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歌曲《多想活着》.m4a4:04来自蒋南强读历史

俄罗斯歌曲《多想活着》

2013年11月10日，克里姆林宫大剧院举办音乐会。俄罗斯官方为庆祝当年的内务机关工作人员日即原警察日音乐会上，俄罗斯歌手——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演唱了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你知道吗，多想活着》，向年内处理“动乱”中殉职的一百六十三名警官致哀。

这首歌唱得在座的俄联邦总统普京潸然泪下，全场观众肃立默哀。唱到2分钟时后排开始有人站起，2分18秒普京总统站起拭泪，然后全场起立。

《多想活着》是莫斯科音乐组合“圣诞”创作演唱的最著名的歌曲。它旋律抒情动听，歌词朴实无华又寓意深刻，演唱情真意切，歌声苍劲感伤，十分令人回味。歌曲一经推出，便引起众多俄罗斯民众的情感共鸣和喜爱，曾获得俄罗斯音乐奖“2013—年度香颂”。

你知道吗？多想活着。去观赏火红的日出，活着，正是为了去爱，与你相伴的所有的人。

你知道吗？多想活着。黎明时分，与你一同醒来。调煮咖啡，世人尚在甜睡。

你知道吗？多想活着。不必见报宣扬，要全拿出分享。活着，是让孩子永不忘。

你知道吗？多想活着。在你牺牲的一刹那，站起向大家宣告：我会回来，即使倒下。

你知道吗？多想活着。在那致命的一瞬间，忘掉所有不快、宽恕所有人，宽恕就是救赎，这我知道。

你知道吗？多想活着。化作冬室里沉睡的樱桃，逢春重绽放，长成新生树。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

作者孔飞力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这本书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作者简介：孔飞力，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曾获得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

《叫魂》是他的代表作，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此外他所著《 *** 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和《他者世界中的华人》等，均有重要深远的影响。

作者序：1984年，当我来到北京开始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时，全然不知道最终会写出《叫魂》这样一本书。我本来打算研究的，是清 *** 内部的通讯体系是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的。有名的“剪辫案”似乎为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个案研究机会：事实上，在一段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有关叫魂案的所有文献都可以得到并被作为一个有着相互关联的体系来进行研究。尽管我仍然在有关清代通讯体系的问题上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结论，但我很快就发现，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历史问题值得更为深入地探讨。

这些问题包括： *** 如何对待“离经叛道者”，即那些生活方式和信仰同官方认可的常规不同的人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这些问题在所有社会中包括我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中均普遍存在。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当我读到乾隆时期的这些文献时，仍然受到了特别的感染。这是因为，这些文献也揭示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中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本书完成于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以后的情况会如何发展。我所关心的问题涉及到的是更为广阔的近现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与六十年代的历史。

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没有哪个社会愿意长期容忍不受限制的专权。在清代，普通民众对于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官方的滥用权力面前，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然而，历史也表明，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还是受到了某种限制的。在今天的中国，对威权同样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限制。在我看来，在这些限制因素继续发展成长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将对之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于陈兼博士和刘昶博士将本书译为中文，我谨在此表示感谢。我也希望中国读者能与我分享他们对于本书的批评，以及他们对于本书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

乾隆皇帝

全书章节：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第二章 盛世；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第四章 罪的界定；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第七章 妖党的踪迹；第八章 终结；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第九章 “政治罪”（Political Crime）与“官僚君主”（Bureau-cratic Monarchy）：皇帝既运用常规的行政手段又任意采取异乎寻常的武断手段，行使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最高权力来处理这件事件。清朝封建皇帝对于官僚的控制，一方面使用“京察”（中央）、“大计”（地方）考核制度，另一方面又依仗皇帝个人的私人亲信暗探进行秘密奏报；既有恩典赏赐加以庇护，又有各种法律制裁得到全面防范。经过这次对割辫叫魂巫术恐怖案的处理，清朝皇权到此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第十章主题与变化：从不同角度描述的各个故事表达同一主题，即对割辫“叫魂”巫术的恐怖，而每一个故事又反映出对某一特定集团的恐怖。乾隆皇帝本人的不安全感，十有五成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阴影，另五成才是实际生活里存在着的：1）巫术是以惑众取信于民，而带有宗教色彩的煽动性的产物，使起义的群众具有格外强烈的破坏性和摧毁性；2）乾隆对汉文化，特别是江南苏杭一带既羡慕万分（曾六下江南），又存刻骨戒心（对国语骑射的大力提倡就是明证）。对于割辫叫魂巫术这一社会现象，一般士子和官绅阶层以及普通老百姓也都有各自的不同看法，尽管个人的出发点和着眼处迥乎各异，言人人殊，但乡村农民们与皇帝都惧怕“叫魂”则是事实。

原文摘要：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 *** 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引自第300页

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 *** 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为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这样的自信，只会存在于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人们身上。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层次，具有这种胆识的人士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以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 引自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