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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赤脚医生,原农村赤脚医生有什么待遇

方便面包装袋被叠成皱巴巴的四折,大爷抖着手往外掏药费,眼睛埋进层层叠叠的皱纹里。朱来成把手往算盘上一搭,小指不动声色地回钩,几颗算珠悄无声息地滑向底框。

这是继承自父亲朱秀林的习惯——不收诊费,遇到条件困难的,还会刻意少算药费,甚至自己往里搭点儿。从“赤脚医生”到山村诊所,57年里,父子俩手中的“死账”积了7大本。

北京密云河西村,山碰鼻子,潮河被挤得向西绕了一道弯,又向南流去。夜深了,白鹭傍着河边的松树休憩,山村诊所亮白的灯光翻过窗棂,在门口的大柳树上落下一道道折痕,仿佛霜雪铺成的阶梯。

窝棚、厢房、库房……起初,小小的诊所不断更换地点,直到1993年,才在如今的位置扎下了根。那时的朱秀林正值壮年,特地挑了两棵树干笔挺的柳树种在门口。此后经年,渐浓的树荫,见证了诊所慢慢成为如今的模样——60平方米的空间里,诊室、治疗室、药房井井有条,乡亲们在转身间就能完成一次就医。

北京密云河西村,朱家父子的乡村诊所。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就像一个循环,父子两代村医,都在25岁时从医,背着药箱,奔波在田间地头,接力守护着方圆6公里乡亲们的健康。时光如刀,父亲离去,儿子的儿子也在耳濡目染中,走上了学医之路。

三年前,在一次小小的硬件升级后,诊所多添了四个天窗。看诊间隙,朱来成仰起头,就能看见窗外轻摆的柳枝。拨动着父亲用了大半生的算盘,他觉得心里安宁,“每个大夫都要磨出爱人的耐性。”

视频 |父子两代村医,守护山村57年。 新京报社会新闻部出品

大山间的“赤脚医生”

朱秀林做医生,更像是一场机缘巧合。

1963年,高中毕业的他回到了村里。春耕秋实,拽耙扶犁,年轻的小伙子守着一亩三分地,靠一把子力气养活家人。

彼时,缺医少药在农村地区十分普遍。规模大的公社或许有卫生院,规模小的公社连卫生室都没有,能占个老中医就是运气。在朱秀林的生活里,“医生”二字几乎不会滚上舌尖,他从未想过,仅仅两年后,那会成为他的新身份,并相伴终身。

1965年9月, *** 中央转批原卫生部党组《关于把卫生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亦农亦医的乡村医生,开始在农村地区遍地开花。作为古北口镇为数不多的高中生,时年25岁的朱秀林,成为河西村大队村医的唯一人选。

为了培养这些农村基层医疗力量,镇里请来了北大的专家。朱秀林背着行囊,沿着河套,走40里路才能赶到教学点。第一年,他就住在那里,专心学,不给别人瞧病;后来的三年里,回村的时间多了,学会了什么药就直接用,一天甚至能折腾个来回。

头顶草帽,身背药箱,穿行在田间地头——在此后的整整20年里,他像无数个未曾谋面的同行那样,更多地被村民们亲切称呼为“赤脚医生”。

那时的河西村有10个生产队,其中两个在山沟里,需要定期去巡诊。每周,朱秀林会沿着老乡们砍柴踩出的小道,翻进大山给人瞧病。

河西村背后的卧虎山,是朱秀林巡诊时经常翻越的山之一。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朱大夫!”看见他来了,还在庄稼地里忙活的村民赶忙招呼。没那么多讲究,他们聚在地头边,敞开被汗水和泥土糊得看不出本色的汗衫,等着朱秀林蹲下身,把听诊器贴上胸口。

土道颠簸,朱秀林脚程快,一路暴土狼烟。有时为节省时间抄近道,朱秀林从海拔200多米的村子,直接爬上660米高的卧虎山。山陡地险,走得多了,倒练出几分如履平地的本事——常常地,他早上出门巡诊,傍晚还能背着180斤的柴火赶回家烧饭。

一个人,要顾着河西村3000多口人的生老病死。村里几乎所有人家,都在深夜敲过他的门。

夜里敲门的都是急病。一敲门,全家基本都被惊醒,再急点儿的,还会翻进院子里敲窗户玻璃。大冬天的,朱秀林把棉袄一披,戴个绒帽,背起出诊箱就往病人家里赶。

秉持着那个年代“少花钱,治大病”的原则,朱秀林又当医生又当会计,搭起了“土药房”。

逮着空,他就带着十来个小学徒,背着麻袋上山采草药。知母、远志、防风、茯苓……没有病人的时候,他在诊所里拿铡刀切药材,等晾干了,就蹬着药碾子“呼噜呼噜”地碾药。

药碾子响了一年又一年,父亲躬着身子、双腿一伸一曲的样子,也刻进了儿子朱来成的童年记忆——父亲原本还喜欢下象棋、写书法,后来,都被看病开方子挤占了,只剩下种地一个爱好。父亲成了一个被“拴”住的人。

朱秀林在2004年开出的处方笺,纸张早已泛黄。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在那时的朱来成看来,父亲什么病都能瞧得来。接生婆接不下来孩子,赶紧把他叫过去;面瘫的老人小孩,扎上几针,脸就正常了;有人误喝了农药,他也艺高人胆大,拿起水管就洗胃。

朱来成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一次,父亲在村小门口碰上熟人。那人提溜着几服汤药,说是感冒了得回家养养,顺口问了一句,“您说我是怎么回事儿,现在张嘴都费劲儿了。”

“你哪儿碰着了吗?”父亲严肃起来,顺着对方指向看了看用布裹着的伤口,“快走,你得破伤风了!”

如父亲所料,那人到医院就确诊了破伤风。这病不能见光,他在小黑屋里躺了20多天,才捡回一条命来。

“医学是一门艺术”

走上行医这条路,朱来成说,既有对父亲的崇敬,也有对医学的喜欢。

小时候,他跟着父亲出门,听着一路上村民们“二叔、二叔”地招呼父亲,言语间透着亲热。他常翻父亲的书,又带着那些从彩色图谱上“偷”来的知识,拉着小伙伴上山刨药,半路在古北口长城挖“枪弹子”,装一小包回村找收购组,能卖个三五毛钱。

初中毕业后,朱来成去工地上做了瓦匠。简易的大板房里住着二三十人,工友们吵闹着武侠小说里的情节,他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医书。工友们笑他是“书呆子”,他也不在意,打个哈哈过去。

翻看到纸页绵软起翘的那两本,是“赤脚医生”们当时最先进的指导书,1982年出的。朱秀林读完之后,见儿子有兴趣,就送给他“打基础”。由人体解剖开始,内科、儿科、妇科、外科都涉及,里面的要点“几乎拿过来就能用”。

被朱秀林和朱来成翻烂的那本于1982年出版的《中国赤脚医生教材》。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在外闯荡几年,朱来成从瓦匠工做到了工长,但打工挣到的钱,都买了各种医书。工作和兴趣就像两条平行线,怎么也揉不成一股。

如今回头再看,其实漫长的人生道路里,紧要处往往就是那几步。1990年,对医学有底子也有兴趣的朱来成,选择回乡,走上从医之路。那一年他25岁,恰好也是父亲当年转做村医的年纪。

父子两代人的轨迹,隔着时空微妙地“并轨”,但此时的大环境,早已改天换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历经了近40年的发展,更加规范、有体系的“新农合”进入了探索阶段。半路出家的朱来成考上卫校,拿下村医证和医师资格证,成为一名“正经八百”的中西医结合医生。

证书只是薄薄一张纸,长年累月的经验才是医生最宝贵的财富。

朱秀林会用最形象的比喻让儿子记住关键:湿啰音就像小吸管吹水,这是典型的肺炎;大吸管吹水的声音,更有可能是肺气肿、气管炎;在耳边捻头发的“沙沙”声,是胸膜摩擦音,有可能是胸腔出现了积液……

在初出茅庐的朱来成看来,父亲就像古书里的医者一样,温文尔雅,轻声细语。跟在父亲身边学,他会感觉心沉静了下来。

一次,朱秀林让朱来成去给一位村民的母亲瞧病。老太太因为脑梗死一直卧病在床,身上长了褥疮。朱来成拿着手术刀,把褥疮“从骨头缝里剔出来”。

做完手术,朱来成在老太太旁边支了个床,每隔半小时给她翻个身,根据治疗方案按时打针,就这样住了一周。新的组织替换掉坏死的细胞,伤口愈合成疤,老太太的病情有了明显的起色。

这是配合的。不配合的也大有人在。

有的老人怕住院、怕花钱、怕耽误孩子,哪怕120都叫来了也不愿意上车。一次,半身不遂的老人因为失语,只会大声地叫嚷着音节。朱来成跟老人“打了五个来回的太极”,软言安慰,还保证“没事咱再回来,我去你家给你输液,不用你跑”,终于把老人哄上了车。

“医学是一门艺术。”朱来成说,是父亲慢慢地教会了他这个道理——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作为医生,要琢磨透怎么用语言缓解他们精神上的紧张,再治愈肉体上的疼痛。一整套流程走下来,把事情解释清楚,人也就不焦虑了。“看病是艺术,人生也是艺术,这就是医者医人。”

“主场交接”

父子俩配合瞧病多年,默契浸润着每一次出诊。渐渐地,一个老去,一个接棒,不知不觉间,完成了这个乡村诊所的“主场交接”。

2022年8月,朱来成在诊所给村里老人把脉、量血压。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一辆上了年头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就是“见证者”之一。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村里给朱秀林配了这辆自行车,外出取药,就此变得省事儿多了。那时,他常在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出门,顺利的话,回来还能赶上中午饭。

心疼父亲折腾,朱来成当上村医后,又接下了取药的活。车后座上捆着两箱药,三九天的雪下藏着冰,他一不留神摔得四仰八叉。还有一次出门看诊,拐弯时碰上个逆行的,他手上的皮被扯下一大块。回诊所上好碘伏,他拎着药箱又出发了。

其实,就连这个诊所,也是一点点成型,又一点点变成现在的模样的。

年轻时,朱秀林在村子小山坡附近的窝棚,点着煤油灯看病;后来搬到低矮如兔窝儿的厢房,猫着腰下大坡才能进去。此后数年,铁道兵撤退后的医院、生产队装粮食的库房,诊所都曾短暂地落过脚。直到1993年老支书张玉山上任,诊所才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父子俩守护着山村,也收获着村民们微小却淳朴的谢意。时不时地,大半夜院子里“吧叽”一声,那就是有村民把抓来的鱼顺着墙沿撇了进来。不管是地里新滋出来的荠菜,还是应季的杏子、树莓,老乡摘一大兜子放朱家门口,也不说是谁送的。

村里以前有个手巧的铁匠,得知诊所进过贼,主动帮他们打了把精细的锁,怎么撬都撬不开。下雨天,隔壁房檐的泥点子“吧嗒吧嗒”打在诊所矮平房的窗户上,80岁的铁匠看着了,也没吱声,转天扛着家伙什儿过来,指挥后生爬上房顶搭个檐子挡住了水。

三年前,朱来成把老诊所重新装修了一遍:房间拓宽到60平方米,还设计了四个天窗。坐在诊室,仰起头,他就能看见父亲年轻时种下的柳树。那柳树又直又挺,光影透过天窗洒在白净的诊室里。

父亲已经离开16年了,去世的前一年,还在给人家开方子、抓药。

那时的朱来成还常常劝父亲,儿女都已成家立业,诊所的事自己也扛起来了,让他多休息、多跟孙女出去玩玩。可是朱秀林不干。等到最后住了院,医生给了朱来成一个数字:最多三天。朱来成伤心得直哭,兄弟姐妹四个里,他是和父亲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

朱来成存在手机里的,他翻拍的父亲朱秀林生前的照片。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别着急。”做了一辈子医生,朱秀林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他安慰着同样心知肚明的儿子。因为病重,他的血管又细又脆,护士拿着针头试了几次都没成功,朱来成跟护士长申请由自己给父亲扎针。

2006年,朱秀林去世。走之前,朱来成抱着他坐了一宿。一辈子,66年,父亲做了40年的村医。

等到老支书张玉山回到村子,那个曾经带着他们上山找草药的老师傅,已经不在了。“净给人家瞧病了,咋没把自个儿的病瞧好。”他嘴里说着嗔怪的话,眼圈却红了。

朱来成心里,有一个再也没法填上的遗憾——他们一家人,始终没来得及去拍一张全家福。

但父亲似乎又并没有走远。那个他用了大半辈子的算盘,朱来成至今仍在使用;跟朱来成年纪一般大的药柜,仍然在诊所里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有些欠下“死账”的病人早已去世,但朱来成依然保留着那几张泛黄的处方笺,因为上面有父亲的笔迹。

“每个大夫都要磨出爱人的耐性”

时间淹没在生命的轮轴里,没有停顿地开启了另一个循环。在老乡口里,朱来成越来越像他父亲,眉眼、神态,甚至声音都像。

山中岁月静。村里路灯关得早,水泥路面拉出一条模糊的淡色影子,只有他的诊所和隔壁的小卖店挑着灯。病人少时,他在诊所学习。每年 *** 都会为村医录制课程,他把手机举到耳旁,另一只手在小本子上记着知识点。

2022年8月9日晚,朱来成在药房里听课记笔记。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像父亲当年一样,出门问诊从不分清早半夜。晴天时月光亮,他摸着黑就能找到病人家门。村里哪家有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朱来成心里门儿清。

日常来往的老乡们,还有一半是外村人,其中不少是从河北进京来找他输液的。赵立国的家离河西村有30里地。从他母亲到他孩子,一有不舒服就进京来找朱家看病,从朱秀林,到朱来成。

瞅瞅孩子的舌苔,听听肺音,再让孩子背过身去敲敲肋间隙,朱来成基本就知道,又是一个小感冒,“吃点儿药,不要紧的。”自家村子里一直有医生,赵立国也心知肚明,明明挂的药都一样,“过来就是图个心里踏实。”

这么多年,朱来成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合肥,那也是他迄今唯一一次坐飞机。当天早晨,把上大学的女儿送到合肥,夜里就坐一宿车回了北京。女儿想留父亲多住一天,但他的手机响个不停。父亲以“肉眼可见的焦虑”快步走着。

照片里缺席的人,从朱秀林变成了朱来成。女儿朱媛媛结婚去巴厘岛度假,提前一个月让母亲给父亲做思想工作。临了还是没错开时间,朱来成一个人留在了村子里。后来,朱媛媛强制拉他出去玩,事先订好酒店、买好车票,“不去不行”,这才偶尔能把他拉去北京周边的城市转转。

诊所的事,朱来成处处安排得妥当,唯独没给自己安排休息日。有一回过年,赶上寸劲儿,病人特别多。从大年三十到初一,东家孩子撒尿,一拽胳膊,脱臼了;西家的老父亲得了疝气,蜷着腿,吸气推了半个多小时;还有冠心病犯上来的,一分钟心跳才38次,他赶紧跑去打了针抢救。忙活完回到家,看看表已是早上快六点。

他还延续着父亲不收诊费的习惯,甚至还往里搭点儿。有老乡拿着方便面包装袋来找朱来成,皱皱巴巴叠成四折,最里面放着药费,手抖着往外掏。

2022年8月13日,一位村民从方便面包装袋里掏钱支付此前未付的药费。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手往算盘上一搭,朱来成会刻意给他们少算些药钱。遇上急病,他会折腾回家拿上千儿八百块钱,给老乡带去看病。

这些年,父子俩积攒下来的“死账”有7本,摞起来10厘米厚。朱来成没算过,“估摸着里面有一万多元。”至于折算成现在的购买力又能有多少钱,他更是想都没想过。

这也是他从父亲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每个大夫都要磨出爱人的耐性。”

是村医,也是农民

继承自父亲的对医学的痴迷,如今又“种”在了朱来成的儿子朱岩身上。

朱来成(中)与爱人和儿子。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朱来成还记得,朱岩上小学时,一放学就背着书包跑到诊所里坐着。那时候,外面做工的人,被钉子划个口子,送去医院之前要先清创消毒。他蹲在那儿给人家上药,不大点儿的朱岩就站在旁边抻着脖子看。

看病的村民见状觉得新鲜,这么小的娃娃不怕伤口和血,常常打趣他,“你以后怕是要接你爸爸的班。”

年幼的朱岩仰慕着父亲的本领和境界,就像父亲曾经仰慕爷爷那样。这门艰深复杂的学科,像纽带一样,将祖孙三人联结在了一起。朱岩得到的第一本医书就是从爷爷那传下来的,上面生僻字和繁体字让他充满困惑,可是他就是忍不住地喜欢琢磨这些。

后来真的学了医,第一次做小白鼠解剖实验,朱岩让同学录了一段自己取肝脏组织的视频,给父亲发过去。他也收到了父亲难得的夸奖:手一点儿都不抖,有当外科大夫的天赋。

互相分享治疗心得时,父子俩也会吵架。明明俩人说的药物都有效,就是非得争个半天。朱来成看似绷着一张脸,其实心里更多的是欣慰——儿子努力的样子,像极了当年和父亲犟嘴的自己。

今年已经是朱岩学医的第四个年头。实习时第一次给尘肺病人查体,做胸部叩诊,听肋间隙的声音。60多岁的大爷身体虚弱,说话有气无力,朱岩看了更是紧张得浑身冒汗。

大爷却一直在鼓励他。诊疗结束,朱岩特意向大爷道了声谢谢。老人家眯着眼睛笑了,“你别紧张,你这才刚刚开始,以后你肯定会成为好大夫。”

这份安慰与夸奖,让他更加理解了父亲与爷爷的坚持。或许就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细小的陪伴,使得年轻的医师们,选择在这条学无止境的道路上不断走下去。

守着山村诊所,朱来成的日子仍是琐碎又忙碌。不断有医院给他发去邀请,有的甚至数次找他聊过要不要入职。但他总说,在乡下过惯了,地不能荒废,这是做农民的本分。

早晨打理菜园,是朱来成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佛手瓜、山葡萄、扁豆角、细粉莲、秋葵、花菜、白菜……家里的菜园子种得满满当当,光是辣椒就有三种。往哪个犄角旮旯撒上一把种子,按照节气悉心照料,最后总能收获果实。

2022年8月12日,朱来成在家里自留地锄地、揪野菜。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但外孙女稳稳一来,菜地就“遭了殃”。小丫头拿个锄头比画,常常把萝卜白菜连根刨了出来。朱来成也不计较,笑呵呵地让她“欺负”。

稳稳四岁多了,每次去村里都要缠着姥爷爬山,她也走不了多远的路,就猴在姥爷怀里、背上听讲:这个是酸枣,那个是欧李;岩上跳的是松鼠,蹿出来的是山鸡;柴胡开着伞状的小黄花,穿地龙绕着树爬……等回了家,还能给妈妈朱媛媛讲出一两种药材能治什么病。

从女儿身上,朱媛媛感受到父亲心底对土地的眷恋。这几年,她越来越习惯“顺着父母的心意来”,看见稀奇的菜籽就买了给他们邮过去,“什么样的种子到了他们手里,都能种出来。”

土地公平地对待着认真劳作的朱来成,就像对待他父亲那样。早上7点,朱来成整理好菜地,刚摘下的黄瓜顶花带刺,他拎了一桶回家。冲个凉,新的一天开始了。

朱来成骑上小电瓶车,跟随拂过云影的风,向着柳枝轻摆下的诊所驶去。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实习生 崔健

编辑 李彬彬 校对 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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