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时而幽默诙谐,时而辛辣尖锐的笔墨,对当时儒林百态进行了生动地展示与讽刺。作者以为,在八股取士文化体制之下,广大士子们的头脑为功名富贵观念所绑缚和充斥,而不讲究文行出处,为官则为贪官污吏,居乡则为土豪劣绅。如果说王惠、汤知县以及搅动枕箱风波的差役是前者的典型,那么张敬斋、严贡生与严监生兄弟等则为后者的典型。
一般读者对严监生更为熟悉,他临死前迟迟不肯咽气,伸出两个手指意指两个灯头,别人熄灭多出的一个,他才放心地撒手人寰,此人物的吝啬恋财早已广泛成为大家的谈资与笑柄。然而,很多人不知,他还有个做贡生的同胞哥哥。他们都是广东高要县,都有着响当当的名字,哥哥名大位,字致中;弟弟名大育,字致和。
贡生是封建科举时代,由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优秀或资格较老者选出,具有进入国子监学习或任官资格的人。他们作为乡里的知识阶层,本应志洁行芳,成为当地为人处世的楷模与风范,然而在八股取士制的毒害下,这些人却很少有如此的操守和品节,他们常利用自己各方面的关系,尽情地满足自身的私欲,恣无忌惮地欺压良善、巧取豪夺,造恶一方。“贡生闹船”就是如此的一个典型例证,由中可见严贡生悭吝、狡猾、豪横、无赖的恶劣品质。
此事见叙于作品的第六回,严贡生的第二个儿子从省城娶亲回乡,乘坐两只大船。船行前,立契说定应付船银十二两,到高要县交清。船行之时,一船乘着新郎新娘,一只严贡生自坐。为了充门面,严贡生借了一副“巢县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肃静”、“回避”的白粉牌,四根门枪,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开锣掌伞,吹打上船。船家见了,颇生敬畏,更加小心伏侍。行至距高要县不过二、三十里处,严贡生忽然在船上闹起头晕,两眼昏花,口里恶心,还呕哕出许多清痰。两个小厮一边一个架着他的胳膊,仍只是要跌倒。严贡生口里连叫:“不好!不好!”被放躺下,还一声不倒一声地哼哼。后来,他打开一个锁着的箱子,取出一方云片糕来,约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剥着吃了几片,将肚子揉着,放了两个大屁,登时又好了。如此的这一场忙乱是真的吗?不是,完全是严贡生自导自演的骗局。另有剩下的几片云片糕,被搁在后鹅口板上,半日也不来查点。那掌舵的害馋痨,左手扶着舵,右手一片片地将之拈进嘴里吃下,严贡生只作没看见。
顷刻间,船靠了码头,船家、水手都来讨喜钱,严贡生却在舱内,四面乱找,口内不停地问:“我的药往那里去了?”小厮疑惑地说:“何曾有甚药?”严贡生道:“方才我吃的不是药?分明放在船板上的!”那掌舵的只得承认:“想是刚才船板上的几片云片糕。那是老爷剩下不要的,小的大胆就吃了。”严贡生听后,发急说:“吃了?好贱的云片糕!你晓的我这里头是些甚么东西?”掌舵的道:“云片糕,无过是些瓜仁、核桃、洋糖、粉面做成的了,有甚么东西?”严贡生发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个晕病,费了几百两银子合了这一料药,是省里张老爷在上党做官带了来的人参,周老爷在四川做官带了来的黄连。你这奴才,‘猪八戒吃人参果,全不知滋味!’说的好容易!是云片糕,方才这几片,不要说值几十两银子,‘半夜里不见了枪头子,攮到贼肚里’,只是我将来再发了晕病,却拿甚么药来医?你这奴才,害我不浅!”说着便开拜匣,写帖子,要把舵公送去衙门打板子。掌舵被唬得陪笑求饶,严贡生硬是不依。
小厮拿着帖子慌忙上岸,那些搬行李的人都帮船家拦着。两只船上的船家都慌了,一齐相求:“严老爷,而今是他不是,不该错吃了严老爷的药。但他是个穷人,就是连船都卖了,也不能赔老爷这几十两银子。若是送到县里,他那里耽得住?如今只是求严老爷开恩,高抬贵手,恕过他罢!”严贡生越发恼得暴躁如雷。搬行李的脚夫走到船上来说:“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方才若不如是着紧的问严老爷要喜钱、酒钱,严老爷已经上轿去了。都是你们拦住那严老爷,才查到这个药。如今自知理亏,还不过来向严老爷跟前磕头讨饶,难道你们不赔严老爷的药,严老爷还有些贴与你不成?”众人一齐捺着掌舵的磕了几个头。严贡生见火口已到,便和缓下来道:“既然你众人说,我又喜事匆匆,且放着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帐,不怕他飞上天去!”言毕,便扬长上了轿,共与小厮们一哄而散,船家们只有眼睁睁地望着他们远去而无计可施。
一场太过逼真的闹剧,然而又有谁知道这只是严贡生为赖掉十二两银子船钱而巧设的骗局。两艘大船的挑费、舵手与船夫们的汗水,难道不该给他们些酬劳?如果嫌十二两银子偏高,为何不在上船前再讲一讲价,或者把船换小些?而既以立定契约,就应该不打折扣地来偿付?即使不想来偿付,又何必把些云片糕说成是救命的神药?又何必又晕又呕、装死装活,且反逼着舵手向他认错讨饶?这是何等的机诈、贪吝、自私、 *** !
如此的劣行,对严贡生来说,在书中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第四回范进和张静斋来高要县打秋风,首先遇到就是此看去相貌堂堂、知书达理的严贡生。他极力炫耀和汤知县“是极好的朋友”,把相互交往、甚至还要想给自己二儿子说媒的是说得言之凿凿,有鼻子有眼,而实际汤知县根本都没听说过他。他还向范、张二人吹嘘:“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而话音刚落,就有一个蓬头垢面连鞋都没穿的小厮跑来对他说“老爷,早上关的那口猪,人家来讨要了”。转瞬间,他的真实面目便显露出来。此外,他还不断侵占弟弟严监生的家产,为儿子从省城娶亲回来,自己家窄鳖没地方住,就把二子强过继给弟媳,而且让他们住正房,而弟媳则住厢房,气得弟媳又哭又闹,还把官司高到府县。
《儒林外史》是一部具有思想深度的文化小说,作者在深刻审视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与制度的同时,更在执着思考和探寻着文人应该如何自立、生存、发展的路径。为功名富贵观念和八股取士制所浸染而麻木迂腐的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等固然可怜、可笑、可悲;而为之所毒害变得极端自私、机诈、贪吝、薄情的王惠、汤知县、张敬斋、严贡生等则更可鄙、可耻、可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人们读书或接受教育,绝不单纯在于知识的增多或某种技能的掌握,而应首先是人格与道德素养的提升。正是在如此的价值理念下,吴敬梓才将儒林的希望寄寓在书末的季暇年、王太、盖宽、荆元这四个“市井四奇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