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谁剪毛头谢陆沉，生灵肌骨不胜侵。
人间自有回天力，林下空多忧国心。
日过中时忧未艾，月几望处患仍深。
军中儒服吾家事，诸葛武侯何处寻。
忧国心深为爱君，爱君须更重于身。
口中讲得未必是，手里做成方始真。
妄意动时难照物，俗情私处莫知人。
厚诬天下凶之甚，多少英才在下尘。”
这首《毛头吟》是邵雍表达自己忧国爱君之情的代表作。邵雍一生虽远离官场，却和当时的实权人物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等朝堂上的士大夫交好；在思想学术上和张载、二程等学者之间有频繁的交流；凭借自身渊博的学问和高尚的品行，受到民间尤其是洛阳百姓的推崇和爱戴。南宋朱熹则对他做出了“天挺人豪，英迈盖世，闲中今古，醉里乾坤”的最高评价。
从邵雍一生的经历来看，易学、象数学和哲学是他思想的重要部分，思想文本主要是《皇极经世书》和《伊川击壤集》。从学界的研究来看，由于邵雍的象数易学晦涩难懂，难以通过复杂的象数外壳去把握其核心思想，所以专家学者对周敦颐、张载、二程倾注了较多的笔墨，而对同样是“北宋理学五子”之一的邵雍关注较少。而在这为数不多的研究著作中，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易学和象数学、哲学方面，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成果则是少之又少。例如唐明邦《邵雍评传》对邵雍的象数哲学、观物思想等做了细致入微探析，对其政治思想则是一笔带过、重视不够；朱伯崑四卷本《易学哲学史》、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张其成《邵雍的修养功夫与生命境界》、《邵雍：从物理之学到性命之学》等大作也只是在象数易学方面提供了新思路和突破；宋锡同《邵雍易学与新儒学思想研究》则是通过对邵雍易学与新儒学的解读，说明了邵雍通过复杂的象数易学阐发义理思想的过程以及他是如何在本体论和工夫论方面阐发新儒学思想的问题。而近些年涌现出的大量优秀的硕博论文也多是关于邵雍文学诗歌和易学理学思想的研究，关于政治思想的专门著述则极其少见。
而历史上真实的邵雍，其成就不仅仅在于易学、象数学和哲学等方面。在他所著诗文中体现的政治情怀也是邵雍思想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对 *** 政治的批判意识、儒学的经世致用意识、社会改良意识成为后世明清实学思潮的先驱。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邵雍的政治思想做出诠释，并探究其中的务实致用特色，还原一个完整的理学大儒为世人所知。
一、邵雍所处的时代背景
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相比，宋王朝的国祚是相对较长的，两宋共历时320年，前后有18帝在位。虽然两宋没有像汉唐那样的盛世，但是自始至终也没有发生过像汉唐那样的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宋太祖“黄袍加身”后，北宋王朝不到二十的时间便基本统一了全国，给社会生产和百姓生活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商品经济较之往代更加繁荣，各地相继出现了定期的集市贸易；民众的赋税负担因为有了固定的税额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整体的生存环境较之以往也有所改善。
宋太祖立国之初，就吸取了唐末以来武将专权和藩镇割据的教训。以“杯酒释兵权”剥夺了武将对军队的控制，将全国兵力分为禁军、厢兵、厢兵、藩兵，再以“更戍法”定期轮换，名义上是集兵权于枢密院，实际则是由皇帝掌握；设二府三司分割宰相财政大权，以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学士院为皇帝的“智囊团”，实行以文制武的策略，保证军政大权的集中。以上措施客观上有利于维护政治局面的稳定和全国的统一。王夫之称赞道：“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
将“偃武修文”作为宋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给士大夫提供了比较宽松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盛况。科举制度较前代有了更大的完善和发展，打破了魏晋以来的门第观念，在民间取士的力度加大。并且进士及第者的政治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如“进士第一人，令金吾司给七人导从，听引两节，著为令”。[3]宋太祖在开国之初便给子孙留下祖训“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之后的帝王皆认真遵循，此事在两宋的士大夫、学者的文集或笔记中得到证实。王夫之在《宋论》称：“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这一“祖宗家法”使士大夫再无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大胆的参政、议政，提高了士大夫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对朝廷的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与此同时在思想界也开始了一场革故鼎新的风气，以“宋初三先生”、王安石、欧阳修等人为代表开始重新解读儒家经典，开始儒学复兴运动。仁宗朝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和神宗朝玉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则是这一思潮的具体体现。
二、邵雍的政治思想
邵雍（公元1011-1077年），字尧夫，生于范阳（今河北涿州），少年时随父移居共城（今河南辉县），此后便为河南人。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邵雍迁居洛阳，以教学授徒为业。初到洛阳，家境贫寒，“蓬芘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此时司马光、富弼、吕公著、二程兄弟都居于洛阳，众人仰慕邵雍的才学品格，集资为其购买田宅，日常交往频繁。邵雍将宅院起名“安乐窝”，并自称为“安乐先生”。他一生勤于著书作诗，主要著作有《皇极经世书》、《伊川击壤集》等。邵雍逝世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哲宗元祐年间，追谥其为“康节”。
(一)对现实政治隐晦的批判
邵雍认为, 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来自于太极“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无限裂变过程。在太极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便随之产生了，随着阴阳对立的不断深入，使得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便具有了发展的态势。在邵雍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皇、 帝、王、伯以至夷狄这些政治统治形态的推移和过渡。“善化天下者,止于尽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尽德而已。善劝天下者,止于尽功而已。善率天下者, 止于尽力而已。以道、德、功、力为化者,乃谓之皇矣。以道、德、功、力为教者,乃谓之帝矣。以道、德、功、力为劝者,乃谓之王矣。以道、德、功、力为率者,乃谓之伯矣。”人类历史的发展形态取决于统治者以道、德、功、力来化、教、劝、率天下的不同形式分为皇、帝、王、伯四个阶段。
三皇时代，统治者“以道化民”，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为理想的一种政治形态。五帝时代，统治者“以德教民”，而民众也以德报之，天下并非一人所私有，故而可以出现“以天下授人而不为轻”、“受人之天下而不为重”的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三王时代，统治者“以功劝民”，顺天应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所以邵雍对汤武革命持肯定态度。五伯时代，统治者“以力率民”，以力争利，以实力的强弱判定胜负结果。四个阶段依次递推，道不足以德、德不足以功、功不足以力，力不足则沦为夷狄，人类的历史文明也将面临衰亡。
邵雍通过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发现，从三皇五帝再到三王五伯，这一发展过程也像自然界一样出现了生、长、收、藏的运行规律。因此他把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比作了由春至冬的过程，阳气由无到有、由少至多以至于极盛而衰，最后为阴气所取代。而把春秋至五代的历史看作是五伯时代的延续：“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代，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阵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春秋之后战国以下，再也没有哪个王朝可与五伯时代之前的政治形势相媲美，即使是为各代史学家称赞的汉唐盛世也只是“王而不足”，不足道哉。
由此可以看出，在邵雍看来，三王时代以下的历史态势总体处于不断倒退的过程。由于客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的限制，邵雍没有对北宋王朝的政治作出评价，但从他对春秋战国以来历代王朝政治的评价可以看出，邵雍对北宋的政治态度总体上持批判和不满的立场。这种对现实隐晦的批判也对此后王夫之、顾炎武等人批判君主专权、反对君主“独治”提倡“众治”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也进而引出了他改善社会现实的主张，这种主张与他逃避现实的政治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铸就了“安乐先生”独特的性格品质。
（二）“治必通变”的政治主张
邵雍生活在北宋中期的盛世时代，然而在太平盛世之下却潜伏着种种危机。当时的宋王朝可以说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内有尖锐的阶级矛盾，流民食不果腹、起义不断，国库空虚，上下无措；朝堂之上的官员也是争名夺利、纷争不断、尔虞我诈；外有如狼似虎的少数民族入侵，国力不支，军队战力低下，朝廷只得屈辱求和。邵雍虽然远离官场，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从其一生所作诗句中也不难看出他忧国忧民的情怀。
“旨酒佳肴与管弦，通宵鼎沸乐丰年。
侯门深处还知否，百万流民在露天。”
这首《感雪吟》虽不及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更能震撼人心，但同样也描述出了当时残酷的社会差别。达官贵人府上美酒佳肴、歌舞升平，平民百姓颠沛流离、食不果腹。
“谁言为利多于害，我谓长浑未始清。
西至昆企东至海，其间多少不平声。”
邵雍以黄河为喻，描写了现实的浑浊不清，借黄河的“不平声”隐喻含蓄的表达了邵雍本人和全国百姓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之声。与此同时，王朝内部的官员也是勾心斗角、追名逐利，为官者不理百姓疾苦，只为个人升迁。
“轮蹄交错未尝停，去若相追来相争。
料的中心无别事，苟非干利即干名。”
“三千里外名荒服，一百年来号太平。
争似洛川无事客，何须列土始为荣。”
“壮岁苦奔驰，随分受官职。
所得唯锱铢，所丧无纪极。”
“善用中伤为得策，阴行狡猾谓知机。
请观今日长安道，易地何尝不有之。”
体现官员们个个阴险狡诈，为求名利不择手段，同僚之间阿谀奉承。更以
“朝廷先从忧者言，方今莫如二虏丑。……
奈何更馆以金帛，重困吾民犹掣肘。”
“仆奴凌主人，夷狄犯中国。
自古知不平，无由能绝得。”
写出了辽、夏等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民族矛盾与日俱增，邵雍心中对家国天下的忧虑和愤懑也是与日俱增。总而言之，邵雍生活的时代，表面上风平浪静、太平盛世，实则各种矛盾暗流涌动、一触即发。这样的局面再也不能拘泥于祖宗成法，只有一场适应形势的变革，才能求得国家太平、百姓安居。
作为易学大师，邵雍自然懂得“唯变所适”的思想原则。他认为：“为治之道必通其变，不可以胶柱，犹春之时不可行冬之令也。”“权所以平物之轻重，圣人行权，酌其轻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执中无权者，犹为偏也。”时代在不断地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形势也要有所变化，而人们对待现实社会制度的原则也要相应而变，一切应当“合其宜”，不能“胶柱”。对个人来说，生了病就要及时的去求医问药，而国家出了问题也该及时的选取人才进行改革。他的这种观点和儒家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观点是背道而驰的，对此邵雍以君命的四种历史状况来解释这一差别。他说：“自古当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摄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摄命者，革而革者也。”主张天命不该一成不变，君主可以做出适当的改革。
虽然有“治必通变”的主张，但是邵雍对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也有不满的情绪。
“自从新法行，常苦樽无酒。
每有宾朋至，尽日闲相守。
必欲丐于人，交亲自无有。
必欲典衣买，焉能得长久？”
因为变法对酒茶等一些生活必需品加强了控制，影响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爱饮酒的邵雍因为新法的实行而经常没酒喝，有时不得不典当衣物去换酒，还要“未饮先忧尽，虽斟不敢倾”。
在此就很直接的体现了邵雍政治情怀中的经世思想，通过对现实的担忧，进而明确的提出要“通其变”的主张，再也不像上文中所说的还要隐晦的批判现实的政治形势。邵雍虽不至于像后世王夫之、顾炎武或颜李学派等人明确标榜其治学是为经世致用，其学术活动是针对现实、服务现实的需要，但他思想中体现的务实致用特色却是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潮的先声。由于政治主张和对现实不满之间的矛盾，使得邵雍产生了逃避现实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的外在表现就是他多次的逃避朝廷的征召。虽然身为平民，但他对天下苍生的担忧却未曾减少。
(三)回避官场却心怀苍生的政治倾向
邵雍年少时便刻苦自学、博览群书，也曾立志做出一番事业，史称“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随着学问和阅历的增长，邵雍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也更加清醒。虽然在政治上有自己的主张，但在现实中变得隐逸避世，独享安乐。
宋仁宗嘉祐六年，丞相富弼请他出来做官，甚至说如果不愿入仕也可以在一个清闲的部门任职，被邵雍婉言拒绝。熙宁初年，神宗下诏天下举士，先有留守王拱辰和尹洛举荐邵雍做监主簿，再有吴充、祖无择等推荐其为颍州团练推官。朝廷更是连下三道诏书为其任职。邵雍推辞再三，无奈受官，可随后又称病不肯赴任。为此，邵雍作诗回复众人：
“生平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
断送落花安用雨，装添旧物岂须春。
幸逢尧舜为 *** ，且放巢由作外臣。
六十病夫宜揣分，监司无用苦开陈。”
诗中邵雍以年纪六十且身有疾病为由不应诏，但从其他诗句中我们却可找出蛛丝马迹。
“虽未似神仙，能逃暑与寒。
何尝无水竹，未始离林峦。
道不同新学，才难动要官。
时和岁丰后，亦自有馀欢。”
这里面“道不同新学”一句才算是邵雍真正辞官不做的原因。道不同不相为谋，在邵雍看来，自己所坚守的“道”不同于王安石的新学之道，因此他才选择退隐。从古至今，退居官场之外的人里，或者是无才无德难以为继，或者是生不逢时甘心等候时机。对邵雍来说，只有远离官场才能坚守他的“道”，隐居山林也是无可奈何。
“何须身作相，然后为太平”
邵雍不赞同只有进入官场才能有所作为的观点，但是如果有了合适的时机或者人力、物力来实现自己抱负的话还是要进入仕途的，因为“无位立事难，逢时建功易”[23]。对于什么是“合适的时机”，邵雍解释道：
“君子屈伸方为道，吾儒进退贵从宜”
“事观今古兴亡后，道在君臣进退间。
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
邵雍把“道”当做是屈伸、进退的标准，如果现实的形势可以实现“道”则进，反之则退。孔子继周公之志，开创内圣外王之道，而邵雍以“学为仲尼者”为志向，对国家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细致的阅览，并作出了大量关于的历史的诗词。邵雍能够以史为鉴，观史而通古今之变，在此基础上学习孔子修齐治平的内外之学。因此邵雍的“道”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再进一步则是经世致用之道。奈何他却生不逢时，也只有为“卫道”而隐退了。
王安石推行新法其间，由于部分条款的过于严苛，一些地方官吏感到新法难以推行而纷纷辞官离去。在各地州县任职的门生故旧纷纷给邵雍写信，就是走是留的问题征询意见。邵雍回复时告知众人，现在正是贤者应该为国家尽力的时候，新法固然严苛，但“能宽一分， *** 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哉？”[这就显示出邵雍虽身在朝外但同样心怀天下的大情怀。
“胡儿生事虽然浅，国士尽忠须是纯。
晚上悲歌应愤惋，林间酣饮但酸辛。”
夷狄侵犯边境，他满怀希望愿官兵竭忠尽力保家卫国，不免心中忧愤丛生，连在林中饮酒都涌上辛酸。对在朝的官员寄予殷切的期望：
“君王鼎盛子仪在，万里河湟不足攻”
期望在朝官兵为国效力，保全国土。庆历三年由于大旱而引发农民起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邵雍认为通过祈祷消除灾害是不可行的，唯一的办法是“积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谓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余事于其间哉！”简言之，就是“行仁义”，只有实行仁义才能防止和消除灾害，国家自然长治久安。
邵雍心怀苍生的倾向是他经世务实意识和爱国意识的交织融合，隐居避世是他对现实无奈的表现，心怀苍生才是他内心意识的直接反映。而且邵雍的爱国意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忠君观念，更多的是对汉民族饱受入侵的愤懑、对百姓饱受苦难的同情。邵雍一生远离政治，“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惟愿朝廷省徭役，庶几天下少安息”却在民间有很高的威望，受到广泛的尊重。这和他心怀天下苍生的爱国意识是分不开的。
邵雍铜像
三、结语
邵雍一生因心怀天下的情怀、博学精思的学问和风雅高尚的德行赢得世人的赞赏。司马光、吕公著等显赫人物同他交情深厚；虽不同意新政，却也得到王安石的敬重；张载、程颢、程颐视他为尊长；下层民众的景仰自不待言。《宋史》本传称颂他“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程颢称邵雍的学行为“内圣外王之道也。”
明清鼎革之际，燕赵大地先后出现北学孙奇峰夏峰学派和实学颜李学派，两大学派前后相继，以经世致用为号召，成为明清实学思潮的中流砥柱，对北方学风影响极大。而邵雍的思想无论在体系、方法和形式上都与其他理学家不同，与北学诸子也大有差异，但他与北学的经世致用宗旨却完全一致。孙奇逢指出，“康节先生本是经世之学，为他精《易》数，于事物之成败始终，人之祸福修短，算得来无毫发差错，却看小了他学问······自有生民来，建天地之极，极其用，箕子也夫，尧夫也夫”。孔子曾言，殷有三仁，箕子为其一。孙奇峰把邵雍与箕子并列，认为他们都是经邦济世的大贤之人，足见邵雍对后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