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目的是实现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中的“人”，应当是让所有人而非特定人群拥有同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
为此，研究团队推出《57城市民准入榜2022》，以衡量城市“留人”的亲和度。量化模型由流动自由、就业自由和落户自由三个维度构成，评价对象与此前发布的《57城生活舒适榜2022》一致。
我们希望，通过比较不同城市“留下”难度的差别，呈现城市为了全部人幸福的努力程度，建构的城市“理想值”。
评估结果显示，郑州连续两年蝉联榜首；济南在三项分指标上得分较为均衡，总分排名第二；长沙在“流入自由”和“就业自由”表现亮眼，挤进前三。
一线城市出现极端分化，深圳和广州凭借极高的“流动自由”分列第三和第十位，北京和上海因为极低的“落户自由”，与三项指标得分都较低的天津排名后三位；海南双子星则通过满分“落户自由”成为黑马强势突围，双双闯入前十。
相较《57城生活舒适榜2022》，研究团队发现，只有长沙、金华、嘉兴、南昌四座城市同时位列两个榜单前十五。换句话说，当前的国内城市，做到既容易留下来又生活舒适，非常不容易。
与此同时，不少城市呈现出留人难、生活舒适度相对不高的特征。除北京、上海外，东北地区的长春、哈尔滨也是同样的情况。
“市民准入榜”上意外频出，“混战”局面为《理想之城榜2022》的结局也留下了极大悬念。
三大趋势：一线分化、中西部省会崛起和户籍改革演变一、一线城市极端分化：深广和北上，一头一尾
连续两年，一线城市在“市民准入榜”出现极端分化情况：深广高居前十，北上稳居末尾。
数据结果并未超出一般认知。“京户”与“金沪”，意味着最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在城区常住人口接近2000万（其中北京2021年城区常住人口1916.1万，上海2021年城区常住人口2489.43万）的现实下，为维护城市可持续发展、保证市民生活质量，两座城市实行最严格的落户政策也无可厚非。
在二级指标“落户自由”上得到最低分，是导致北京、上海总分位列倒数的主要原因。在这个指标上同样得分不高的深圳和广州，则凭借在“流动自由”上的断层领先，抵消了“落户自由”的扯后腿，然后依赖较高的“就业自由”得分稳定了总排名。
从近十年来看，相较于北上，广深堪称更具性价比的一线城市。珠三角地区的这两座超级城市，有不输北京和上海的就业机会，有低于北上的生活成本，还有较低的落户门槛。这为两座城市吸引了超500万的人口，在57城市中表现一骑绝尘。
我们对比四座一线城市在两年“市民准入榜”上的排名发现，相较2021年，深圳、北京排名下降，广州、上海排名上升。虽然变动不大，但却准确反映出四城在落户政策上的细微变化：深圳缩紧，北京小幅度放松，广州、上海放开口子稍大。
这样的政策变动在2021年新增常住人口上也得到了体现。2021年，广州新增常住人口13.40万人，超过深圳的12.15万人。
深圳的变化一定程度上预示着超大城市的未来：当人口增长空间不足，落户政策的缩紧只能是单行道。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设置人口上限时，超大城市也要警惕“只要中高端人才”的做法。毕竟外卖和快递等服务行业人员已经深入城市的毛细血管中，是城市肌体正常功能的重要保障，这点在三年疫情中已有深刻体现。
二、中西部省会强势追赶
《57城市民准入榜2022》上，中西部城市正在强势追赶。
榜单前十中，中西部省会占据3席，前十五里占据6席。其中，郑州连续两年高居第一，长沙挤进前三，成都位列第六，太原、西安、南昌分别位于第十二、十三和十五位。具体城市略有出入，但数量与2021年持平。
连续两年的亮眼表现，背后是中西部在“强省会”上的多年耕耘。
自2017年开始，湖南、河南、山西、江西、四川等十余个省份均提出“强省会”战略，要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区域发展需要城市带动，城市发展需要区域支撑。这些省份希望通过“强省会”集聚区域资源，实力强大的中心城市能够在产业转移、人口流动等方面参与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竞争，从而由超强极点带动周围城市群的发展。
从人口数据来看，这六座城市在近十年的常住人口增量均超过100万，且位于57城前三十。
特别是成都，凭借712.12万的增量力压广州，位居近十年常住人口增量的第二位，距离第一名的深圳仅有9.3万人的微弱差距，这也是成都从2021年十名开外来到第六名的关键原因。
计算2021年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数据，研究团队发现，成都在六座城市中的经济首位度也最高，它的发展可以说是中西部城市“强省会”的模范。
四川省壮大省会的行动在全国可谓先行一步。面对东南沿海经济“虹吸”、大量劳动力外流的情况，2003年，成都率先提出建设西部综合实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确立了强省会的路线。站在2023年往前看，不得不佩服四川当年的高瞻远瞩。成都如今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人，GDP接近2万亿元，与重庆构成了中国经济的“第四极”。
提到强省会，不得不说便是调整行政区划，成都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一点。2015年-2020年，通过双流县撤县改区，合并县级市简阳、郫县，新津县撤县改区等做法，成都城市面积和人口迅速扩张，城市的发展进入快车道。
另一项吸引人口流入的措施则是宽松的落户政策。“零门槛”落户政策让郑州、南昌、太原三城得到了“落户自由”指标上的满分，最终总分合计位列前十五。
其中蝉联两届“市民准入榜”冠军的郑州更是开了先河。2023年1月1日，郑州市《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实施，只要在郑州市中心城区具有合法稳定就业或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不受社保缴费年限和居住年限限制，即可申请落户。这意味着郑州打响了特大城市全面放开落户限制的第一枪。
但城市能够无限扩张吗？物理学家JefferyWest在专著《规模》中提出，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与GDP、工资收入等正面效应与人口数量呈现同样的超线性关系，即规模越大，城市经济增长越快，与之而来的“崩塌”也就越快，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发展怪圈。
因此，无限扩张并不是城市正常的发展方向。国家层面也开始对此进行限制。2022年，国家发改委三次发布重磅文件，要求“慎重从严把握撤县（市）改区，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扩张”“推动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合理控制人口密度”等。
依据宏观政策走势，郑州的开先河之举可能也将成为历史“绝唱”。
三、户籍制度改革进入下半场
统计“落户自由”指标分数后，我们发现，2022年的满分“落户城市”高达20个，比2021年增长了9个，这些城市近年来都全面放开或者趋近于全面放开落户。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人口数据。到2022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41175万人，比2021年末减少85万人，为我国61年来首次负增长。这意味着未来区域间的“人口竞争”将是一场“负和”博弈。
而随着“零门槛”落户政策覆盖越来越多的I型、II型大城市，加上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的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正在迈向下半场。
尽管当前户籍制度在部分城市中已经得到松绑，但是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根本性制度却并未非出现实质性的改动。因此，户籍制度改革不只是为了抢人，更是为了促进人的流动，给流动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更多空间，从而实现更高质量的城镇化。
而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吸引人才的策略也将从送“户口、钱、房”三件套回到产业、经济与城市生活质量的主赛道。
指标分析：西安、沿海工业城市表现亮眼一、流动自由：西安进入一线
在一座城市待久了，就自然被统计为城市的常住人口。这是留在城市的第一步。
流动自由包括2021年常住人口数量、近十年常住人口增量、近十年常住人口增速三个指标，分别代表城市当前和近十年的流动活力。
深圳、成都、广州、西安位居前四，是流动自由上的“一线”城市。
西安在三个指标上均位于前四。其中近十年常住人口新增超400万；近十年常住人口增速更是高达54.62%，在57城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深圳。
西安打造超强人 *** 力的路径与成都一致。通过强省会战略，西安将人口首位度从2010年的22.69%提升到32.77%，是近十年人口首位度提升最多的省会城市。而2021年，西安的经济首位度是35.87%，高于人口首位度约3个百分点，这代表西安经济的集聚效应较强，当地大学生和省内其他地区的人口也更倾向于流入。
另外，西安还是第九个国家中心城市，在国家规划和战略中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作为广袤西北地区“一枝独秀”的存在，对区域内其他省份人口的吸引力自然不可小看。
二、就业自由：沿海工业城市机会多
留在一座城市的第二步，找到一份好工作。
就业自由包括登记失业率，登记失业率越高，得分越低，代表城市经济活力不足。
结果显示，浙江、江苏两省的城市前十占七，几乎包圆。七座城市分别是金华、常州、南京、苏州、温州、嘉兴、绍兴，它们的登记失业率均低于2%（绍兴为2.02%）。前十的另外三城分别是西宁、东莞和长沙，其中西宁登记失业率为57城最低，仅1.50%。
沿海工业城市的经济活力，在这个指标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数据显示，2021年，浙江民营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比重达67%，江苏占57.3%。1.61亿多户市场主体是中国经济的韧性所在，沿海地区经济活力足，就在于各类市场主体多。
北京、天津两座超大城市的就业状况令人意外。登记失业率北京为3.20%，天津为3.7%，与之对比，广州为2.22%，深圳为2.24%。但这两座城市的登记失业率均低于3.96%的全国平均水平，另外，城镇登记失业率只针对主动在劳动部门登记失业状况的人，还有失业人口没有完全覆盖，可能和实际失业情况有所差异。
不过，这已经不是天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市民准入榜2020》上，天津以3.53%的登记失业率排名倒数第二，城市经济活力问题需要进一步重视。
三、落户自由：东莞落户严格
决定流动人口成为市民的最后也是最关键一步：落户。
当前，我国城市主要从居住、就业、积分、人才等方面为流动人口提供了留下的机会与通道。落户政策复杂多样，为此，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设计了一套城市落户政策评价体系，从居住落户、就业落户、积分落户、学历落户和专业落户五个方面，定量评估57座城市2022年12月前实施的落户政策。
由前文已知，全面放开的城市中，除郑州、济南、南昌、石家庄、昆明、南宁等省会城市外，其余城市2021年城区人口均低于300万，这样的结果与国务院提出的“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的倡导一致。
真正让人吃惊的是东莞。根据住建部发布的《2021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东莞城区人口达到929.74万人，但城区非户籍人口比重超过70%，高居57城第一。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口造就了东莞“万亿GDP”城市的繁荣，但落户政策却限制了为城市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外来人口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
根据国家规划，推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惠及更多常住人口，是东莞展现制造业明星城市包容性的关键，也能让2020年“图书馆留言”的温情继续温暖人心。
潜力之城：钱多舒适门槛低将《57城市民准入榜2022》与《57城生活舒适榜2022》对比，研究团队发现，现代人理想的城市生活模式已在大城市中出现。
对比同一城市在两个榜单中的排名，57个城市大致形成了四种模式。
1、生活舒适度高、准入难度低，以长沙、金华、嘉兴、南昌为代表。
2、生活舒适度高、准入难度高，以无锡、宁波、绍兴、苏州、温州、佛山等为代表。
3、生活舒适度低、准入难度低，以深圳、广州、郑州、成都、三亚、海口等为代表。
4、生活舒适度低、准入难度高，以北京、上海、天津、长春、哈尔滨等为代表。
加上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后，真正实现现代人“钱多舒适门槛低”的梦想，只有长沙、金华和嘉兴三座城市。
从具体指标来看，流动自由上，长沙第八、金华第十九、嘉兴第三十五。长沙2021年常住人口破千万，近十年常住人口增量也达到314万，曾经被认为“有人气没人口”的“网红城市”正在一步步将人口基础夯实。而金华和嘉兴作为浙江省两座普通地级市，2021年常住人口也已突破500万大关，近十年常住人口也在百万左右，人口吸引力可见一斑。
就业自由上，三城均挤入前十。其中，金华以1.56%的登记失业率高居第三；长沙1.74%，排名第六；嘉兴1.82%，排在第九。2021年，长沙市城镇新增就业14.71万人，完成了目标任务的110.62%，同比增长6.38%，在艰难的疫情时期稳定了就业。
落户自由上，受大批城市“零门槛”落户政策影响，三座城市的排名虽不高，但得分不低。
这样的测算结果也给追求幸福大城市生活的人更多选择。当在北上广感到疲惫，想要逃离又不甘于回到家乡时，普通沿海地级市金华、嘉兴和内陆网红省会城市长沙或许能给你想要的未来，“钱多舒适门槛低”的想象已经成为现实。
当然，幸福生活更深一层的含义是与户籍挂钩的市民待遇，这也提示着包括长沙、金华、嘉兴在内的城市，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是其必须夯实的下一步。
南方周末研究员 邓丽萍 可视化｜石登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