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晋商的三种精神品格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过徽商，然则窃以为，最能体现中国精神特色的当以北方的晋商为代表。
首先，最能体现晋商气质的，就是其合和为本的儒商精神。“合”即天人合一；“和”即人际和谐。前者昭示了山西商人巧于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的秉赋、条件的本事。三晋大地“表里山河，称为完固”，她“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于是，晋人就既做贩马的营生，又兼营盐的事业。如春秋时师从陶朱公范蠡的晋国人猗顿，就是把盐业做大、做强，“与王者埒富”的成功人士；又如战国时的段木干，就是顺势在贩马事业中发迹的大商贾。这种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顺天时、地利而成的思路，是儒商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由同为三晋商人的翘楚之一———白圭具体化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为商命题。而这一命题，也正与后来的西方经济学所阐明的“比较利益原则”相切。就后者讲，则彰显了山西商人巧于利用人际关系的血缘、地缘特色而“为仁作义”的本领。山西人“齐家”的本事是很大的。然而，他们不仅仅在同宗、同族的圈子里打转，为了四处贸易货物，他们需要“走出去”，因而，他们也很会处理五姓杂处的地缘关系下的社区内的人际关系。“刘、关、张三结义”的精神让山西人用在“商战”上也很奏效。山西人信奉“无网而不胜的道理”。“走出去”的山西人人生地不熟，但他们为人“活络”，擅长“关节”，很快就会融入当地的社区，他们的“团队精神”委实可圈可点。晋南是周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周太史史伯的“和而不同”的思维方法想必让这些商人全都学去了。
其次，就是始终为晋商恪守的真实信用的诚信原则。孔子有言：人无信不立。这说的是做人必须讲一个诚信。诚者无伪，诚者不欺，诚则本真，诚则有信，诚即自然，诚则“止于至善”。晋商把这一原则也运用在了商业经营中，这就是被人们称道的商业中的“上帝的准则”。在晋商看来，以次充好，以劣充优，以假乱真，“骗了老张骗老李”的“一锤子买卖”，只能是自毁“金字招牌”，无异于堵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所以，他们诚集优质货，诚待天下客，以优质的“货真”和物有所值的“价实”服务于社会，周而复始地参与商业资本的良性周转和循环，从而集腋成裘，把生意做大。商业资本离不开诚信，银行资本更应是“无信不立”。山西“票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之所以东渡扶桑，西被东欧，南涉诸岛，“名誉著于全球”，就是因为他们谨守了“信用”二字。在山西“票号”那里，“信用”不仅仅是一种作风，而且是一种制度安排，这是保证其事业历久不衰的守护神。
第三，山西商人天生具有以政济财的政商意识。山西商人成功者不少，然而我们发现，他们不但在商言商，也更“讲政治”。三晋大地夹在吕梁、太行两山中间，上承北京，下接西京（西安） 。山虽高，但“皇帝”却“不远”，此“讲政治”之地缘优势也；三晋自古为法家人物，有如申不害、韩非子等才俊辈出之地，此“讲政治”之人文旺脉也。这种“统政理财”的做法，被许多人称之为晋商的“双向思维”。说到底，政治本来就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重商主义的创始人孟克莱贤有一篇文章就叫“献给国王与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他也确实把该文献给了国王和王太后，从而也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可见，以经邦济世为己任的经营家们，就应该研究政治、利用政治、发展经济、振兴经济。
晋商之所以能积淀以上精神气质，这和他们在哲学世界观上恪守居庸处常、尚中贵和的中庸思想有极大关系。“庸”即人伦日常日用，孜孜于此，就会对人民生活、生计心怀殷忧，把淑世之情变成入世之行；就会以平常、平等之心接人待事，从而善于创建自己的新文化。“中”即“执两用中”，恪守“中道”，就会不傍不倚，胆大心小，独立自主，明智决策；就会克勤克俭，节用有度，讲求效益，精于算计，从而在励精图治中事业做大。
这是我在长安大学人文学院担任广告学系系主任期间撰写的一篇文稿，后来获得山西省委宣传部征文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