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道匠造像题记》

谈魏碑临习

—李志敏

一、魏碑书法的大类

要临习魏碑，首先必须对魏碑书法的大类有所了解。

什么是碑?碑在古代原来不过是用于一定目的的石头，如看日影、拴牲口，但逐渐有了特殊含义，专指一种石刻。《说文》：“碑，坚石也；碣，特立之石也。”古籍又指出：方者为碑，圆者为碣。碑碣可以统称为碑或碑刻，这是狭义的碑。广义地说，凡刻有文字的石块，不论方圆大小，都叫碑。除碑碣外，还包括在山石上刻字的摩崖、为死者祈福的造象记、记述死者生平的墓志铭等等。另一方面，碑与帖相对而言，碑指石之文，帖指书家手迹或此种手迹复制品的拓本。我们所要讲的是魏碑书体。

魏碑是指北魏的碑刻书法。有时人们把北朝的碑刻书法称魏碑，不太确切。但魏碑在北朝的碑刻中不仅数量多，书体也最有代表征。

魏碑书体，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类。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魏碑大种有三：一日龙门造象，一曰云峰石刻，一曰风山尖山铁山壁崖，皆数十种同一体者。”

先说龙门造象。龙门造象石刻在河南洛阳龙门山。书体以“龙门二十品》最著名，这近二十个造象记，代表魏碑书法的典型风格。包括：

《牛橛造象记》太和十九年(405年)

《张元祖造象记》太和二十年(406年)

《始平公造象记》》太和二十二年(498年)

《王元祥造象记》太和二十二年(498年)

《解伯达造象记》 太和

《郑长猷为亡父造象记》景明二年(501年)

《孙秋生造象记》景明三年(502年)

《高树造象记》 景明三年(502年)

《惠感造象记》 景明三年(502年)

《贺兰汗造象记》景明三年(502年）

《太妃候造象记》景明四年(503年)

《马振祥造象记》 景明四年（503年)

《法生造象记》 景明四年（503年)

《北海王国太妃高为王孙保造象记》 太和至景明年间

《比丘道匠造像题记》 太和至景明年间

《杨大眼造象记》正始三年(506)

《魏灵藏造象记》正始三年(506年）

《王元燮造象记》正始四年(507年)

《王元佑造象记》熙平二年(517年）

《慈香造象记》 神龟三年(520年)

龙门造象记远远不限于上述二十品，多数出于著名书家之手，结体茂密，用笔方重厚实，棱角分明，意志刚劲峻健，为北魏石刻书法形象的代表作。康有为将其分为数体：“杨大眼、魏灵藏、一弗、惠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沈著劲重为一体。长乐王、广川王、太妃侯、高树，端方峻整为一体。解伯达、齐郡王佑，峻骨妙气为一体。慈香、安定王元燮，峻荡奇伟为一体。”(《广艺舟双楫》）

云峰石刻在山东掖县东南的云峰山、太埜山和山东平度县的天柱山。名碑包括：

《郑文公碑》全称为《魏故兖州刺史郑羲之碑》，上碑在天柱山，下碑在云峰山，永平四年(511年)刻。《郑文公碑》兼具篆势、分韵、草情。即有篆书的圆活遒劲、分书的古朴厚重、草书的飞动岩逸。

《郑文公碑》

《观海童诗》、《论经书诗》，在结体上，宽阔舒展，富于变化；在气势上，雄强豪放。云峰其他石刻，不再列举。

云峰石刻大部分为北魏郑羲之子郑道昭所书，郑道昭为北魏司州荥阳(今开封）人，在山东作州刺史。叶昌炽对郑道昭的评价很高。他在《语石》中说：“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石》诸刻，……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己。” 实际上，南碑《瘗鹤铭》与郑道昭书，皆了擘窠大字的典范， 而且殊途同归，若合一契。

南朝·梁《瘗鹤铭》

冈山尖山铁山摩崖，在山东邹县，《尖山摩崖》为北齐碑，《冈山摩崖》、《铁山摩崖》为北周碑，笔参篆隶，气势浑穆。

魏碑石刻上述三大种是把地域与石刻形式结合起来加以分类的。就石刻形式说，还有一大类：墓志铭。就地域说，除龙门山、云峰山、冈山尖山铁山之外，还有散觅于他处的石碑。

【小编注：陕西铜川药王山碑林“姚伯多造像碑”为“魏碑三绝”之一】。

“姚伯多造像碑”

墓志石刻为魏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量较大，多是比较程式化的魏碑书体。

魏碑墓志书法的特点是结构严密，趋于规范化，书势由古朴走向妍美，不象摩崖那样开张奋发、奇态横生，但清爽劲利，独辟格局。墓志书法佳作极多，举不胜举。如《张黑女墓志铭》，普泰元年(531年)刻，笔兼方圆，体取横势，使锋峻宕，时出隶意，风神质朴秀雅。

墓志铭以外，还有不少北魏名碑，其书艺之精不在云峰、龙门之下。其中有些是出自名家高手。

《石门铭》，在陕西褒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王远书，结构开阔自然，分行疏宕，体势高超，逸气凌云。

《石门铭》

《张猛龙碑》，在今山东曲阜孔庙，北魏正光三年(522)立，传为崔浩所书。崔浩北魏清河东武城人，官至司徒，书享盛名。这一名碑结体精密多变，借让奇巧，气魄雄峻，运笔方中渗圆，影响后世极大。

《秦山经石峪金刚经》，北齐天宝间（550一559年)书(见阮元《山左金石记》）。体势开张宏阔，大气磅礴，字外有余力；既古劲深雄，又气韵浑穆。其书大于斗，被称为 “榜书之宗”。《金刚经》这一北齐名碑，可以与魏碑龙门、云峰诸刻、南碑《瘗鹤铭》同为书苑珍宝，为后世许多书法名家所宗。

二、魏碑书法的特点

魏碑是隶书向真书过渡的一种书体。隶书向真书过渡不是从北魏开始的，但魏碑确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魏碑在结体上笔法上都已经有真书的特色，但在笔法、笔势、笔意上还保留了隶书的一些特点。

先说笔法。魏碑可以分为方笔、圆笔、方圆笔并用三种。但纯粹用方笔或圆笔的是少数。所谓方笔，包括以方笔为主的笔法；所谓圆笔，包括以圆笔为主的笔法。

笔划的起、收、转弯处有棱角的为方笔。笔划的起、收、转弯处无棱角的为圆笔。方笔用的是折笔，即以露锋为主，笔锋铺开较多，转弯时用顿笔，然后折锋用笔。圆笔用的是转笔，即以藏锋为主，笔锋铺开较少，转弯时不停驻。无论方笔、圆笔，都要逆方向运笔，欲左先右，欲下先上。如果以露锋出笔，中锋走笔，转折处用侧锋，就形成外方里圆、方圆结合的笔法。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龙门为方笔之极轨，云峰为圆笔之极轨。”这样说大体是正确的。严格地说，云峰石刻以圆笔为主，龙门造象以方笔为主。如《郑文公下碑》，起笔多方，《龙门二十品》也没有完全排除圆笔。

方笔圆笔兼使并用的典型魏碑是《张猛龙碑》、《石门铭》、《张黑女墓志铭》等碑，而其方圆的结合又各有千秋。

《张黑女墓志铭》

关于姿态，与用笔的方法有密切关系，但书体结构、借让搭配、书法形象，并不完决定于运笔。在这一方面，魏碑的特点有三：

一、结体上兼有隶楷，而义非隶非楷。因为魏碑的骨架保留有隶(汉隶)意，所以有人把魏种判为今隶。因为魏碑的笔画结构已具备楷书(真书）的特点，所以有人把魏碑列为楷书。魏碑是隶楷错变而形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书体。

二、笔画的借让搭配，变化多端，奇险之中端庄肃穆，严紧之中飞动跌宕。魏砷不象成熟的唐楷那样规范化，但不是无轨可寻。

三、形象奇伟，即使字形比较规范化的墓志铭也显出奇姿异态。说北碑“无体不备”，是言过其实，但魏碑的确是姿态万千，富有天趣，为我国书法艺术的一大宝库。

至于神韵，魏碑主要是以壮美见长。当然龙门造象不同于云峰诸刻，但无不刚健质朴，深动厚实，发挥了汉碑神超骨炼的优点，形成骨强气盛的风神。这仅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如果归宗分类，或逐碑研究，又各有其独特的风神。说北碑无韵，那是一种偏见。“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刘熙载《书概》），北碑南帖均当之无愧 。

三、魏碑书法的历史地位

魏碑既是由隶到真的过渡过程中一种重要书体，就必然在我国书法历史上有不可低估的地位，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过去和现在都有巨大的影响。

如何评价魏碑体，涉及到对南北书派的看法。

书体能否分南北派，各界有不同认识。有不少人认为不能分派，实际上南北书体固有许多相通相同之处，但其差异也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

在北宋以前，南北书体在书苑受到同样的重视。即使在极力尊崇王羲之书法的唐朝，北碑在实际上仍然受到书法名家们的推重。自北宋开始，才出现了尊南抑北，褒碑贬帖两种极端态度，而南派书法自宋至晚清以前在书苑一直占统治地位。

清阮元提出南北书派论，【在下篇：《谈魏碑书法的渊源和临习》里有南北书派论全文】认为“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王献之、僧虔等，以及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獾、索靖及崔悦……·，以至欧阳询、褚遂良。”他袒北重碑。包世臣、康有为更是大力崇碑。魏碑书法能得到书界重视，他们是有功劳的。他们虽然不轻视南碑，但轻帖卑唐的态度是错误的。卑唐，实际上也贬低了富有创新精神的魏碑书艺及其历史作用。

北碑南帖，是我国书法史上两大艺术潮流，双峰并峙，各有其美。康有为在《广西舟楫》中总结出魏碑、南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这个结论并非过誉，但他认为“魏碑无不佳者”，则是有些夸大其词了。

要充分认识魏碑的历史地位，不仅要把握其书法艺术之美，还应分析其对后世的影响。魏碑是后世书艺发展几大 *** 的源泉之一。

（一）魏碑对唐楷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唐代楷书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大书法家的楷书，百花竟艳，标志着楷书已达到十分成熟的阶段。不少名家楷书的形成，无不与魏碑有直接关系。

虞世南的书法属于南派，但正如刘熙载《书概》所说：“唐欧、虞两家书，各占一体，然上而溯之，自东魏李仲琁，敬显隽二碑，已可观其会通……。”欧书的险劲正是从北碑得来。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唐碑本多北派，欧之北法尤深。”

褚遂良、柳公仅书法，《广艺舟双楫》轻为崔浩之派。这虽是尊北碑一派的说法，但褚、柳受北碑陶冶也异常明显。

颜真卿的书法，《书概》谈到：“颜鲁公正书，或谓出于北碑高植墓志及穆子容所书太公吕望表，又谓其行书与张猛龙碑后行书数行相似，此皆近之，然鲁公之学古，何些不多连博贯哉！”

魏碑对唐代的行书、草书也不无影响。除颜真卿的行书，又如李北海的《麓山寺碑》，其朴实厚重无疑来自北碑。张旭草书有隶意，是引碑入草的一位大师，这里所谓碑也包括魏碑在内。

（二）魏碑也是宋代笔意的一个来源。

宋代重视阁贴，但从苏东城、黄山谷、米芾、袭囊的书法看，蔡的高古，苏的奇气， 黄的豪劲，米的沉着痛快，无不直接间接受到碑的熏染。而且米学过《金刚经》，黄学过 《瘗鹤铭》，无不从碑中汲取营养。特别是陈搏的书法，开张奇逸，乃出自《石门铭》。

（三）魏碑又给晚清书法带来了绚丽多采的硕果。

在晚清、随着全石学研究的开展，维新风气的萌发，碑学大盛，书坛上出现了竞艳斗奇的繁荣局面。

邓石如被誉为第一书家，隶楷多法六朝之碑。何子贞自成一家，从魏碑得力不少。张裕钊别开生面，触化北碑为已用。赵之谦学北碑也自成体。李瑞清以篆籀行于北碑，为一时学北碑者所宗。其他如张廉卿、郑文焯、康有为等都因崇习魏碑而自成面目。现代以学北碑成名者更不乏人，于右任先生便是很突出的一位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