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引子
在我写此文时,曾浏览了署名“地质所”的《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一幅地图,如图所示:
我忽然发现,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与我考证的夏商古遗址完全重合(无一例外)…说明上古遗址与兵家之地都是一个起源:前临水源,背靠山林,定居可耕田,后退可狩猎,既防敌攻野兽,又防水火灾难?…
那么,结合当代先商考古地带及我这两年的图腾考古路线图分析…认为山东曲阜大汶口遗址,发现大量凤鸟纹符号,是史载为玄鸟氏少昊墓/太昊祠所在地(传说也如此)。
濮阳西水坡龙虎墓,发现蚌壳龙虎图腾,是史载为高阳氏颛顼墓/少昊祠所在地(传说也如此)。
在殷墟发现大量虎(牛/猪)纹(饕餮)青铜器(鼎钺),是史载为舜子商均“均台之享(舜祠)”所在地(传说北蒙启长)。
在陶寺发现盘龙陶纹就是鲧墓/颛顼祠所在地(传说为尧都)。
在石峁皇城台发现石牛及虎蛇图腾证明是舜墓/颛顼祠所在地(传说也相似)。
在三星堆和 *** 发现龙虎面具,史载为颛顼若水故里所在地(传说与史载一致)。
在浙江良渚发现虎头玉琮王,史载虞舜故里所在地…
在二里头发现绿松石龙形器,就是禹墓/鲧祠(稽堂)所在地…
当然,这些结论信息量很大,思维甚至十分跳跃,所以结合C14检测大致推导出一个少昊年表(初稿)为:
二帝一后:
少昊(玄鸟氏),公元前1880年~1800年,曲阜。颛顼(高阳氏),公元前1800~1750年,僕阳。帝舜(高辛氏),公元前1750~1700年,安阳。
二伯一后:
司马皋陶(公元前1670~1625年),殷墟;司空伯鲧(公元前1670~1650年),陶寺;后马伯益(公元前1670~1625年),侯马。
二王一后:
帝挚(司日/陶氏),公元前1700年,平阳。帝尧(司日/唐氏),公元前1700~1638年,易水。帝丹朱(司日/汤氏),公元前1638~1634年,鹿邑。
二夏一后:
夏姒大禹(公元前1670~1650年,二里头/三星堆);夏启商钧(公元前1650~1638年,二里岗/殷墟);夏后周弃(公元前1670年~1625年,石峁/周原)。
并以妇好墓出土铭文(初译)佐证这一点,如图所示:
我又结合史料整理了两份世系表(辈份/王权传承)作为辅证,如图所示:
大家进一步可以与《史记》黄帝世系表自对自查,如图所示:
有网友问过我“为什么此表都有‘一后’?”
我说,是因为夏商周三代王权是并存关系,各个王朝的权力传承只有三代就没有了…
又有网友继续问,“为什么又有三代呢?”
我说,因为这种按照族间禅让的分配制(原始共产主义),只发生在公元前1800~1600年这200年间(上古大水期间),为了共同抵御洪水的客观需要而生的,之后就被商汤统一了…
又有网友提问,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质疑上古禅位制存在?
我说,这种政体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顺次更迭/互相攻灭的父子王权传承关系,而是为了共同治水形成的氏族联盟,领袖叫共工或水正,而殷墟则是舜子商钧受禅封地,而“少昊孺颛顼(结盟)”是开始,大禹治水是结束…山海经是史录,妇好墓是其结盟祠堂(均台之享),三星堆青铜树是禅位象征物(即中华第一华表),俗称扶木/启木/若木/建木,时间为公元前1800~1600年的200年间,后果是诞生了最早的国家形态(氏族联邦)…
有网友又问,为什么你的世系表仅为3800年?
我说,因为我们过去对夏商周的理解,一般都是依照史记先后顺序来看的,这是不准确的!因为纪传体不是编年体,而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通史(时间比较模糊),而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史记顺序就是时间顺序,而忽略了并列情况…所以造成当代中国人对上古史的认识混乱情况!
虽然,我们知道《左传》是先秦的断代史,但因无考古实证…所以至今无人重视…只不过,随着国家对三星堆/二里头/陶寺/石峁/良渚/殷墟/濮阳的持续深入研究,目前已有十分可喜的变化…
自然夏商周问题仍然很棘手,尤其是殷墟甲骨文,目前已经无法对如上遗址进行精确断代了…因为二里头无甲骨文出土(更别说陶寺/良渚/石峁),而殷墟甲骨文史才刚够3300年,两者之间存在近500年的空白期,我们根本不知道具体文字形态是什么,但时间上绝不会超出二里头3800年上限!夏与商周齐头并进,所以目前所有超出此范畴的断代表都是无法成立的!
当然,我这个观点太过残酷,与目前广大网友期盼的5000年上限相差太远…我本人也是经历了多次幻灭之后才确定的(甚至作梦都在解字)…很多粉丝责怪我多变易变(让他们晕菜…)!
但我们考古就是以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以脚量世界,以铲释天书…考古结论很可能十分残酷甚至偏颇(不完整),但绝对不会远离真相!
因为我们相信“死人不会骗人,棺材自己会说话”!包括器形/图腾/甲骨文/铭文,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答案!只要我们顺藤摸瓜,用心足够,一丝不苟,步步为营,层层推理…一定会追本溯源找到事实真相的!
举个例子,比如史海谜案,大禹治水是否真实存在?为什么有人说“大禹是条虫”?
1923年,历史学者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指出:“大禹是一条虫”!并解释说“…至于禹从何来?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一种动物…”,此言一出,震惊天下!
其实,虽然目前已经因为殷墟甲骨文的出现,使质疑商朝的声音基本消除了,但也造成国际上只认可殷墟盘庚3300年历史…而对5000年以上华夏史则持观望态度,这种认识貌似客观严谨,其实也是有相当局限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国内外的考古专家对甲骨文认识水平参差不齐,鉴定水平也存在不同差距,所以极容易导致对甲骨文解读和认知上出现失误。
比如,一部分学者过度依赖C14测年法,忽略了测年误差(±50年)存在的巨大隐患…不清楚忽略了一个50年,就等于一代人或一个王朝过去了,极容易导致断代排序的混乱!
另外,一部分专家又过度迷信许慎的《说文解字》,几乎“凡解字必谈说文”…其实并不清楚《说文》仅仅脱胎于秦篆,距离殷商时代已过千年…字形字义早被商铭文和周鼎文(大篆)及秦篆彻底改变了!
虽然说,汉字的确是脱胎于甲骨文,字形尚有一定保留,但经历商汤灭夏,武王伐纣及秦灭六国之后,字义已经大相径庭…比如,代表夏启王权的铭文女,就被商人当成嬴姓,被周人当成姬姓,即上古八大姓看待了…而之后又被六国瓜分成百家姓,尤其是被汉代许慎会意成女性后…导致后人(包括郭老)把西王母自然而然地当成女巫,把妇好自然解读成王后贵妃,至今谬种流传,影响恶劣…
而且,很多专家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即许慎根本不可能见过殷墟甲骨文原字(尚埋在殷墟里),也没读过《古本竹书纪年》原简(尚埋在魏襄王墓中),更没有参予过三星堆文物与甲骨文之间的对比研究(此二遗址近100年才出土)…所以极容易导致对甲骨文字形的主观臆断,,造成对文字解读的“似是而非”,出现引申义大于甲骨文原本含义的可怕情况!
比如,《说文》认为铭文女是女人,郭老则顺其自然认为妇好“冥”卜辞即为妇好分娩之义,会意“冥”字为双手扒开女阴之形,通娩,如图所示:
那么,大名鼎鼎的“殷人帝喾而郊冥”,岂不变成了大男人帝喾到郊外生孩子了…可笑不?就象有学者把铭文“殷”会意成“剖腹产”一样,十分唐荒!如图所示:
而事实上,娩字在甲骨文中是有本字“孕”的,如图所示:
孕为含子,娩为出子,而冥中并无子,何来分娩?所以郭老看法十分不可信!
当然,如果仔细观察“冥”字结构,也可以理解为“双手祭祀状”,符合“妇好冥”卜辞“三抱二示”的“帝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之祭祀功能!而妇好墓恰恰出土于殷墟宫殿区的祭祀区,也符合史称“玄鸟生商”记载,所以,推为祭祀少昊太阳图腾象征!大汶口陶文可证,如图所示:
网友翁卫和老师深刻指出:
“考古学将殷墟定为商代晚期王都及二里头定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都是错误的…”
这个观点是十分有见地的!而这种错误,对于夏代大禹问题的解读则更是雪上加霜!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时至今日在甲骨文中连一个夏字也没有找到,导致上古史研究彻底搁浅,甚至出现“商朝无夏字,夏朝无文字”的尴尬局面…
事实上,根据《竹书纪年》记载:“禹元年壬子,继位于冀,颁夏历于邦国,起壬子终壬戍…”及《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禹兴于西羌…”,至2002年西周遂公盨发现铭文“天命禹敷土,遂山浚川…”之后,情况出现了一些转机。李学勤指出:
“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夏王朝是否存在,长期以来广受争议。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
然而,包括四川汶川和青海喇家及浙江会稽山,都因不具备实物证据三铁证(大禹骨骸/文物/铭文)偃旗息鼓了…甚至遂公盨在网上也传出膺品之说!大禹问题似乎又徘徊不前了…
不过时间回溯到建国后的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在豫西的一次偶然考古发现中,无意间使大禹问题峰回路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二里头遗址的出现…
当然,时至今日二里头问题仍然处在争议之中,即在商代早期(汤亳)和夏代晚期(夏桀都城斟鄩)遗址之间徘徊…并没有人旗帜鲜明地指出它就是千百年来人们苦苦寻找的大禹墓所在地→禹墟尸乡…
这一点包括徐旭生先生自己也是不清楚的…只不过直觉告诉他在偃师二里头发现的双身龙纹陶瓷碎片时,很可能就是夏代遗物…如图所示:
所以从1960年到90年代,二里头陆续发现了1号宫殿和2号宫殿遗址、青铜冶炼遗址,又挖掘出3号宫殿…还陆续发现了绿松石龙形器,及中小型墓中的绿松石的铜牌饰…如图所示:
目前,根据C14检测结果,并结合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新郑望京楼商城、焦作府城商城、辉县孟庄商城、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商城等商代早期城邑断代时间进行综合分析,大体与二里头多座城邑改建时间耦合…如图所示:
说明北方的下七垣文化和辉卫文化,及东方的岳石文化、西方的东下冯文化,都已经开始大量汇聚于郑州商城和二里头…这些考古材料无疑是夏商王朝更替的表征之一…而确定二里头时间,上到龙山文化,下到东周时期涵盖了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的夏朝…这段时间也大体与文献记载的大禹治水及夏启建国时间产生了关联,如图所示:
但是最近几年,二里头因为申请夏都事件遭到了巨大挫折,在网络上引起轩然 *** !核心问题是没有过硬的文字证据…虽然许宏王巍老师在《最早的中国》中认可二里头“极似是夏”,但是因为没有文字佐证国家文物局对此已持否定态度:
当然,支持一方也拥有十分丰富的文献论据:
唐李泰《括地志》:“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
古本《竹书纪年》:“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
今本《竹书纪年》:“仲康即帝位,据斟鄩。”
《史记夏本纪》:“后羿为东方某部落的首领,入驻斟鄩执政。太康去世后,扶持仲康登基,仍在斟鄩建都…”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国语》:“昔伊、洛竭,而夏亡…”
然而,无独有偶的是,当二里头悬而未决之时,考古界还有一座悬而未决的遗址,也没有史载,没有甲骨文,并引起天下网民巨大争议,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星堆遗址!
该遗址持续挖掘时间甚至更长,从1929年至今几达90年之久!而且越挖越迷糊,目前祭祀坑时间断代仅仅3200年左右,但和3800年上限的二里头遗址一样没有甲骨文,不知为什么…目前暂被分成3期6个阶段:
第一期,相当于中原文明中的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文化的初期阶段;第二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到殷墟文化前段这个阶段。第三期,相当于殷墟文化中的第一期到第三期。
从断代史的角度来看,三星堆前后跨越龙山/夏/商三大时代…涉及的年代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到殷墟文化一二期,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800年~1250年之间。
那么问题来了,三星堆遗址所处的年代,究竟是我国历史上的哪个朝代呢?为什么器物坑断代时间仅仅3200年,却与3800年的二里头并一样没有甲骨文?而且文物多有“撞脸”?
当然,老牌申夏劲旅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及新锐山西运城陶寺/陕西石峁/浙江良渚遗址,共同形成了争夺夏都所有权的华夏文明的“四方诸侯″…所以一时之间,风起云涌,销烟弥漫…使夏代问题(包括大禹问题)更加扑朔迷离,风谲云诡!
当然,俗话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忽然出现的三星堆/良渚/陶寺/石峁遗址,对于苦苦思索的人来说,则象闪电一样醍醐灌顶,让人眼前一亮!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逐渐发现,虽然三星堆/良渚/石峁/陶寺和二里头都没有甲骨文,但在出土文物上却呈现出一种相似或相同的图案和图腾,尤其是与《山海经》中记载的扶桑树及羿射九日等传说一一对应,这是令当下人十分意外,却让二里头人喜上眉梢的大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说明疑似夏代的遗址,虽然没有甲骨文字,但是却有相似的图腾文物可以进行信息传递…也就是说,三星堆/二里头是夏代氏族联盟(邦国)!其自证性的文物不是甲骨文字(包括铭文),而是氏族图腾本身…
秉承这一思路,我们广大网友和专家学者们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二里头3号宫殿贵族墓中发现了禹贡图腾:大禹骨骸!如图所示:
为什么这么鉴定呢?首先,根据专家何驽教授判断,此贵族墓主人是祭祀伶官,但是地位低下而身份十分特殊,因为墓主人随葬品很少。死亡时,怀中仅抱“绿松石龙形器",头戴三皇羽冠,腰系青铜蛾铃,脚踩绿松石,颈戴蚌壳项链,并无其它陪葬品,但却十分诧异地葬在3号宫殿中,说明身份应该极为特殊,如果3号宫殿是二里头祭祀区的话,此抱龙贵族人应是夏代先祖之一大禹,夏启,夏桀…
在豫北晋南及洛阳民间,盛传大禹治水和“三川并流”传说,包括一开伊阙(一门峡)的“鱼跃龙门”;二开洛水邙山口(二门峡)的“水漫金山”;三开平陆砥柱山(三门峡)的“愚公移山”,传得十分活灵活现…
而《竹书纪年》也记载:“禹元年壬子,即位于冀,颁夏历于邦国,起壬子终壬戍。”当然,何驽教授认为此伶官墓陪葬品太少,十分简陋,级别似乎并不很高…网友也认为不符合传说中的禹王陪葬规制,太过寒酸!
但是,从史料和传说分析,此种形式与史传“禹贡”方式十分一致。大禹因受舜命及负鲧罪治水,风雨兼程十三载,“过家门而不敢入”,最后因脚疾(禹㾟)而死,匆匆埋葬…倒十分符合考古结论及《禹王碑》早逝记载条件。
另外,根据夏小历解释绿松石龙即是夏历象征之青龙星宿!即是二十八星宿之一,代表夏至日(西历6月22日左右)天象,铜铃代表夏令时间(大火星),如图所示:
此历法有两个名称:一,五龙历称“重五”,即黄历五月初五;二,六龙历称“端午”,即夏历七月一日,阳历是6月22日,风俗上叫夏至或夏令时。纪念形式也相似,重五是星回节(火把节)和吃棕子(吃重五),端午是赛龙舟,都是纪念青龙火星出现中天的盛况…与屈原老先生蹈江无直接关系,乃是大禹惹的祸尔…当然屈子蹈江是撞脸端午时间了,碰巧了…
同时经过C14检测此墓主人年龄为35~40岁之间,和禹王碑“楚崇率姒,㾟昶泉去,裹圣浮图,葬稽堂祈羕”记载入葬法一致。而且最关键的原因,是抱龙人形态与铭文禹的抱虫解读也是完全一致,如图所示:
并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抱蛇礼也完全一致!如图所示:
三抱一禹义,所以初步分析认为二里头贵族墓“抱龙人”即抱虫禹…
当然,最重要的禹铭文也终于出现了!出乎意料的是,此铭文竟然出现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如图所示:
根据妇好墓青铜圆斝“网纹手符号”会意分析,手为“又”,网纹符号为其/巳/乙,指大禹怀中抱着的“大虫”,史记称姒!所以“网纹手”符号即铭文“又已/又乙”,汉字即禹!如图所示:
“纹网手”即“又巳”,会意为“手抱龙”之义,与西周金鼎禹铭文的“抱虫″结构完全一致,如图所示:
并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抱蛇式”文物“撞脸"…当然,网友争论大立人手中“丢失”之物,也在三星堆博物馆中发现了!果然是蛇!当然,禹骨/禹铭文/禹祀分别出现在二里头/殷墟/三星堆这三个不同地方,是十分值得玩味的事情!为什么呢?
尚且不说妇好是不是商王武丁的贵妃之一,且说黄河中游河洛盆地豫西二里头的铭文,怎么会出现在黄河下游的安阳殷墟之中?又把禹祀埋在四川三星堆…三地相差上千公里以上也…这中间又隐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呢?当然很多网友骂我狗戴嚼,瞎胡扯…所以,必须首先确凿妇好墓出土的铭文是否是大禹铭文,然后再谈其它问题,否则还是争议不休,无法确凿!
所以结合《史记》“契长佐禹治水″史实,我推测二里头大禹怀中的“绿松石龙形器”,应是被二里岗商契铸成网格鼎,然后又被刻在青铜圆斝上,代表夏人王权的传承“禹生启”符号…
铭文含义解读就是:“有夏在手,号令天下”!后人误读“大禹是条虫”,原因即把抱龙人和抱虫人当成虫子本身了…在蜀地,禹被称为捕蛇人和观天大人及大祭司…
由于今人不懂铭文解读和夏历来源,尤其是不懂太阳历和月历,故造成此误会!更不知道二里头绿松石龙的存在!尤其是不懂大禹非虫,此龙非虫,乃是夏至日天文星相之一,青龙星宿!所以证明抱龙人即是禹,二里头是大禹治伊水工地之一,民间称为伊汭和尸乡,即今偃师。
自然,禹符号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甲骨文或周鼎文,而是一种图腾符号…皇帝自称真龙天子,华夏子孙自称“龙的传人",原因即应在此!
当然,殷墟妇好墓不仅出土了“大禹″铭文,也同时出土了“夏启”铭文!只是与大禹铭文相比,增加了一个“十字符号",如图所示:
会意为“日抱龙",甲骨文为“日又其/乙/巳"。其中“十字”符号是子铭文,即子=太阳+鸟=玄鸟,如图所示:
而“十字(亚)”铭文即“子”铭文,代表庙底沟鸟负日。与甲骨文“弃”与“启”结构完全相同!“十”和“子”相同!如图所示:
而与此同,1953年二里岗遗址,出土了牛胛骨卜辞,也发现“又乙”和“又其”符号,进一步证明二里头禹和二里岗启(契)有关,如图所示:
而且妇好墓位于殷墟宫殿宗庙祖庭区,符合《史记·殷本纪》“契长佐禹治水有功,受子姓,册司徒,封商地”之记载,所以综合如上分析,说明舜受契司徒即是对启的名号“又其”称谓,佐证商地即安阳北蒙殷墟,妇好墓就是北蒙启长/契墓。商人称启,周人称弃, *** 称契,今人称妇好…
那么,安阳殷墟“妇好”墓也就不是郭老鉴定的武丁贵妃墓了!而是大名鼎鼎的商太祖帝舜(帝喾)的夏启祠堂了!只不过考古称母辛宗/阏伯之墟,民间叫殷庙/殷宅/汤亳/冥堂/太昊陵/黄帝陵/伏羲陵,史称“均台之享”…如图所示:
“妇好”的正确解读顺序应是“帚女子/帚子女”,如图所示:
①“帚”铭文解读
首先,仔细观察“帚”铭文外形,也有新的发现,它酷似一棵树!对比甲骨文和史料内容,及文物, 应该是三星堆青铜树形象,经会意代表帝喾启木,根据《山海经》记载“…汤谷中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就是史称的“少昊孺颛顼″的轮流执政的行启禅让制度!“帚”即周人对启树→扶桑/若木/启木的铭文符号,如图所示:
而甲骨文“四方凤”卜辞则是商人对启木的妇好启制的客观描摹!如图所示:
②“女”铭文解读
其次,妇好“女”铭文,许慎说是妇人,两点为乳…但经过三星堆文物对比,反而更象“跪坐面具人”形象,两点是面具双眼…如图所示:
与此同时,妇好礼器中也陆续发现了跪坐面具人铭文形象,如图所示:
说明铭文女和跪坐面具人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联…《大荒西经》:“有人戴胜,虎齿,有狗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西王母头戴一块奇怪的“胜”物,有锐利如虎的牙齿,有一条像狗那样弯曲上翘的尾巴,住在洞穴里。
《西次三经》:“西王母其状如人,狗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叫“戴胜王”“西王母”,史记叫启王…其实就是戴龙虎面具的少昊颛顼继承人,与二里头及濮阳西水坡/石峁/良渚龙虎图腾有继承关系。如图所示:
③“子”铭文解读
第三,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子铭文,如图所示:
为什么甲骨文子与金文子头上有三根毛?再观察一下如下两枚“妇好铭文”,如图所示:
为什么此“妇妇铭文”中竟然都没有“子”铭文?只有一只玄鸟为代表,为什么?是不是玄鸟就是子?子就是玄鸟本身?
根据目前出土的青铜树分析,树枝上应站九鸟一乌,但目前尚缺一乌,也就是金乌,而目前已发现此金乌了,如图所示:
大家对比一下甲骨文子的和金乌形象,是不是有一样之处?金乌的“三冠羽”与甲骨文子的“三冠羽”完全一致?说明什么呢?
是不是“子”铭文就是“太阳玄鸟"子契形象转化而成的?…
所以妇好应会意为:“子(乌)居在帚木上,执行启王权力…",而 *** 遗址也出土了“使四(司)鸟”金箔文物,说明子铭文即四鸟(金乌)化身也!如图所示:
根据史料记载,“玄鸟负日”源流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距今7000年的“双鸟负日”骨雕和“双鸟朝阳”牙雕,可说是最早的“金乌负日”的资料。如图所示:
并被庙底沟文化继承,后与大汶口文化结盟,陶纹“日鸟山″纹饰,甲骨文为岳字,如图所示:
所以子铭文就是太阳为头,玄鸟为身,代表庙底沟文化的图腾,二里头出土的青铜爵就是“负日玄鸟”的三足乌形象,故称子爵!如图所示:
并与大汶囗东夷少昊氏族结盟,形成妇好铭文,即夏商周禅让制符号启…只不过“妇好”铭文是周人对“启”制的解读,“司其”是商人对“启”制的解读,两族异名同谓,都是代表夏商周王权轮换之义,即《史记》“少昊孺颛顼”及《史记·殷本纪第三》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舜封契于商,赐姓子氏”。事件。故妇好公式应为:
大汶口(玄鸟氏少昊)+庙底沟(高阳氏颛顼)=下七垣(先商夏启/商契)
如图所示:
所以《竹书纪年》载:“禹元年壬子,继位于冀,颁夏历于邦国,起壬子,终壬戍。"
即公元前1650年,禹称帝,也就是帝泄元年为壬子年,11年后,即公元前1639年壬戍年大禹去逝!大禹治水时间为13年,在位时间为11年。根据二里头3号宫殿贵族墓“抱龙人”的C14检测为35~40岁之间…佐证,大禹大致在公元前1674~1679年之间出生,12~17岁之间开始治水!公元前1650年左右,大禹治水成功继位,公元前1639年因㾟疾(脚气)抱龙而葬于二里头,时年40岁左右!
故二里头称之为率姒禹乡,禹王碑称之为稽堂…民间讹巳为尸/师,故有尸乡/偃师之称呼。
而二里头“居葬合一”的夏人埋葬风俗,至今南方少数民间还有此风俗(前堂后墓)!
所以经过图腾及铭文解读,最终佐证二里头即是大禹治伊工地兼禹墓,即尸乡斟鄩冀都!
而二里岗是契佐禹治洛水工地“弇臿(古开封)”契城(汤西亳),安阳殷墟是夏商王权传换的“禹生启”之地北蒙斟灌!而妇好墓即是商周之祖帝舜之“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之启祠,商人称“母辛宗”…
难怪当年周武王伐纣时路过偃师,命令所有部队偃旗息鼓停留一天…原来是祭拜他的先祖禹之墓“余其宅兹中国,自兹司民”也!
关于何尊的“宅兹中国”问题,为什么武王克商后一定要“宅兹中国”?
一般专家认为,这是因为周成王迁都洛阳所致…那么质疑者反问:
“如果当时有國/国,“宅兹中或”的“或”就不应是“國/国”;如果当时没有“國/国”,那说明当时还没有“國”的概念。我们学者就是属于以当代思想去解读历史…所以“宅兹中或”很可能不是“宅兹中国”,而是“宅兹中域”,而域不是国,是地区…”
那么问题来了,是属于哪块地区呢?西安/洛阳两大“地域黑”已经争吵了几十年,谁都说服不了谁…
而我通过这两年的“图腾+铭文+史料”的解读法,基本可以确定,“或”即为契城二里岗!会意为“持戈继承二里头龙鼎”之义,是继承禹王权之义!
当然,这里的“口”字并不是许慎认为的嘴形,而是二里头其鼎形(这一点,请参看我相关文章)。如图所示:
而甲骨文“中”字,也根本不是什么许慎所解读的旗帜之形及网友认为的日冕之类…而是大禹开凿龙门伊阙的客观记录,中即伊阙的古运河图形,如图所示:
所谓“一水中分通二汭”,上下波纹代表伊洛二水(汭),中间一竖代表穿越龙门山的伊阙运河…所以《遂公盨》曰:天命禹敷土,遂山浚川…《禹王碑》云:禹破渊门,脊躬娄砂,北置弇臿,奠取汲溉…”,民间传禹治水十三载,三过家门而不入…
而宅即指二里头3号宫殿禹墓(稽堂/卜邑/明堂),如图所示:
兹为玄鸟双至,代表夏商二族结盟,禹碑称为“凤来求附”,即妇好,如图所示:
故“宅兹中国”并非迁都洛阳之义!网友称陪都观点也不正确,乃是指夏商二族结盟之禹生启义!是契后周人对夏商二族结盟为启的追思…当然,妇好墓出土的夏商各王铭文也证明如此,如图所示(此图是网友翁卫和老师制作提供):
另外,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殷墟文化时期的镶嵌绿松石方缶、钺与戈等兵器,这几件器物反映了殷墟文化时期镶嵌绿松石青铜器多为兵器、车马器等器类的特征。
殷墟文化时期的绿松石镶嵌工艺既有精细、粗糙之别,也有等级高低之分。较高社会等级所使用的器物,其绿松石嵌片往往更为精制讲究。但绿松石镶嵌并不代表较高的社会等级,或者作为表达较高社会地位的必选物。这反映了镶嵌绿松石青铜器在中商文化之后已经失去礼器地位,绿松石成为青铜器的装饰品。是夏代二里头风俗的遗留。
公元前1650年,大禹称帝二里头,至公元前1625~1600年,伯益建商/称汤/都亳二里岗。后稷同时石峁称弃(启)建周。至公元前841年东周止,共800多年。没有2000年!
从口语遗俗上讲,国人都说好不好,唯有中原人叫中不中…为什么呢?因为好是商均语!中是夏禹音…细品也具佐证,当然豫东又叫官不官,又是为什么呢?细节请看下文!
俗话讲“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让我们看一下1996~2000年“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表”是如何出笼的吧!
第一步:对二里头遗址进行碳14检测
专家通过碳14测年,发现二里头夏都遗址的年代,大约公元前1880年至公元前1521年,从兴到废,时间跨度为359年。
历史记载,夏朝有471年,那其他110年去哪了?这时候,有学者提出,二里头遗址揭示的文化,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后羿代夏”,而非早期的夏文化。
所谓的“后羿代夏”,简单来说就是夏王启的儿子太康即位后,沉湎于声色犬马,政事混乱。于是,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趁着太康外出狩猎,乘机掌握了夏的政权。此后,少康为王又将政权夺了回来,并且政治清明,是为“少康中兴”。
那么早期的夏都在哪呢?有学者提出,就在公元前2190年河南龙山文化遗址。
第二步,奇异天象的推演
据文献记载,夏朝有五星聚合和仲康日食两个天象纪录,以公元前2100年为基点,天文学家通过计算机,推演出了天象发生的具体时间,结果是“五星聚合”发生在公元前1953年。仲康日食发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或公元前2019年12月。
第三步,考古学界曾对发掘的商代王都,进行了C14测年,发现商都建立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
而文献记载,夏朝有471年,从商朝建立的公元前1600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应为公元前2071年。
结合这三种手法,最后一相互印证,最终选择了公元前2070年,为夏的起始年。这一成果,不仅解决了我国历史纪年中长期未定的疑难问题,更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揭示中华5000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发展脉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载自网络)
网友质疑评论:
一,质疑推算武王灭商时间。
断代工程专家用了碳14计算程序和天文推算方法。根据对沣西等遗址、琉璃河遗址、天马-曲村遗址、商后期的殷墟的系列样品作了14C测年,基本上确定了武王伐商的时间在公元前1050—公元前1020年之间。
接下来就是通过天象推算来确立具体时间。根据《国语》中有“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的天文现象,专家们通过天文模拟计算,提出了前1046年、前1044年和1027年三个具体的时间方案。
三个方案都无法同时满足中国古代史书的记载。为了选择一个折中的,专家们又通过金文历谱确认成王元年在前1042年,然后采用武王继位4年的观点,确立武王克商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046年。
二,商代起始时间为什么是公元前1600年(为了凑整)?
还是历史上记载(什么资料?)约公元前1600年到约公元前1046年(此时间怎么确定的?)?一下子就经历了554年。
商汤率军灭夏后,以“商”为国号建立商朝,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先商”;第二阶段是“早商”;第三阶段是“晚商”,延续了500余年… 末代君主帝辛,也就是纣王,在牧野之战中被周武王击败后自焚而亡。所以商朝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建立的。这中间充满了许多备受质疑的地方?
首先,用14C只能推断大概时间(±50年以上),但是不能限制具体时间范围;
其次,古文中的“岁在鹑火”的争议很大,就算该天文现象的确是断代工程专家所认为的天文现象,但是也很难说不存在误差;
第三,关于武王到底在位多说年,目前不清楚,学术界有六七种观点。断代工程的专家“粗暴简单”地采用两年(折中抓阄),备受质疑。
三,断代工程时间框架遭到了严重的质疑,甚至包括专家学术道德的质疑。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断代工程的组长李学勤,C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参加,最后形成断代时间框架表。
四,由于古书没有任何对商汤灭夏时期的天文现象记载,断代工程因此无法凭借天文现象推算时间。
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断代人员认为,商朝建立到纣王继位总共496年,在加上纣王在位时间大约30年…于是推出商朝建立的时间为公元前1572年。但是实际上这里指商朝的积年总共为496年,这个时间连断代工程的专家自己都不信。于是他们结合C14的测定数据,将商朝的时间确定为整数的前1600年,如此误差之大已经超乎人的想象。
而夏朝直接简单粗暴地用《竹书纪年》记载夏朝存在的时间为471年,加上商汤公云前1600年,取整数为公元前2070年…如此,夏朝的时间表竟然就如此确立了。
而周朝如法炮制,按照《竹书记年》记载的西周257年,商朝496年,夏朝471年来计算的话,武王灭商应该在公元前1051年,商朝建立是在前1546年,夏朝建立应当在前2016年。
然而,断代工程却在否定《竹书》西周纪年的情况下,又采用了《竹书纪年》的夏代纪年,为什么前后如此矛盾呢?如果夏与商周是并存(中央与诸侯)关系,那么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表是否涉嫌“凑份子”“排座次”?搞所谓封神笑话?
当然如上四大质疑至今尚无专家正面回答…
而史记记载也一地鸡毛,商朝立国550年,为何400年都在打仗?商汤大墓及亳又在何方?
史记记载商汤灭夏,“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奠定了商朝的统治根基…在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和平之后,从商王仲丁迁都于嚣开始,商朝开启了对周边方国的大规模征战。
仲丁征蓝夷,河亶甲征夷、班方,武丁伐鬼方、土方、羌方,武乙征犬戎,帝乙征夷方、盂,直到末代君主纣王在位时,商朝依然在调集大军征伐东夷,东征西讨。
夏朝遗存二里头遗址中,出土文物以礼器为主,偶然发现的兵器,也属非实战性质的礼仪用具。
而商朝却截然相反,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出土的青铜器中,兵器比例占到了15%,商朝中晚期的殷墟遗址出土的兵器比例上升到了70%。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墓葬中,有166座出土了实战兵器,甚至包括平民墓葬。殷墟不仅发现成批的戈、矛、箭簇等青铜兵器,还出土了大量战俘头骨,人种囊括了蒙古人种、太平洋黑人种、高加索白人种、爱斯基摩人种等等。甲骨卜辞中,商王出征前要占卜祭祀,战争结束后还要向祖先燎祭。
显然,商朝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依然是一个军事帝国,战争和祭祀几乎占据了这个帝国绝大多数统治时间,东征西讨是历代商王的主要政治活动。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商朝如此热衷于战争,真的是因为殷人好战吗?
我们首先来看传世史书和出土的甲骨卜辞关于商朝征战是怎么说的。
仲丁征蓝夷,是“蓝夷作寇”侵入殷商疆土;武丁征伐土方、鬼方,是因为对方“数侵殷边侯田”;征伐羌方的起因是“贞乎吴御羌”(命令王室贵族吴抵御羌的进攻);而商朝后期对东夷的大规模征战,史书记载的很明确,“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武乙时国力衰弱,东夷入侵攻入中土)”,“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
也就是说,夏人在中原治水的同时,商人在北方也在打仗,两者是同步进行的…
根据目前对殷墟甲骨文的解读,产生各种争论不下千种,导致向社会悬赏十万元破译一字,而二里头和三星堆及石峁/陶寺,因为没有甲骨文出土,彻底直接搁浅…
又比如夏启和伯益问题,史传伯益是大禹禅让指定的正统继承人。可是为什么又被夏启所杀?夏启又有什么功绩可以超过伯益?
历史上的夏启伯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有哪些贤德的事迹被推举为禅让的继承人?他俩的墓地何在呢?
时至今天,我们对夏启只见史载,不见考古一丝痕迹…而伯益据传是黄帝第四代子孙,他的父亲是被称为上古四圣的皋陶。春秋战国的秦国人认为伯益是他们的祖先。所以秦王室以赢为姓。《史记·秦本纪》记载:“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
伯益最突出的功绩就是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为东夷的首领,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伯益为妻。除了治水之外,伯益还有其他的才能功绩。
伯益教导先民种植水稻,指导农业生产,《尚书·尧典》记载伯益是舜时期的虞官,负责林业山地管理预计鸟兽的繁衍。伯益还发明了凿井的技术,《吕氏春秋·勿躬篇》有记载:“伯益作井。”凿井技术对华夏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不能凿井的时候,先民不得不逐水而居。凿井使得部落可以自由的控制水源,为部落的定居繁衍提供了条件。
《尚书·大禹谟》记载伯益提倡以德治天下,伯益认为只要遵循尧所实行的仁德之政,治理国家就会事事顺利,水到渠成,君臣就会上下一心如手足心腹,国家的方方面面就会和谐发展,国泰民安。
伯益出身贵胄,有着卓越的才能和美德,他推崇先王德治。那伯益为什么会被夏启所杀害呢?夏启有什么功德可以超过伯益?夏启墓在哪?
史载大禹在位末期,需要推选新的继承人。大家都举荐伯益之父皋陶为新的继承人,然而皋陶还没有继承王位就先于大禹而死了。伯益是皋陶的儿子又素有贤名,因此大家又推选伯益做继承人。对于伯益的正统继承人地位在《史记》和《墨子》之中都有文字记载。《史记·夏本纪》记载:“举益,任之政。”《墨子·尚贤》:“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但是,《史记》载大禹死后伯益继承王位,而各方的诸侯部落却拥戴夏启,拒不服从伯益,为什么呢?伯益让位于夏启而后隐居到箕山南麓…恰恰相反《竹书纪年》记载大禹死后夏启继承王位,伯益因为和夏启争位发生了战争,6年后被夏启所杀。这就十分有意思了!
从相关记载看,伯益因为自己的贤德和高贵出身,在大禹晚年的时候被确立为正统继承人。而大禹死后,夏启直接就继承了王位,只是因为禅让制的观念还没有完全消除,伯益曾经试图与夏启争夺王位,夏启不甘心王位旁落他人,于是举夏部族之力与伯益争夺王位,双方征战,最后伯益不敌,最终被杀于箕山南麓。伯益被杀死后,有扈氏起兵反对,夏启率军讨伐,剿灭了有扈氏。
为了让各部落承认世袭王权的继承制度,夏启在都城召集天下诸侯,举行了盛大的“钧台之享”…
此次夷夏之争甚为惨烈,东夷地区延续了几千年规模的尧王城,两城,凌阳河和段家河古城都毁于一旦,荡然无存。
另一结果就是导致该地区人口锐减,一直很活跃的早期华夏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还形成了以夏启和元仲为首的早期华夏两大对抗集团。华夏族自炎黄时期成型以来第一次分裂,对立双方也由原始氏族部落联盟时期进入奴隶制国家时期。
那么问题来了,夏启墓又在哪里?为什么他杀了伯益却要搞“钧台之享”?而不是“启台之享”?事实上,除了舜子商钧称钧之外,还有叫钧的吗(知道的请打我脸!)?
当然,又是谁告诉你“禹生启”就是禹生子启(汉史专家告诉你的吗)?墓地在哪里?铭文考古证明在哪里?
事实上金文解读,启即契,契启一义!都是商钧之名号也!只不过舜二十九年,封钧于商,也称义均。
史传商均的父亲是舜,母亲是(娥皇)女英,外公是尧,舅舅是丹朱,儿子是虞思。商均继承有虞氏之号后,将所封的这片“商”地改称“虞国”,建都虞城。妇好墓即钧台之享,商均受舜封启的祠堂!只不过周人称契,商人称启,秦人称均,今人称义均/伯益/伯醫,所以商契就是夏启商均!
孟子言,“尧舜使契为司徒,教民以人伦。”史记载,契因辅助大禹治水有功,尧舜受司徒封商地,国号殷。说明如下三点,一,契的上级有三个:尧舜禹。二,尧舜受契司徒,不关禹事。三,水政是禹,不是契。
而妇好墓即是舜子商均之夏启墓,史称商契之阏伯台“均台之享”。亚长墓即是与商钧争夺启位被杀的胞弟实沈/伯益之墓(益干启位,启杀之),而鹿邑长子囗墓即司马伯益继承人尧子丹朱/武丁孙子/商汤之墓!
根据《史记》记载,“契至汤八迁,从先王居,汤始居亳”,契死后,由昭明继位,传至十四代,由太乙继位,这就是成汤(后称商汤),故商汤是黄帝第17代孙,契14代孙,同样周武王姬发为周弃16代孙,黄帝第19代孙…如图所示:
那么问题来了,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表》(1996~2000年发表)指出:
商汤灭夏~武王伐纣时间为:公元前1600 ~1046年,共17代30王500多年历史…与史记记载商汤与周武王只差两代时间相比,如果按照一代50年计算(平均值),两代时间大致为100年左右…两者相差近400年时间(14~15代),这可能吗?如图所示:
当然,如果商汤升至商契/伯益/丹朱一辈(黄帝第4~5代孙),或者周武王先祖周弃,下降至商汤一辈(黄帝第14~15代孙),就可以补足400年时间了…但是,商汤的13先王呢?商汤灭夏呢?夏代17王呢?“汤放桀”呢?周代16世先祖呢?史记夏周本纪呢?都没了吗?
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汤13先王客观存在,只是遗址尚无!王国维/陈梦家等大师对甲骨卜辞考证商汤17代30王也是客观存在,只是稍有误差,遗址在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大墓内,但破坏严重。同样,《史记周本纪》对周先王世系,记载得也明明白白,遗址在渭河及关中盆地一一对应,包括太平/周原/西安/斗门/丰镐等地…
所以,目前的核心问题,首先是解决汤13先王遗址问题…为此张光直/唐际根教授在1988年执行“商丘计划(一期)”及今年唐教授执行“商丘计划(二期)”…我则另辟蹊径,开始解读考古出土的图腾铭文工作…
时间回溯到1986年,考古学家张志清,在1998年周口鹿邑“清理太清宫遗址”时,无意间在后宫隐山上发现了一座人称老子墓的“长子口”大墓,对于我们图腾解读者来说,反而不小心揭开了尘封三千年之久的商汤隐秘…
为什么这么说?根据“长子口”墓内的青铜器铭文破译情况分析,应为“长子”“长子口”“戈丁”等铭文,其中出现最多的是“长子口”铭文,在七八件铜器上都有发现,说明“长子口”就是该墓的主人。
据查传世的“长子”铜器较多,早几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曾出土“长子狗”鼎。但在豫东出现尚属首次。考古专家经过分析认为,此次出土的器物时代较早,鹿邑可能是长氏较早活动的地域。
通过铭文对比图腾分析,“长”字为殷墟亚长形象,指“持杖之戴羽酋长”;如图所示:
“子”为商姓,指商氏契族;“口”为鼎形,是金文其及汉字启义!代表二里头王权,故长子口应即长子其,代表“契子继承王鼎”义,而“长子口”墓出土的“青铜三戈”也与河北易水出土的“祖父启”三戈一脉相承,佐证鹿邑“长子其”与易水“祖父启”应是一人或有法脉传承,如图所示:
那么问题来了,长子其和祖父启为什么是商汤呢?
根据《史记》记载,商汤姓子名履,又称武汤、成汤、商汤;甲骨卜辞中称作成(戈)、大乙、天乙;金文和周原甲骨文中称作成唐。他是契的十四代孙,商部族首领主癸之子。
但根据先秦《诗·商颂·殷武》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我们忽然发现商汤在商颂中竟自命为“武丁孙子”,为什么呢?如图所示:
而长子口墓出土了“戈丁”铭文,汉字即“武丁″!殷墟甲骨文卜辞不是武丁卜辞吗?难道三者仅仅是巧合?亦或都是商汤名号之一?
当然,商汤如果是武丁,进而推为长子其(口),为什么又会是丹朱呢?
因为史记记载丹朱是尧子益侄,并不是契14孙关系…否则史记记载的汤13先王就另有说法了!
如上所述,根据《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意思是说舜获得了权力,就把尧囚禁在平阳,还不让他的儿子与他见面,于是取得了帝位。
这个记载虽然黑暗,但是却符合人性逻辑。因为在古代,实力最强者成为部落的大首领要比禅让更加可信。而且《竹书纪年》的内容不是孤本,《荀子。正论》曰:“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韩非子·说疑》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商汤革命、武王伐纣都是毫无疑问的斗争,韩非子却把尧舜禹禅让与之并列了。可见,他也怀疑禅让的真实性。
长子口墓型为“中”,早于殷墟王陵区亚形大墓,与武官村大墓一致!如图所示:
而长子口墓中出土了22件青铜鼎,墓内出土的铜器组合为方鼎9个,圆鼎11个(6个扁足鼎、5个鬲形鼎),方觚4个、方爵4个、圆爵7个、铜簋3个、卣4个、觯4个。从这些组合看,说说明长子口主人地位等级极高,与武官大墓出土的大名鼎鼎的司母戊鼎形制一致…如图所示:
考古专家开始推测这座大墓是老子墓,但殉人规格与老子守藏吏地位严重不符,陪葬品及墓葬形式更非他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而是符合商周之际殷人大墓。
尤其墓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组合具,如酒器较多,有罍[léi]、尊、斝[jiǎ]、爵、觚[gū]、角、卣[yǒu]、觯[zhì]、觥[gōng]等。鼎、尊、爵、觚等器物都与安阳殷墟的同类器物相近。如图所示:
同时,也出土了具有西周早期特征的铜器,如出土两件四耳铜簋,以前曾认为该类器形在西周才出现。出土的80余件玉器中,既有玉戈、玉刀等仪仗用玉,也有璧、环、璜、玦及柄形器、条形玉等礼玉或佩饰,也有雕刻成虎、龙、牛、鹿、鸟等形象的玉器。造形与刻法特征既有商代的也有西周的。从以上特点可以推断其下限不晚于西周初年。
而十字椁室却是所有商墓独有的亚字符号,与殷墟亚长的十字铭文和殷墟王陵区十字墓道完全一致,说明长子口是商契直系!结合中字型多层大墓的形制早于甲形王陵墓,近似武官村(M260)中形墓道,而大名鼎鼎的司母戊鼎就出土于此地!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铭文解读司母戊,即殷/商义(举戈拜启)!如图所示:
而出土于棺椁之中的虎首玉人俑文物是虞舜形象,正是古本竹书纪年所载“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之主人公舜也,甲骨文虞/舜即虎形,如图所示:”
难怪长子口墓椁室出土了舜帝虎首玉人俑,原来是丹朱杀父仇人即舜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只可惜丹朱南下盘龙城,留下长子狗鼎,及九嶷山丹朱陵,并未觅见舜踪…只好随葬虞舜仇俑以入归德城(鹿邑)也!
由于长子其/商汤灭夏,兴起了父子王权传承制,故史称长子制或嫡长子制…民间俗称“长子天下第一”…
但随着时代变迁(周人灭商,殷人四迁),后人渐渐不知鹿邑老君台(其子台)即商汤墓,也不知商汤名号“长子其”,更不知丹朱铭文即上甲微,“微子封宋”即指丹朱称汤王,道德经乃丹朱后人所写…所以渐渐讹长为老,讹其为口丹,故有张家口/周口/长子丹朱/老子丹之称呼…
而河南郸(丹)城有箕子台遗址,鹿邑有太清宫和老聃(丹)台遗址,民间有丹朱造弈传说,周口有布老虎风俗,淮阳有太昊伏羲信仰,河北有战国燕子丹及契丹北蒙祖地,易水燕下群墓遗址等,都是殷商(燕赵)遗风…
当然,史记中也记载丹朱伐舜之事。传说尧娶散宜氏女,生丹朱。丹朱受封于丹水(今河南淅川)。当尧之时,部落之间的战争仍不断,且很激烈。尧时曾对南方的三苗进行讨伐。尧本在北方,但尧的儿子丹朱封于丹水,到了南方的汉水流域去了。所以有尧子丹朱伐三苗到丹水的传说。
一说丹朱是尧之嗣子,尧说他“心既顽嚣,又好争讼”,深知其子丹朱之不肖,所以不用他,而让位于舜。这是后人推崇尧舜禅让说之思想的反映。丹朱是否果真不肖已无可考证。
《山海经》一书记载古代首领有帝号的不多,而丹朱却有了帝号,称作帝丹朱。郑玄说:“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这说明丹朱在汉代人眼里是古代很有德望、声名很显赫的人。
但《竹书纪年》记载:“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不与父相见”。可见尧不传子而让位于舜似并非尧之本意,而是迫于舜的威力。或说是舜排斥了尧子丹朱而篡夺了尧位,说明尧并非不想传子,尧子也不一定不肖。这说明当尧之时,位传子还是传贤,家天下还是公天下,正处于激烈斗争当中。
丹朱是尧帝子。帝尧生十子,丹朱为其嫡长子,出生时全身红彤彤,因取名“朱”,朱自幼聪明,智慧极高,是世界围棋界始祖,并传为史上围棋第一高手,从小极受尧的宠爱。但其个性刚烈,做事坚决有主见,欠和顺和政治智慧,被尧视为”不肖乃翁”。
丹朱开始被封于丹渊(丹水),故称之为丹朱,其封地在河南南阳淅川县的丹水流域,淅川秦时为丹水县, 《尚书·逸篇》记载“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曰丹朱”。
帝尧去世后,舜即位后改封丹朱为“房邑”侯,封地上因有一上古女娲神庙“房”而得名“房邑”。据《路史·国名纪丁》载:帝尧崩,有虞氏帝舜封丹朱于房,为房侯,“以奉其祀,服其服,礼乐加之,谓之虞宾,天子弗臣……”,说明因“禅让”之故,帝舜对丹朱及其家族不敢以臣下视之,对房人优礼有加。
另有传说称,当时正值帝尧的中原华夏酋邦国家发生危机、统治即将瓦解之世,以舜和益为首的东夷与其他氏族部落,正欲篡夺尧的帝位。于是,东夷族的舜便在尧的面前诽谤丹朱,挑拨其父子关系。舜并设法说动帝尧,把丹朱派到离尧较远的南边丹水流域做诸侯。有说是流放,故《竹书》有“后稷放帝朱于丹水”的记载。舜代理尧为执政后,囚禁了尧,为了不让丹朱知道事情真相,阻止丹朱看望尧。
郭濮在注《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说:“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和“舜伐三苗”的记载。丹朱因得力大将巨人部落首领夸父“逐日”误入大泽而死,失去重要助力,而帝舜有后羿部落助阵,丹朱在与帝舜争夺帝位的战争中失败。
其后裔向河南、湖南、河北、山东等地迁移。由于这次大战双方伤亡都很大,后来丹朱被描画成“凶神”或主管灾祸的“邪神”, 甚至有一支后代被称为“狸姓”,遇到灾荒之年朝廷还要请狸姓人出来代为祈祷消灾。
《国语·周语上》:“有神降于莘。”惠王问内史过,内史过以为丹朱之神,请使太宰帅狸姓,奉牺牲粢盛往焉。韦昭注:“狸姓,丹朱之后也。”
帝尧崩后,丹朱才回到华夏部落去奔丧,因舜的“谦让”,丹朱曾称帝(此处指做了部落联盟首领)三年,但大臣们全跑到朝舜而不朝丹朱。
于是,舜曰“天也”,便顺应天意和人民的呼声登上了帝位(此处指部落联盟首领之位)。是为“尧舜禅让”。 故《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古籍称丹朱为“帝丹朱”。因丹朱为三苗首领并且曾称帝三年,故在南方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地位崇高,被湖南、广东等地被奉为衡山皇、丹朱皇。
舜则把丹朱封到房地为诸侯。《竹书纪年》则称“丹诸(朱)辟(避)舜于房”, 言丹朱尊父命而让天下于舜,自己远避于房地也。
丹朱死后,其子陵袭封,并以封地为姓,后世称“尧帝世孙,得邑为姓”。
公元前529年,楚灭房国,迁房国贵族于湖北房县,周时房县称“防渚”,这就是房侯“封支子于房竹(防渚)”、“曰房竹公”的来源。
下面我们重点来辨析一下封唐说中种种不同说法的谬误,也确定一下在那么多以唐命名的地方,何处是最初的唐地。
封唐说首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说,舜晚年推荐禹,他去世后,“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司马迁没说尧和舜封丹朱事,只说丹朱和商均的疆土是禹封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奉祀先祖宗庙。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明确。
一,《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没说丹朱封于何地,那么,禹将丹朱封到什么地方呢?裴骃《集解》引谯周曰:“以唐封尧之子。”这个唐又在何处?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定州唐县,尧后所封。”裴骃和张守节所言都比较谨慎,并没有指定说是丹朱,而是泛说“尧之子”和“尧后”。史传尧有九个或十个儿子,“封唐”的儿子可能是丹朱,也可能是尧的其他儿子。不能说《集解》和《正义》是直接注释《五帝本纪》原文的,就认定注释中的“尧之子”和“尧后”就指丹朱。但后世学者据此就肯定说丹朱封于唐,显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层意思,至少是个模糊的说法。
二,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说的是禹封丹朱以疆土,不是舜,更不是尧。那么,裴、张两人所说的这个唐,即使是丹朱曾经的封地,显然也并不是尧使其子“出就于丹”的始封之地。有必要再强调一遍:司马迁也说“丹朱”,并没有按《尚书》的正规说法称为“朱”,也能说明司马迁认为,禹所封乃是把朱从丹地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再封。
但以上诸说首先让我们进一步增强了前文说到的那个推想:尧处丹朱之地,一定是尧本身兴起的地方——这些古代学者毫无例外地都把尧的出生地和长子丹朱的封地联系在一起(下文还要论及)。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唐在山西太原。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九:“今之并州(原注:为太原府。’),古唐国也。昔帝尧为唐侯所封之国,及夏禹所都之地(注文:按今博陵郡界有尧城,为尧始封之国,当是徙于此也。’)”这里又出现博陵,博陵郡属河北深州,地近定州。
第三种意见是《山西通志》卷五十七的“封唐说”,《通志》的作者所谓“唐”与诸家所言迥异:“(翼城县)唐城,(县)南十五里唐城村,丹朱所封都也。”《通志》的这个意见其实是采用了罗泌《路史》的一条材料。不过罗泌就地面说得更广阔一些,他说:“平阳乃丹朱之封地。”(《路史·余论》)因为翼城就在平阳区域之内。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假如翼城的唐城就是丹朱所封,那么,这个唐城是因为帝尧当年所居那个最初的唐呢,还是因为丹朱被封于此地而命名为唐呢?这也是应该辨别清楚的一个问题。
说到这里,我们就自然地想到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以“唐”命名的地方就像“尧城”一样,在全国多得数不清。
一是平阳地区包括所属的安邑和翼城称为唐。其实,整个平阳地区,古代都概称为“唐”,因此,所谓丹朱封地的说法是极其模糊的。
二是太原晋阳为唐。他认为太原的晋阳是尧从陶迁徙之处,而平阳乃尧的“裔子”或丹朱所封之地。但平阳既然是帝尧所都,怎么可能把首都封给丹朱呢?
前文已说过,古籍多处讲到尧有九子或十子。《吕氏春秋·去似篇》:“尧有子十人,不(以天下)与其子而授舜。”注曰:“孟子曰:尧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为胤子,不在数中。”(详注(16))如果所谓“帝尧裔子”不包括丹朱,那么,翼城所封者就不是丹朱,而是尧的其他诸子中的一个。
但是,在这三种封唐说法中,我以为翼城作为尧的兴旺之地和丹朱的封地之说,还是比较可靠的。
但并非丹朱的始封之地,可能是丹朱曾经在翼城居住过。原因还是我们前面屡次提到的那个问题,即这里没有关于“丹”的任何信息。所以,以上诸种始封丹朱于唐的说法都不能成立。
另据“濮洲志”和民间传说:丹朱系尧的儿子,尧年老禅让帝位时,因丹朱性情刚烈,脾气爆燥、尧帝未能把帝位传给儿子丹朱,而传给了舜,舜在范水一带封赐给丹朱一块疆土,让其治理。丹朱虽然性情刚烈爆燥,但治理田地还有一定的本领,他带领范水一带的部落人们耕耘播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烧陶制器,建偃朱城池(黄河南旧城)使这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
《史记·五帝本纪》:“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竹书纪年·五帝纪》: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
《山海经》的记载截然相反,该书记载古代首领很多,但有帝号的不多,而丹朱却有了帝号,称作“帝丹朱”。这说明丹朱在汉代人眼里是古代很有德望、声名很显赫的人。
《史记》记载“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威服。”可见尧不传子而让位于舜似并非尧之本意,而是迫于舜的威力。
古人讲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不肖,恐怕也非史实。尧所处的时代,家庭形式是“对偶家庭”,每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母亲,难找到父亲,由于受族外婚(即男性不得在族内成婚,必须嫁到外族结婚)的限制,男子无法子承父业,因此丹朱未得传位,决非两子肖与不肖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