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为了生存下来，有机体不仅要决定吃什么，还要避免自己被捕食。——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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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必须要活着，至少要存活一段时间，才会有种种事情的发生。那生存本身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尽管现代的生活方式让我们远离了危险，但是每个人仍有可能遭遇那些会威胁到我们自身生存的事情。人类祖先必须成功地解决这些适应性问题才能存活下来，它们像一个过滤器，将那些未能渡过诸如疾病、寄生虫、捕食者、荒芜的冬季和长期干旱的夏季等难关的个体淘汰出局。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有毒；哪些物种可以捕食，哪些物种会猎杀我们。实际上，在八九十年代的科学研究确实显示，人类普遍表现出拥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常识生物学』知识。它的核心是关于生物的直觉认识，包括直觉地对不同物种进行分类，并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拥有自己特有的内在『本质』。比如说荨麻的内在本质让它能长出扎人的刺，而狮子的本质则让它长出能够杀人的犬齿和利爪。
这种常识生物学知识在个体早期就开始出现，并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比如，全世界的人都自然而然地将所有生物划分为植物和动物。学前龄儿童已经能够意识到去掉狗的内在属性，这条狗就不再吠叫和咬人。相反，当你去掉狗的外在特征或者改变狗的外部形象，让它看起来不像一条狗时，儿童却相信它仍然拥有本质的『狗性』。同样学前龄儿童认为，小猪仔被母牛抚养长大依然会哼哼地叫而不会哞哞地叫。
这种常识生物学很有可能就是进化形成的认知适应器。它在个体早期就已经出现，并非来源于父母给予的明确教导。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而且对于解决很多生存问题至关重要，比如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适应性问题——哪些东西有营养，哪些东西有毒；哪些物种可以捕食，哪些物种可能会猎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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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物种而言，食物短缺是最严重的『恶劣条件』之一。现代社会，如果我们饿了，可以去商店或者餐馆购买食物。但是对于游荡在大草原的人类祖先而言，寻找食物可没有那么容易。从早上起床时的饥肠辘辘，到晚上睡觉时的吃饱喝足，我们的祖先必须克服诸多困难。
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获取足够的热量和特殊的营养成分，诸如钠、钾、钙和锌等，同时还要避免摄入能够迅速致死的危险毒素（毒素本身就是一种适应器，有助于植物被吃掉的可能性）。这就需要我们对食物有所选择，辨认并进行处理，尤其是对杂食性动物来说更为重要，因为食物谱广泛就意味着中毒的机会增多了。
食物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很多的社会属性和文化价值。在一些文化中，分享食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比如说求爱的策略、拉近关系的方式，以及化解冲突的意义。一个男人如果没有能力获得食物，他在人群中会丧失尊严，一些非洲地区，如果丈夫不能提供食物，女性会向丈夫提出离婚。各个民族的神话和宗教传说中都充满了与饮食相关的故事与禁忌：比如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耶稣把水变成酒，用三条鱼和五张饼就喂饱了几千人，还有禁食猪肉，等等。
食物和食物消耗也经常被用作隐喻来形容各种对象。晦涩的散文让人『难以消化』，意外的好运让人心里『甜滋滋』，一本好书读起来『津津有味』，而人际关系不好则会让人感到很『苦闷』。总之，食物一直渗透在我们的心理偏好、口头语言、社会交往、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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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抚养期是食物选择的核心阶段，对儿童而言，若想在生命的早起阶段存活下来，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选择吃什么和不吃什么。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的幼体都是通过母乳在获得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热量。这避免了幼体在自己有能力选择食物之前误食致命有毒的物质。
人类具有进化而来的的食物偏好吗？其实人和老鼠已经进化出来对甜味食物的偏好，因为这种食物能够提供丰富的热量。这并不是人类独有的，老鼠（模式生物）也是如此。人和老鼠也都不喜欢苦味和酸味的食物，因为这种味道往往意味着食物含有毒素。另外人和老鼠还能够根据不同的内部生理状态，比如缺乏水分、缺乏热量和盐分，来适应性地调节自己的进食行为。实验表明，当老鼠感觉到体内盐分不足时，它们会马上表现出对盐的喜好。
人和老鼠都有一种可以被称为『新食物恐惧症』的适应器，即对陌生食物的强烈反感。一般情况下老鼠摄入陌生新食物剂量非常小，如果出现了不良反应，将不再食用陌生食物。人类常常会在父母或其他人的引诱或哄骗下尝试某些陌生食物，这表明人类的饮食活动具有重要的社会元素。
还有一种对食物的偏好是我们不得不说也常常会提到的，那就是对高脂肪高热量食物的偏爱。这是由于在远古环境中获取食物的难度比较高，而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就是非常优质的能量来源。但是在当下环境中，我们获取食物的难度变得容易了许多，但依然具有对高热量食物的偏好，于是这反而成了我们健康问题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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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会对一部分食物有偏好，那么自然也会有厌恶情绪。厌恶是情绪体验的适应器，有助于防止细菌入侵、保护人体免受疾病侵扰。这种情绪体验表现在对某种对象的反感和排斥，会引起人们对厌恶对象的强烈退缩行为。
如果厌恶情绪真的是进化而来的疾病防御机制，那我们就可以作出以下预测：第一，可能引发疾病的物质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厌恶感。第二，这些有法厌恶情绪的东西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实证研究的数据支持了上述两项语言。从荷兰到西非，多种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对于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食物或者加工不卫生的食物都表现出了厌恶感，例如腐烂的肉、肮脏食物、发出恶臭的食物、残羹剩饭、发霉的食物、里面有死虫子的食物，或者看见别人用不干净手所制作的食物。如果食物被蛆、蟑螂接触过，或者沾染了粪便，也能够引起极度的厌恶感。
在某项研究中，粪便以及其他身体排泄物被列为最厌恶的东西。粪便因为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包括代谢废物、毒素等，因而对人体极其有害。另一项研究中，作为被试的学生都拒绝用一个据说曾经装过狗的粪便，但是已经洗干净并经过严格消毒的被子喝水。
关于厌恶的跨文化一致性还来自对表情的研究，研究者发现，对厌恶表情的识别也具有跨文化一致性；有一个先天盲人做出来的厌恶表情能够被另一个先天聋人准确地识别。
另一个证据来自于性别差异；女性通常要照顾婴儿和年幼的儿童，她们通常要照顾婴儿和年幼的儿童，她们在保护自己的同时还要保护儿童免受疾病的侵扰。因此，与男性相比，女性会觉得可能携带病菌的东西能引起更强的厌恶感；而且对这些东西可能导致疾病的风险评估也高于男性。个体差异的证据也直接支持了厌恶的保护功能假说——那些对污染具有更高敏感性的人受感染的机会明显更低。
当然，被污染的食物不是唯一引起厌恶情绪的东西。不讲卫生，身上有明显的伤口，或者有过某些特殊的性行为（比如 *** ），这些都可能是疾病传播的渠道，也意味着当事人的健康状况欠佳。而如果要与这些人产生接触，也会引起人们的厌恶反应。总之，许多实证研究的证据都支持了厌恶的疾病防御假说。厌恶是一种进化而来的，用于放置疾病传播和生存受到危害的情绪机制。
而在某些更加重要的情况下，厌恶反应是可以被抑制或关闭，比如当需要照顾手上的战友或亲属时就是如此。一项研究中，妈妈对自己孩子的粪便的厌恶程度远远低于对其他孩子粪便的厌恶感，而实际上这些粪便样本的标签是刻意打乱过的。大多数人在想到吃人肉时都会感到非常厌恶，但是在快要饿死的极端情况下， 这种厌恶感也会被关闭。很多的证据表明，史前时期的人类在饥荒情况下常常发生同类相食的情况。这些发现表明，人类有能力控制厌恶反应，让它开启或关闭，以服务于更紧迫的适应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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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在孕期投三个月中，通常会得一种妊娠病——对某些特定的食物高度敏感，并伴有呕吐反应，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晨吐』。如果把厌食也算作这种病的一个症状，那么头三个月中有过妊娠病的孕妇比例几乎接近100%。92年的研究中，普罗菲特假设妊娠病是一种适应器，它能够阻止孕妇摄入或吸收致畸因子——不利于胎儿发育的有害物质。尤其是那些致癌的、诱发基因突变的物质。
许多植物都含有一定的毒素，甚至包括我们常食用的植物，比如说苹果、香蕉、土豆、橙子和芹菜。植物和以植物为食的动物似乎是共同进化的。植物通过化学物质来显示他们的毒性。比如卷心菜、花椰菜、椰菜和紫甘蓝就是因为包含异硫氰酸烯丙酯而散发出强烈的气味，而大黄的叶子中则含有草酸盐。人们发现这些化学物质味道苦涩难以下咽，就是一种适应器，帮助我们避免摄入拿下毒素。
在研究中，孕妇认为难吃的食物有咖啡（400人的样本中有129人选了此项）、肉（124人）、酒精（79人）和蔬菜（44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3名孕妇讨厌吃面包，而且没有一名孕妇讨厌吃谷类食物。其他的研究中也得到类似的结果。许多人闻到油炸或烧烤过的食物后都会呕吐，而这类食物通常含有致癌物质。有的孕妇闻到变质的肉类几近晕厥，因为这些变质的肉中滋生了大量的致命细菌。如果孕妇食用了这些食物，她们更有可能会呕吐。呕吐反应阻止了毒素进入孕妇的血液，从而保证胎儿赖以生长的胎盘不受侵害。
在孕妇们讨厌的食物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毒素。比如，肉类通常因为真菌和细菌分解，从而含有较多的毒素，而孕妇在头三个月中似乎拥有专门化的『厌食肉类』的机制。同时妊娠病往往发生在胎儿最容易手袋毒素入侵的时期，大概是受孕后的2到4周左右。这个时候，胎儿的许多主要器官都正在形成当中。第三，大约第8周左右，妊娠病开始减轻，到14周时基本完全消失，而此时也正好到了胚胎器官发育敏感期的尾声。
最有利的证据或许来自于怀孕成功的案例。头三个月没有妊娠病的孕妇的自发性流产率几乎是有妊娠病的孕妇的三倍之多。而在跨文化的证据中，我们也能够找到一些社会文化中长辈通过呕吐反应怀疑女性怀孕的人种志记录。而在27中传统社会的调查中，有20个社会观察到了妊娠病和晨吐现象，另外7个社会则没有。而在20种社会中，人们更多地使用肉类和其他来自动物的食品；这类食物通常比植物含有更多的病原体和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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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类的饮食活动，至少有一个特征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我们用火烹饪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提出这样一个假说：食物烹饪技术是促进现代人类出现的关键因素之一。烹饪过程让含纤维素较多、热量较少，并且需要费力咀嚼也更难笑话的植物变得软化且易于消化，同时释放了食物纤维素的能量，还能够杀死可能有害的微生物。根据假说，发明用火的方法和烹饪技巧是人类进化的关键推动力，它使得人类的大脑容量发生了巨大的演变。
支持的证据包括：
（1）烹饪可以提高食物的净能量价值；
（2）烹饪能让食物更容易消化；
（3）烹饪技术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
（4）人类的大脑在执行其功能时需要消耗大量的热量，而纤维质的水果以及其他未加工的食物难以提供足够的热量；
（5）如果只吃未加工的食物，那么人类的食谱将会非常贫乏，很多女性会因此而丧失生育能力。
烹饪假说在科学界引起了很多争论，争论的关键点在于烹饪技术出现的时间。我们的直立人祖先在160万年前到190万年前的脑容量开始有显著的增长，但很多科学家认为烹饪技术的出现不会早于50万年前，而明确的关于烹饪的最早证据出现在20万年前。所以在我们得到确定的证据表明直立人真的会使用火之前，很多科学家对兰厄姆的假说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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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须吃东西，但是危险会随之而来，有危险的微生物和致命的毒素会因此进入人的体内。几乎每一种食物当中都存有这些有害物质。
远古时代的食物稀少，卫生条件令人堪忧，也没有冰箱或者其他用于储藏食物的人造设备。降低上述危险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烹饪，他能够杀死十五中的大多数微生物。而另一种可能的方式则是使用香料。
香料一般来自于植物，通常会散发出特有的气味，拥有十分独特的味道。植物中这些次级化合物是非常有效的防御机制，它们能够保护植物免受大型生物（草食动物）和微生物（细菌）的袭击。人类使用香料的历史可以追溯哦到几千年前，现在我们烹饪书中，已经很难找到一道没有任何香料的菜了，人类为何对十五中的香料如此在意呢？
抗菌假说认为，香料能够杀死食物中的微生物，或者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阻止毒素的生成。这样，香料就帮助我们人类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存问题，避免因摄入某些食物而生病或死亡。
有一些证据能够支持这一假设。第一，在30种已经做过严格分析的香料中，每一种都能够杀死食物中的部分细菌。你可以猜猜哪些香料是最有效的杀菌剂，答案是洋葱、大蒜、多香果和牛至。第二，气候越炎热的地区，食物中的香料越多，而且香料的味道也越浓烈，这是因为在炎热的地区高温会加快有害微生物的繁殖速度，不冷藏的食物非常容易变质。比如说印度通常菜里面要放9种香料，而挪威的人们通常只在菜里放2种香料。第三，荤菜里的香料比素菜里放得多，这可能是由于有害微生物更容易在未冷藏的肉类中繁殖，而采摘下来的植物则相反，它们自己就含有生物化学的防御机制，因此更不容易遭受细菌入侵。
也许人类之所以食用某些香料是试验或者偶然事件的结果，不过食用抗菌香料的习俗会随着文化交融——比如模仿或口头交流等方式——逐渐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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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长目动物食用水果的历史至少有2400万年。熟透的水果往往最受欢迎，它们富含两种物质：糖和乙醇。而且水果散发出来的『乙醇香味』是果实成熟的标志。所以，灵长目（包括人类）通过熟透的果实而摄入低浓度的乙醇为时已久。
然而现代社会中几乎找不到乙醇含量如此低的酒类，水果中乙醇含量通常只有0.6%。根据食果副产物假说，人类对酒的迷恋本身并不是一种适应器，而是喜欢成熟果实这一适应行为的副产物。在品酒界，常常会使用不同的水果来形容颜色、气味和口味。通过辨别这些，动物能够判断食物中的热量值。
所有的人类都已经进化了喜欢成熟水果的食物偏好机制，但是这些机制和我们现在的高酒精含量的酒类相遇时却出现了问题。事实上，现代社会中的酗酒行为很可能是因为过渡沉溺于食果机制而导致的适应不良。
由此可见，食物在人类社会中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