄人。她找到自己的根和精神之源永远在那一方故土中，更为幸运的是，她还能用手中的笔将它书写下来，无论美好还是颓败。

“在阅读中抵抗遗忘。”梁鸿说，这句印在“都来读书”的海报上。“都来读书”是抖音、今日头条、番茄小说以及国内众多文化机构共同发起的全民阅读计划，梁鸿作为“领读人”，向阅读爱好者讲述不被遗忘的故乡，以直播、抖音短视频或微头条、头条号文章的形式，发布读书感悟，用新技术记录历史。

熙熙攘攘的人生从来都在，通过梁鸿推荐的书，你可以看到鲜活的人生、奇特的遭遇及人生背后的逻辑种种。

梁庄

一直到成年，梁鸿才吃到第一碗家乡美食——河南烩面，“用盐揉面，抹上香油，醒一醒面，熬好的羊骨头汤，放上木耳、海带和粉条，早些年再撒上一些芝麻叶子、萝卜樱子做成的干菜，一大碗，热气腾腾，很滋补，真香。”

“那个时候，整个梁庄的人几乎都没有条件去吃。” 著名作家阎连科说，从《中国在梁庄》中读到了“令人惊诧、震撼的中国现实”。

“梁庄是我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是我的乡愁，也是你的乡愁，是每个中国人化不开的心结。”梁鸿说。

与烩面的香味一样，令梁鸿印象深刻的还有饥饿。家里经常闹春荒，吃不饱，饿的时候，梁鸿就坐在墙角晒太阳，一天也就过去了。

饥饿岁月里的成长容易被忽视。某一天，上学的路上，梁鸿碰到了父亲。父亲打量着她，用一种吃惊的口气，说，呀，你都长这么大了！那好像是某一个清晨，在庄稼地里，看到庄稼一夜之间拔节蹿高时的惊喜。

“它是乡愁里长长的阴影，不是黑暗的，是掺杂了哀伤、某种温柔又凄凉的记忆，至今，我还是没有走出，即便我已离开梁庄这么多年。”梁鸿说。

她记得，原来梁庄的坑塘里长满了荷花。每到夏天，只需一场大雨，青绿的荷叶便铺满整个坑塘，到了盛夏，白色或者粉红色的荷花，露出水来，挺立着，随风摇曳。有时，她和玩伴们下河摸螺壳，抓泥鳅，带回家炒着吃。待莲子成熟后，就偷偷去采莲子，“一口咬进嘴里，那个清香。”

梁鸿彻底离开梁庄是在1994年，那一年，她20岁，考上了河南当地一所高校。

自从彻底离开梁庄后，梁鸿每年回不了几次家。一次回乡，她曾经读书的梁庄小学，已成养猪场。校门口的标语，从“梁庄小学，教书育人”，被改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最近几年，我们都在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可是轨迹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清楚的，我们习惯了符号化处理，习惯了数字化衡量，哪怕是感情。”

她说，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着自己：“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论文成为了学术生产，这不是有血有肉的生活，而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梁鸿回到了梁庄，踏踏实实地住了五个月。每天，在父亲的陪伴下，她和村庄里的人吃饭聊天，“用目光和脚步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

2010年上半年，梁鸿在北京的书斋里，开始写作《中国在梁庄》。

吴镇

重返梁庄，最初或者只是无意识的冲动，但当站在梁庄大地上时，梁鸿似乎找到了通往历史的联节点。种种毫无关联的事物突然联系起来。早已遗忘的个人记忆——她走过的坑塘，经过的门口，看到的树木，那随父亲长年征战的铁球，百岁老人“老党委”家那个神秘而又整洁的庭院，童年与小伙伴决裂的瞬间，1986年左右全村、全镇种麦冬的悲喜剧，所有的细节都被贯通在一起，携带着栩栩如生的气息，如同暗喻般排阵而来。

在那一刻，个人经验获得历史意义和历史空间。从梁庄出发，从个人经验出发，历史找到了可依托的地方，或者，反过来说，个人经验找到了在整个时间、空间中阐释的可能。两者相互照耀，彼此都获得光亮。

2011年，追寻梁庄的足迹，梁鸿走遍中国的大小城市，西安、南阳、青岛、内蒙、北京、广州、厦门、东莞等等，她的同乡们在这些地方打工。她想了解故乡的亲人们的生活。

在经历了多年的学术思考之后，她希望，能够在“实在”的生活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东西。拥挤的城中村，尘土飞扬的高速公路边，一双双眼睛投向她，一个个场景震撼着她，“他们对自我命运的认知，以及种种无意识选择背后所折射出的深远的历史空间都让我意外。”

写完梁庄后，还有很多人物在她脑海里转悠。“其实，他们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片段性的、非常模糊的，可能我从童年时代就认识他们，长大之后，每次回到镇上他们都还在，看见他们也就看见曾经的生活场景。”

“吴镇位于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曾经为穰县“四大名镇”之一。集市非常繁荣，以主街道为中心，呈十字形朝四面辐射。少年时代，每到逢集时候，尤其是三月十八的庙会，镇上可谓人山人海。我们从镇子北头往南头的学校走，几乎可以脚不沾地地被推到那边。”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曾如是介绍吴镇，哥哥的家就在镇上，那是她每次回梁庄落脚的地方。

在哥哥家无事待着的时候，她常常会搬个凳子，看街市上人来人往。有时也去赶集，慢慢走过一个个商铺，一个个小摊贩，和别人挤着，心里总是充满奇异的感觉。有一天她问自己：“我为什么不写这些人呢？“

后来，吴镇便成为她文学飞翔之地——她由此从非虚构进入到虚构的领地，《神圣家族》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她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在镇上读书。小镇的每一条街道，包括拐角的丛野刺玫、夏天散发着臭味的白色花，都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梁鸿用12个故事书写身处吴镇这一“县域”里生命群体的命运。

为了写这部作品，梁鸿又专门回镇上住了半个月。尽管笔下的人物有虚构性，但她仍希望文字具有更细微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就像一个人的毛细血管一样，好像不存在，但其实构成了生命的每一次气息，构成了人物的最终气质。

“我觉得它（吴镇）和我的生命有着某种一致性，跟着我一起成长。如果说梁庄是一个小小的内部生长的村庄，那么吴镇可能是一个走出了梁庄的封闭、能够和周边人交往的相对开放的空间，它是一个更喧哗、更有交融性的像交响曲一般的存在。”在写吴镇时，梁鸿写到不同街道的纵横交错，不同阶层的彼时观望。她与它既亲密，又有距离。

写作的意义

“《中国在梁庄》出版后，我们县的人都疯狂去买书。县城里没有，就跑到郑州、北京买。”暑假回梁庄，梁庄受到当地官员极高的礼遇。“他们争相和我谈文学，特别尊重。”甚至还有人能背出书中的一些段落。

梁鸿接到了许多封读者来信，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部队军官，城市农民工，大学老师等。除了表达对于《中国在梁庄》的喜爱，读者的来信都写了自己的故乡和乡愁。

“《中国在梁庄》击中了每个人心中的痛，这种痛是一种隐痛，平时我们是把它忽略掉的，”梁鸿起身把一摞读者来信放好，说，“城市里的我们都很奔忙，不断被挟裹着往前走，遗忘掉我们的故乡，但是它一直在，我们经常看一些零散的新闻，有时会心有所动，可是都忽略过去了，这本书出现的时候，可能一下子打开了城市里的人尘封已久的乡愁。”

梁鸿做了一比喻：“就像在心里开了一道小缝儿，阳光‘唰’的一下，射进来，那种问题感，一种蛰伏已久的痛感，让你知道，其实一直在自己心里放着。”

梁鸿在记录村庄、乡镇的过程中一步步找回自己，用写作抵抗遗忘，而读者在阅读中抵抗遗忘，找回丢失已久的家乡。

梁鸿偏好阅读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类的书籍，一方面从中获得关于历史的实感，另一方面又有文学的趣味。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只有对社会历史有更充分的理解力，才能够对社会与历史中的人有更充分的理解力。

最近梁鸿在写一部非虚构作品，有关一个女孩子的故事。此前她一直在老家采访，跟着女孩的步子，去女孩生活的地方。

“疫情来之前我一直在写，春节期间也一个人留在北京写作。疫情蔓延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太无足轻重了。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灾难面前，这个女孩的故事好像也没那么具有启发性。”在那段时间，梁鸿特别沮丧，每天看新闻哭得一塌糊涂，完全没办法拿起笔。

“后来我重新思考这件事情，就像之前我说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价值。这个女孩子所经历的一切，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阶层之间的冲突、自己的情感、生活里的奋力……这些在我们的日常里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事。它们不应该被压抑。”

2月2号，梁写下这样一段话：

“傍晚的时候，看着窗外的薄雪渐渐消融，突然想清楚一件事情。大地不是突然变白的，而是一片片雪花落下，最后改变了大地的色彩和形状。一个写作者的任务也许不只是正面书写大的事件，而是事件形成前那一片片雪花、一个个微小事件的形状。这或者也是写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