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大同观音堂八大明王造像风格
《大众文艺》2012年01期 武建亭李晓宇（大同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
摘要：大同观音堂八大明王雕像为辽代民间遗物，它以辽代文化和社会生活为依据，按照辽代的思维方式进行造像。本文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美术学的角度出发，论述大同观音堂八大明王的发饰特点、服饰特点，体现辽代民间佛教石雕艺术的风格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从五代十国到辽金宋元是一个由统一而分裂，并且又由分裂而融合的复杂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政权并立，民族矛盾激化，社会结构的发展多元化。辽代少数民族政权、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汉文化，崇佛观念从贵族延伸到了民间，佛教造像艺术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大同观音堂八大明王雕像样式与辽代西京地区的民间装束相似，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思想性。
一、大同观音堂八大明王雕像的历史成因
1.辽代契丹族政权的建立
辽是以契丹族为主的政权。契丹族是长期以今辽宁省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为活动中心的古老民族。这个民族是由八个部落组成，各部落共同选出一个可汗作领袖，每三年选举一次。907年，耶律阿保机当选为可汗。他破坏了选举制度，一直占据可汗的宝座。916年，他又设计杀害了各部落领袖，即皇帝位，建立了契丹国，并以皇位世袭制代替了可汗选举制，他被称为辽太祖。
阿保机建国的过程，同时也是契丹社会变革和汉化的过程。他任用一些 *** 作政治顾问，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汉族的封建制生产方式。[1]民族的统一与融合，为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奠定基础。大同观音堂的建造，反映了辽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2.辽代皇族对佛教的崇信
辽代是以崇佛而著称的朝代。佛教的极盛，对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契丹族原来笃信萨满教，随着向外的扩张，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逐渐皈依佛教。太宗会同元年（937），取得了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这一地方原来佛教盛行，这更促进了辽代佛教的发展，而王朝利用佛教的政策亦益见显著。其后诸帝都对佛教加强保护，特别在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中间，辽代佛教遂臻于极盛。[2]
随着辽代政治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辽帝王对佛教的态度一代比一代狂热，敬奉佛教成了帝王们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兴宗即位后，皈依受戒，铸造佛像，编刻大藏经，经常让名僧为自己说法，对僧人给以优厚的待遇，还授给高官。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佛教的政治地位，同时扩大了佛教的进一步影响。[3]辽代统治者的崇佛礼佛政策极大的促进了佛教在民间的发展。自辽中叶以后，佛寺香火鼎盛，信徒遍及全国，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4]
虽然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稳定，但人民生活仍存在现实的苦难，为了减少精神的苦难，民间大兴寺庙。大同观音堂正是辽兴宗时期建造的庙堂，它成为百姓寄托精神压力的产物。
3.辽代及大同地区的经济状况
辽政权建立后，统一了北方的广大地区，在各族人民杂居的状况下，游牧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逐步结合。在辽统治的二百多年中，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畜牧业在契丹族中占首要地位，长期的游牧生活使契丹族人擅长骑马，也为契丹成为马背上的民族奠定了基础。辽代的传统手工业有造车、马具、弓箭、渔具、陶瓷、制革等，随着汉族工匠大批进入契丹地区，丝织业和制瓷业也发展起来，并且带有一定的民族特色。[5]
大同观音堂是在辽兴宗时期建造，作为辽代核心地域的大同其佛教造像不仅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而且在造像内容上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二、大同观音堂八大明王发式的造像来源
佛教造像中发式因受到各个时期审美标准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造型风格。我国传统雕刻艺术是从民间发源，具有较强的地域特点。髡发是契丹族男子的一种发式，女子少时也为髡发，《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等史志中都有记载。髡发是将头顶部分的头发全部剃光，只在两鬓或前额部分留少量余发作装饰，有的在额前蓄留一排短发，有的在耳边披散鬓发，也有将左右两绺头发修剪整理成各种形状，然后下垂至肩。髡发样式在《卓歇图》《契丹人狩猎图》《胡笳十八拍图》和辽墓壁画中都可看到。[6]契丹男子髡发共有种样式，其中1.前额两侧各保留一小绺长发，或编成发辫，或自然下垂，而将其余部分剪光或剃尽。2.前额部分留两绺相连的长发，于相连处上侧，剪出三角形缺口，长发或编成发辫，或自然成绺，垂于耳侧，其余部分全部剃掉。3.鬓角处分别保留一绺长发，垂于面颊两侧，其余部分一律剪成短发。4.在前额两侧和颅顶正中，各留一绺长发，剃掉其余部分，前额两侧头发拢于耳后垂下，颅顶正中长发以绳带束扎，垂于脑后。大同观音堂八大明王的发式与这四种髡发样式大致相同。
观音堂观音殿内东侧第三尊大轮明王和西侧第一尊无能胜明王的发式为第1种类型。这两尊明王前额两侧各有一组红色发髻，发髻在愤怒时向上竖起，其余部分全部剃光，头顶色彩与面色相同。殿内东侧第二尊大笑明王的发式为第2种类型。这尊明王的发髻从头顶向前额两侧剪成三角状，黑色发髻从前额两侧分开绕于脑后，发型自然下垂。东侧第一尊马头明王的发式为第3种类型。该明王的两鬓处各留两组长发，其余部分都剪短，黑色怒发向上竖起。殿内东侧第四尊降三世明王、西侧第二尊大威德明王、西侧第三尊不动明王和西侧第四尊布掷明王的发式为第4种类型。这四尊明王额部两侧和头顶处都留有长发，怒发向上竖起，在头顶形成一组垂直的发柱或呈山字状发型。
三、大同观音堂八大明王服饰的造像来源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佛教文化和佛教教义的传入，佛教造像艺术也随之在中原大地上发展起来，佛教艺术在风格上历经漫长的社会演变，并进行了本土化的艺术过程，服饰艺术也不例外。在物质生活中,衣冠服饰是衣食住行之首,是思想文化、等级制度、身份地位最显著、最充分的表现。服饰文化作为社会生活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国民精神实质。[7]
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辽墓墓道中所绘的各种类型契丹人物为我们了解契丹人的服装造型提供了依据。其中“归来”图上的墓主人，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间系带，是典型的契丹人装束。契丹族原以渔猎为生，鱼兽等动物的肉和皮毛是他们衣食的主要物质来源，他们的服饰多以野生的鱼皮和狍、鹿等兽皮为原材料，经过简单的热制，加工成保暖性强、防水隔潮的以袍式为主的服装、鞋、靴、帽及手套等物。[8]契丹人衣服的色彩多以灰暗色为主，有灰绿、灰蓝、赭黄、黑绿等几种色调。大同观音堂八大明王所着的服装多为绿、蓝、赭、黄几色，从雕刻的纹理上可以看出服装多以皮毛为主要材料的厚重质地。契丹人为了保暖，在腰间系带的习惯，在大同观音堂八大明王雕像上也有所体现。
璎珞是颈部的装饰物，它既长又大，不适合草原上征伐射猎的生活，只能是贵族燕居或参加盛典时的装饰。契丹贵族佩戴璎珞的习俗应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璎珞传入契丹的时间，当是在辽建国以后，亦应与佛教的影响有关，如庆州古城出土的辽代石刻菩萨、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胁侍菩萨胸前都饰有璎珞。[9]大同观音堂八大明王胸前的璎珞，从脖颈至腿间，这也体现了佛像在当时社会中备受重视特点。
随着契丹族与汉族的频繁接触，以捕鱼、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方式演变为从事畜牧的生活方式，[10]契丹人为便于骑马，喜穿靴，并常以皮革制靴。大同观音堂八大明王未着靴，两脚 *** ，所着的裤未过膝。从膝以下 *** 的部分可以想到契丹人靴的长短。
四、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辽代大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崇佛思想的阐述，将大同观音堂八大明王的服装样式、发型样式与中国古代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相联系，揭示了大同观音堂观音殿内的八大明王雕像为乡绅及信众集资所建，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辽代民间佛教雕塑的艺术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