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曾经有学者预测“二十一世纪将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城市纪元，人类社会的幸福将更普遍地依赖一个安全与公正的城市环境”，时至今日，城市的蓬勃发展似乎在印证这种判断。
人们希望将城市构筑成一个稳定、舒适而美好的空间。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城市，城市面临的挑战也与日俱增。哪座城市更适合人们，哪座城市的生活更舒适？
从一座城市的视角出发，面对数百万、数千万的人口，城市如何承压,如何构建成一个能够承载人们生活与梦想的空间？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尝试运用量化模型，从安居指数、出行便捷度和收入三大维度出发，构建《57城生活舒适榜2022》，呈现中国不同城市的舒适度。
研究发现，生活舒适度更高的城市出现在长三角与珠三角的老牌工业强市之中。其中，绍兴、无锡、苏州“包揽”前三，佛山、东莞入围前十。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量级的城市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活舒适度“倒挂”的现象，一线城市出人意料地表现不佳。北京、上海、深圳排在末位；广州则以相对于其他一线城市较低的住房价格，排在中游的位置。
房价与房租，生活舒适的秘密居住成本较低，是老牌工业城市抬升生活舒适度的秘密。
安居指数聚焦“住房难”的问题，运用房租收入比和房价收入比两项数据，衡量不同城市的住房压力。
2021年开始，房地产行业迎来阵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将成为新趋势。这样的变化，也影响着城市的生活舒适度。
在安居指数榜单上，老牌工业强市与部分西部城市凭借较低的租房与购房价格和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形成了较大的优势，银川、绍兴、烟台包揽前三，佛山、长沙紧随其后。
一线城市与部分新一线城市不出意料地排在末位，这也是一线城市和部分新一线城市在生活舒适榜上表现不佳的重要原因。
对比不同年份的安居指数，似乎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老牌工业强市与部分西部城市依旧坚挺，一线城市仍不尽如人意。对此《南方周末》曾对房价“模范生”——长沙做过深入探查，并指出长沙的“低房价”由“庞大的集资房存量”“地方 *** 招拍挂出让的土地供应量充足”“地方 *** 严厉的调控政策”共同促成。
但是，变化往往发生在细节之中。通过分析细分指标，我们发现房地产行业在2021年发生了剧变。
研究发现，房地产行业的阵痛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叠加，导致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微妙的“口红效应”——其表现为住房市场遇冷，房价下跌，更多居民选择继续租房，或者通过租房改善居住环境，从而导致房租价格上涨。
换句话说，在特殊的周期里，买房的人少了，租房的人多了。而房价和房租的结构性变化，也悄然改变着不同城市的人们对生活的体验。
这样的变化在一线城市中的表现最为显著。房价收入比变化最大的城市是上海、北京和厦门，分别降低了6.51、5.39、5.06，这意味着2021年在这三座城市买一所宜居的住宅要比在2020年买少花费几年的收入。
2021年有不少长租公寓“爆雷”，其主要原因是行业管理不规范。但是，房租收入比则出现了不同的变化，各大城市的房租与房租收入比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房租收入比变化最大的城市是三亚、深圳、北京和上海，这四座城市都提高了10%左右。三座一线城市租房价格上涨合乎情理，因为居住是刚需，买房的需求降低，租房的需求不变，甚至会上升。
而三亚房租收入比变化最大，则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回过头去看房价收入比，我们发现三亚的房价收入比仅次于深圳，进一步细究则会发现，三亚是57座城市中为数不多房价上涨的城市。相较于2020年，2021年三亚房价上涨了2506元/平方米，厦门上涨了1467元/平方米，深圳上涨了1287元/平方米。
三亚房价收入比高的原因是什么，房价逆势上扬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与三亚房地产行业的特性，以及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发展免税行业息息相关。
与国内其他城市商品房开发与销售不同的是，作为旅游胜地的三亚更看重“岛外市场”，更注重发展旅游房地产，也因此建造了一批豪宅，从而拉高了三亚的平均房价。
换句话说，要想在三亚拥有幸福生活，人们需要面对更高的居住成本和更大生活压力。
三亚在房价收入比上做到了和一线城市比肩，而另一座身为一线城市，却在这个维度上与其他一线城市显得格格不入的城市——广州，向我们呈现了另外一种趋势：无界交通使“广州工作佛山买房”更为现实，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无界交通凝聚城市向心力职住关系与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张，工作空间与居住空间的错位关系愈加显著，其带来的通勤问题已经成为“最不受人们欢迎”的日常活动。更通俗来讲，更便捷的通勤，意味着更舒适的生活。
研究团队通过职住分离度、通勤空间半径、通勤高峰拥堵指数三项数据，来观察不同城市的出行便捷度。
研究结果显示出行便捷度高的城市，依旧出现在了老牌工业强市与部分中西部城市之中。其中，南宁、常州、呼和浩特“包揽”前三，南昌、福州、厦门紧随其后。
不出意料的是，一线城市与部分新一线城市再次败下阵来。北京、上海、广州均居于末位。其中，以重庆为代表的部分城市，因为地形复杂等因素，导致其在出行便捷度上表现不佳。
老牌工业强市与部分中西部城市出行便捷度高的原因不难理解，一是人口密度较低，二是制造业企业自有产业园，一般会帮助工人就近解决住宿问题。
一线城市与部分新一线城市出行便捷度低的原因同样不难理解，一是人口密度高，二是第三产业人员流动需求高。
但是，在不同城市类型中，我们依旧找到了特例。出行便捷度高的城市中厦门是特例，厦门第三产业比重高，不同于传统的工业城市。一线城市中，深圳是特例，与其他一线城市相比深圳“不太堵”。
这两座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互联网之城。深圳的互联网基因不必赘述，而厦门同样是一座隐形的互联网之城。互联网行业带来的好处是，互联网从业者工资相对较高，就近居住比例高，且因为“加班文化”错峰出行的可能性更高。此外，科技赋能交通，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而两者不同的是，深圳承载着比厦门更繁杂的交通压力。这份压力既因为人口密度的不同，也因为深圳承载着更多来自周边城市的通勤需求。
2022年3月份百度地图联合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交通报告》显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提速背景下，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持续加强与周边城市融合发展，出现跨城出行热潮。其中，广州市-佛山市、广州市-东莞市、广州市-深圳市、深圳市-东莞市、深圳市-惠州市等位列双城驾车出行热度前列。
跨城出行热的出现，预示着都市圈和城市群正在加速融合。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其新出版的《向心城市》中，提出了向心城市的概念和趋势。在接受研究中心专访时，他指出大城市产生人口集聚的同时，会联合周边的中小城市形成都市圈，在五十公里甚至七八十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基于生活舒适指数的数据分析，研究团队认为，“在中心城市工作，在周边城市买房”的现象将更加普遍，而各大城市依托都市圈和城市群所搭建起来的立体式交通网络，将突破行政边界进入无界时代，凝聚城市向心力，与此同时中心城市将面临更大的交通挑战。
上海最会赚钱厦门潜力最大最后，我们回到和生活压力最直接的问题——赚钱。
经济水平的高低，是人们对一座城市最直观的感受。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个人最终用于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是衡量一座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标准。
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榜中，一线城市毫不逊色，北上深广依旧占领前排，苏州、杭州、南京等经济强市紧随其后。其中，上海以78027元继续领先全国，稳坐“最赚钱城市”；北京以75002元名列第二；深圳凭借70847元的成绩位列第三。这也是北京和深圳首次突破7万元大关。如果以2021年的增速计算，广州、苏州、杭州、南京、宁波、厦门这六座城市将在2022年迈入人均可支配收入7万元的大关。
稳定的经济发展增速与就业增长情况，是上海等经济强市保障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石。数据显示，2021年上海市地区生产总值43214.85亿元，增长8.1%，新增就业岗位63.51万个，比上年增加6.47万个。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的经济韧性可见一斑。
此外，厦门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量最大的城市，2021年增长了6222元，增速达10.7%。紧随其后的是深圳、绍兴，分别增长了5969和5909元。
厦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除了旅游，厦门还是一座不折不扣的互联网之城。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2021年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厦门百强互联网企业数量仅次于一线城市，与杭州数量相当。
在“人随产业走”的规律下，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水平提高和收入增长向来是城市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但是，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正在降低，中国城市正在从“以事业留人”转向“以生活留人”。
这样的趋势在2021年人口流动的变化上得到了验证。此前，研究中心发布《57城人口增长榜2021》指出，北上广深的人口增速先后出现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以成都为代表的“后浪”城市在人口吸引力上，已具备与深广分庭抗礼的实力。
陆铭在接受研究中心专访时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好处在人均GDP1万美元左右的水平。在发达国家的经验里，当跨过这个阶段以后，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会带来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更重要的是服务消费增长会非常强劲。当人们对服务消费和生活质量的需求提升的时候，哪里的生活质量高就会吸引更多的人住下来，并且在当地生活和工作。
研究团队认为，收入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座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指标，但不再是决定性指标，高性价比的“住”和“行”所带来的生活舒适度的提高，将成为城市更为显著的吸引力。
南方周末研究员 石登江 设计 石登江 王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