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昨天，珠穆朗玛峰最新高程公布：8848.86米。
这是我国第3次成功测定并公布珠峰高程。
珠峰，是世界之巅，也是触达人类生存极限的苦寒之地。
测量珠峰，对中国测绘人而言，既是一生的梦想，也带来身体和心灵的极大考验。
2005年，时任人民日报教科文部记者的赵亚辉在珠峰和 *** 跟踪珠峰测量队采访118天，近距离接触到这群英雄的平凡人性和大地雄心；2009年，他再一次跟随珠峰测量的主力军——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在青藏高原行走并生活了100多天，归来后，他把途中的所见所闻诉诸笔端。
当珠峰新高度公布之后，他在朋友圈这样深情写道：
今天珠峰新高程公布，想起15年前那群平凡人聚集在一起，做了测量珠峰这件不平凡的事。有幸遇见你们，真好！队友们，你们是数据背后的英雄！
有的英雄在枪林弹雨中造就，有的英雄在波谲云诡中磨炼，有的英雄只是默默用双脚丈量着中华大地。
让我们跟随他一起走近珠峰测量的背后，感知和重温他们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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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赵亚辉
摄影：赵亚辉
珠穆朗玛峰海拔5200米的营地
2005年4月，国测一大队执行高程复测任务，升起国旗
在常人的眼中，中华大地是什么样子？
是起伏的高山，是连绵的大河，是壮阔的草原，是茫茫的大漠，是一幅幅美景组成的波澜壮阔的画卷。
在测绘队员的眼中，中华大地是什么样子？
是一个一个的点。点有千千万万，数也数不清。
每一个小点，都有一组详细的数据，标示着它的精确信息和地理位置。别小看这些地理数据，飞船上天、跨海大桥、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三峡工程、青藏铁路、数字城市……国家每一项重大工程，都离不开它的支持。
而这无数小点，组合在一起，就代表着中国。
冰雪中的五道梁测量点全景
这些点，不论在高山，在大河，在草原，在大漠，都必须有人一个一个走上去，架起仪器，读取数据，编入档案，画出地图。
干这个活的人是谁？就是以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以下简称国测一大队）为代表的测绘科技工作者。
在昆仑山，测量队员宁伟（右）、张建华正进行GPS卫星观测
国测一大队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专业测绘队伍。从1954年成立之日起，有队员就怀有这样一个梦，要测遍中国每一寸国土。
为了完成这个梦，一个人不行，那么一支队伍去；一代人不够，那么几代人前仆后继上。
转瞬间，56年过去了。他们24次进驻内蒙古荒原，28次深入 *** 无人区，37次踏入新疆腹地，徒步行程已有500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250多圈。有不少老队员，徒步测量走过的路，超过2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5圈。
队员张建华在冰雪中坚守
他们累计完成国家各等级三角测量1万余点，建造测量觇标10万多座，提供各种测量数据5000多万组，获得近半个中国的大地测量控制成果，用血汗乃至生命绘出祖国的壮美蓝图。
现在，测遍中国每一寸国土的梦，依然未停。
大地雄心，继续在倔强而执着地跳动着。
01
天与地 雪和沙
在极限环境里工作，是我们国测一大队测绘队员的本分。
——一名老测绘员
“我们干的工作，是天和地之间的大活”，一位老队员说：“再说细点，就是四句话：坚守在荒天野地，生活是幕天席地，工作中战天斗地，为祖国经天纬地。”
狂风席卷着冰雪砸在任秀波的脸上，眼前一片模糊，气温是零下30多摄氏度，已经走了7个小时，他的脸失去了知觉，腿也麻木得不听使唤，脚下的冰爪仿佛凝固在崖壁上，使尽浑身的力气才能挪动一步。
这是2005年5月21日，海拔7700米，珠穆朗玛峰北坡。一个26岁的青年身背十几公斤的重力测量仪器，正在艰难地攀登。
队员们在练习攀冰
虽然到一大队只有7年，但是长期的野外测绘作业，已让任秀波习惯了面对身体和环境的极限。进队的时候，任秀波就听老队员说过：“在极限环境里工作，是我们国测一大队测绘队员的本分。”
这些年里，任秀波尽了本分，他经历的极限不算少。
一次在藏北无人区，暴风雪夜里，车坏了，他和老队员一起，3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在冰原上走了40多公里，成功求生，不但又回去救出了队友，还完成了重力测量任务；
还有一次在 *** 阿里，在海拔5000多米的甜水海测量点，强烈的高原反应让任秀波虚脱了，呕吐了两天，胃里的东西吐完之后，居然开始吐血。为了不影响作业进度，他硬是挺到48小时联测结束之后，才下撤到新疆叶城。
以往每一次面对极限，年轻的任秀波总有强大的信心，他相信自己能扛过去，就像那些经历过同样极限的老队员一样。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因为没有老队员经历过。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专业测绘人员，到过如此高的海拔高度。
珠峰测量开始登顶
云朵在脚下飘动，不远处的珠峰峰顶雪白而圣洁。离天如此之近，脚下依然是祖国的大地。任秀波仰望苍天，双脚发力，可背上的仪器却重逾千斤。
在海拔6500米以上，任秀波已经待了40多天。他的脸已被强烈的紫外线灼伤，成了棕褐色，有多处开裂；他的身体极度消耗，严重营养不良，体重下降了20多斤。
这么多天的适应、等待和忍耐，就是为了把测量延伸到祖国大地的顶端，延伸到世界之巅。
重新精确测量珠穆朗玛峰的高程，是中国测绘人的梦想。极度虚弱的任秀波不甘心，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走到下一个宿营地，但是他要试一试，拼死也要试一试。
中国珠峰测量队的队员们整装待发
面对极限，任秀波超越了自己。在极度缺氧和暴风雪中，任秀波一步一步走到了海拔7790米的2号登山营地。
当其他登山队员因为极度疲劳都躺在帐篷里休息时，任秀波却在帐篷外，冒着暴风雪，喘着粗气，在没有任何供氧设备的情况下，架起重力仪，测出重力值，并用GPS接收机测量了该点的三维坐标。
从此，共和国测绘史上诞生了新的高度——7790米。这也是世界测绘史上新的高度。
几天后，记者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见到了任秀波。他说：“我尽了国测一大队队员的本分”。
本分！很简单的一个词。
对国测一大队的队员来说，这个词，意味着当你面对极限、面对艰辛、面对困难、面对危险的时候，绝不退缩。这个词，还意味着必须要习惯在天地之间的任何地方工作，不管这个地方是冰雪荒山，还是黄沙大漠，是高山峡谷，还是海岛礁盘，是水乡泽国，还是戈壁草原……
在地温高达60多摄氏度的新疆火焰山中，大地如蒸笼，一天喝20斤的水，队员们依然感觉焦渴难忍，头晕眼花；
在寒冬中的北疆阿勒泰山区，最冷时温度达零下45摄氏度，队员们操作仪器，为了保持观测精度，却不能戴手套；
在阿尔金山里，黑蚊子云雾般地围着人和牲口叮。一匹白马转瞬间叮满蚊子，成了黑马，黑马在地上打个滚，死蚊子的血又把黑马染成红马；
在中国海拔最低的吐鲁番艾丁湖，海拔负154米，温高风大，测绘队的一头骆驼被大风刮跑，追了近100公里才找到；
在远离祖国2万公里的南极冰原，为了填补我国南极测绘的空白，队员们为了几个数字，在大雪中坚守4天4夜；
在可可西里，泥泞的沼泽充满危险，一辆车一天陷了30多次，挖了30多次，一整天只走了3公里；
在藏北无人区，因为缺氧，队员头疼欲裂。为了止疼，队员把头卡在钢架床的床头钢管之间，这样卡住，外面一疼，里面的疼就不觉得了……
有一年，一组8名队员在塔克拉玛干南缘作业。每天观测时，毒蚊子成群结队如轰炸机般在队员头顶盘旋。一次，累极的队员们在红柳滩夜宿，刚一着地便睡熟了，等到天亮爬起，每个人浑身上下被蚊子叮满了红包，痒得钻心。一个队员拿干树皮往身上一擦，鲜血直流。等到完成任务从戈壁深处走出来时，大家的脸庞都小了一圈。平均每个人瘦了11斤。
有人说，那一段测绘成果是用88斤新鲜的血肉换来的。
“我们干的工作，是天和地之间的大活”，一位老队员说：“再说细点，就是四句话：坚守在荒天野地，生活是幕天席地，工作中战天斗地，为祖国经天纬地。”
其实还应该补上一句，他们的坚守感天动地。
02
生与死 苦和笑
“父亲，我没有见过你，听说当年你是渴死的，今天我来看你，给你送点水。”
——吴永安
在国测一大队队史室的墙壁上，我看到了一份触目惊心的名单。这是从1954年到1989年，牺牲在野外岗位上的测绘队员，有46人。
牺牲者中，有的渴死、冻死、病死，有的坠下悬崖，有的掉入雪窟，有的遭遇雷击……
他们大多英年早逝，有的死得很壮烈，有的死得很平淡，但他们都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们的遗骨留在了西部大地偏远的测区，其中大多数连墓碑也没能留下。
在北京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一楼大厅里，放着一台老式的测绘仪器，它有个名字，叫“宋泽盛仪器”。这台仪器背后，有一个让人动容的故事。
在北疆阿尔泰山脉深处，有一座山名叫尖山，陡峭险峻，怪石嶙峋。1959年7月一个黄昏，国测一大队作业组长宋泽盛，带领几名队员，连续工作了两个通宵，终于完成了尖山山顶的测绘任务。
崎岖山路宛如一条羊肠，紧缠在山腰上，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太疲惫了，一名队员在下撤途中，一不小心，背上沉重的经纬仪撞上了峭壁，立刻重心不稳，连人带仪器向悬崖边滑去。
走在后面的宋泽盛一个箭步冲上去，用双手托住下滑的队友，使出全身力气将队友往上推。队友和仪器安全了。宋泽盛的身体却失去平衡，他脚下的碎石不断地滑落。当队友们伸出援手时，宋泽盛的指尖从他们手前滑过，大家眼睁睁看着他坠落到几十米深的山崖下。
宋泽盛牺牲后，大家把这台仪器以他的名字命名，争相使用，以此来表达对他的怀念和敬仰。
牺牲者当中，有一个人是被土匪杀害的，他的故事至今让人揪心不已。
1963年7月，在甘肃南部的腊子口大山中，钟亮其遭五六个土匪围堵绑架。土匪逼问测量组驻地，严刑逼供中，钟亮其眼被打瞎，身中数刀。为了小组安全，他宁死不屈，只字不吐，惨遭土匪杀害。一个星期后，队员们在白龙江边的沙滩上，发现了钟亮其遍体鳞伤的尸体。几个月后，这些土匪被抓获，世人才知道了钟亮其牺牲的经过。
钟亮其是烈士的后代，家中的独生子，牺牲时还不到30岁。
国测一大队年过70的老一代的测绘队员，在接受采访时，都会提到一个名字——吴昭璞。说起他，没有人不掉泪。
1960年4月底，31岁的技术员吴昭璞带领一个水准测量小组来到新疆南湖戈壁。
红褐色的沙石一望无际，烈日当空，一具具骆驼的庞大白骨分外扎眼。天上，没有一片云；地上，没有一滴水。气温超过40摄氏度，地上的沙石更热得烫脚。
一天早晨，意外发生了：装满清水的水桶漏了。桶空了，断水了，离这里最近的水源地在200公里外。
在藏北高原，每天要经过很多这样的冰湖
茫茫戈壁，这意味着什么，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沉默中，吴昭璞做出决定，他把仅有的水囊递给一位年轻队员：“必须马上撤离，你们两人一组，认好路线轻装外撤，我留下看守仪器资料，等着你们带水回来。”
“这样不行，你太危险……”有队友想争辩，被吴昭璞制止，“大家早一分钟走出戈壁，就多一分生存的希望。”
队友们依依不舍地走了。他们竭尽全力，3天后回来了。
等他们找到吴昭璞时，被眼前悲壮的情景震撼——
帐篷里所有的牙膏吃光了，所有的墨水喝干了。吴昭璞口含黄沙，十指深深 *** 沙土。身高1米7的吴昭璞，已干缩到不足4尺；原本英俊帅气的小伙儿，武汉测绘学院的高材生，如今静静地躺在戈壁滩头。
他的手表，还在滴滴答答地走着。
他的身后，资料整理得整整齐齐；他沾满汗渍的衣服，严严实实地盖在测绘仪器上。
他最后告别为之奋斗的测绘事业时，是多么恋恋不舍。
这一天正好是5月1日，是劳动者的节日。
队友们心如刀绞。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3斤红毛线。
这是几周前，他在鄯善县城买的。当时就要进戈壁了，遇到集市，吴昭璞想给远在湖南农村老家的妻子和还没出生的孩子买点东西。看到这个红毛线，他很喜欢，就问了价钱。可是店主一看他的打扮，“远看像讨饭的，近看像逃难的”，就不客气地回了一句：“你买不起就别问。”
吴昭璞没有动气，他只是回了一句，“你有多少毛线，我全买了。”
带着3斤红毛线，吴昭璞进了戈壁，再也没有出来。后来，这3斤红毛线，被队友寄回了他的湖南老家。
多年以后，吴昭璞的遗腹子吴永安长大了，他来到位于西安的国测一大队。当年吴昭璞的队友，一看到永安身上穿的那件鲜红的毛衣，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
他们都认识，这件毛衣上的毛线就是当年那3斤红毛线。这毛线的颜色，他们刻骨铭心。
吴永安后来也成了一名国测一大队的测绘队员。他第一次去野外出任务，就申请去了父亲牺牲的南湖戈壁。
在戈壁外的荒滩上，永安没有找到父亲的墓。由于道路变迁，当时又没能立碑，当年埋葬父亲遗骨的地方已经成为乱坟岗。只知道是这一片，不知道是哪一个。
永安买了两个几十公斤的大塑料桶，满满装上水。他抱着水，撒到了乱坟岗上。“父亲，我没有见过你，听说当年你是渴死的，今天我来看你，给你送点水。”
在46名牺牲者当中，宋泽盛、钟亮其、吴昭璞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名字至今被人传诵。还有十几名队员，连名字也没能留下来。只知道他曾经牺牲，却不知道他姓甚名谁。
社会在发展，测绘也在进步。条件在改善，装备在更新，观念在提升，自1989年至今的20年里，国测一大队极少发生队员牺牲的情况。
但是，有些东西是改不了的，而且永远也无法改变。
队员们在秦岭野外进行技术训练
那些高山、荒原、大漠、戈壁……恶劣的自然环境，一代代的测绘队员，都无法逃避，必须去面对。
还是在吴昭璞牺牲的南湖戈壁，时间是30多年后，中队长张全德带领着张朝晖等10名年轻的测绘队员，在这里工作了42天。
一杯早上倒的开水，晚上回来还是热的；带去的巧克力，很快都成了巧克力酱；连木箱也受不了这种干燥炎热，不断地开裂，铺床的竹排也一根根地折断。
刚出锅的馒头，很快就能干透，一口咬下去，把牙齿能硌出血，咬过的馒头往白纸上一按，就是一枚鲜红的印章。只好用水冲着吃，每咽一口如同往食道里塞锯末。
整整42天，队员们都成了黄风怪。所有抬杠的话都说完了，笑话也说完了，经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发呆。
大漠戈壁中的生命不容易，活着的东西都让人尊敬。有一次，大风刮进来一只蜥蜴。可能太热了，蜥蜴总是三条腿着地，还不停换腿。队员刘建是转业军人，他看着蜥蜴换腿，竟感觉像是在给他敬礼。他站直了，“啪”，也对着蜥蜴，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就连苍蝇这种小昆虫，队员们也觉得是个伴，不忍心伤害。
就在作业即将结束前2天，张朝晖病倒了。因为蔬菜断了很久，他出现了严重的缺钾症状，肌肉麻痹，走路总摔跤，碗端不起来，后来连说话都困难。
队友们决定连夜把他送出去。开了一夜的车，中队长张全德抱着张朝晖，怕他昏迷太久，就高声吼起秦腔。
张朝晖至今还清晰地记着那段秦腔声，大嗓门，不着调，但是每次想起来，心里暖和。
长时间跟野外队员在一起，就会发现他们的一些秘密：每个队员都会抽烟，因为孤独和寂寞；很多人也要用卫生巾，因为长期在高原，几乎人人都有轻重不同的痔疮……
中国珠峰测量队冲顶分队的队员们
对于在野外的测绘队员来说，什么是幸福？
每天早上起来，能用热水洗把脸，吃个热饭；出测回来，能及时喝上一杯热水，这就是幸福。
今年刚加入一大队的王涛第一次来 *** ，他把感受写成一首诗，第一句是：“以前总对生活要求太高，现在只要给我四面墙，房顶不要都行。”
长时间在野外，没有发钱的机会，更没有花钱的机会。每当发工资的时候，测绘队员都会感到幸福，因为半年到10个月的工资会一次性发给他们。
当然，最大的幸福还是能顺利完成测量任务，辛苦没有白搭，汗水没有白流，心血没有白费。
虽然很苦，但是测量队员们早已习惯了苦中作乐，苦中找乐，苦中品乐。
队员王文胜的感受很有代表性：“我们工作虽然有点苦，但是我们见证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壮美风景，这些经历谁能有。”
同样重要的是，跑野外锻炼人的性格，让男人肩膀更宽，心胸更开阔。
“在城里勾心斗角，未必是幸福；在野外战天斗地，未必不是幸福。”
03
先与后 变和守
凡是苦活、累活、重活、危险的活，干部先，队员后，老队员先，新队员后。
——国测一大队不成文的军规
不了解国测一大队的人，总是好奇一件事：为什么活再苦、再累、再重、再危险、再艰难，这支队伍都拿得下来，而且出色地完成？
跟随他们在青藏高原走了100多天，记者发现了这个“秘密”——这支队伍有一种独特的、代代相传的团队气质。
这种团队气质始于干部，又影响到每个队员，逐渐演变成国测一大队的内在气场和工作哲学。内在气场的核心也是干部，工作哲学则体现在先与后、变和守两对关系上。
凡是苦活、累活、重活、危险的活，干部先，队员后，老队员先，新队员后，这是国测一大队不成文的军规。军规虽然从来不成文，但已经自然而然地融入进每个人的血液。必须遵守，没有例外。
干部上了，队员们不自觉地，会跟着干部上。当队员逐渐也变成干部，就会有新的队员，也跟着他上。
张朝晖至今还记得1986年黄河支流上的一个情景：小组在甘肃刘家峡水库作业，要越过黄河一条较大的支流，才能到测量点上。组长是40多岁的赵景昂，他二话不说，把衣服脱下来，跳进河里，要游泳过去。可水很急，他一下被冲走了十几米。爬回岸上后，他让大家把皮带接起来。他拉着皮带先游过了河，然后从附近老乡家借了两个梯子回来。他把梯子搭起来，跳进水中，举起梯子，让大家从梯子上爬过了河。
这是真正的人梯，张朝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画面。
王文胜也忘不了第一次进藏作业的情景。中队在珠峰大本营开会，分配测量任务。最难的一个测量点叫三七点，海拔超过6000米，要穿越绒布冰川，还要在点上坚守好几天，非常艰苦和危险。
会开得很短，中队长刘志良也不善言辞。他说：“谁是党员，哦，王忠良是，那好，你和我，咱们俩上三七点。”
“以前以为这是电影里的镜头，但是它就在我身边，很简单，很平常”，王文胜说：“一大队的人都朴实，没什么大话，但是真干活，也真出活。”
在国测一大队，不管你什么职务，什么学历，只要有活来了，所有人都一起上，没有人例外。
2005年珠峰复测，一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冲在一线。大队长岳建利担任珠峰高程测量现场总指挥，在珠峰大本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队员们轮流乘车去百公里以外的定日县洗澡、打电话，岳建利却一直坚守岗位，寸步未离。
海拔5700米的珠峰交会测量
2005年5月13日，记者跟踪采访珠峰复测行动时，在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撤往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的途中，遇到了国测一大队副大队长陈永军。
他告诉记者，在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登顶测量要用的觇标上的冰锥断了，情况紧急。预计两三天后队员就要冲顶了，马上要用觇标，陈永军决定自己连夜把冰锥送上去。
在深夜里攀登到海拔6500米，相当危险。其实，陈永军可以让更年轻、体力更好的队员承担这个任务，但是他宁可自己受苦。“我是副队长，这是我的本分。”
陈永军靠着顽强的毅力，9个多小时徒步16公里，深夜12点，把冰锥及时送到了前进营地，保障了珠峰冲顶顺利实施。
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时代，在国测一大队的工作哲学中，变与守的平衡始终是队领导最关注的。
一方面，国测一大队坚持变：跟踪世界最新的科技手段，更新科技装备，改革管理机制，同时大力提倡和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比如这几年的西部测图工程，国家测绘局要求零伤亡，每一部车的位置北京指挥部都知道，必要时可以弃车，保人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国测一大队坚持守：团队气质不能变，协作精神不能变，严谨作风不能变……
“这就好比水准测量”，国测一大队党委书记刘键说，1975年他刚进队，当时一个水准小组一年只能测200公里；现在科技水平提高了，一年能测1000公里。
但是有两点，一是水准测量方法没变，依然要靠步行完成，依然是仪器前后每距35米架一个标尺，一个点测完再步行70米到下一个点；二是全国12万公里长的基本水准线没变，不论科技水平如何提高，这些路都是不能省的，还得靠队员徒步，而且必须是往返。
“既然方法没变，路没变，那很多东西也不能变。”
04
大与小 国和家
“我们测绘队员好比候鸟，绿叶发的时候出征，树叶黄的时候归来。”
——岳建利
有的英雄在枪林弹雨中造就，有的英雄在波谲云诡中磨炼，有的英雄只是默默用双脚丈量着中华大地。
你问国测一大队的队员，你爱测绘吗？十有八九都会用陕西方言告诉你：“有啥爱不爱的，干活就是咧！”
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不会说大话，更不会唱高调。但是国家任务来了，他们却没二话，不讲条件，不讲困难，不讲代价，拿着包就出发。
测绘队员张述周的妻子史玉萍感慨地说：“国测一大队的人怎么都跟中了魔一样，国家一有任务，老婆孩子就不管了，说走就走。”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心里其实都有一杆秤，分得清什么大，什么小，什么重，什么轻，谁也不说，谁都知道。
一大队的人平时都很平凡，但是一有国家任务，特别是带有艰苦性、危险性的工作时，没有人会退缩。如果换做某些地方的队伍，可能会因为太难太苦，钱又不多，选择不干。但是，在一大队的字典里，没有退缩这个词，从上到下，都是好汉。
中队长尚小琪，孩子刚出生第一年，他外业工作10个月；孩子2岁这一年，他外业工作8个月；孩子3岁这一年，他外业工作7个半月……妻子摔伤骨折，他也没回来，受伤的妻子还得自己照顾年幼的孩子。
“我也想回去，但是不能”，尚小琪说，野外作业是一个集体工作，每个人都是集体的一分子。
有队员出外业时曾遇到父亲去世，这样的事，如果提出来，肯定让他走。但是他没有提，因为他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人走了，小组就会停摆，任务就可能完不成了。
“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工作第一，任何个人和家庭的任何事情，都要等到工作完成之后，再想办法补救。”这是国测一大队第二个不成文的军规。
这个看似不近人情的军规，大家都会遵守。因为每个队员深知：测绘工作的性质决定，外业有时间要求，有费用限制，不能耽搁，要完成只能牺牲家庭，没有第二个选择。
“我也想有第二个选择，但是没有。”这是国测一大队队员经常给家人说的一句话。
当国和家出现矛盾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国大家小。
“有时真觉得苦，有时也觉得愧对家人”，一名队员说，“但是卫星升空、神舟飞天、新建工厂和新修铁路都离不开我们，我们去过的地方很快会有新的建设，人们使用的地图上有着我们的心血，想到这些，我就找到了人生的价值。这工作，国家需要，人民需要，我们干这个工作，不丢人，有意思。”
的确，测绘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但测绘者的身影又都隐在暗处。“走在龙头，位在龙尾”，就是对测绘工作的形象比喻。很多耳熟能详的工程其实都离不开国测一大队的支持：青藏公路，西气东输，磁悬浮，天津港，珠港澳大桥，杭州湾大桥……但是谈论起这些工程，却很少有人提起国测一大队。
“还有人把测绘队员称为‘幸福使者’”，国家测绘局副局长宋超智说，因为测绘队员一来，这个地方就要搞建设了；有了建设，当地的老百姓生活会变好，还不幸福吗？但测绘的性质决定，测绘队员注定是一个给人幸福的先行者，而不是幸福的最先品尝者。
测绘队员在野外很寂寞。
寂寞确实很痛苦，比寂寞更痛苦的是对亲人的思念。出外业时，测绘队员的电脑背景，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家人的照片。
几乎所有队员，都爱听这首歌，也怕听这首歌——《故乡的云》。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飘泊；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
听这首歌，会想家，想家里的人；但听着听着，“歌词就像刀子，扎进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每个测绘队员，几乎都毫无例外，心里有同一种创伤——对家庭的感谢和歉疚。
“我们测绘队员好比候鸟，绿叶发的时候出征，树叶黄的时候归来。”岳建利说，队员们一般春天离开家，在每年腊月中下旬才能赶回来。
“没有怨言是不可能的，不吵架也是不可能的”，家属史玉萍说，但是每次丈夫回来，都忙着干这干那，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接送孩子……一个大男人，几乎什么家务都做，那种殷勤和关怀，又让自己感动。
其实，国测一大队的队员都是如此，他们对家庭的责任感很强。
作为一个测绘队员，他们的时间乃至生命都被硬生生的分割成两半。一小半给了自己的小家，一大半给了祖国这个大家。
他们对此没有选择，有的只是热爱。两个家同样热爱。
每年开春，他们都会经历同样一场煎熬，离开温暖的小家，投身到祖国的大家中。
当他们在荒原旷野和荒山野岭上默默竖起测量杆的时候，也同时树起了自己的精神标杆和人生标杆。
有的英雄在枪林弹雨中造就，有的英雄在波谲云诡中磨炼，有的英雄只是默默用双脚丈量着中华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