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天琪

1966年1月出生于上海市。

1988 年参加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以一曲《黄土高坡》成当年最火的流行歌手之一

还演唱了《我热恋的故乡》《黑头发飘起来》《说唱脸谱》等经典作品

1999年，杭天琪凭借个人音乐专辑作品《追缘》

荣获格莱美奖评委会主席颁发的亚洲地区终身艺术成就奖

也成为了亚洲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音乐人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30年前，一首《黄土高坡》唱红了大江南北，也唱遍了大街小巷。

凭借这首当年的热门单曲，拿到了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二等奖的杭天琪，也悄悄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并引发了内地乐坛一阵强烈的“西北风”。对于彼时只有22 岁的她来讲，一切都来得太过意外，也太过顺遂。

成名、上春晚、出专辑……她承认，她曾有过一段不知天高地厚的浮躁期。但她也选择，在事业的最高峰，为了家庭淡出歌坛。

今年，恰好是她在央视的舞台上唱红《黄土高坡》后的第30个年头。

“现在很多90后肯定都不知道我是谁了吧，”杭天琪笑笑，对娱乐圈的游戏规则她显然早已看淡。

倒带40年

▶ 新京报：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意识到改革开放真的影响到自己和家庭的生活？

杭天琪：改革开放以后，我赶上了中国流行音乐创作最丰富的时期，比如《黄土高坡》就对我和我的家人影响非常大，这首歌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 新京报：改革开放后，买的第一件以前想买而买不到的东西是什么？

杭天琪：我是买了一辆车，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那会儿也没有卡，都是现金，我就背着一书包钱去买的，好像还都是10块钱一张的。

▶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次和国外艺人合作时的场景吗？

杭天琪：记得是去东京，和西城秀树一起演出，在东京议会的一个剧场里，我们一起唱了日文歌《星》。之前只是听过他的录音，第一次见到本人，还能合作，就觉得是一件特别开心和幸福的事情。但是我们私下没有过多接触，就是一起排练了一次，然后就正式演出了。

▶ 新京报：对于当时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听到的最鼓舞的话是什么？

杭天琪：朋友都觉得我是个幸运的人，这一生做的职业正好是自己喜欢的事，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歌唱是可以给别人和自己带来快乐。最鼓舞我的话就是说我声音条件好，形象也不错，还会穿衣打扮，我确实从小就是个特别爱美的人。

▶ 新京报：你觉得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化，哪一方面对自己的影响最大？

杭天琪：互联网，让我们接受很多东西都变得更快、更直接，尤其是文化方面，不出国门就可以打开眼界。现在人人都拿着智能手机，我们都离不开网络。

因出身被欺负，立志要让别人瞧得起

上世纪60年代，杭天琪出生于上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后成长在北京，父母都是搞无线电的。

2岁时，她就显现出在语言和音乐上的天赋，“会唱好多歌，还会背很多毛主席诗词。”虽然父母并非从事艺术行业，但是他们也都很喜欢音乐，杭天琪的父亲早年是留学生，回国时带了一个留声机，她从很小就开始听《天鹅湖》《胡桃夹子》。

3岁那年，父亲因“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与外界隔离，唯一的见面机会就是送饭。杭天琪便自告奋勇承担起了这份“工作”，“每天我都会拎着一个印着天安门的塑料包，里面装着饭和菜，偶尔还有汤，从我家走到送饭的地方大概要5公里。”

这一送就是好几年，“父亲要想了解外面和家里的情况，就靠着我每天带进去的小纸条和妈妈联系。”那时候送饭还要搜身，妈妈就给女儿的裤子里缝了个暗兜，每次都把纸条藏在里面。

到现在，杭天琪都能清楚地描绘出，当年看守父亲的人长什么样子，“我换牙的时候，爸爸给我画过一个那个人的侧面，因为那个人是龅牙，我爸说换牙时千万不能舔，要不以后也会长成那样。”

杭天琪从小身上就有一股子冲劲。“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出身问题，多少会受到欺负。有次她的塑料发卡被一个小朋友撅断了，她不但跟对方打了一架，还拿着发卡找到对方家长要求赔偿。“我就一个想法，现在你们看不起我，不跟我玩，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替爸妈争口气，让你们抬着眼睛看我。

摄影：新京报 郭延冰

靠翻唱港台歌曲，80年代轻松成为万元户

几年后，杭天琪获得了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机会，“结果却闹了个大笑话”。因为紧张，想上厕所却不敢和老师说，“演出的时候就憋不住了，直接‘解放’在舞台上了。”

但这次经历并没有阻碍她对唱歌的热情，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她考进了少年广播艺术团，也就是银河艺术团的前身，担任领唱和独唱。

“鞠萍当时跟我在一个团，她是队长。现在见到我还总说，我不是领唱就是独唱，她们都嫉妒死了。”除了登台表演，杭天琪还担任过第四届全运会少年团体操表演的领唱，并最终考入了首都师范大学学习美声。

虽然彼时的她并没有家喻户晓，但在北京的流行音乐圈里也算是小有名气了。尽管学的是美声，但杭天琪特喜欢流行歌曲，正好那会儿时兴找歌手翻唱港台歌曲，“我一个同学的女朋友正好是音像公司的编辑，我特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当歌手，就去见了那个编辑。”

那天大家都在录音，一个编曲拿着歌谱让杭天琪唱了两首，然后就给了她15首歌的小样和谱子，让她隔周来录专辑。“那个年代，干这行科班出身的不多，我属于识谱快的了。而且也没有电脑修音一说，都得靠真本事。”

音准好、唱功好，又会识谱，杭天琪因此得了个绰号“录音棚救火队”，不管多难的歌，只要她来，很快就能完工。“其实，在录音棚那个圈子里，我老早就火了！一天能跑好几个棚，录十几首歌，挣几千块钱。”

杭天琪的第一桶金，就是靠录歌挣了1万块钱，她回家就把钱给了妈妈，“我妈开始想都拿走，后来我弟说，姐姐那么辛苦，你别都拿走了呀！”妈妈留下了三千块后，杭天琪带着弟弟和七千块钱就去消费了，“我们用报纸包着钱就出了门，买的照相机、长焦、金项链、翡翠，剩了45块钱，打车回的家。”

因青歌赛成名，曾膨胀不知“天在哪”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乐坛刮起一阵“西北风”，杭天琪演唱的《黄土高坡》正是这阵风潮中的代表作。这首歌唱进了千家万户，也让杭天琪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流行歌手。

那一年，她22岁。刚从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就参加了当年的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业余组通俗唱法比赛。“特别巧，我的大学同学在北京电视台帮忙，就是负责报名的。要不是碰见他，我就报不上了。”

后来，参加北京电视台的选送，导演又是杭天琪的师姐，复赛时则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礼堂录制的，“就连决赛时的成名曲《黄土高坡》也不是我首唱的，当年在北京的圈子里有很多人唱过这首歌，比赛时这首歌本来一直都是我同屋的选手唱的，决赛前一晚，她突然要换歌，我就说你要是不唱我可唱了。”

那年的青歌赛，杭天琪获得了二等奖的第二名，“一等奖一个人，二等奖有两名，我是唯一一个女生。”

青歌赛直播后的第二天，杭天琪去商场买东西就听到有人在议论，有店员说：“昨天你看那个比赛了吗？有一个叫什么杭的。”除了心中窃喜，杭天琪知道自己出名了。

青歌赛结束几个月后，她就登上了198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因为太顺了，也曾骄傲、膨胀过。”

1991年到1992年是杭天琪最为骄傲的一段时期，她说那个时候如果跟朋友打麻将，第二天的演出就不去了，“当时真的不知道天在哪儿、地在哪儿。周边的人提醒你，都不觉得那是善意的。”

出道30 周年，只为证明自己还在舞台上

在事业的巅峰期，杭天琪迎来了第一段婚姻和女儿的降生，但这段感情仅仅维持了四年，令她一蹶不振。

1998年，她去了美国。结识了很多本土音乐人，“在一次音乐交流活动上，音乐协会的理事们都在，我就把我的专辑《追缘》送给了他们，其中一位把专辑送到了格莱美去参评，我当时都不知道，后来得了格莱美亚洲地区的终身艺术成就奖，才告诉我。”

《追缘》中包含了很多中国的音乐元素，如二胡、琵琶等等。她认为这正是当年能得奖的重要原因。

此后，杭天琪还进军过影视圈，但她发现拍戏太难了。

如今孩子已经长大，在国外留学。杭天琪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工作，她说，其实她从未离开过，“这几年，家庭生活里的事情比较多，还在大学里当了四年老师。但我一直都有演出，中国这么大，只要想演还是演不完的。我要吃老本，也能唱好多年，但就觉得既然喜欢这行，要为自己的喜爱努力，不能太懒惰。”

而真正有了想做点什么的念头，是在2018年春节过后，因为今年恰好是杭天琪出道30周年。

“现在跟以前太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宣传可能就是一篇通稿，媒体发一下，现在渠道和方式多了，尤其网络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太大了，要针对不同形式的媒体一遍一遍地去做采访、跑通告，比以前累了不止一两倍。”

但这就是她的选择，“我并没有觉得我复出了，就要一首歌达到什么效果，现在很多90后肯定都不知道我是谁，只有他们的父母是熟悉我的人，所以这次我的新歌，也是用现在大家习惯的方式去表达。这次回归，只是想告诉大家我还在这个舞台上，我还有自己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